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藝

西方文藝

中國現當代文學是在外國文學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特別是西方的文藝思潮對我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很大，也很複雜。

首先說西方現實主義思潮與中國現代文學思潮的關係。在“五四”時期，西方的很多文學思潮被引進中國，但“五四”文學卻獨尊現實主義。但是，“五四”文學的現實主義又與西方現實主義不同，它顯現出寬泛化的趨勢。只要是現實主義價值取向所需的，統通作為現實主義。反映了“五四”文學主體心態的開放性。卻也犧牲了其它美學觀念、思潮的獨立性。

其次說說西方浪漫主義思潮與五四浪漫主義文學的關係。“五四”文學在理論上並不提倡浪漫主義，因為覺得它不夠趨時。但有些作家的作品實際上已經有意無意地趨近於浪漫主義了。比如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創造社，創造社是從情感表現角度選擇與接受浪漫主義的。但“五四”文學的浪漫主義並不等同於西方浪漫主義，它帶著濃郁的時代特點，同時又傾向於現實主義。

再次，是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關係。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思潮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是深刻的、持久的，卻又在不同歷史時期得到不同的解釋和利用。在其影響下，中國現代主義出現了三次浪潮：20年代初期所形成的，但因多種原因很快消退了；80年代所形成的，誤解與誤讀表現得更為明顯；後來出現的後現代主義

西方文藝復興與中國的儒學的關係儒學的人文思想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

但西方的文藝復興借鑒的是歐洲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藝術，而和中國的儒學沒多大關係。

與歐洲文藝復興幾乎同一時期，宋朝也試圖在進行著“儒學復興”。

但大多數的小自耕農使中國長期保守著傳統的性格。這在有關王安石新法的爭執時，即已揭露無遺，因為即使小本經營，農業工資也被限制而壓至最低度。再因頻年的戰事產生了一批遊民，免不了有的為奴為仆，於是以上的局勢更不能打開。即由張擇端圖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宋人有解決技術問題的能力，卻無尋覓節省人力的動機。

所以儒學復興不是文藝復興。

既然如此，他們的智能則朝另一方向發展，哲學上的檢討成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們構成一種共同的趨勢，將儒家的倫理擱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觀之上，而稱為“理學”。與漢代從美術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認為宇宙之構成包含無數之因果關係，而人之能為善，與自然法規（他們稱為天理）相符。這種說法造成一種新的社會心理：一方面這批哲學家暢談個人觀感之性與命，另一方面卻又在集體生活中並不感到被拘束。當然宋朝的國事與這種立場有關。從知識上的“宗譜”看來，宋代的理學家都受到一個稱為華山道士陳搏的影響；以個人來講，他們卻都曾捲入當時的政治糾紛之中。在北宋時，程顥程頤與周敦頤要不是直接反對王安石就是間接地與反對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對與女真人議和，後來又改變立場與主戰的韓tuo胄作對；陸象山因為一本向皇帝的奏書大言不慚而被參劾。因此無一例外，他們都因對時局的意見而受到檢舉，他們所提倡之個人道德性格包含著一種“反對派”的意義，只是他們以含蓄的態度表現，不公開活動罷了。

分析比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論屬於哲學的範圍，這方面已有不少中國、倭國和西方的學者從事，其研究結果也已載入各種書刊。歷史家無從否定理學家增強了以後中國儒生的正直觀念和堅決的態度。可是他們討論的範圍縱使淵博，彼此間的不同縱然多途，今日看來，他們的立場仍是過於單純，他們仍無法脫離一種被安排的環境，即一種大而無當的官僚組織治理一個大而無當的農民集團。在這前提之下，他們的主靜與主敬，和西方文藝復興時的人物觀感不同。後者自由思想之展開，與當日趨向商業化的運動同時。但丁（Dante）拋棄了衰落貴族身份而參加了富豪政治圈；喬叟(Chaucer)為倫敦一位關稅監督所僱用；從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至倫勃朗(Rembrandt)，他們的贊助人或為教皇或為大紳商。與之相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學家和他們無數的僚友全穿著中國官員之袍服，他們是官僚的教師。

然則中國缺乏商業革命，不能產生文藝復興，乃是因為地理環境與技術因素，而不由於意識形態。宋朝亘319年的奮鬥，只證明了中國的南方雖富庶，仍不能在組織上做到整體化，因此敵不過以簡單與粗枝大葉精神所組成的北方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