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百年的孩子

大江健三郎先生作為一個日本作家，對中國始終具有真摯而深切的感情，這很令人尊重。《兩百年的孩子》包含著他對中國讀者的感情：希望能被年輕人感受和了解到，一個心懷憂慮的嚴肅的老人對未來與人類命運的認知以及期望。

在這本大江健三郎的這本小說里，我們讀到了想象和現實悖論般的契合。他告訴我們，幻想之所以必要，是因為“發自內心的真誠期盼 是有力量的”。他希望孩子們都能成為自主而有合作精神的真正的新人。他告訴我們貌似“無意義”的當下其實具有深厚的歷史感——一如書末引用的瓦萊里所言：“雖說我們生活在現在，細究起來，也是生活在融於現在的未來之中。即便是過去，對於生活於現在並正在邁向未來的我們也是有意義的，無論是回憶也好，後悔也罷……”

江健三郎在其自選隨筆集里多有言及殘障長子——光。光智障，既單純又執拗。妹妹待他很好。先生多少有些移情，將其子性情、兄妹友愛投影到故事中。於是有了真木、明。

森林深處有一千年老柯樹。傳說，只要在千年老柯樹樹洞沉入夢境，就能隨心所欲到任何想去的時間、地點。

三個孩子第一次睡在樹洞時，明輕柔地握住真木的大手，決意等哥哥入睡再睡。夜深明摸索著早已睡去的真木手，將其放入朔手裡握住。親情在小動作間顯露無疑。

同樣年齡的孩子，身處不同環境自然會有不同的心事、邏輯。朔之類養尊處優的孩子，每餐母親做來，多餘事不用插手。銘助君這類殫精竭慮的孩子，早早年紀挎上腰刀為生活為未來打拚。

不能說，誰更銳意進取，誰不求上進。不同生活下的人，自然有不同亟需待解的問題。問題是，身處困境時你是挺身而出，還是意志消沉。

先生借父親口關於過去、未來做出如下闡述：

過去是已發生的事，無法改變。話雖如此，回到過去看一眼，便更深入了解銘助這個人，這就不是無意義了...未來是尚未確定的事，可以通過生活在現在的人們的所作所為，使其具有無數可能性。

故事的主線講穿越。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筆下的未來——孩子們一個個穿起迷彩，有組織地統一行動。這讓人聯想起文化大革命，一切活動圍繞政治運作。這更像是精神層面的法西斯獨裁。

孩子是尚未長成的大人，思緒淺薄，易於煽動。大人將他們負有陰謀的說辭，根深蒂固種在孩子心中，告訴他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需要做的。孩子們堅定不疑的履行著，因了作為是錯的，越陷越深卻不自知。這樣的未來之後的未來，哪裡有光明可言。

知事有句話說的很有意思，“未來變得糟糕，眼前時代，上一時代，你們的時代不也有責任們。”任何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想未來美好，現在就要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故事的伏線講真木。

關於真木的殘障，奶奶曾想帶他終老，父親亦想帶他尋死。後者，父親因不恰當的舉動受人詬病而得抑鬱。

不能單純說，父親想擺脫負擔是錯，他或只是憂心孩子未來，不想他受疾病勞苦。

到最後，除奶奶百年，所有人無不以更為積極的心態面對現在、未來。生活的真諦，或許便是不放棄——不放棄自己所愛。

同樣貫穿整個故事的是一隻名為“臘腸”的狗。它是一隻吃臘腸、喝白水，會做夢，會穿越時空，一隻一直伴在真木身邊的柴犬。

故事最後真木對神樹發願：倘若能夠返回到那一側的話，我將不再進行冒險。

過去、未來再好，都不及現在來的珍貴。現在，是連接過去、未來的橋樑。現在，有我們最愛的父母親兄妹，生養我們的世界。

站在父親角度，這個暑假髮生在他三個孩子身上一場關於幻想的冒險，讓他的孩子們、他，一瞬成長。

童年是場瑰麗奇妙的想象之旅，有的人正經歷著，有的人早已忘卻。不管記憶或遺忘，它都真實存在過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里。

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1935年出生在愛媛縣森林中的一個小山村，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熱中於閱讀薩特、加繆、福克納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於1957年5月發表《奇妙的工作》。在這一年裡，大江還相繼發表了習作《死者的奢華》、《人羊》和《他人的腳》等短篇小說。自此，大江作為學生作家開始嶄露頭角，1958年又發表了《飼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說，其中《飼育》獲得第39屆芥川獎，使得這位學生作家被視為文學新時期的象徵和代表；而稍後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摘嫩菜打孩子》，則更是決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學旗手的位置上。1959年3月，大江從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畢業，同年，作者接連發表了長篇小說《我們的時代》和隨筆《我們的性的世界》等作品，開始從性意識的角度來觀察人生，試圖表現都市青年封閉的內心世界。

《個人的體驗》（1964）和《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1968）等一系列以殘疾人和核問題為主要題材的作品，具有較濃厚的人道主義傾向。就其文藝特色而言，在更成熟地借鑒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的同時，充分運用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想象，把現實與虛構巧妙地結合在了一起。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還有《日常生活的冒險》（1964）、《洪水淹沒我的靈魂》（1968）等長篇小說。此外，大江在隨筆和文學評論領域也非常活躍，著有《廣島日記》（1965）、《作為同時代的人》（1973）和《小說方法》（1978）等作品和文論。

據介紹，《兩百年的孩子》是大江為了孩子們和年輕人而寫的作品，裡面引用了一段二十世紀法國大詩人、評論家保爾·瓦萊里的話，這段話曾讓19歲時在大學教室里的大江為之感動、並將這種感動貫穿自己的一生——大江寫這部書，就是為了“未來不會再度出現我們為之悔恨不盡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

許金龍說，譯介大江的作品，很痛苦。更重要的是，大江的作品，絕對不是那種給你帶來閱讀快感的書。“它的內容，讓我面對時覺得痛苦——一個痛苦的世界。當然也有快感，快感就是當我把這個謎解開之後，我會覺得很痛快。諾貝爾演講時說過，有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發表諾獎獲獎演說時，說‘我在美麗的日本’，但在大江看來，日本是曖昧的。他展示給讀者的，不是川端康成似的美文，他說自己是把人類最骯髒的東西展現給世人。”但每每痛苦過後，許金龍會對這位老人肅然起敬。“他不給人快感，但讓人思考。他在對人類負責，很厚重。他的東西，你可以讀一個月，也可能讀一年，讀十年。”

在去演講的途中，他不停搓手，顯得非常焦慮、緊張。有人說：“先生您不必緊張，您面對的都是孩子，都是中學生。”他說：“我不只是面對他們，而是全中國的孩子；不僅面對中國的孩子，也是面對日本的孩子，面對全亞洲的孩子；這是在對未來發表演講。我希望能夠和解，能夠和平，而這一切是要理解做基礎的，而我是肩負著溝通使命的。”每逢重大活動，大江都很少喝水，免得需要上廁所而不方便。但那天，站在禮堂外的大江主動提出上衛生間，只為“鎮定一下”，他在衛生間大約鎮定了十來分鐘

內容節選

內容節選：

《兩百年的孩子》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的演講詞

許金龍　譯

1

我是一個已經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說家，我從內心裡感到欣慰，能夠有機會面對北大附中的同學們發表講話。現在，我在北京對年輕的中國人——也就是你們——發表講話，可在內心裡，卻好像同時面對東京那些年輕的日本人發表講話。今天這個講話的稿子，預計在日本也將很快出版。像這樣用同樣的話語對中國和日本的年輕人進行呼籲，並請中國的年輕人和日本的年輕人傾聽我的講話，是我多年以來的夙願。尤其在現在，我更希望如此，而且，這種願望從不曾如此強烈過。在這樣一個時刻，我要深深感謝為我提供了這個機會的所有人。同時，我更要深深地、深深地感謝坐在我的面前，正注視著我的各位同學。

2

在像你們現在這個年齡時，我所閱讀的中國小說家是魯迅。當然，是藉助翻譯進行閱讀的。在那之後直至二十歲，好像還數度閱讀過魯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錄到《吶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卻很尖銳、厚重的短篇小說。因此，當前不久我的中國朋友利用各種機會向我詢問“您最初閱讀魯迅小說是大概幾歲”這個問題時，我一直難以準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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