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次反“圍剿”

1930年冬，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後，皖西地區黨組織積極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而蔣、閻、馮軍閥混戰蔣介石獲勝，使蔣介石有了"圍剿"紅軍的力量和時機。於是，蔣即著手部署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

1930年12月上旬，國民黨鄂豫皖三省“圍剿”軍共集結8個師3個旅近10萬兵力，發動了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12月30日紅一軍屬部紅一師和紅二師痛擊敵四十六師於六安香火嶺，為粉碎第一次“圍剿”奠定了勝利的基礎。紅一軍與紅十五軍於1月中旬在麻城福田河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鄺繼勛任軍長，余篤三任政治委員。2月退守六安國民黨第四十六師以第一、第二營為骨幹武裝起義，搗毀了六安縣政府，取得勝利。至此國民黨對皖西蘇區發動的第一次“圍剿”被徹底粉碎。

1931年3月下旬，蔣介石限令5月下旬“完全肅清”鄂豫皖區紅軍。圍攻兵力達11個師，約13萬人。4月13日國民黨軍佔領獨山，14日佔領諸佛庵，15日佔領麻埠。25日紅十一師及紅十師第二十九師猛攻獨山鎮，全殲守敵。諸佛庵、麻埠守敵逃回霍山。至5月下旬，共殲敵5000餘人，取得第二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

1931年10月在六安麻埠成立了紅二十五軍，鄺繼勛任軍長，王平章任政治委員。11月7日紅二十五軍和紅四軍合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近3萬人。

紅四方面軍成立後於1931年11月10日發起黃安戰役，歷時43天，殲敵15000餘人；1932年1月19日發起商潢戰役，歷時10多天，殲敵5000餘人。1932年3月21日，徐向前率部包圍了六安蘇家埠等敵據點，用圍點打援的戰術，歷時48天，殲敵30000餘人，生擒總指揮厲式鼎，解放了淠河以東的廣大地區，取得了第三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

1931年7月～9月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江西省南部地區，反擊國民黨軍3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圍剿"的戰役。蔣介石親任總司令，趕赴南昌指揮，並請德、日、英軍事顧問參與戰事籌劃。紅軍第一方面軍30000人，在毛澤東指揮下，仍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避敵主力，共殲敵7個師，17個團，俘15000餘人，繳槍20000 支。第三次反“圍剿”取得重大勝利。

1932年12月，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調集近40萬兵力，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其部署是：以陳誠指揮蔣介石嫡系部隊12個師16萬餘人為中路軍，分3個縱隊，擔任主攻任務；以蔡廷鍇指揮第19路軍和駐閩部隊為左路軍，以余漢謀指揮的廣東部隊為右路軍，負責就地“清剿”，並策應中路軍行動。1933年1月底，蔣介石到南昌親自兼任贛粵閩邊區“剿匪”軍總司令，指揮這次“圍剿”，決定採取“分進合擊”的方針，企圖將紅一方面軍主力殲滅於黎川、建寧地區。

早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國民黨反動派就開始準備對各根據地紅軍發動第四次“圍剿”。這次“圍剿”，敵人採取的戰略是逐次轉移重點，實行各個擊破，即首先集中兵力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得手以後，再轉移兵力完成對中央根據地的包圍，轉入“圍剿”的第二階段，對中央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達到圍殲中央紅軍的狂妄目的。為此，蔣介石於一九三二年五月，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在準備對我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發動“圍剿”的同時，又組成以何應欽為首的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指揮江西、廣東、福建以至湖南的國民黨軍隊，牽制削弱中央蘇區紅軍的力量，配合北線作戰，並為大舉進攻中央蘇區作準備。

國民黨軍在對中央蘇區的三次"圍剿"失敗后，被迫在較長時期內處於守勢。

從1932年冬開始，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陸續調集近40萬兵力，

組織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其部署是：以第18軍軍長陳誠指揮的蔣介石嫡系部隊12個師為中路軍，擔任主攻任務；蔡廷鍇指揮的第19路軍和駐福建省部隊共6個師又1個旅為左路軍；粵軍第1軍軍長余漢謀指揮的廣東省部隊6個師又1個旅為右路軍，分別擔任福建和贛南、粵北地區的"清剿"，並策應中路軍行動；第23師為總預備隊。另有4個師又2個旅分佈在南城、南豐、樂安、崇仁、永豐等地擔任守備。第3、第4航空隊以南昌為基地，支援作戰。中路軍約70個團16萬人，編成3個縱隊。第1縱隊指揮第11、第52、第59師，向宜黃、棠陰地區集中；第2縱隊指揮第10、第14、第27(後任守備)、第90師，向撫州(今臨川)、龍骨渡地區集中；第3縱隊指揮第5、第6、第9、第79師向金溪、滸灣地區集中，並以一部出資溪；第43師為預備隊。1933年1月底，蔣介石到南昌親自兼任贛粵閩邊區"剿匪"軍總司令，指揮這次"圍剿"，決定採取"分進合擊"的方針，企圖將紅一方面軍主力殲滅於黎川、建寧地區。

2月上旬，紅一方面軍轄紅1軍團(總指揮林彪、政委聶榮臻)、紅3軍團(總指揮彭德懷、政委滕代遠)、紅5軍團(總指揮季振同、政委肖勁光)和第11、第12、第21、第22軍，總兵力約7萬人，在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指揮下，主力活動於黎川地區。當時，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提出，在國民黨軍"圍剿"部署尚未就緒時，實行進攻作戰，擊潰國民黨軍，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南城和南豐。2月9日，紅軍開始向南豐地區開進。南豐城為撫河戰線國民黨軍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由陶峙岳第8師5個團防守。12日晚，紅軍第3、第5軍團各一部向南豐城外圍陣地發起進攻，戰至次日晨，未能突破防禦。戰鬥中，紅3軍團第3師師長彭鰲犧牲。擔任圍剿主攻任務的中路軍總指揮陳誠獲悉紅軍圍攻南豐后，令守軍第8師據城固守，同時急令駐南城的第24師馳援，令中路軍各縱隊迅速向南挺進，企圖合圍紅軍於南豐城下。在國民黨軍優勢兵力進逼的形勢下，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遂決定改強攻南豐為佯攻，主力轉移至南豐、里塔圩以西地區，準備打援。22日，紅一方面軍獲悉中路軍第1縱隊準備由宜黃、樂安地區增援南豐，第2縱隊主力集中於南城，企圖在第3縱隊策應下，與紅軍在南豐地區決戰。周恩來、朱德鑒於國民黨軍兵力密集，打援無勝利把握，在南豐地區與之決戰更為不利，遂決定撤圍南豐，誘敵深入蘇區。並以紅11軍偽裝主力，由新豐和里塔圩之間東渡撫河，將中路軍第2、第3縱隊向黎川方向吸引；方面軍主力則秘密轉移到廣昌以西的東韶、洛口、南團、吳村地區隱蔽待機。陳誠被紅11軍的行動所迷惑，以為紅軍主力撤回黎川地區，遂以第1縱隊於宜黃以南地區集中，然後出廣昌、寧都，堵截紅軍歸路；第2縱隊由南城、南豐出康都，側擊黎川、建寧；第3縱隊由金溪地區南下，從正面向黎川方向進攻，企圖合擊紅軍主力於黎川、建寧地區。據此，第1縱隊第52、第59師準備由樂安地區東進黃陂，同由宜黃南下的第11師會合。

一九三三年一月，陳誠把中路軍編為三個縱隊：第 1縱隊，隊長羅卓英，指揮第11、第52、第59師，向樂安、宜黃地區集中；第 2縱隊，隊長吳奇偉，指揮第10、第14、第27、第90師，向撫州、龍骨渡地區集中；第 3縱隊，隊長趙觀濤，指揮第 5、第 6、第 9、第79師，向金溪、滸灣地區集中。第43師為預備隊。總兵力約十六萬人。採用分進合擊的作戰方針，妄圖一舉殲滅紅 1方面的軍主力於黎川、建寧地區，

中央革命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示意圖

並摧毀我中央根據地。紅 1方面軍根據黨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打算乘敵人“圍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際，先發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滅撫河流域敵人主力，進而奪取江西全省的勝利。閩浙贛的紅10軍和閩西的紅12軍、贛南的紅21軍，分別奉令南下和北上，統歸方面軍總部指揮。紅10軍渡過信江，與紅31師合編為紅11軍。這時，紅 1方面軍有第 1、第 3、第 5軍團和第11、第12、第21、第22軍，總兵力共七萬餘人。三月中旬，中國工農紅軍東南戰線指揮部成立，統一指揮贛南、閩西前線部隊編成的五個縱隊，配合北線主力紅軍作戰。

二月上旬，紅 1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在敵人堅守城防，已不可能在撫河東求得以運動戰消滅敵人主力的情況下，決定遵照黨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率領紅軍主力西渡撫河，進攻南豐城。同時提出，如敵情地形有變，不便強襲，或“我牽制敵人兵力不奏效，敵地增援隊三、四師由馬路並進”，仍需放棄強襲南豐的計劃，轉為進攻宜黃、樂安，調動敵人于山地運動戰中殲滅。二月十二日晚，紅 3、紅 5軍團向南豐西北敵外圍陣地發動進攻進攻，守敵第 8師六個團憑據險要的城防工事，堅守待援。陳誠一面令南城第24師馳援，吸引我軍於南豐城下；一面令中路軍各縱隊迅速向南挺進，企圖以優勢兵力同紅軍主力在南豐地區進行決戰。根據這種情況，朱德、周恩來於十三日毅然決定，改強襲南豐為佯攻，接著又決定撤圍南豐，採取退卻步驟。二月二十二日，以紅11軍偽裝主力，由新豐街東渡撫河，向黎川前進，迷惑敵人，主力秘密轉移到我根據地前部的東韶、洛口地區，待機殲敵。

這時，何應欽誤認為紅軍主力已轉向黎川地區，即令中路軍向廣昌、黎進推進。其第3縱隊由金溪出黎川；第1縱隊由樂安、宜黃出廣昌、寧都；第 2縱隊由南城、南豐出康都，企圖圍殲我軍於黎川、建寧地區，並佔領廣昌。第 1縱隊與第 2、第3縱隊相距較遠，並迫近我之集中地，其行進地區兩側山高林密。因此，紅1方面軍首長決定，採取大兵團伏擊戰法，集中主力，在宜黃之黃陂地區，各個殲滅敵第 1縱隊之第52、第59師。二月二十六日，敵第52、第59師由樂安分路向黃陂前進，兩師之間有摩羅嶂大山相隔，戒備亦不嚴密，我軍對行進之敵突然發起猛攻，從二十七日上午至二十八日下午，經過兩天激戰，全殲敵第52師，師長李明被俘，敵第59師除一個多團逃脫外，亦被殲滅，師長陳時驥被俘。

黃陂戰鬥以後，敵人於三月中旬，採取中間突破的方針，並調整部署，以第2縱隊為前縱隊，第 1及第 3縱隊第5、第9師為後縱隊，其另兩個師為預備隊，由黃陂、東陂地區向廣昌方向進攻，企圖攻佔廣昌，誘我主力與其決戰。紅 1方面軍以第11軍進至廣昌西北地區，吸引敵人前縱隊加速南進，以主力向北移動，準備側擊敵之後縱隊。三月二十日，敵後縱隊之第11師進至草台岡、徐庄一線，第59師殘部在後跟進，第9師位於東陂附近，與前縱隊已相距一百里，處於孤立態勢。二十一日拂曉，我軍對草台岡之敵第11師突然發起攻擊，經激烈戰鬥，將該敵大部殲滅。二十二日，又在東陂殲敵第 9師一部。其餘敵軍紛紛撤退。

黃陂、草台岡兩仗，共殲敵近三個師，俘敵萬餘名，繳槍萬餘支，基本上打破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蔣介石對這次失敗十分傷心，他在給陳誠的手諭中寫道：“惟此次挫失，凄慘異常，實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第四次反“圍剿”，創造了紅軍大兵團伏擊殲敵的重要經驗。這次反“圍剿”所以能取得勝利，是由於朱德、周恩來等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堅持正確的作戰指導思想，從實際出發，毅然決定撤圍南豐，實施戰略退卻，抵制了“左”傾軍事冒險主義方針的結果。

1933年2月，敵中路軍3個縱隊約16萬人，在陳誠的指揮下，採取分進合擊的作戰方針，於樂安、龍骨渡、金溪等地集結，企圖圍殲紅1方面軍主力於黎川、建寧地區。這時，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黨中央領導機關，已由上海遷入中央根據地。紅1方面軍此時共有7萬餘人的兵力，遵照黨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於2月上旬西渡撫河，圍攻南豐。陳誠急令中路軍各縱隊向南挺進，企圖以優勢兵力同紅1方面軍主力在南豐地區決戰。面對當面嚴重的敵情，總政委周恩來和總司令朱德於13日毅然決定，改強襲南豐為佯攻，接著又主動撤圍南豐，採取退卻步驟，以一部兵力將敵向黎川方向吸引，主力秘密轉移到東韶、洛口地區，待機殲敵，準備殲滅撫河西岸援敵之一部。這時，何應欽誤認為紅軍主力往東向黎川地區轉移，即令其中路軍三個縱隊向廣昌、黎川地區追求，迂迴包圍我軍。2月27日至29日，在宜黃之黃陂地區，紅1方面軍採取大兵團伏擊的戰法，殲敵第52、第59師，俘敵第52師師長李明和第59師師長陳時驥。在三天的時間內，紅1方面軍取得了一仗殲敵兩個整師的重大勝利。

敵軍兩個師被我殲滅后，完全陷入被動，陳誠被迫調整其中路軍部署，將分進合擊改為中間突破，其以6個師分成前後兩個縱隊，向廣昌方向進攻。紅1方面軍以一部兵力，吸引敵前縱隊加速南進，而主力則向北移動。當敵後縱隊與前縱隊相距100里，前後處於孤立態勢時，紅1方面軍於3月21日，在草台岡突然向敵發起進攻，殲敵第11師大部。22日，敵第9師一部企圖增援第11師，在東陂地區遭到我軍沉重打擊。敵第11師被殘后，陳誠的中路軍其他各部紛紛後撤。經過黃陂、草台岡兩仗，共殲敵近3個師，俘敵1萬餘人，繳槍萬餘支，基本上打破了敵人的第四次“圍剿”。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紅1方面軍主力和地方紅軍擴大到8萬餘人。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央革命根據地軍民反抗國民黨軍隊大規模圍攻的革命戰爭。1933 年，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於不顧，仍然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33年9月調集約50 萬兵力，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倉促應戰。由於王明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苦戰一年也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1934 年10 月，紅一方面軍主力部隊被迫撤出根據地，開始長征。

5月，蔣介石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各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並決定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並摧毀蘇區。這年夏秋，蔣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置軍火，聘請軍事顧問和專家；一面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開辦“剿匪”軍官訓練團，並著手制定“圍剿”計劃，加緊進行“圍剿”準備。

這次“圍剿”，蔣介石調集100萬兵力。其中，直接用於進攻中央蘇區的兵力達50萬人。其部署為：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指揮第1、第2、第3路軍，計33個師又3個旅。其第1路軍4個師又2個旅位於吉水、新淦(今新干)、永豐、樂安、宜黃地區；第2路軍6個師位於金溪、騰橋、崇仁地區；以陳誠任總指揮的第3路軍18個師又1個補充旅為此次“圍剿”的主力軍，集結於南城、南豐、臨川地區。北路軍的任務是：由北向南，構築碉堡封鎖線，實施對中央蘇區的主攻。以第3路軍在第1、第2路軍策應下，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由北路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2個師扼守贛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軍維護贛江交通；總預備隊3個師位於撫州(今臨川)附近。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指揮11個師又1個旅，築碉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阻止紅軍向南機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所部9個師又3個旅，和浙贛閩邊守軍5個師又4個保安團分別“圍剿”湘贛、湘鄂贛和閩浙贛蘇區紅軍，並阻止紅一方面軍向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機動。第19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6個師又2個旅，負責福建防務，並阻止紅軍向東機動。空軍5個隊配置於南昌、臨川、南城，支援作戰。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在中革軍委博古等領導人實行軍事冒險主義、軍事保守主義的戰略指導下，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趨嚴重。

1934年10月10日夜間，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悄然從瑞金出發，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連同後方機關共8.6萬餘人進行戰略轉移，向湘西進發，開始了悲壯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以血肉之軀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二萬五千里長征。它那傳奇式的犧牲和堅韌不拔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賴以成功的基礎，它激勵著一個有13億人口的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言的未來前進。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舉世無雙的壯舉，它像一條永遠銘刻在地球上的紅飄帶，成為人類堅定無畏的象徵。

從1934年10月16日紅軍在江西渡過於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中國工農紅軍從江西到陝北，歷時兩年整，行程上萬里，其間經過無數次激烈的戰鬥。幾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戰，路上行軍一共368天，餘下來的100天大多都在戰鬥中渡過。據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統計：紅軍一共爬過了18條山脈，其中5條終年冰雪覆蓋；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份；佔領過62座城市；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此外還打敗或躲過追擊的中央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一支大軍及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迹。

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蔣介石在江西連續發動四次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均告失敗。他接受了過去的教訓，改弦更張，放棄了長驅直入的作戰方式，調整部署，採取“穩紮狠打，步步為營，修碉築路，逐步推進”的辦法，企圖構成包圍圈，斷絕蘇區物資來源，迫使紅軍進行陣地戰來比力量拼消耗。對紅軍來說，屢戰屢敗的蔣介石這點伎倆其實算不了什麼。只可惜此時紅軍已失去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領導，被王明等“左”傾機會主義者所把持，紅軍最終被逼上了遠征的道路。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調集了100萬軍隊和200餘架飛機，對紅軍各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他任命顧祝同為北路軍總司令，以陳誠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率領第三、第六兩路軍由北向南進攻蘇區；同時以重金收買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出兵兩個軍封鎖江西、廣東邊境。以所謂政治圍攻、文化圍攻、經濟圍攻、交通圍攻，配合近百萬兵力的軍事圍攻。紅軍由於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放棄了最拿手的機動靈活的戰術，與敵人打陣地戰，只能局促迴旋於堡壘之間，造成被動之勢。而國民黨軍隊依靠兵力優勢，五里一推，十里一進，給蘇區增加了不少的困難。陳誠、薛岳部逐漸佔領了廣昌、興國等地，迫使紅軍退至白水、頭陂構築工事。蔣介石看到紅軍採取打正規戰和他拼火力，越發起勁了。他又調來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個縱隊近30個師兵力加緊進攻，9月底，又攻佔了寧都等地，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第1、3、5、8、9軍團，連同後方機關共86000餘人分別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於都等地被迫開始突圍長征。其中1軍團19880人，3軍團17805人，5軍團12168人，8軍團10922人，9軍團11538人。此外，還有兩個獨立縱隊：軍委縱隊4695人，中央縱隊9853人。經過20多天的作戰，紅軍先後突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西進的企圖，於11月20日任命湖南軍閥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指揮25個師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紅軍，同時令貴州“剿共”總指揮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隊到湘黔邊界堵截，企圖將紅軍“殲滅於湘江、灕水以東地區”，並手諭前線各部隊：“力求全殲，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紅軍長征一開始就遇到了長征中最殘酷的一仗：湘江戰役。

湘江戰役：敵人利用寬闊的湘江構成了第四道封鎖線，紅軍前有湘江攔阻，左有廣西軍，右有河南軍，後有中央軍和廣東軍閥窮追不捨，處境萬分險惡。25日，中央軍委發布搶渡湘江的作戰命令，令中央紅軍分四路縱隊，迅速搶渡湘江，通過敵第四道封鎖線。26日，紅1、3軍團主力迅速前進，先頭部隊紅2、4師各一部於27日在廣西的興安、全州間搶渡湘江，至當日晚，紅軍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間60華里長的湘江兩岸。此時，軍委縱隊距最近的湘江渡河點只有80多公里，如果輕裝急行軍，一天即可趕到。可是，由於山路狹窄，加之後續部隊攜帶著從蘇區運出的大量物資，行動遲緩，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寶貴的機會白白地喪失了。11月29日，敵人向正在渡江的紅軍發起了進攻。兩岸的紅軍戰士，為掩護黨中央安全過江，與優勢的敵軍展開了殊死決戰。紅軍的阻擊陣地上，炮彈和重磅炸彈的爆炸聲不絕於耳，許多來不及構築工事的戰士們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裝備單一的紅軍要用血肉之軀抵擋敵人飛機和重炮的狂轟濫炸，戰鬥的殘酷可想而知。但"保衛中央縱隊安全渡江"的口號仍響徹在陣地上空。12月1日，戰鬥達到了白熱化程度，敵人對我發動了全線進攻，企圖奪回渡口，殲我於半渡中。這是生死存亡的一戰，是意志的較量。狹路相逢勇者勝。紅軍將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彈打垮了敵軍整連、整營的一次次進攻，湘江兩岸灑下了無數紅軍將士的鮮血，渡口始終牢牢地掌握在紅軍手中。至當日17時，我中央機關和紅軍大部隊終於拚死渡過了湘江。湘江戰役是中央紅軍突圍以來最壯烈、最關鍵的一仗，我軍與優勢之敵苦戰5晝夜，終於撕開了敵重兵設防的4道封鎖線，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紅軍也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和軍委兩縱隊，已由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人。

遵義之戰：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地位。這時蔣介石又集中約40萬兵力向遵義地區進逼，而這時中央紅軍只有3.7萬人，面十分嚴峻。為擺脫敵軍，紅軍決定迅速北渡長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進。1月19日，中央紅軍由遵義開始北上，分三路縱隊向赤水方向急進。由於敵先我佔領赤水城，我攻城未果，軍委決定首先集中主力圍殲尾追的川軍4個團。由於敵情變化，我未能全殲敵人。為避免被動，軍委決定撤出戰鬥，西渡赤水，向古藺南部地區前進，尋機北渡長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紅軍主力分3路縱隊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時敵人已在長江北岸部署了36個團的兵力，全力堵我北進，各路敵軍形成一個大包圍圈向我逼近。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暫緩執行北渡長江的計劃，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當國民黨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邊境，黔北地區敵人兵力空虛之機，軍委決定避實就虛，調動敵人，轉兵東進，再入黔北，尋機再打擊尾追的薛岳集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紅軍由太平渡、二郎灘等地東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敵兵力比較空虛的桐梓地區挺進。24日我佔領桐梓縣城，準備奪取婁山關。婁山關是貴州北部大婁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當時四川通往遵義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貴州軍閥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個團的兵力，25日早晨，紅3軍對婁山關發起猛攻，經激戰，於當晚攻佔了婁山關。敵為奪回陣地，調集了約6個團兵力瘋狂反撲，但都被我英勇的紅軍將士擊退。在紅1、3軍團的打擊下，敵倉惶南逃。為了不給敵以喘息之機，紅1、3軍團不顧疲勞，繼續向遵義方向展開了追殲戰，重占遵義城，黔軍棄城南逃。此時，向遵義增援的敵吳奇偉的兩個師孤軍冒進，我果斷抓住了戰機，紅1軍團以勇猛的行動直插吳奇偉的指揮部，敵一部驚慌逃過烏江，並砍斷浮橋，敵尚未渡過的1000餘人和大批軍用物資被我俘獲。紅2軍團也於黃昏殲滅敵59師大部，遵義之戰勝利結束。

四渡赤水：3月初，敵軍又重新糾集兵力，向遵義進攻。1935年3月10日，我軍放棄遵義。為調動敵人，尋找戰機，16日，紅軍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區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藺方向前進，敵為防止我北渡長江，急忙調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敵再次撲向川南將要對我形成包圍之際，紅軍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又突然掉頭向東，1935年3月21日，在二郎灘、太平渡一線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過烏江，直逼貴陽。就在蔣介石手忙腳亂調兵保衛貴陽之際，紅軍已乘虛進軍雲南，隨後巧渡金沙江，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四渡赤水戰役中，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正確指揮下，將運動戰的特長發揮得淋漓盡致，在5天之內取桐梓、奪婁山關、重占遵義城，共殲敵20個團，斃傷俘敵5000餘人，繳獲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紅軍長征以來的最大一次勝利，極大地鼓舞了紅軍的士氣。毛澤東經過婁山關，被山勢的雄渾和紅軍將士的英勇所感動，賦詞述懷：“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中央紅軍北渡金沙江后，在會理地區進行了休整，並召開了會理會議，決定繼續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隨後，紅軍繞過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進。與此同時，蔣介石為防止我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一面電令川軍阻止我紅四方面軍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時令楊森部加強大渡河以北的防禦力量，妄圖利用大渡河的險峻，使中央紅軍成為“第二個石達開”。

過大渡河：1935年5月24日，中央紅軍通過大涼山后冒著大雨兼程北進。擔任先遣隊的紅1師1團急行軍80餘里，首先趕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順場，以迅猛的動作消滅敵守軍兩個連，奪取了一條寶貴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兩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當年，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就率數萬大軍進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順場渡口陷清軍重圍，最後全軍覆沒。如今，中國工農紅軍又來到這裡，能否渡過大渡河，關係到數萬紅軍將士的生命。安順場渡口寬百米，惡浪翻騰，河對岸有川軍第5旅的一個營防守，並已構築了工事，而紅軍只有一條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軍情緊急，別無選擇。紅1團精心挑選了17名勇士，組成了渡河突擊隊，為加強火力將機槍連和軍團炮兵營集中到渡口，並抽調紅軍著名的神炮手趙章成和“紅軍團”的三個特等射手，用兩門迫擊炮和數挺重機槍進行支援。紅軍先遣隊司令員、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和先遣隊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也親臨一線指揮。5月25日晨，素有開路先鋒之稱的紅1團在團長楊得志的指揮下，開始強渡大渡河。在紅軍炮火支援下，一葉小舟載著第一批9名戰士冒著槍林彈雨，在驚濤駭浪中向對岸衝去，這一驚心動魄的場面，只有超凡的紅軍戰士才有如此的勇氣。小船終於靠上了河對岸，勇士們攀上了陡峭的河對岸，在我炮火(特別是趙章成)的支援下衝進敵工事，與迅速到達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陣猛烈衝殺打退了敵人，控制了渡口。敵人視為插翅難飛的天險大渡河終於被紅軍打開了一個缺口。但由於安順場水流太急，無法架橋。25日一整天，僅紅1團還未全部渡過河，而敵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晝夜急進。26日，軍委決定改向西北，爭取並控制瀘定橋渡河點，以取得戰略勝利。27日，紅4團在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率領下，以強行軍的速度，向瀘定橋方向飛奔。山路泥濘，天降大雨，又不斷遭到敵人襲擊，紅4團以頑強的意志，強行軍160公里，於29日晨搶在敵援兵到達之前趕到了瀘定橋。瀘定橋位於四川省瀘定縣，是一座著名的鐵索橋，橋長100多米，寬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鐵索組成，橋身有鐵鏈9根，上鋪木板以作橋面，其餘4根在兩側作為扶手。但此刻，面對紅4團將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鐵索，橋面的木板已被敵人拆去，橋下是洶湧泡哮的河水，對岸就是瀘定城，敵川軍第4旅第38團一部早已築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槍口指向瀘定橋。但是紅軍總能創造驚人的奇迹。下午4時許，在全團司號員激昂的軍號聲中，奪橋戰鬥打響了。各種輕重火器向對岸發出密集的彈雨，22名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的突擊隊攀上鐵索，向對岸爬去，在敵人的槍彈中，有人中彈掉下橋去，但突擊隊員仍頑強地一步步接近對岸，後續部隊則一邊鋪木板一面跟進。敵在橋頭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擊隊員，他們穿過熊熊烈火，迅速消滅了守橋之敵，並支援後續部隊攻佔了瀘定城。飛奪瀘定橋的成功又一次使紅軍轉危為安，擺脫了敵人的追擊。至6月2日，中央紅軍主力全部由瀘定橋渡過了大渡河。

翻雪山：中央紅軍佔領瀘定城後繼續北上，於1935年6月8日突破敵人蘆山、寶興防線，隨後翻越了長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紅軍大多來自氣候炎熱、潮濕的南方亞熱帶地區，好多人以前從未見過大雪山，更不用說爬了。一開始見到雪山，的確非常壯觀。白雪皚皚，一片銀色，雪連天，天連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來，卻一點也不覺得美了。夾金山被當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們告訴紅軍，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夾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張開嘴，山神就會把你掐死。總之，夾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議的山。鳥兒都飛不過去，人最好是別靠近它，但無畏的紅軍卻偏偏要與命運抗爭。

到了夾金山的跟前，從山下就可看到覆蓋山頂的大雪，而且看上去這一大片一大片的積雪並不遠。開始人們根本意識不到要爬這麼高。數月行軍，糧食不足，人也筋疲力盡。爬山起初似乎還很順利，後來突然進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們睜不開眼睛，又沒有路，人們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來，渾身無力，有的就這樣永遠地躺倒在雪山的懷抱里了。

過草地：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終於翻過幾座大雪山，在北進途中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勝利會師。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后，總兵力達10萬餘人，士氣高昂。但張國燾卻以種種借口延誤紅四方面軍主力北上，並以改組黨中央和紅軍總部相要挾。為維護紅軍的團結，並爭取張國燾本人，黨中央於1935年7月18日發出通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隨後又對紅軍序列進行了一系列調整。

1935年8月3日，紅軍總部制定了夏洮計劃，將紅軍分成左右兩軍：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率領，經阿壩北進；右路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經班佑北上。黨中央、中央軍委隨右路軍行動。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批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決定以主力迅速佔領洮河流域地區，並以此向東發展取得陝甘。隨後，右路軍進入茫茫的毛兒蓋大草原，這又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大挑戰。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在她的著作《偉大的道路》中勾畫了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帶：“大草地位於康藏交界地區的高地上，一望無垠，廣袤達數百英里，全是沒有路的沼澤地帶。走了一天又一天，極目四顧，紅軍所看到的，除了無邊無際的野草外，沒有別的東西，而野草下面則是渾水深達數英尺的沼澤。死草堆上又長出了大片野草，誰也說不上是不是幾百年來就如此。大樹小樹一概沒有，看不到鳥類飛翔，聽不到蟲聲唧唧，甚至連一塊石頭都找不到。這裡什麼東西都沒有，只有無邊無際的野草，夏天任憑狂風暴雨沖打，冬天任憑大雪覆蓋。天空永遠密布烏雲，把大地襯托成灰暗而陰沉的地獄。”紅軍走出草地的時候，只剩下一支襤褸不堪、瘦得只有骨頭架子的部隊。成千上萬的人咳得喘不過氣來，可是它還能一師又一師地擊敗軍閥部隊，稱得上是世界上最頑強、最結實、最有政治覺悟的老戰士，是歷史上一支無與倫比的堅強隊伍。紅軍將士以藐視一切困難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歷盡艱辛，終於在8月底以前到達班佑、巴西地區，左路軍也於8月20日經過草地到達阿壩。班佑以東的上下包座位於松潘北部，群山環抱，地勢險要。守敵胡宗南部獨立旅第2團憑藉山險林密，築以集群式碉堡，構成一個防禦區，卡在紅軍進入甘南的必經之路上。胡宗南發現紅軍過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師由松潘以北的敵人支援包座，並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線堵截紅軍。消滅包座之敵，開闢前進道路，是擺在右路軍面前的迫切任務。徐向前主動向黨中央建議，攻打包座的任務由第四方面軍部隊來承擔，並準備採取圍點打援的戰法，求殲包座和來援之敵。29日黃昏，部隊發起攻擊。經一夜激戰，紅軍掃清外圍據點，殘敵退入大戒寺後山碉堡負隅頑抗，等待援兵。為誘敵來援，紅軍對其圍而不攻。30日夜，援敵49師先頭部隊291團進抵大戒寺以南，為誘敵深入，紅30軍以264團略作阻擊便且戰且退，至當日下午，敵49師全部被誘入我伏擊圈內。下午3時，我軍向敵人發起總攻，隱蔽在山上的紅軍將士一齊向敵出擊，敵49師被分割成3塊，首尾不能相顧。剛剛走出草地的紅軍英勇拼殺，在氣勢上完全壓倒了敵人。經七八小時的激烈戰鬥，我軍終於在當晚將胡宗南的第49師全部殲滅，敵師長伍誠仁受重傷后跳河自殺。固守在大戒寺後山高地的300餘敵人，見大勢已去，在我軍政治攻勢下全部繳械投降。此役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的一個大勝仗，我軍殲滅包座地區守敵及援敵49師的大部，共斃、傷、俘敵5000餘人，繳獲輕重機槍50餘挺，長短槍1500餘支，還繳獲了紅軍急需的氂牛、騾馬、糧食、彈藥等軍用物資，掃清了紅軍北上的障礙，打開了向甘南進軍的通道，使敵企圖把我困在草地的陰謀徹底破產。

中央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紅軍的實力大大增強，又有了正確的戰略方針，局勢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多人，而紅一方面軍只有3萬多人，張國燾自恃掌握的兵力多，個人野心大大膨脹起來。兩河口會議后，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口頭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針，但仍暗中醞釀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戰役計劃后，紅軍分為左、右兩路。右路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率領下，從1935年8月21日開始過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然而，張國燾卻提出種種借口，不願北上，並要右路軍南下。1935年9月9日，他背著中共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企圖以武力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為了貫徹北上方針，並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衝突，毛澤東立即召集周恩來、張聞天和博古等人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1、紅3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當時紅四方面軍有的幹部不明真相，主張武力阻攔。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堅決制止了這種行動，維護了紅軍的團結。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並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與此同時，蔣介石集中130個團的兵力對湘鄂川黔根據地發動了大規模“圍剿”，1935年11月19日，紅2、6軍團共17000餘人向湘黔邊轉移，繼續長征。

進軍大西北1935年9月13日，紅1、3軍團和軍委縱隊從俄界、羅達地區出發，繼續北上。部隊冒著雨雪交加的嚴寒，沿著白龍江源頭險峻的山道，進入甘南境內。此時，甘南的敵人只有魯大昌的第14師及王均的第3軍第12師。我紅1方面軍主力乘虛急速前進，於16日擊潰敵14師一個團，逼近天險臘子口。臘子口位於甘肅境內，是四川通往甘肅岷縣的必經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寬，兩邊是千丈懸崖峭壁，中間是水深流急的臘子溝，河上架有一座木橋，這是進入臘子口的唯一通道。魯大昌在此部署了兩個營的兵力，橋頭築有碉堡，從山口往裡，直到岷縣，還縱深配置了3個團的兵力，不消滅該敵攻佔臘子口，紅軍就無法前進。因此，毛澤東同志親自定了攻打臘子口的方案。具體任務交給了紅4團。這支英雄的部隊與紅1團一起在長征中一直擔任著開路先鋒。當晚，紅4團一部向臘子口發起進攻，但由於地形不利，幾次進攻均未奏效。4團當即調整部署，決定正面由政委楊成武指揮，用一個連的兵力疲憊與消耗敵人，並乘機奪取木橋，另派兩個連，由團長王開湘率領，沿右岸的峭壁迂迴到敵人的側后，協同正面的部隊殲滅守敵。戰鬥緊張而激烈。敵橋頭堡前，紛飛的彈雨和敵人扔下的手榴彈構成了一張嚴密的火網，擔任正面進攻的6連始終接近不了橋頭。與此同時，擔任迂迴任務的1連和2連，由一名苗族戰士帶領，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對敵發起攻擊，敵人措手不及，在我兩面夾擊下，狼狽逃竄，紅軍乘勝窮追90餘里。這一仗，不但打開了臘子口，還繳獲了數十萬斤糧食和2000斤食鹽，這對於當時剛出草地不久的紅軍來說，可謂無價之寶。

突破臘子口是紅軍進入甘南的關鍵一戰，聶榮臻元帥曾對此評論說：“臘子口一戰，北上的通道打開了。如果臘子口打不開，我軍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無論軍事上、政治上，都會處於進退失據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詩詞《七律·長征》中寫道：“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紅1方面軍主力通過臘子口后，繼續北進，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甘蘇區吳起鎮。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告紅軍主力長征勝利結束。

直羅戰役：然而，蔣介石卻不甘心失敗，1935年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總司令部，指揮陝甘寧青四省國民黨軍的作戰。1935年10月28日，國民黨西北“剿總”調整部署，以5個師的兵力，採取東西對進、南進北堵的作戰方針，企圖圍殲我於洛河以西地區。當時，我1方面軍只有1萬餘人，而敵東西兩路共有3萬餘人，而且裝備精良，形勢是十分嚴重的。能否打破敵人的這次圍剿，關係到黨中央和紅軍能否在陝北立足，也關係到紅軍今後的命運。10月28日，敵西路第57軍開始東進，11月初佔領太白鎮，但此後半個多月，該敵徘徊不前。為調動敵人，我紅15軍團81師一部加緊圍攻甘泉，敵果然上當，第57軍迅速東進。1935年11月20日晨，敵109師在飛機的掩護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羅鎮推進。16時許，敵人大搖大擺地進入了直羅鎮。我紅1方面軍首長立即抓住敵孤軍冒進的有利戰機，於當日上午10時定下了21日消滅直羅鎮一帶之敵一至兩個師的決心。當晚，我紅軍主力將直羅鎮包圍。21日晨，紅1軍團由北向南，紅15軍團由南向北，對敵發起進攻，槍炮聲響徹山谷。敵從睡夢中驚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紅軍的嚴密包圍之下，左突右沖就是出不去，戰至中午12時，敵大部被殲，只有師長牛元峰帶領500餘敵人逃入鎮東南高地一土寨內，固守待援。因寨牆堅固，山勢陡峭，我屢次攻擊未奏效，為避免無謂的犧牲，我1方面軍首長決定由紅15軍團一部圍而不攻，集中紅軍主力準備打敵援兵。22日上午，敵西路第67軍111師東援直羅鎮；23日，敵東路117師、107師也企圖解109師之圍，但都被我擊退。西路之敵軍見東路被阻，失去了前進信心，軍長董英斌率第106師、第111師及軍部向太白鎮逃跑。紅軍立即分3路展開追擊，並於24日在張家灣至羊角台途中將敵第106師617團殲滅，其餘敵軍退入太白鎮。此時，被圍困於直羅鎮東南土圍寨中的109師殘部，見援兵無望，遂於23日午夜分路突圍，第二天清晨，我15軍團發現敵逃跑後跟蹤追擊，於上午將殘敵全部殲滅，師長牛元峰被擊斃。直羅鎮戰役，紅1方面軍共殲敵1個師另1個團，迫使敵第57軍退回隴東，第67軍117師後退，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毛澤東同志在評價這次戰役的影響時指出：“直羅鎮一仗，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永遠的紅飄帶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從而結束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長征。

從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突破數十萬國民黨軍的層層封鎖和圍追堵截，行程25000里，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創舉，也是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從此，開始了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變，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王明（1904～1974）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領導人。原名陳紹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得到校長米夫的賞識。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為教條主義宗派的首腦人物，1929～1930年間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條主義者陸續從蘇聯回國。12月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身分來華。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於 1931年1月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在這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 月去蘇聯，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1931年到1934年間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領導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推行教條主義、“左”傾冒險主義，使中國革命事業遭到嚴重危害。1935年1月遵義會議批評了這種錯誤，結束了他們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國，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主張對國民黨只要團結、不要鬥爭，使他領導的地區革命事業又受到嚴重損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免去他的書記職務。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他受到了嚴厲批評。1945年4月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作出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時王明給全會寫信對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但已去蘇聯就醫，從此拒不回國。60年代及70年代他寫了許多文章和小冊子，攻擊中國共產黨。1974年3月27日卒於莫斯科。

顧祝同(1893～1987)中國國民黨軍將領。字墨三。江蘇漣水人。1916年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科。1922年任粵軍第二軍參謀。1924年黃埔軍校初創時任中校戰術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次年東征中任教導第2團營長、第2團團副，后升任國民革命軍第3師參謀長、副師長。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軍第3師師長。次年9月任第九軍軍長。1930年2月蔣閻馮中原大戰時，任第十六路軍總指揮、洛陽行營主任。次年調任國民政府警衛軍軍長，年底任江蘇省政府主席。1933年參與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任北路軍總司令。1935年任重慶行營主任兼貴州省政府主席。西安事變后，兼任西安行營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開始后，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兼江蘇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在安徽涇縣策劃指揮了皖南事變。1945年5月，當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徐州綏靖主任等職。1946年任陸軍總司令。1948年任國防部參謀總長。1949年4月，重任陸軍總司令，12月任“西南軍政長官”。1950年去台灣，曾兼台灣“國防部”代部長。1972年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987年1月17日卒於台灣。

錯誤方針：第四次“圍剿”失敗后，經過短暫休整，蔣介石開始準備第五次“圍剿”。1933年7月，蔣在江西廬山開辦陸軍軍官訓練團，分期分批訓練中級以上軍官。訓練“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對應其“從前剿匪剿不了，並不是我們武力不夠，而是我們精神不良”的認識，訓練團特別注重戰鬥、團結精神的教育。訓練結果，按蔣自己的說法：“因為時間過於短促，對於學術科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時，幹部集中、朝夕相處對來自各地方、各派別的軍官“把眼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併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也發揮了一定作用。

以紅軍作為假想敵，鄭重其事地開辦廬山訓練，反映蔣介石對再一次與紅軍作戰的充分重視，如他所說：“此次剿匪，實關黨國與本軍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輕易出之。”這和第一、二次“圍剿”時視紅軍為“地方事件”，僅出動一些雜牌部隊有重大差異。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蔣將新一次“圍剿”定位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基本原則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戰，用七分的力量來推行作戰區的政治”，“一方面要發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消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勢力”。秉著總體戰的思路，國民黨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嚴密統治、收攬人心，其中，對蘇區最具威脅的是封鎖政策。通過實行嚴密的經濟、交通和郵電封鎖，嚴禁糧秣、食鹽、工業品和原材料等物資流入蘇區，斷絕其與外界的聯繫，蔣介石判斷：“匪區數年以來，農村受長期之擾亂，人民無喘息之餘地，實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則內無生產，外無接濟，既不得活動，又不能鼠竄，困守一隅，束手待斃。”用心既狠且辣。

戰力懸殊：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選擇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和當時國內外相對有利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周恩來曾經談到，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時能動員五十萬軍隊發起進、實行封鎖，那是他勢力最強大的時期”。確實，和前四次“圍剿”幾乎一直在國內外動蕩局勢中進行相比，第五次“圍剿”進行過程中，南京政府內外環境相對寬鬆，給了其從容展布的機會。從外部環境看，當時對國民政府壓力最大的日本壓迫有所緩和。長城抗戰並簽訂《塘沽協定》后，日本在華北活動告一段落，北方的壓力暫時有所減輕，此後直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日本在華北一直未有大的動作，南京政府獲得第三、四次“圍剿”以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與此同時，南京政府積極調整對外政策，與英、美等國加強聯繫，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於1933年4月開始長達半年的歐美之行，並與美國訂立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認為標誌著“南京政府對歐美國家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的起端”。在加強經濟聯繫同時，南京政府向西方國家大量訂購武器裝備，據中央信託局統計，1933年和1934年兩年間，購買軍火費用達6千多萬元。這些，既加強了南京政府與西方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聯繫，又提高了其軍事裝備和統治能力。第五次“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出動裝甲部隊，併購買一批德國山炮投入進攻，發揮了相當效果。粟裕回憶：“十九師是紅七軍團的主力，戰鬥力強，擅長打野戰，但沒有見到過裝甲車……部隊一見到兩個鐵傢伙打著機槍衝過來，就手足無措，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衝垮。”紅軍兩個主要軍團指揮者彭德懷和林彪都注意到：“蔣軍在第五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幾次有所加強。”“每連有多至六挺的機關槍，至少也有一挺。我們在敵機槍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衝就是傷亡一大堆。”

資源困窘：當國民黨方面制訂出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時，其所依恃、針對的即為中共作戰資源的短缺，應該說，這確實擊中了中共反“圍剿”作戰的弱點。作為被迫面對戰略決戰的一方，中共在作戰資源上遠遠無法和國民黨抗衡。中共自己承認：“照物質上的力量比較起來，白軍真可以兩三個月‘蕩平赤匪’。”當紅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封鎖，被迫退入蘇區基本區域進行保衛戰時，這一弱點更暴露無遺，長期從事後勤工作的紅軍將領總結道：“根據地人民竭盡全力，也不能保證及時供應，這也是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戰中，人力資源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重要一環。作為全國廣大區域控制者，國民黨進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資源和兵力來源可保無憂，而中央蘇區本身地域有限，且位於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區，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蘇區總人口僅300萬人左右，經過累年軍隊輸送后1933年初樂觀的估計“尚有七十萬壯丁”，1933年5月至7月，擴大紅軍約5萬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擴大紅軍數達到11.2萬多人，總計約16萬人，已佔到可徵召壯年男子的近1/4。這其中還不包括各級政權工作人員、工廠工人、前後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隊的地主、富農分子等，如果總計起來，大部分可以參加紅軍的青壯男子實際都已被徵發。據毛澤東1933年底的調查，興國長岡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6歲至45歲）407人，其中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320人，佔79%。上杭才溪鄉全部青壯年男子1319人，出外當紅軍、做工作的1018人，佔77%。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后，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1934年4月，興國縣的紅軍家屬達61670人，留在後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雖然蘇區中央努力動員婦女參加田間勞動，並加緊“調動地主富農舉行強迫勞動”，以最大限度地“節省我們工農群眾自己的勞動力”，但勞動力缺乏仍然成為突出問題，1934年春耕期間，主要因勞動力缺乏，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十二萬擔”。

自毀長城：中央蘇區是人民革命的產物，民眾的支持和蘇區的存亡息息相關。不可否認，通過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會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蘇區獲得了相當高的支持度。國民黨方面編撰戰史承認：“現匪軍之所謂戰鬥員，蘇區農民，幾佔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偽政府所欺騙利誘，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於所謂‘紅軍眷屬優待條例’，故在匪軍中較為堅決可靠。”紅軍在前幾次“圍剿”中的勝利，除戰略戰術運用成功外，民眾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環。第一次“圍剿”失敗后國民黨軍所編戰報注意到：“匪區民眾，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轉告匪軍。”參加第三次“圍剿”的蔡廷鍇談到其進入蘇區后的情況：“地方群眾在共黨勢力範圍下，或逃亡，或隨紅軍行動，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尋嚮導帶路亦無一人，至於偵探更一無所得，變成盲目。”對中共與民眾間的良好關係，蔣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嘆不如：“講到軍紀方面，土匪因為監督的方法很嚴，無論官兵，紀律還是很好，所以在戰場上能勇敢作戰，而對於匪區一般民眾，還是不十分騷擾。我們的情形老實說起來，是不如他們！”民眾的擁戴是中共反“圍剿”作戰可資倚賴的最寶貴的政治資源。但是，1933年前後“左”傾領導人在蘇區中央逐漸掌握控制權，推行一系列過左的社會、政治、經濟政策，這些政策相當程度上損害了中共政權與民眾間的關係，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中共對民眾這一政治資源的擁有和發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權建設過程中經驗不足，行政體制和監督機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義的熱情消退後，各級政權中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現象滋生，也影響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發揮。這些問題在軍事緊張的特殊形勢下，更進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此戰，持續1年之久，是我軍戰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軍事失敗，其根本原因是戰略指導上的失誤，中央蘇區軍民全力以赴，為保衛蘇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付出了巨大代價，給予國民黨軍大量殺傷。但由於中共中央實行錯誤的軍事戰略和作戰原則，使這次反“圍剿”作戰始終處於被動，以致在紅軍遭到嚴重削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的情況下，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不過李德回憶說在國民黨採取逐步結營穩紮穩打的前提下，如何進行游擊戰，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