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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弋磯山醫院放射科主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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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錫龍
紅軍高級將領
徠張錫龍(1906-1933),又名張希銘,四川省宜賓市慶符縣(今高縣)瓜蘆鄉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從武漢去南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時任排長。1930年中央軍委派張錫龍去蘇聯深造,先入蘇聯高級步兵射擊學校,繼又轉到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張錫龍回國后被分配到南方局軍委工作。同年底調中央蘇區。
1933年,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在團村戰鬥中,張錫龍不幸中彈犧牲,時年27歲。
張錫龍(1906-1933),又名張希銘,四川省宜賓市慶符縣(今高縣)瓜蘆鄉人。紅軍高級指揮員。宜賓敘聯中學、重慶中法大學、武漢黃埔軍校留下了他的革命鬥爭史跡,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后被我黨送到蘇聯學習。曾任紅十三軍參謀長,紅七軍軍長,紅三軍團第四師師長等職。他的豐功偉績將永留青史。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張錫龍從小參加勞動。九歲開始讀書,后入慶符縣中城鎮高等小學堂就讀。1925年春考入宜賓敘聯中,參加反帝愛國運動,被學校當局開除,返家務農。
1926年春,張錫龍考入重慶中法大學,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年冬,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在川招生,張錫龍報考被錄取。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軍校解體。張錫龍賡即離武漢去南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時任排長。后隨軍打到汕頭,起義隊伍受挫。
中央軍委派張錫龍去蘇聯深造,先入蘇聯高級步兵射擊學校,繼又轉到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1930年夏,爆發中東鐵路戰爭,蘇聯紅軍戰勝中國東北軍,生俘8000多人。張錫龍、陳林等被派去教化這批俘虜,經過教育,將俘虜全部遣返回國。
同年9月,張錫龍回國,被分配到南方局軍委工作。同年底調中央蘇區。次年在蘇區紅軍學校第三期學兵團作訓育主任。1932年3月,調任紅五軍團第十三軍參謀長。同年底調任紅七軍軍長。次年6月,中央軍委對紅一方面軍部隊進行整編,軍團直轄師,張錫龍改任紅三軍團第四師師長,彭雪楓、黃克誠先後任師政治委員。
1933年7月,中央軍委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以紅三軍團指揮部和紅四師、紅五師、紅十九師組成東方軍,在紅三軍團軍團長(東方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滕代遠的率領下,向福建方向進軍。第一仗是消滅寧化縣泉上、土堡之敵。張錫龍帶領紅四師奉命在泉上三十餘里的延祥設伏。7月9日,敵旅長張興隆率第三0九團增援泉上,進入紅四師的伏擊圈,張錫龍率領紅軍全殲了這個團。又乘勝進擊,全殲泉上敵軍。延祥和泉上兩戰斃敵四百餘人,俘敵一千二百餘人,繳獲步槍一千多支及迫擊炮、機關槍等武器。
1993年7月28日,紅四師、紅十九師分別包圍朋口、營溪,守敵四六七團丁榮光部和所屬黃康營部全部被殲。敵軍區壽年師尚存的四個團和師直屬部隊剛撤至連城縣的姑田鎮時,張錫龍率領紅四師與兄弟部隊火速追上,區師大亂。紅軍續追到小陶,再殲區師一個團。這一仗,張率紅四師與兄弟部隊共消滅敵區壽年部七十八師一個旅三個團,生俘官兵二千餘人,其中旅長一人,團長二人,繳獲各種槍支二千餘支,軍糧一千五百石。收復連城、新泉蘇區,開闢了泉上、清流、歸化數百里的新蘇區。
1933年8月16日,東方軍奉命北上。9月3日,張錫龍率紅四師第十團從閩江上游渡江,紅五師第十三團一部就地渡江,迅速強佔對岸山頭,以猛烈的火力夾攻敵人,消滅一個營。敵余部竄逃,張率紅四師尾追到福州北四十里之水口,又擊潰其兩個營,共繳獲重機槍三挺,步槍百餘支,汽車二輛,汽艇八艘,子彈四輪船,食鹽七萬斤。
10月,蔣介石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5日,東方軍從福建撤出,回師黎川。6日於黎川縣城東北二十公里的洵口與敵吳奇偉師遭遇。7日彭德懷發出《東方軍攻擊洵口之命令》,紅四師、紅二十師為右翼縱隊,由紅四師師長張錫龍、政治委員彭雪楓指揮,由北向南進攻,並阻擊硝石、資福增援之敵。經過激戰,洵口之敵一部被擊斃,一部被俘,殘存之敵急向黎川逃竄,又被紅軍左翼部隊堵死,至下午一時,紅軍全殲了敵十八旅的三十一、三十四兩個團,活捉敵旅長葛鐘山。
紅四師在張錫龍率領下接著又參加硝石戰鬥、資溪橋戰鬥、滸灣戰鬥。
12月中旬,國民黨集中六個師於黎川縣城,其中三個師十五個團共約三萬餘人在黎川縣南約十五里的團村與紅軍四個師約一萬二千餘人激戰。紅軍將士將敵擊潰,斃敵千餘,生俘三百多,敵敗龜縮黎川縣城。在團村戰鬥中,張錫龍不幸中彈犧牲,時年二十七歲。
香爐山因狀似香爐而得名。此山高聳,山頂常隱於彩雲煙霧間,山中岩石峻峭,古廟遺跡尚存。往昔,這裡是川南佛教聖地,來此山朝佛者絡繹不絕,這裡滿山蒼松翠柏,珍禽異獸棲息奔跑其間。若攀上峰頂,風光神怡:南有園秀如貫珠,被譽為七寶連珠的七寶寺在霧中翻滾,西南有硃砂似的紅岩山和白玉似的白岩山在天際奔騰,西山腳鑲嵌了慶符八景之一的白馬池,東北角還時隱時現著被群山環抱的蜀南明珠七仙湖,香爐山以她獨特的自然風姿吸引著眾多遊客。若到香爐山,只要出高縣城,沿古時巴蜀通滇要道,過被清人林肇元嘆其“層山塞其前,湍流繞其右;西蜀天下險,此險復何有”的敘南石門關,便可聞到飄自香爐山沁人心脾的清香了。
山毓水秀冶情操,河山壯麗育英才。紅軍高級將領張錫龍將軍就出生在這風景如畫的香爐山下。
張錫龍又名張希銘,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生,兄妹四人。父張朝用,母胡通祥,務農為業,靠種三石薄地難以生存,又附加編織竹器。張錫龍自小職穎,被親友視為張家出人頭地的希望。那時山裡人常說:過於聰明的娃娃長不大。父親愛子心切,不惜花錢米把錫龍送到香爐山廟子拜寄給玉皇菩薩,廟裡和尚給錫龍取名皇樹全,於是家鄉父老又叫他皇二娃。
因家境貧苦,錫龍九歲才上學。他先後到張正國、張四安、許工虎等老師處讀私學,後轉到慶符鎮高等小學。張錫龍深知父母送他讀書的艱難,因此,讀書特別用功,成績很好,家鄉父老都以錫龍作為教育孩子的楷模。慶符高小畢業后,因家裡無錢送他繼續上學,張錫龍只好回家務農。張錫龍為失學痛苦不已,成天悶悶不樂,父親不知他何故如此,有天在大門口問他:“皇二娃,啥事惹得你整天愁眉苦臉?”
張錫龍嘆氣說:“唉,為了惜錢不讀書嘛。”老人家不懂啥叫“惜錢不讀書”去問當地有點文墨的張炳成,張炳成左右推敲,牽強附會地解釋說:大約講因為家裡無錢,他不能讀書,感到錢太珍惜了吧。
老人聽了張炳成的解釋,心疼不已,接連不斷地說:“就是賣地方我也要送皇二娃去讀書,就是賣地方……”為了送兒子讀書,張朝用果然將維持全家生計的三石租地賣給了香爐山和尚。附近的人們無不為張朝用此舉而驚愕。
張錫龍讀書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一九二五年春,他考入宜賓敘聯中學。這年五月,上海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消息傳來,激起廣大群眾的憤慨,宜賓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張錫龍在趙一曼、鄭佑之等同志進步思想影響下,懷著滿腔義憤投入了這場愛國運動。他積極參加敘聯中學學生會主持的各種革命活動,在《毛筆周刊》組織開展的宣傳中大聲疾呼抵制“仇貨”,參加共青團宜賓特支領導的反仇油鬥爭,投入痛打英輪“老蜀通”號的愛國行動。在鬥爭中,張錫龍慷慨激昂,奮勇當先,因而為反動當局不容,學校以“參加鬧事”為由將其開除。
張錫龍被學校開除后又回家務農。香爐山依然如故,歷代在這裡居住的窮苦百姓仍然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在宜賓敘聯中學受到革命思想影響的張錫龍,面對父母的勞累,家庭的貧困,痛感做兒子的未盡到責任;縱觀整個社會黑暗,億萬人民在苦難中掙扎,又深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勞動時神不守舍,沉思著做人怎樣才能做到“盡忠盡孝”。
張錫龍被學校無理開除,成了當地土豪劣紳、地痞惡霸譏笑、攻擊的話柄。有一天,張朝用到附近黃沙潮趕場,偶然碰到近鄰的惡霸張××,平時,這人橫行鄉里,地主豪紳為了收買他做鷹犬,選他兒子當國民黨保民代表。此時見了張朝用,當眾大聲嘲笑說:“朝用,你不是又借錢又賣地方盤娃兒讀書嗎?怎麼到頭來屁都沒有放一個呢?看我的娃兒,沒有讀啥子書,我也沒有花啥子錢,還當了官,哈哈哈……”
惡棍口沫橫飛,洋洋得意,地痞也迎合著打哈哈,善良的人們卻向朝用投以同情的目光。耿直的張朝用被激怒了,但是,在那黑暗的社會裡,窮人敢怒不敢言,他忍氣吞聲地回到家裡,把滿肚子氣發泄到兒子身上。父親的心情做兒子怎不理解?地主惡霸的欺壓,使張錫龍進一步認識到:不打倒反動的黑暗統治,窮苦百姓是翻不了身的。他決心投奔革命。
一天,錫龍對弟弟張立群說:“幺哥(即弟弟),盡得忠來難盡孝,哥哥要出遠門找飯吃,找到了飯吃才回來,找不到飯吃就不回來了,你在家裡要好好孝敬父母。”臨走時家裡窮得找不到一口飯吃,母親急得到處翻,找了半天,摸到兩個梨遞給兒子,母親的眼淚唰唰直往下滴,哽咽得連囑咐兒子的話也說不出來一句。張錫龍就這樣飢腸轆轆、衣袋空空地出了家門。兒子腰無半文,父親無論如何也放心不下,狠心將家裡多年積存的二十一個壓底銅元取出來,交給女兒張錫珍去追張錫龍,張錫珍在香爐山新廟子追上了他。張錫龍將二十一個銅元放在手裡掂了又掂,他深知每個銅元都凝聚著全家的血汗,每個銅元都在述說全家的貧苦,他望著面黃肌瘦,穿著破爛衣褲,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妹妹,難過地揀了三個銅元放的妹妹手心裡,要妹妹拿去買針縫補衣服。張錫龍就這樣拿著兩個梨,帶著十八個銅元,告別了親友,離開了生他、育他的香爐山。
一九二六年春,張錫龍奔赴山城重慶,進入重慶中法大學學習。重慶中法大學是我黨開辦的一所培養幹部的學校,校長是吳玉章,教師有楊道庸、賴正聲、漆南薰、冉鈞等,他們有的是進步教師,有的是共產黨員,學生大多數來源於各地因鬧學潮為當局不容的進步青年。張錫龍在這裡,不僅學到了豐富的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懂得了革命道理。
中法大學經常組織學生講演隊到街頭、工廠和附近農村宣講革命思想,宣傳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帝國主義炮擊萬縣城,打死打傷我同胞近千人。張錫龍積極參加罷課和“雪恥會”發起的五萬餘群眾舉行的水陸兩路大遊行。在面對面的激烈的對敵鬥爭中,張錫龍的表現深得同志們的稱讚和黨組織的信任,經組織考察后,張錫龍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九二六年冬,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到四川招生,當《新蜀報》公布了錄取名單后,被錄取的張錫龍、趙一曼、羅瑞卿等興高采烈,互相祝賀。一九二七年初,張錫龍同趙一曼、羅瑞卿、徐彥剛、游曦、陳德芸等登上“其春”號客輪,離別四川沿江東下,前往武昌參加複試。不久,船過萬縣在雲陽靠岸,一行男友同學相約遊覽著名的張飛廟。在廟中,張錫龍等熱血青年聚集在相傳為岳飛手筆的石刻《出師表》前吟誦了這篇名垂千古的文章。為了億萬窮苦百姓的解放,為了中華民族的興旺,他們決心發揚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
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最高領導機構是常務委員會,當時實際主持軍校工作的是惲代英。一九二七年五月,中央派陳毅任軍校黨委書記,軍校成了我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張錫龍在軍校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革命鬥爭。一九二七年一月,張錫龍同軍校同學參加了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第二次北伐時,夏斗寅乘武漢空虛叛變革命偷襲武漢,張錫龍加入了擊潰夏斗寅叛軍的戰鬥行列,當汪精衛集團公開叛變革命的前夕,張錫龍又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憤怒聲討其反共陰謀活動。在軍校嚴格的軍、政訓練和實際鬥爭中,張錫龍不僅提高了覺悟,堅定了革命信念,而且學到了寶貴的軍事知識和對敵鬥爭經驗。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衛與蔣介石搞“寧漢合流”,公開叛變革命,張錫龍即離開武漢赴南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起義時任排長。
南昌起義失敗后,張錫龍同周國千、唐澤英、陳中、鍾湘、劉漢升等人輾轉到香港,與陳林等人於一九二七年十月末搭船去上海。中央軍委認為這些人都是起義下來的同志,安排他們去蘇聯學習。當時的上海,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勾結,白色恐怖充斥瀰漫,白天到處搜查,只有半夜十六鋪一帶才沒有崗哨。十二點以後,張錫龍同陳林等人渡河到浦東去尋找蘇聯船,恰好遇到吳玉章、劉伯承,他們三十多人在楊樹浦江心上了船,於十二月底抵達莫斯科。
中央軍校和第三國際認為:劉伯承、張錫龍、陳林等人絕大多數是從部隊中來的,而且多數是南昌起義的軍官,為了把這批人培養成有足夠軍事知識的指揮員,為中國革命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因而決定送他們到軍事學校學習。先到高級步兵射擊學校,學習一年後,因為劉伯承同志是南昌起義的參謀長,分配到伏龍芝陸軍大學學習,張錫龍、陳林等被分到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張錫龍在班裡雖然年齡最小,卻是學兵連的骨幹。由於他學習勤奮,深鑽各科知識,所以成績優良。有次戰術演習時,戰術教官當眾誇他野戰中的戰術動作熟練。張錫龍在射擊方面尤有特長,對輕、重機槍的直接或間接瞄準均能操縱自如,打中目標。在政治方面亦不落人後,深得教官的重視和同志們的稱讚。
一九三〇年夏,張錫龍、陳中等接到命令,到遠東去做俘虜工作。因為這年上半年,蔣介石政府單方面撕毀中俄合辦鐵路協定,爆發了中東鐵路戰爭,蘇聯紅軍戰勝東北軍,共俘八千多人。張錫龍等同志到遠東,針對這些士兵大部分是勞動人民出身,耐心地給他們講革命道理,講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提高了俘虜兵的認識,當這些俘虜兵被送回國時,一再感謝對他們的教育和照顧。
一九三〇年秋,第三國際來電說:“中國革命需要人才,可即送返中國。”張錫龍等三十餘人接電要求立即返回祖國,為避免敵人注意,他們以三人為一組。打扮成工人或商人,分別從綏芬河、滿洲里到哈爾濱,一九三〇年九月達上海,隨後張錫龍到武漢黨的軍委機關工作,同年底被派到中央蘇區工作。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瑞金紅軍學校辦到第三期時,張錫龍任學兵團訓練主任。他工作積極負責,辦事很有條理,搞軍事訓練本事較高。伍修權回憶時說:“他(張錫龍)在步校第三期步兵團時,張經武任團長,何長工任政委,張錫龍任訓練主任,我任政治主任,大家生活在一起,關係密切。當時我感到他工作很有秩序,效率高,我自愧不如。”張錫龍同志待人和氣,接近群眾,同志們都喜歡接近他,張震同志講:“他由上海帶有小口徑步槍,我也常去與他一起打著玩。他工作積極,訓練部隊有辦法。”這期間,張錫龍努力工作,緊密團結同志,為紅軍培訓出大批優秀軍事幹部。
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紅軍各軍團所屬軍的序列作了調整,張錫龍繼劉耀曾後任紅五軍團第十三軍參謀長。十三軍是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因不滿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江西寧都起義組建的,張錫龍到該軍任參謀長,加強了我黨對這支起義部隊的領導,增強了該軍的戰鬥力;一九三二年底,張錫龍繼龔楚後任第三軍團第七軍軍長。紅七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與兄弟部隊並肩作戰,為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圍剿作出了重大貢獻;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對紅一方面軍又一次進行整編,所屬軍的番號全部撤銷,軍團直轄師,張錫龍任紅軍三軍團第四師師長,彭雪楓(后黃克誠)任政治委員,張翼(后叛變)任參謀長,李井泉任政治部主任。
大整編后,中央軍委根據中共臨時中央的作戰方針和作戰計劃,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紅三軍團(缺第六師)組成東方軍,由彭德懷兼東方軍司令員,滕代遠兼東方軍政治委員到福建作戰。東方軍雖然是“左”傾冒險主義提出的所謂“兩個拳頭打人”,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取勝,以實現所謂革命在江西省首先勝利的產物,但是,東方軍在紅一方面軍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政委的正確領導下,在彭德懷、滕代遠的正確指揮下,張錫龍率紅四師與兄弟部隊緊密配合,協同作戰,英勇頑強,艱苦奮鬥,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仍然打了許多勝仗,殲滅了大量敵人,擴大了政治影響,擴充了紅軍,籌集了大量物資,大大擴充了蘇區的地盤,在我軍戰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
延祥伏擊、攻克泉上。一九三三年七月初,東方軍向福建進軍,第一仗便是消滅寧化縣泉上之敵。泉上位於寧化縣東北,與寧化、清流、歸化(今明溪)、建寧數縣毗鄰,是寧化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泉上土堡牆高約二丈五尺,厚也二丈多,相當堅固。土堡里儲有大批糧食、食鹽等物資,是周圍數縣逃亡地主負隅頑抗的反動堡壘。這裡不但駐有國民黨軍閥盧興邦部第三〇七團,而且還有寧化、清流,長汀等縣的殘餘地主武裝數百人,既威脅著附近蘇區的安全,又阻礙著東方軍向東運動,擴大蘇區的計劃。所以,東方軍決定首先消滅泉上之敵,撥除這顆釘子。
七月四日,彭、滕經朱德、周恩來同意,根據“圍點打援”戰術,除令紅五師包圍泉水,努力進行坑道作業準備爆破外,即令張錫龍率紅四師泉上三十餘里的延祥設伏,準備殲滅援敵。
延祥小道兩旁高山峻岭,一條狹長的窪地被夾在兩山之間,這裡正是打伏擊的理想之地。七月九日,盧興邦部三〇九團在敵旅長引興隆的槍口脅迫下,鬼鬼祟祟的向泉上竄來,敵人剛進入伏擊圈,張錫龍立即發出攻擊的命令。
“叭!”張錫龍的指揮槍打破了沉靜的山嶺。頓時,爆炒豆似的槍聲響成一片,飛嘯的子彈從兩側山上射向驚慌失措的敵群,敵人被打得抱頭鼠竄,東躲西藏,戰士們在一片喊殺聲中以猛虎下山之勢沖入敵群。只一小時激戰,就乾淨利索地全殲了敵人這個團。接著,張錫龍率紅四師乘勝追擊,進佔了清流東北的嵩溪,紅三十四師進佔了清流西南的霧閣地區,從而切斷了清流與泉水敵軍的聯繫,進一步孤立了泉上敵人。同時,紅五師第十三團也乘勝東進,殲滅了歸化守敵一個營,解放了歸化。
延祥伏擊戰的勝利,為攻克泉上創造了有利條件。七月十四日,盤踞清流的盧興邦主力三個團懾於我軍威力,棄城向永安撤退,張錫龍率所屬第十團、十一團和獨立七師則乘勝佔領了清流城。七月十九日拂曉,圍攻泉上的紅五師第十五團完成坑道作業,把土硝裝在棺材內,推進坑道炸開了土堡圍牆,在兄弟部隊配合下,一舉全殲守敵一個團。至此,延祥和泉上兩戰共斃敵四百餘人,俘敵一千二百餘人,繳獲步槍一千多支,迫擊炮、機關槍、駁殼槍眾多。
首戰告捷,軍威大振,張錫龍率紅四師得勝之軍在彭德懷、滕代遠直接指揮下,又參與圍攻朋口戰鬥。這次戰鬥不僅使國民黨號稱第一流的軍隊十九路軍區壽年師慘敗,而且還使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參加反共內戰以來受到最大一次打擊。東方軍不費一槍一彈收復了一度被敵軍佔領的連城、新泉等蘇區,並乘勝追擊,開闢了泉上、清流、歸化等縱橫數百里的新蘇區,完成了第一階段在閩西的作戰任務。八月中旬,東方軍又揮師北上、佯攻順昌、延平,消滅增援之敵,進入第二階段的作戰。
一九三三年九月,蔣介石繼第四次“圍剿”失敗后,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又調集五十餘萬人的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起第五次“圍剿”。九月二十八日,北路軍周渾元率三個師由江西省南城向黎川進攻。黎川,地處中央根據地東北,有根據地國門之稱,又是閩贛省省會所在地,國民黨軍以此為進攻重點在所必然。當時黎川城內只有省軍區司令部一支七十多人的教導隊和部分游擊隊,敵我兵力懸殊太大,為免遭敵軍包圍肖勁光主動撤出了縣城,國民黨軍遂進佔黎川城。
為了保黎川這個“國門”,東方軍奉命撤出福建,火速回師黎川抗擊敵軍。回師途中在洵口不期與國民黨軍遭遇。
洵口位於黎川縣城東北二十公里,是閩贛兩省交通要道之一。十月六日,這天太陽被灰白色的濃霧遮蓋了,東方軍在濃霧中穿行,戰士們一路笑談入閩作戰的勝利,熱烈討論著當前消滅周渾元的戰鬥任務。中午,前哨部隊進至洵口東的飛鳶,突然聽到一陣激烈槍聲,原來是國民黨軍向飛鳶紅七軍團陣地進攻。槍聲就是命令,戰士們立即搶佔高地向敵人側翼運動。不久,主力部隊趕到,幾十挺機槍掃向敵群,一排排手榴彈在敵群中開花,戰鬥至黃昏,敵軍丟下幾百具屍體,竄進密林逃向洵口地區。
決不能讓這股敵人逃脫!彭、滕發出《東方軍攻擊洵口之命令》:張錫龍、彭雪楓擔任右翼縱隊指揮,率第四師、第二十師自北向南攻擊,並阻擊硝石、資福增援之敵。紅五軍團為左翼縱隊,第五師為中央縱隊,第六師與紅七軍團第十九師為總預備隊。七日晨發起總攻擊,紅軍指揮員衝鋒陷陣,所向披靡,至下午一時左右,紅軍全殲了敵十八旅的三十一、三十四兩個團,活捉了敵旅長葛鐘山,敵五師二十七團也被殲一部。周渾元急忙從黎川、硝石調出增援部隊三個團,也被我左、右縱隊擊潰,其中一部被殲。至此,我軍殲滅國民黨軍三個團,俘敵官兵一千二百多人。這是第五次反“圍剿”中的第一仗,我軍的勝利沉重地打擊了敵人“圍剿”的囂張氣焰。
團村戰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國民黨軍集中了六個師,由陳誠率領向黎川南部地區發起猛烈攻擊,企圖進佔黎川南部的東山、德勝關。其目的一是為了保障進攻福建部隊的翼側安全,防止紅軍向東支援第十九路軍(因為十一月二十日,駐福建省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不滿蔣介石對外賣國投降,對內排除異已的政策,發動了“福建事變”,宣布同蔣介石決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為鎮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慌忙從“圍剿”的北路軍中抽調部隊進攻第十九路軍);二是為截斷紅軍退回福建泰寧、建寧之歸路。團村位於黎川城南約八公里處,是黎川城到東山德勝關必經之地,敵欲佔東山、德勝關,必先攻佔團村。
十二月十二日晨,正當紅日東升,朝霞映紅德勝關之際,國民黨第八縱隊主力部隊開始向團村推進。在國民黨軍向團村推進之前,紅三軍團與紅五軍團一部早已埋伏在團村周圍各主要山頭,紅七軍團指揮所設在華蓋峰,彭德懷軍團長帶病指揮。近午,敵軍各部到后即搶修工事,我軍預先布置一個師正面分組向敵佯動,引敵注意鉗制敵人,另以三個師隱蔽在敵之第二梯隊左側約五、六里處,敵未發覺。
當敵軍第一梯隊展開一半兵力,第二梯隊正籌劃做碉堡時,張錫龍率紅四師同紅五師、十五師(即少共國際師)一萬餘指戰員用步槍、機槍、手榴彈從各個山頭向敵軍猛烈攻擊,敵第一梯隊大亂,波及第二梯隊兩個師亦亂,我正面佯攻之師乘機出擊,敵遂全軍大混亂。敵三個師十五個團共約四萬餘人,與我四個師共約一萬餘人相混雜,塵土漫天。“只見敵軍狼奔豕突,不見我軍混復其間,雖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難捉住”。在指揮所帶病指揮的彭德懷,當時正打擺子,冷透骨髓,看到戰場上人馬翻天的情景,忘卻了寒冷,有感而發念道:“猛虎撲群羊,硝煙瀰漫;人海翻騰,殺聲沖霄漢。地動山搖天亦驚,瘧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塵埃衝天;大哥未到,讓爾逃生!”(這裡大哥指一軍團)。在前幾次反“圍剿”中,一、三軍團總是並肩作戰,打了不少漂亮仗,如果這次團村戰鬥也把一、三軍團集中起來,攥起兩個有力的拳頭,從東西兩方狠狠砸向敵人,就有可能把敵人的三個師殲滅。
這次戰鬥,我軍以一萬二千人擊潰三萬餘敵,可見戰鬥之激烈和我軍將士的勇猛善戰。仗雖打勝,但只擊斃敵軍千餘人,俘敵三百多,余敵逃回了黎川城,算是打了一個勝利的擊潰仗。彭德懷司令在回憶中說:“如果當時我一軍團在,一、三軍團靠攏作戰,敵三個師十五個團當能全部殲滅,加上洵口殲滅之三個團,就是十八個團,再尋機殲敵二十個團左右,敵軍第五次‘圍剿’就可能被粉碎,歷史上也就沒有二萬五千里長征了”。然而左傾機會主義者卻把一、三軍團分開作戰,我軍不能在運動中集中優勢兵力大量消滅敵人,使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
出師未捷身遭難,常使英雄淚滿巾。團村戰鬥中張錫龍師長不幸中彈壯烈犧牲。在指揮戰鬥時,張易龍同黃克誠(滸灣戰鬥中政委彭雪楓不幸負傷,黃克誠繼任政委)並肩站在前沿陣地指揮,黃克誠的眼鏡被敵人子彈打掉,而張錫龍卻不幸被打中,子彈從他的太陽穴穿進去,紅軍優秀將領張錫龍為中國革命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犧牲時年僅二十七歲。
十二月十三日,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政委在《朱周關於集中兵力在東山、得勝關間同敵決戰的請示》中,為糾正分兵作戰、短促突擊的軍事錯誤,以張錫龍等同志的犧牲作為沉痛教訓,向當時左傾機會主義代表項英提議:“立即調一軍團及十四師(留守備部隊)至康都西城橋準備會同三、五、九軍團主力,甚至七軍團主力一部,於東山、得勝關間與陳敵主力決戰,因不如此,我突擊兵團分割作戰,在一般幹部乃至戰時將新戰術應用,尚未了解與熟練條件下,常不能達到高級要求的勝利,且常付過大代價,此點在目前特別重要,證以前昨兩日幹部損傷之大(張錫龍、周振國陣亡,吳皋群重傷,陳光輕傷)可知”。
張錫龍是我黨我軍的優秀幹部,他的犧牲無疑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十二月二十三日,《紅星報》第二十二期發表編委《悼張錫龍同志》一文,悼詞寫道:
“張錫龍同志……不幸於最後的團村戰鬥中犧牲了。
“張錫龍同志一貫的工作努力負責,作戰英勇沉著,而且能積極參加政治工作,深入下層群眾,在群眾中有很好的信仰。錫龍同志的犧牲,不僅在革命戰爭中損失了一個很好的紅色指揮員,而且損失了黨的一個很好的幹部。
“追悼錫龍同志,應該學習錫龍同志的英勇鬥爭的精神,踏著錫龍同志的血跡前進呵!”
張錫龍雖然犧牲了,但是,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和他並肩戰鬥過的戰友更沒有忘記他。
黃克誠在《回憶在閩贛蘇區的部分戰鬥》中寫道:團村戰鬥打得非常激烈,我們第四師是主攻部隊,那時張錫龍是師長,我是政委。我們指揮所設在前沿陣地,張錫龍和我都上陣指揮,打得敵人狼奔豕突,消滅了大量敵人,只剩下一個寨子沒有攻下來。值得懷念的是,在團村戰役中,我們四師的張錫龍師長壯烈犧牲了。他是一個好同志,肯學習,工作非常認真負責。張錫龍的犧牲,確實是損失了一個好同志。
伍修權回憶起張錫龍的犧牲傷感地說:張錫龍在反第五次國民黨的“圍剿”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戰,並在這次作戰中不幸犧牲,為這次作戰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從此長眠了,但他的英勇精神,永遠活在他的戰友們的心中,他的犧牲,使我軍失去了一位優秀的高級指揮員,對他的犧牲,我們至今感到悲傷。
王平同志懷著十分痛惜的心情追敘了張錫龍給他的深刻印象。他說:一九三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張錫龍任紅三軍團四師師長,我是四師十一團政委,這期間我們因工作而認識。十二月,他到我團陣地前沿察看敵情不幸中彈犧牲。我們認識雖然不久,但他給我的印象很深。他作戰勇敢,指揮果斷,艱苦樸素,對部隊的訓練和管理要求嚴格,又很關心愛護幹部戰士。他為人很有氣量,善於團結同志,是個優秀的指揮員和領導幹部。他的犧牲是個很大損失,使人十分痛惜。
陳林同志一九八四年給高縣黨史辦來信,內心無限歉疚地寫到:“據說張希銘(張錫龍)尚有父母在家,久望兒子不歸,不知是否屬實。解放后,我去宜賓工作期間,未能及時尋找安慰,至今思至實為抱歉,如能順便告之,實為感激。”
徠還有張震、吳信泉、歐陽文、何能、許鳳翔等曾與張錫龍戰鬥、工作過的許多同志,對張錫龍的犧牲無不深感痛惜。
張錫龍烈士安葬在撫州市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