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匄

范宣子出生於晉國名臣大將之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家族的門望也為他的仕途鋪平了道路，使這位歷史名臣在晉悼公時就較早地登上了晉卿之位，擔任中軍佐，為悼公建立霸業起了重要的作用。

晉悼公三年(前570年)，他受悼公之命，出使與晉國不和的齊國。他告訴齊靈公說：“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君恐不盟會招來討伐，只好與范宣手盟於齊郊，並派太子光盟於雞澤（今河北邯鄲市東）。范宣子成功地完成了挾齊入盟的使命，反映了他有著超群的外交才能。

晉悼公十年（前563年），為了鞏固晉宋聯盟，范宣子和中行偃建議以諸侯之師消滅妘姓小國逼陽（今山東嶧縣南），封給宋國右師向戌。他與荀偃經過五個晝夜的苦戰才攻克了逼陽。晉國力克逼陽而贈與盟國，不僅深結宋國，對其它盟國諸侯也產生了強烈的感召力。反映了范宣子有著深謀遠慮的戰略眼光和外交藝術。

在協助晉悼公恢復晉國霸業的過程中，范宣子充分顯示了其政治才能。晉悼公十三年(前560年)，中軍將荀罃卒，按慣例應是中軍佐范宣子升任其職。但范宣子認為上軍將荀偃比他年長，經驗豐富，更適合任中軍將。范宣子讓賢，對於晉國薦賢重才風尚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使晉國出現了“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稼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的可喜局面，並與諸侯和睦，少有戰事。可見薦才讓賢，可以對內增強凝聚力，對外增強威懾力，勝過一時的兵強馬壯。

晉平公四年(前554年)，荀偃辭世，范宣子繼任中軍將，執掌國政。此時，早在悼公時就已產生的范氏與欒氏矛盾激化了。欒氏在當時的列卿中與公室關係最密切，因為欒書有殺厲公立悼公的功勞。欒氏恃功驕橫，結怨甚多，列卿中多結好范氏。欒書之孫欒盈便廣蓄死士，籌劃倒范。其陰謀敗露后，范宣子將欒盈驅逐出境，捕殺了欒黨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申書、邴師、羊舌虎、叔羆十人。叔向、伯華、籍偃也被牽連入獄。欒氏餘黨逃亡國外。晉平公八年(前550年)，欒盈潛入晉國，在齊國的配合下發動了倒范活動，被范宣子殺死，盡滅了欒氏黨族。范宣子剪除欒氏黨族的行動，在當時是必要的，其果斷處理，避免了晉國的一場內部惡戰，避免了國力消耗，對國家與百姓都是有益的。惟范氏大興黨獄，株連過多，確有不足稱道之處。

范宣子執政除了果斷行事外，還善於聽取批評意見，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和政策失誤。《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有一段較長文字專門記載了范宣子接受子產勸告，對諸侯實行輕幣政策的事情。傳雲，范宣子執政期間，諸侯向晉國的納貢很重，鄭人深以為患，襄公二十四年二月，鄭伯使晉，子產托書以告誡范宣子說：“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子產)也惑之。……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即晉國壞，晉國貳則千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力陳重幣的害處。范宣子覺悟到子產的話十分中肯，便欣然接受了這個忠告，減輕諸侯納貢數量，以友結四鄰。這種善於聽取意見，尤其是善於聽取批評的精神確屬難能可貴。作為一個奴隸主貴族的一員，能虛心執政，冷靜視聽，從善如流，聞過則改，及時修正不合宜的政策，其開明性與歷史的進步性是十分突出的。古今中外可資稱道的執政人才中，除了受階級和歷史的局限而表現出各種各樣值得批判的方面外，虛心納諫，及時修正、完善自己的政策是其共同的優點，是一切優秀的執政人才的共性。一個人的智慧，知識和能力總是有限的，偉人與凡人都不例外，所謂優秀的政治人才就是能廣集眾議，善於用眾人的智慧、知識與才能來塑造自己超群出眾的政治形象，以有力地把握國家的命運。這也正是范宣子能在悼公霸業衰落、公室枝葉歧生的不利形勢下，使晉國能在列國爭鬥中能穩住陣腳的一個重要原因所在。

范宣子的歷史功績還突出體現在刑法建設方面。在春秋以前，我國是一個以家族組織為基礎的宗法社會，是依靠“禮”來維持社會各種關係的。進入春秋時代，隨著生產力的進步，社會組織結構和政治經濟制度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舊的社會秩序遭到很大的破壞，各諸侯國開始逐漸出現了成文法。在春秋時代的社會變革中，晉國的改革最有成效，公族從政治舞台消失了，維繫統治集團的血緣紐帶被割斷了，土地制度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作愛田”“作州兵”，人民與土地從領主手中轉到國家政權手中，促使郡縣制在晉國迅猛發展。為了在這種形勢下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要求必須有法典來統治人們。這是晉國成文法產生較早的歷史背景。於是晉國先後出現了“士蔿之法”、“被廬之法”、“趙宣子之法”、“范武子之法”。春秋最後一百年，晉國的奴隸制生產關係開始瓦解，階級矛盾與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日益激化，為了維持統治，晉平公八年(前550年)，范宣子在以往晉國法典的基礎上，制定了一部刑書，即“范宣子刑書”，它是晉國法制史上第一部從國家總法中分離出來的刑事法規。其具體內容己難以考知。這部刑書問世后，最初被藏於秘府，為貴族所壟斷。40年後，由於晉國的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統治者面臨空前的危機，六卿不能相安，“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官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晉頃公十三年(前513年)，晉卿趙鞅、荀寅才把范宣子刑書鑄在鼎上，公佈於眾。晉國的刑鼎和前此23年鄭國子產所鑄的刑書，被公認為我國成文法的最早公布。

范宣子刑書是當時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是已經登上晉國政治舞台的新興地主階級意志的法律體現，它的公布是晉國由禮治走向法治的標誌。它順應了歷史變革的潮流，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三晉時代，一些法律條文還繼續發生著法律效力，《韓非子·定法》篇說“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說明韓國的法典是在晉國舊法典的基礎上產生的。魏、趙兩國的法典和李悝的《法經》無疑都受到范宣子刑書的影響。在三晉這個法家學派的搖籃里產生出來的一批如李悝、吳起、商鞅、韓非等著名法學家，在歷史上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充分顯示了范宣子刑書的公布在我國法制史的劃時代意義。

范宣子歷仕晉悼公、晉平公二世，終任中軍將，執掌國政，為晉悼公恢復霸業做出了貢獻，同時在晉國刑法建設方面起到了跨時代的作用。

范宣子是春秋變革時代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有著較高的治國才能、成功的外交思想和順應歷史潮流的政治素質。雖然在他身上存在著歷史和階級賦予他的糟粕，存在著應該批判的東西，但我們把他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從歷史的角度和政治人才的角度去看待他，發現他的身上仍有許多需要肯定的歷史功績和政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