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政烺
張政烺
張政烺
張政烺先生年方十四歲就離鄉到青島禮賢中學讀書（舊日制四年），十八歲入北京弘達中學讀高中。1932年，他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張先生在北京大學這幾年，知識面廣，在刊物上發表了幾篇學術論文，頗受師長們的青睞。《獵碣考釋初稿》是張先生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石鼓文是傳世的中國最古的碑碣，自唐代發現后，千餘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張先生所作的考釋，郭沫若同志曾摘抄於《石鼓文研究》的書眉。《平陵陳得立事歲陶考證》，也是一篇頗有影響的學術論文。先秦陶器文字，自清末發現后的半個世紀中有關學者只注意考釋其文字，而張先生的這篇文章，開拓了用陶文結合銅器銘文來考證歷史的途徑。
張政烺
他析疑辨難，考證史料非常精確。中國古文字學起於漢代經學家，東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使漢字的形、音、義基本明了，這在當時確實起了進步作用，誠然是一部偉大的著作。但是．後世學者研究古代文字以許書為宗，即使面對大量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文字等材料，仍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古文字學深受束縛。張先生的《六書古義》一文，通過考查“說文”學發生髮展的歷史，指出許書中托古改制的奧秘，這對於打破學者思想上的迷信，促進建立新的中國古文字學，起了除舊布新的推動作用。
從1946年開始，張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授，同時在清華大學兼授中國文字學，還擔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會委員。張先生講課，著力於內容深度的闡發。如果不認真聽，很難聽懂，一旦聽懂了，則終生受益。據當年聽過張先生講授先秦文獻研究的學生（現均為教授）回憶，張先生不局限於一般地介紹這些古文獻的作者生平、時代背景和內容，而是將自己多年來讀這些古書的心得體會和所發現的問題，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甚至連自己尚未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也都可以率先和盤托出。有的學生在以後的工作過程中，還不時翻閱過去的課堂筆記，從中得到教益和啟迪。1952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張先生擔任講授，參加五個教研組（在其中三組任主任），為培養新中國的考古工作者隊伍，做出了貢獻。
1954年，張先生參加籌建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併兼任研究員。60年代初，歷史系系主任翦伯贊去法國講學，系裡的領導說什麼張先生講課效果不佳，不適合在北大教課，趁翦不在校，就把張先生調離了北大。翦老自法國返校，知道此事無法挽回，乃大發雷霆：“你們知道張政烺是什麼樣的專家？竟然把他調走！我從哪裡去請這樣的專家？！”張先生調離北大，北大的先秦史從此一蹶不振，實在令人惋惜。 1960年至1966年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1966年起至今，專任中國科學院（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並先後任物質文化研究室、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室主任。1950年至今，任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1955年至今任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1978年當選為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1979年當選為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1980年當選為中國史學會理事。1982年起，兼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新中國建立以後，張先生的學術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迄今為止，據不完全統計，他在海內外的學術刊物上已經發表的論著達數十篇，共數十萬字。張先生崇尚實學，無論是長篇，還是短文，內容都很充實。他的論著貫穿著這樣一個鮮明的特點，即以唯物史觀為指針，廣泛搜集和綜合利用甲骨文、金文、陶文、石刻、簡牘、帛書等考古成果和古文字資料，結合古文獻記載，加以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來研究我國古代的歷史，做出符合我國歷史實際的科學結論。因此，他在中國古代史、古文字學、古文獻學，乃至中國通俗小說等各個領域內，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突出貢獻。
第一，對我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認識。眾所周知，古史分期問題，曾經是我國史學界意見很分歧、爭論最熱烈的一個重大課題。張先生早在五十年代，連續發表了《古代中國的十進位氏族組織》、《漢代的鐵官徒》和《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系統地闡述了自己對我國古代社會性質的精闢見解。張先生認為周代奴隸人數既不多，當時主要的直接生產者和革命鬥爭者是國人和庶人（這類似羅馬史上的國民和平民）而不是奴隸。因此，他在《古代中國的十進位氏族組織》一文中，用大量的甲骨文材料結合文獻研究商周的社會組織，主要是說明農村公社的普遍存在，農民就是戰士。他所使用的“古代中國”一詞，相當於中國青銅時代。他認為這是亞細亞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發生髮展的過程，應把它劃歸為奴隸社會的初期。《漢代的鐵官徒》和《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則用秦上郡戈和後漢洛陽刑徒磚志等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記載，論證刑徒在周、秦是奴隸身份，漢代雖在逐漸減緩其罪刑，但奴隸身份未變。鐵官徒起義是奴隸起義。漢代是中國的奴隸社會。其後陸續發表的《卜辭裒田及其相關諸問題》、《甲骨文肖與肖田》、《關於肖田問題——答張雪明同志》、《釋甲骨文尊田及土田》、《殷契■田解》等論文側用甲骨文材料考查殷代開荒和耕種的技術，以及每年 田是慶豐收之禮，主要說明農民的身份和怎樣分裂出新的農村公社，最終論證殷代的社會性質。
第二，甲骨文的釋讀與考證。關於這方面，張先生所發表的文章除了上面所提到的以外，還有：《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釋它示——論卜辭中沒有蠶神》、《釋■》、《殷虛甲骨文羨字說》、《殷契首字說》、《釋因蘊》等。其中《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和《釋因蘊》，這兩篇是根據甲骨文研究商代語言方面的文章，說明古代漢語中的複音詞，在最早的文字中出現。推測是一字重音，後來才出聯綿字，變成書面語言后，語義又隨著作家的理解而有所改變。
第三，青銅器銘文的考釋和年代考訂。如《利簋釋文》、《何尊銘文解釋補遺》、《周厲王胡簋釋文》、《王臣簋釋文》、《中山王■壺及鼎銘考釋》、《中山國胤嗣<妾子>{次蟲}壺釋文》，皆考釋其文字，論證其年代。關涉史事，務求明白易曉。有的文章尚未公開發表，如《西周金文歷譜》一文，費時甚長，寫作過程幾起幾落。他推測周武王伐紂在公元前1070年，以此做出西周曆譜。這樣，西周銅器銘文有關曆法的材料，均可妥當地編排進去。
又如《十又二公及其相關問題》一文，寫作開始於1935年，1982年才脫稿，可見其治學之謹嚴。東周時期，秦國銅器銘文常見“十又二公”，張先生考證，認為這和《春秋經》的十二公，都是“公取十二，法天之數”的一種迷信思想，公羊家所說孔子作《春秋》的原理，主要“存三統”之說，是東周貴族間共同的想法。他認為孔子囿於時代，有許多落後的東西，這是自然的孔子。漢儒、宋儒、清儒以及古史辨派，喜為孔子洗刷裝扮，這對新的歷史時期自然會起破除迷信，建立新的文化的作用，但對孔子本身的認識，卻離得越來越遠了。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幾件青銅器銘文和甲骨片上出現的一行三個或六個數目字，幾十年間，學者為之困惑。張先生對此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認為這些數目字組是最早的易卦。早在1978年11月末吉林大學召開的古文字學術討論會上，有人提及此問題，張先生作了題為《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報告，與會者報以熱烈的掌聲，同意張先生的看法。
1980年應邀在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召開的“偉大的中國青銅器時代”的學術討論會上，作了題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的報告。論證銅器銘中的易卦，是“以卦名邑。以邑為氏”。1982年發表《殷墟甲骨文所見的一種筮卦》。1984年又發表了《易辨——近幾年來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綜述》，這是一篇綜合敘述金文、甲骨文、竹簡、帛書等各種古文字材料中的易卦，其中有單卦、重卦、變卦、互卦等，進一步論證周易源流的文章。遺憾的是，最重要的資料——江陵天星觀楚墓出土的竹簡，其發掘報告多年尚未發表，張先生雖曾得見有易卦的竹筒照片，但因從不搶先使用他尚未發表的材料，以致論述未能盡意。然而張先生的這一劃時代的重大發現，在海內外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此外，1971年至1974年，張先生還曾在中華書局參加標點二十四史的工作，從事《金史》的標點和校勘。1974至1978年，在文物出版社主持或參加新出土的臨沂銀雀山漢簡、長沙馬王堆帛書和雲夢睡虎地秦簡等的整理工作，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張先生不僅學識淵博，學風嚴謹，而且虛懷若谷，光明磊落，正氣凜然，樂於助人，提攜後學，無門戶之見、親疏之別。幾十年來，他至誠地為向他求教的各方人士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張先生的文章和道德，為我們樹立了楷模，也贏得了海內外專家學者的由衷敬佩。張先生雖已年近八旬，仍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著，一方面正在從事著歷史所於五十年代開始、由張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歷史文物圖集》（共十五卷）的工作，另一方面整理和修改舊稿，完成中華書局預約多年的《張政烺學術論文集》。我們衷心祝願張老健康長壽，為弘揚我國古代文化的優良傳統，繁榮祖國的歷史科學，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4月。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2008年4月。
《張政烺論易叢稿》，李零等整理，中華書局，2010年12月。
《張政烺批註〈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朱鳳瀚等整理，中華書局，2011年3月。
張政烺文集：第一卷《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第二卷《文史叢考》、第三卷《論易叢稿》、第四卷《古史講義》、第五卷《苑峰雜著》，中華書局，2012年4月。
《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
獵碣考釋初稿北京大學潛社《史學論叢》第一冊（1934年）
平陵陳得立事歲陶考證同上，第二冊（1935年）
邵王之諻鼎簋銘考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第八本第三分（1939年）
字說《六同別錄》上冊（ 1944年）
說文燕召公史篇名丑解 (同上)
說文解字敘引尉律解《集刊》第十七本（1945年）
漢代的鐵官徒《歷史教學》第一卷第一期（1951年）
古代中國的十進位氏族組織同上，第二卷（1951年）
秦漢刑徒的考古資料 《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3期
釋甲骨文俄、隸、蘊三字 《中國語文》》1965年第4期
滿城漢墓出土的錯金銀鳥蟲書銅壺 《考古》1972年第5期
卜辭裒田及其相關諸問題 《考古學報》1973年第1期
甲骨文肖與肖田《歷史研究》1978年第3期
利簋釋文 《考古》1978年第1期
滿城漢墓出土錯金銀鳥蟲書銅壺（甲）釋文 《中華文史論叢》1979 年第3輯
釋它示——論卜辭中沒有蠶神 《古文字研究》1979年，第1輯
中山王■cuo壺及鼎銘考釋同上中山國胤嗣<妾子>{次蟲}壺釋文 (同上)
周厲王胡簋釋文 (同上)，1980年，第3輯
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 《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
秦律葆子釋義 《文史》1980年，第9輯
秦律集人音義 《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
哀成叔鼎釋文 《古文字研究 》1982年，第 5輯
釋■■(同上)，1981年，第6輯
殷墟甲骨文羨字說 《甲骨探史錄》（ 1982年）
王臣簋釋文 《四川大學學報叢刊——古文字研究論文集》（1982年）
庚壺釋文 《出土文獻研究》（1983年）
婦好略說 《考古》1983年第 6期
殷契■田解 《甲骨文與殷商史》1983年，第1輯
釋因蘊 《古文字研究》1983年，第12輯
王簋蓋跋——評王國維“古諸侯稱王說” (同上)，1984年，第13輯
殷墟甲骨文字中所見的一種筮卦 《文史》1985年，第24輯
易辨——近幾年來我用考古材料研究周易的綜述 《周易縱橫錄》（1986年）
士田十萬答問 《文史 》1988年，第29輯
十又二公及其相關問題 《 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1990年）
六書古義 《集刊》》1942年，第十本
講史與詠史詩同上王逸集牙籤考證 《六同別錄》下冊（1945年）
一枝花話 《集刊》1948年，第二十本
宋故四川安撫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忠烈公事輯——黑韃事略作者
彭大雅北京大學 《國學季刊》1950年，第 6卷第4號
敦煌寫本雜鈔跋 《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紀念論文集》（1950年）
宋江考 《歷史教學》1953年 1月號
金史校勘記中華書局， 1975年春秋事語解題 《文物》1977年第1期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 （與裘錫圭等合作整理）文物出版社，1980年
會文山房與韓小窗 《社會科學戰線》（吉林）1982年第2期
臨海水土異物志輯校序 《農史研究 》1 982年，第2輯
封神演義漫談《世界宗教研究》 1982年第4期
帛書六十四卦跋 《文物》1984年第3期
岳飛“還我河山”拓本辨偽 《余嘉錫先生紀念論文集》（1989年）
十二寡婦征西及其相關問題——柳如是別傳下冊題記 《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1989年）
讀“相台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 《中國與日本文化研究所》第一集，1991年
上古時代的中朝友好關係《開明文史叢刊——五千年來的中朝友好關係》，1951年
著名歷史學家張政烺先生逝世
本報訊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獻學家、古文字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政烺先生因病於2005年1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張政烺先生1912年4月15日生，山東榮成人。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同年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1946年至1960年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1954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60年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1966年調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曾兼任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古文字與古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顧問，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顧問，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古文字學會理事、顧問，中國先秦史學會顧問等職。1990年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張政烺先生是第六屆北京市政協委員。自20世紀30年代起，張政烺先生在科研、教學、古籍整理等許多領域辛勤耕耘60餘年，在中國古代史、考古學、古文字學、古器物學、版本目錄學、通俗小說等諸多學術領域都進行了具有開拓性的研究，解決了許多疑難問題，並承擔過出土文獻整理、二十四史點校等重大學術任務，培養了一大批科研人才，為中國學術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張政烺先生的主要學術成就集中收集在《張政烺文史論集》一書中。
張政烺先生學識淵博，治學嚴謹，執著進取，為人正直，待人誠信，樂於助人，生活簡樸，道德文章有口皆碑。他的逝世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在先秦史、易學史領域，他的一個重要功績是把一種所謂奇字認定為數字卦。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今湖北孝感出土過著名的安州六器，一件是中方鼎，其銘文最後有了兩組六個數字組合的符號，宋代學者視為奇字，曾釋為“赫赫”或“十八大夫”、“八大夫”。奇字何意？八百多年一直是個謎，1932年郭沫若說是器主的族徽。二十世紀後期，出土文物上連續發現六數組合體，中國科學院（當時沒社科院）歷史所三位學者研究后，做出如下推測：1956年李學勤猜測，這類符號似與《周易》的九六之數有關，猜對了大方向；1957年唐蘭認定了大多數數字；1978年12月在長春古文字學術會議上，張政烺認定是一種卦，並於1980年在《考古學報》發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他的開創性拓荒性成績打開了一個新研究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