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

1928年6月14日出生於阿根廷羅薩里奧。格瓦拉的父親埃內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個聲譽卓著的家族。母親塞莉亞·德·拉·塞爾納·略薩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樣也是貴族家庭，祖先約瑟·德·拉·塞爾納牙最後一任駐秘魯總督。格瓦拉的父母於1927年結婚。

1948年進入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學習醫學。

1950年暑假時，格瓦拉遊歷了阿根廷北部的12個省，走過了約4000多公里的路程。

1951年在自己的好友藥劑師阿爾貝托·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的建議下，決定休學1年環遊整個南美洲。他們於1951年12月29日出發，決定的線路為：沿著安第斯山脈穿越整個南美洲，經阿根廷、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到達委內瑞拉。在路途的中間他們的摩托車壞掉了。格瓦拉還在秘魯的一個麻風病人村作了幾個月的義工。在這次旅行中，格瓦拉開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他的國際主義思想也在這次旅行中漸漸產生。

1952年9月乘飛機回到了阿根廷。

1953年6月1日正式畢業於醫學院。

1953年7月7日拉開始了第2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維亞經歷了一次革命之後，格瓦拉從厄瓜多前往瓜地馬拉。12月24日到達了瓜地馬拉。在瓜地馬拉，格瓦拉結識了許多由於反抗獨裁統治者而被迫流亡的革命者，與這些革命者一起投入保衛阿本斯政權的鬥爭，積極為阿本斯民主政府服務。

1954年3月28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宏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瓜地馬拉軍官阿馬斯領導的雇傭軍，準備顛覆阿本斯政權。1954年6月武裝到牙齒的阿馬斯的雇傭軍（共有800人，其中200人是瓜地馬拉人）入侵瓜地馬拉。6月27日阿本斯總統被迫辭職。阿本斯政權被顛覆后，阿馬斯成為瓜地馬拉總統，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地鎮壓，幾個月之內約9000人被捕或被殺害，格瓦拉也上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黑名單。

1955年同卡斯特羅兄弟在墨西哥城相遇，當時卡斯特羅兄弟正在為重返古巴進行武裝鬥爭並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作準備。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羅組織的名為“七二六運動”的軍事組織並展開鬥爭。

1956年和卡斯特羅一起組建游擊隊，到12月27日，革命軍擁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萬人民。11月25日“七二六運動”的82名戰士擠在“格拉瑪號”小遊艇上，從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Veracruz）的圖斯潘（Tuxpan）出發，駛向古巴。12月2日在古巴南部的奧連特省的一片沼澤地登陸，遭到巴蒂斯塔的軍隊的襲擊，只有12人在這次襲擊中倖存。剩餘的游擊隊戰士，在馬埃斯特臘山中安頓下來，並使革命隊伍逐漸壯大，得到了一些農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戰鬥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氣及毅力、出色的戰鬥技巧和對敵人的冷酷無情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包括卡斯特羅的賞識。他很快成為了卡斯特羅最得力和信賴的助手。這段經歷，被格瓦拉寫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

1959年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隨後被任命為卡瓦尼亞堡軍事監獄的檢察長，負責清除巴蒂斯塔時代的戰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10月被任命為國家銀行行長，開始對古巴經濟體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企業收歸國有，並實行了土地改革。

1961年被任命為工業部長。格瓦拉幫助卡斯特羅在古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國經濟封鎖后，與蘇聯簽定了貿易協定。在古巴導彈危機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談判的古巴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並最終簽署了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計劃。

1964年12月代表古巴出席聯合國第19次大會，之後相繼訪問了阿爾及利亞、剛果(金)等8個非洲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與卡斯特羅在諸如對蘇關係、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問題上的分歧日趨嚴重。不久他辭去了自己的職務。4月1日乘飛機離開了古巴，前往剛果（金）。在古巴擔任高官期間，格瓦拉抵制官僚主義，生活節儉，並且拒絕給自己增加薪水。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從坦尚尼亞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剛果。離開剛果后，遊走於坦尚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布拉格以及東德。

1966年至1967年間開始在玻利維亞進行革命活動。當地的玻利維亞共產主義者把密林地區移交給格瓦拉用作訓練區域。格瓦拉及其古巴夥伴亦編改了一些游擊隊的活動方式。

1967年10月在玻利維亞拉伊格拉，格瓦拉游擊隊中的一個逃兵向玻利維亞特種部隊透露了格瓦拉游擊隊的營地。10月8日當格瓦拉在拉伊格拉附近帶領巡邏，特種部隊包圍了營地並且捉住了他。

格瓦拉等人的遺骨被運回古巴后，暫時停放在哈瓦那的何塞·馬蒂紀念館內。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難30周年），古巴國務委員會發出通知，確定當月11日至17日為國喪日，並確定將格瓦拉的遺骨以國葬的規格安葬在他生前戰鬥過的聖克拉拉。

古巴政府為格瓦拉舉行了最為隆重的悼念活動和安葬儀式。1997年10月10日古共五大閉幕後，悼念活動相繼展開。14日格瓦拉遺骨移送聖克拉拉。17日上午9時，安葬儀式開始。格瓦拉的遺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廣場中，同時被安葬的還有6名游擊隊員的遺骨。卡斯特羅在葬禮上發表講話，頌揚格瓦拉對古巴革命的傑出貢獻，稱讚他是革命者和共產黨人的楷模。葬禮結束時，卡斯特羅親自點燃了格瓦拉靈前的長明燈。

1959年5月22日同第一任秘魯裔妻子伊爾達·加德亞離婚，他們唯一的女兒由格瓦拉撫養。6月同參與了古巴革命且與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萊達·馬奇（Aleida March）結婚，之後他們共育有4個子女。

母親：塞里亞。德拉塞爾納。德格瓦拉。林奇夫人

1967年10月9日去世。

周恩來：所謂格瓦拉的“游擊中心”，就是跑到那裡放一把火就走。就象我們的盲動主義似的，脫離群眾，沒有黨的領導。這種思想，在世界上相當一部分群眾中有影響，我們過去沒有注意。這一年各方面來的人多一點，談一談，才發現了。格瓦拉跟卡斯特羅在某些問題上有點不同意見，但基本上他們是一致的。

在展覽中，不僅可以看到切·格瓦拉如何理解生活與藝術，也可看出他如何看待自己。

人民網：一個42年前去世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戰士，成為了炫耀性消費的典範，他的標誌性頭像成為“波普形象”和“版畫圖章”，並被人們長久懷念。

香港著名文人梁文道：切·格瓦拉如果活到今天，該是70多歲的老人了，但他永遠年輕。不是因為他死得早，而是因為他死在浪漫的理想之中。

格瓦拉那種為解放苦難者不惜獻身的精神便永遠會受尊崇。在眾多的民眾眼裡，格瓦拉是具備各種美德的革命者，試想：一個阿根廷青年，毫無利己的動機，投身於古巴的革命事業；古巴革命勝利后，為了非洲和拉美的革命事業，他又捨棄自己在古巴的高官和權位，離開古巴，離開自己的親人，先去剛果，後去玻利維亞，最後犧牲在玻利維亞。格瓦拉留下了什麼？他留下的是精神價值，是覺悟。他象徵著一個非凡的榜樣，一種不可摧毀的精神力量。

騰訊網：人們想象中的格瓦拉是一個聖哲式的人物，但現實中的他，卻還是帶有血色的浪漫。真實的格瓦拉和那個符號化的他之間有一條不可跨越的鴻溝。

玻利維亞日記記述了游擊隊在玻利維亞革命活動。第一篇日記寫於1966年11月7日，是格瓦拉到來之後在農場寫的，最後一篇寫於1967年10月7日是他被擒的前一天。日記敘述了游擊隊怎樣開始運作以及被政府軍發現，解釋格瓦拉怎樣決定劃分二個縱隊但隨後無法重建聯繫，並且描述他們的整體失敗。它記錄了格瓦拉和玻利維亞共產黨之間的不和導致格瓦拉游擊隊士兵比最初期望少。玻利維亞日記由Ramparts雜誌迅速及未加修飾地翻譯后在世界上流通。他的革命摰友，前任古巴最高領導人卡斯特羅亦曾介入翻譯。遇害內幕40年前的10月9日，拉美游擊戰士、古巴革命領導人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被捕后遇害。在他遇難40周年紀念之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名前特工對外披露了切·格瓦拉被處死的內幕。據英國《獨立報》報道，67歲的費利克斯·羅德里格斯是在美國城市邁阿密流亡的古巴人。在美國策劃豬灣事件和越南戰爭期間，他曾長期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他是美國中情局當年捕格瓦拉行動小組的領導人。1967年10月8日，因遭人告密，切·格瓦拉和他的50名戰友在玻利維亞一個小鎮附近被捕。在切·格瓦拉被俘期間，羅德里格斯的任務是負責確保格瓦拉活著，並將他押送到巴拿馬受審。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羅德里格斯表示：“他訪問過莫斯科也拜訪過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我是從那時候開始記得他的。但當年那個穿著制服英姿勃發的人，在我親眼見到他時卻落魄得像一個乞丐。他衣衫襤褸，腳上的靴子也不見蹤影，一雙皮鞋勉強遮住他的光腳。即使只是把他看成一個普通人，我也會為他感到難過。”

羅德里格斯回憶說，被捕之初，切·格瓦拉表現得很愉快，甚至同意人們在他被帶出藏身之地時和他合影。被捕后，切·格瓦拉被關押在附近一個村莊的學校里。羅德里格斯表示，當年美國曾希望把切·格瓦拉活著送到巴拿馬做進一步審訊，但是遭到玻利維亞最高軍事當局的否決。他回憶了當時如何從玻利維亞最高軍事指揮部那裡接到處死切·格瓦拉命令的過程。“當我接到電話時，他們給我的密碼是‘500、600’。當時我們之間有一套簡單的密碼‘500’指的是切·格瓦拉，‘600’意味著死，‘700’意味著活。因為電話里有很多噪音，我又問了一遍，他們證實，命令是500和600。”

面對這道命令，羅德里格斯與玻利維亞軍方的一名上校發生了爭執。但當時這名上校回答說：“費利克斯，我們很感激你們所做的一切。但這是來自我的總統和總司令的命令。我希望你以人格擔保，在下午兩點把切的屍體給我帶回來。你們要對他怎麼下手都行，因為我們了解他對你們國家造成的危害。”多年以來，羅德里格斯一直記得自己向切·格瓦拉宣布他將被處死時的情形。“我走進他的房間，站在他面前對他說‘格瓦拉指揮官，很抱歉，我已經儘力了。但這是玻利維亞最高指揮官下的命令’。他完全明白我說的是什麼；他的臉變得像一張白紙。我從來沒見過哪個人像他當時那麼沮喪。但他說‘這樣也好，我根本就不該被活捉’。當時是玻利維亞時間下午1點，我們離開了他關押的房間。在1點10分到1點20分之間，我聽到了槍聲。”在切·格瓦拉死後，玻利維亞政府軍指示行刑者砍下他的雙手用以驗證身份。之後，他的遺體又被送到了附近一所城市的醫院向外界展示。最後，切·格瓦拉的遺體與多具屍體一起被秘密埋葬在一個軍用飛機場里。

聖克拉拉位於古巴中部，是格瓦拉曾經戰鬥過的英雄城市。1958年古巴革命勝利前夕，格瓦拉奉卡斯特羅之命，在聖克拉拉所在的比亞克拉拉省指揮一支游擊隊。在著名的聖克拉拉戰役中，格瓦拉指揮的游擊隊成功擊潰政府軍開赴東部的援軍，並乘勝向哈瓦那挺進，為卡斯特羅指揮的游擊隊包圍、擊敗東部聖地亞哥的守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古巴政府和人民為紀念格瓦拉的傑出貢獻，1988年在聖克拉拉動工修建格瓦拉廣場，並於1994年竣工。廣場上除了攜槍凝視遠方的格瓦拉巨型雕塑外，底座上還有多幅關於格瓦拉的浮雕，其中還有格瓦拉離開古巴時寫給卡斯特羅的信。紀念堂里後來還增設了靈堂，用來安放格瓦拉和他遇難戰友的遺骨。

切·格瓦拉那張由攝影師阿爾貝托·科爾達拍攝的、戴著貝雷帽的照片，無疑是20世紀最著名的人像照片之一，被稱為“世界上最有革命性最有戰鬥性的頭像”。因為這已經成為一個標誌，標新立異，追求反叛和真誠的文化符號。他的精神很偉大，為了自己的信念去反抗、鬥爭，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終生都在追求，他富有著冒險與浪漫，做著世界上99%的人都做不到的事。而搖滾音樂的精髓是叛逆，是前衛，搖滾試圖用音樂的形式改變人們對自我的認知，這與格瓦拉所做的事在某種意義上有著相似之處：都有著自己的理念而且堅定不移的去實行。都相信自己本身對外界的影響，都崇尚冒險與前衛，由此，搖滾開始崇拜格瓦拉。

大家都把搖滾作為一種革命，所以一些人敬佩他的精神，所以就這麼跟風似的流傳了下來．搖滾的精髓表現在精神上，這就是搖滾和流行音樂的區別。流行音樂只是空有個軀殼。搖滾對它的愛好者來說不只是一種音樂，還是一種文化，一種信仰，一種精神。所以格瓦拉和搖滾的關係就在於此。所謂搖滾精神，就是打碎的精神，並不帶有符號意義，它就是它，就是叛逆本身。“腐爛的是世界，而腐爛的我將與它同入地獄。格瓦拉是這種反叛精神的最傑出代表，這種帶點天真幼稚卻又決不妥協的性格，無疑完美的體現了搖滾精神的精髓，即對現實生活反叛的勇氣，毫不遲疑站到強大對手對立面的膽量，在今天的表現則是格瓦拉肖像的廣泛流行。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他才會被全世界的左翼青年奉若神明。不僅僅因為他的思想，還有他那種吸引所有熱血青年的搖滾精神。

參考資料

切·格瓦拉（Che Guevara）是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古巴游擊隊領導人。切·格瓦拉參與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在古巴新政府擔任了一些要職之後，格瓦拉於1965年離開古巴，在其它國家繼續發動共產革命。歷史學家稱他是“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唐吉訶德”、作家稱他是“塵世的基督”、“復活的普羅米修斯”、“拉丁美洲的浮士德”。

格瓦拉身上濃重的宗教色彩正在使其成為各種理想主義的代表。格瓦拉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人，他死後不久就成為伏特加與雪茄煙的代言人，他還在死後不情願地被用作手錶、手袋的模特。切·格瓦拉的一生，雪茄似乎從未離開過他的指間。早在古巴還未解放時，切·格瓦拉與戰友卡斯特羅一起抽雪茄的照片，一次又一次點燃了古巴人民的希望；古巴解放后，1964年12月格瓦拉出現在聯合國第19次大會上，當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穿著西服時，他卻一身橄欖綠軍裝，還始終銜著粗粗的古巴雪茄，再一次引起全世界媒體的關注。在會上，格瓦拉從容不迫地發言，他談到了寮國、越南和中南美洲受美帝國主義壓迫的情況，呼籲各大軍事集團儘快停止製造和實驗核武器，進行全面裁軍。最後，他再次要求美國停止對古巴的經濟封鎖，停止對古巴的破壞行動。切·格瓦拉不只是個革命家，其實他是個藝術家，重要的是，他一生都在一往無前地燃燒生命。

就在一個時代全世界憤青都視其為精神偶像之時，越來越多的資料披露出格瓦拉的另一面：他嗜殺成性，近乎魔頭。格拉瓦死後四十餘年，法國媒體採訪了他當年的戰友和受害者，他們講述的格瓦拉讓人背上陣陣發冷。1959年1月，古巴革命者迎來勝利的日子。切·格瓦拉成了英雄。卡斯特羅讓他掌管卡瓦尼亞堡監獄。眾多格瓦拉傳記對他在這段時期的所作所為講得很少，但在古巴的集體記憶中它從未被抹去。從1959年1月3日－11月26日格瓦拉離開為止，卡瓦尼亞堡監獄每天都響起殺人的槍聲。這一速度令他成為古巴革命史上最大的殺人機器之一。有很多是無辜者。即使是那些不是敵人的敵人，十幾歲的窮孩子，為了軍餉當兵，為了掙錢寄給母親，向他求饒，但最終還是未能逃過厄運。美國裔古巴作家亨伯特·馮托瓦在《探尋真實的格瓦拉》一書中說，所有他訪問過的人都表示，格瓦拉把屠殺作為生活的作料。他在二樓的辦公室有一部分牆被打掉了，這樣他能在辦公室里觀賞行刑。

1959年9月格瓦拉便不再在卡瓦尼亞堡監獄任職，但他所建立的審判系統卻一直在有效地運行。格瓦拉是檢察院的首腦，但很多死刑卻未經審判。據記錄共有219名婦女經過審判被處死，其餘被處死的婦女則未經審判。還有身懷六甲的婦女被處死。《探尋真實的格瓦拉》一書還紀錄，1961年哈瓦德·安德森被處死時，體內的血液被抽干。從古巴逃出的其他一些在南佛羅里達的古巴流亡者也證明了在被處死前，受害者的血液被抽出。他們的血被賣到了越南。格瓦拉的賣血運動從1961年他擔任工業部長就已開始，這種行為對格瓦拉來說似乎是革命的另一種方式。1967年4月7日，美國人權委員會對這一行為發布了一份詳細報告。

1.《摩托日記》是巴西導演沃爾特·塞勒斯根據格瓦拉家族提供的日記拍攝的劇情片。1949年，29歲的阿爾貝托·格蘭納多和23歲的恩內斯托·格瓦拉成為旅伴，兩人騎一輛“諾頓500”摩托車從阿根廷出發，穿越南美大陸。在旅途中，格瓦拉堅持寫日記記錄自己的感受。旅途結束之後，恩內斯托·格瓦拉改名為切·格瓦拉，前往古巴投入到革命之中。

2.《切·格瓦拉》（Che: Part One）和（Che: Part Two），導演：斯蒂芬·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電影《切·格瓦拉》真實地再現了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