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祚昌

劉先生的重要著作有《美國內戰史》（人民出版社版）、《傑斐遜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版）等，其中最能代表其學術個性與成就的是其晚年用二十多年心血寫成的131萬字的兩卷本《傑斐遜全傳》（齊魯書社）。

劉先生曾主編《世界史（近代史）》（兩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世界通史（近代卷）》（兩卷本，人民出版社版）等，譯有兩卷本《傑斐遜集》（三聯書店版）等。此外，劉先生在英國史、中國古代思想史等領域也有很深的學術造詣。

1921年５月劉祚昌先生生於遼寧省遼陽縣一個耕讀世家。父親是清末貢生，在文史方面有較深的造詣，長期在遼陽和瀋陽一帶教書。劉先生從小受到家庭的影響，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尤其喜愛中國的古典文學、歷史和文化。

在讀小學時，日本佔領了東北三省，建立了偽滿洲國，學校強迫學生學習日語。這深深激起了劉先生的民族義憤，深感當“亡國奴”的恥辱。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后，劉先生滿懷愛國熱情，於１９３９年離家就讀於北平輔仁大學。

后因戰事擴大，劉先生經過上海、香港和廣州，輾轉到大後方昆明，入西南聯合大學就讀。在西南聯大的自由、民主空氣的熏陶下，劉先生如饑似渴地學習。他傾聽了朱自清、聞一多等許多著名大學者的講課，和同學們自由地討論國內外大事和胸中抱負。兩年後，他又轉學到四川大學，隨著名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學習《中國學術思想史》，受益匪淺，為中國歷史文化的學習與研究打下了功底。

同時，他也對外國史尤其是歐美近代史產生了濃厚興趣。通過這段時間的學習，他痛感近代中國多災多難的根本原因在於“愚昧”。他決心選擇歷史研究作為一生的事業，要用歷史進行“啟蒙”工作，消除人民的“愚昧”。他特別熱衷於美國史的研究，希望利用僅僅才２００年歷史的美國的成功經驗，來激勵國人奮發圖強。

新中國成立后，劉先生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之中。他在東北長春大學任教期間，培養了新中國最早一批世界史工作者。１９５６年，他來到山東師範學院歷史系（今山東師大歷史系）任教。當時他正值精力充沛、出成果的黃金時期，卻因其耿直的性格被打成右派。從此在政治上長期受到歧視和打擊。

在文革期間，他又受到衝擊，被批鬥，下“牛棚”勞動改造……然而，種種磨難並沒使先生倒下。他忍辱負重，以頑強毅力進行研究工作，為以後在學術上取得輝煌成就打下了基礎。

粉碎“四人幫”后，劉先生在政治上獲得了解放，學術上迎來了青春，不斷有成果問世。同時，各種榮譽和頭銜，也接踵而至。他１９７８年擔任碩士生導師，１９８０年被評為教授；１９８６年在南開大學開始擔任博士生導師，同年獲美國富布賴特學者稱號；１９８８年被評為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１９８９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他先後當選為第六、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史學會名譽會長、全國史學會理事等。他還多次應邀訪問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及研究會議。退休以後，仍然不斷奔走於中國與加拿大、美國之間，筆耕不輟，直至去世。他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世界史和美國史的研究事業。

劉祚昌先生是我國世界史學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解放初期，他在長春大學（后改為東北師大）教世界近代史，該校的畢業生被分配到全國各地，因此在全國重點大學從事世界近代史教學的工作者中有很多直接或間接是他的學生。近十幾年來他又培養了２２名碩士和３名博士生，這些人也都成了各地院校世界史學科的骨幹。他退休在國外，仍十分關心學校和系裡的教學工作和學科點的建設，回國期間總要抽空為學生作報告。

劉先生在世界近代史的教材建設中，為打破前蘇聯的史學體系和極左思潮的影響做出了很大貢獻。我國的世界史體系１９７０年以前一直受到前蘇聯史學體系的束縛並為國內的極左思潮所桎梏，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公式化、簡單化以及假大空的問題。劉先生自上世紀末起，和史學界同仁一起開始打破僵化的舊框框，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從事研究和探索。他們先後主編了《世界史近代史》（上、下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和《世界史近代史編》（上、下冊，高教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兩部教材，均被作為全國通用教材使用。在這兩部教材中，劉先生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他把英國１６８８年政變定為“１６８８年革命”而非“光榮革命”或“政變”。他否定了傳統的“法國熱月政變是反革命”的觀點，認為是“開始了鞏固革命成果和進行資本主義建設的新時期。”他認為德國統一不存在兩條道路，只有“自上而下”的唯一道路；他認為法國大革命並非資產階級革命的典型，它的一系列過激行為和恐怖政策給法國造成了巨大災難，包括政治動蕩和社會不安；他特別重視美國革命尤其是在革命期間進行的民主改革在世界史的重大意義。他破除了關於１９世紀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全面走向反動的傳統提法，認為這期間西方國家進行的一系列改革穩定了社會局勢和政權，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他還在“高教版”中增加了社會史內容，並在人物的評價上有其獨到之處，使這部新教材內容更加生動和翔實，在學術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從而創立了中國特色的世界近代史體系，並因此獲得了國家教委教材一等獎。

除進行教材建設外，劉先生在科研領域中的成就更是令人矚目。早在１９５０年他就出過兩部專著：《美國獨立戰爭簡史》（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上海新知識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這是我國史學界當時研究美國史的開拓之作。撥亂反正後他迎來了學術研究的豐收時期。１９７８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寫的《美國內戰史》。他用生動的語言繪聲繪色地將美國歷史上這場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內戰展現在讀者面前，並介紹了當時美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各方面的情況。該書已收入於美國國會圖書館。

劉先生影響最大的書是《傑斐遜》。傑斐遜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他是美國民主思想的奠基者和《獨立宣言》的作者。劉先生決心向中國人民介紹這位偉人，使中國人進一步了解美國的民主思想和制度。他參閱了上百部英文原著，用了５年時間，於１９８８年完成了這部巨著，同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立即引起廣泛反響。國內主要刊物紛紛發文評論，該書被評為山東省社會科學一等獎和國家教委人文和社會科學一等獎。劉先生還翻譯了《傑斐遜集》（上、下冊，三聯書店１９９４年版）。此外，劉先生撰寫的關於傑斐遜的論文也被美國學者譯成英文在美髮表。他對傑斐遜的研究在美國引起轟動，被稱為“中國人發現了傑斐遜”。１９９３年劉先生應邀出席了美國舉行的《傑斐遜誕生１５０周年學術講座會》並作了報告，受到廣泛反響。除上述著作外，劉先生還先後在國內各刊物發表論文４０餘篇。去年劉先生的《傑斐遜全傳》（上、下卷）正式出版，這部１３０萬字的巨著，將他對傑斐遜的研究引向深入，成為他的封筆之作，給史學界留下了一座豐碑。

劉祚昌先生之所以在學術上取得輝煌成就，是因為他有高尚的品格。他認為人生在世不能碌碌無為，應該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應該對國家對人民盡到自己的責任，這樣人生才有意義，才不致虛度。

作為一名歷史教師和歷史研究者，應通過歷史教學和著述盡到自己的責任，為祖國建設提供國內外的成功經驗，並以國內外教訓為鑒，為四化大業盡綿薄之力。

他有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強烈的事業心，認為做學問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讀書、寫作不間斷。一天不看書不寫作，寢食不安。那個三尺的寫字檯對他有磁鐵一樣的吸引力。每當他坐在台前，一杯清茶，一支筆在手，他的思想便像鳥兒一樣在知識王國里翱翔，感到快樂無限，有“憑虛御風羽化而登仙”之感。無論是盛夏酷暑，冬日嚴寒，他只要一動筆，就感到是莫大的“享受”。他淡薄物質，追求“精神上的幸福。”他說讀書寫作中感受的樂趣是用金錢買不到的，局外人也體會不到。

無論做何事，一旦選定目標，就會一直堅持下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他常以《易經》中的“天行鍵，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自勉。為鍛煉身體和意志，他經常天不亮便攀登千佛山，幾十年如一日，無論颳風下雨，從不間斷。在寫作《美國內戰史》時，正值文革期間，他以驚人毅力四處搜集圖書資料，並幾次自費到北京圖書館抄寫材料。當他費盡幾年心血寫出了幾十萬字的手稿時，手稿卻被紅衛兵抄走弄丟了。劉先生沒有屈服，從頭再寫，終於幾易其稿完成了這部５０萬字的著作。

劉先生十分注重“史德”。他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教育學生首先要學會“做人”。他治學嚴謹，寫文章一絲不苟，遣詞造句一有疑問便向《辭海》請教。他反對寫作中的投機取巧、粗製濫造，最瞧不起“曲學阿世”或媚世媚俗、阿諛奉承的小人。他為人耿直，富有正義感，辦事光明磊落，持身清廉，處處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主編教材、當學術評委，他堅持原則，仗義執言，不怕得罪人。參加會議，當主持人輕慢了知識分子時，他會拂袖而去。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劉先生雖已辭世，但是他的學術思想和崇高品質將永遠是我一生的財富，我將以先生為楷模，在人生道路上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