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思泰

龍思泰 (Anders Ljungstedt, 1759年3月23日 – 1835年11月10日) 是一名瑞典商人和歷史家。龍思泰出生於瑞典的林雪平，曾於烏普薩拉大學就讀。在1784年，他遠赴俄羅斯並在那裡從事教育工作達十年之多。接著他回到了瑞典並獲政府聘請為俄語翻譯員，且他曾在瑞典國王到訪俄羅斯期間為他翻譯。龍思泰不久便到瑞典東印度公司那裡工作且在澳門渡過餘生，他在澳門主要從商，但同時也為瑞典首個駐華領事。龍思泰對澳門歷史很有興趣，他是首個駁斥葡萄牙人聲稱明朝政府已正式割讓澳門說法的西方人。龍思泰死前也沒有回過瑞典，他被葬在澳門基督教墳場。現在，在林雪平的一間中學，和澳門的倫斯泰特大馬路 (Avenida Sir Anders Ljungstedt) 也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以表揚其功績。

一個千年即將過去，分別四百餘年的遊子——澳門，終於在這世紀之交回到祖國的懷抱，在這舉國歡慶的歷史性時刻，我們似乎不應忘記一個人，他就是——龍思泰 龍思泰，瑞典人，瑞典文姓名為Anders Ljungstedt，英文姓名為Andrew Ljungstedt。1759年3月23日誕生於瑞典南部的林雪平。父親安德生為教堂的敲鐘人；母親安娜。還有一個弟弟亨利克，生於1761年。1762年，父親去世，母親被迫改嫁。繼父約翰森（Petter Johansson），被龍思泰稱為“一個好人”。

龍思泰不平凡的經歷在於他作為研究澳門史的學者，原本卻是一位瑞典商人。1759年3月23日，龍思泰誕生在瑞典南部林雪平的一個貧民家庭。三歲喪父，母親改嫁，由於家境窘迫，他在十三歲時才得到上學的機會，然後中學，然後大學。家貧使他很早便不得不放棄大學學業而謀取生計。1784年龍思泰到了俄國，擔任過一些富裕人家的家庭教師。十年後回國，任斯德哥爾摩政府的俄國翻譯。 1796年他跟隨國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到俄國，向俄國公主求婚未成，同年與窮寡婦莫桑德結婚。1797年，龍思泰受雇於瑞典東印度公司，於第二年乘商船遠航中國。後來，他留在中國，任東印度公司的大班。龍思泰同時也做自己的生意，很快成為富商。瑞典東印度公司在19世紀初撤出了廣州貿易后，龍思泰留下繼續做生意。 1820年，他成為瑞典駐中國的第一位總領事。1851年時，他曾被瑞典王家授予瓦薩爵士勛位。當時，他曾有過返回瑞典的念頭，但他最終卻一直留在中國，並從廣州移居到澳門，從事歷史研究直至終身。 1832年和1834年龍思泰出版了關於葡萄牙在中國的居留地（特別是在澳門）的著作。這些著作在他去世后，於1836年在波士頓被集成一書出版，名為《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及羅馬天主教佈道團簡史》 。

1835年11月10日，龍思泰在澳門逝世。

龍思泰生前，捐資故鄉林雪平，創辦了一所學校，專供窮人家庭子女上學。他不但捐出自己的大部分財產，還將先於他去世的妻子和弟弟所留下的財產全部捐給了這所學校。

龍思泰的一生，從窮孩子到鉅賈，始終保持著高貴的品質。他富而樂善，富而好學。林雪平學校的建立和《早期澳門史》的著書成為他一生中的兩座豐碑，被後人敬仰。

“站在超民族的地位”，是思想文化巨人歌德（J.W.Von Goethe，1740－1832）為他在德法鬥爭中沒有為本民族服務所作的辯詞。中葡兩國於16世紀在澳門找到了一個恆久的交匯點，四百年來，雙方雖有衝突交鋒，但總體上能和平共處，各取所需，令一個沒有什麼自然資源可利用和依賴的港口小城生存發展至今。然而，在中西交融的四百年間，這兩國的歷史學家始終未能為這塊彈丸之地寫出一部雙方均能認可接受的歷史。任何人寫歷史，縱然能超越本民族的立場，力求不偏不倚，但最終也擺脫不了骨子裡的民族情感。

但幾乎與歌德同時代的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1759－1835）卻是個難得的例外。他在澳門生活長達20餘年，無論按現行法律還是依照《基本法》 ，他都合格做一個澳門的永久居民，但他既非中國人又非葡萄牙人，他是瑞典人，所以完全可以“站在超民族的地位”來寫澳門歷史。或許正因為此，他的《早期澳門史》 ——首部以英文撰寫的較為完整的系統的澳門通史，160年來都是澳門研究者必讀的重要參考書。

剛剛來到澳門時，龍思泰就深深地愛上了這片土地，“這個半島為大片的水域所包圍，受到潮汐和珠江洪水的沖刷。有規律的季候風，令人賞心悅目的水流，在東望洋山和西望洋山腳下奔騰咆哮。再加上市場供應充足，使澳門成為令人身心健康舒暢的所在。”這一片由衷的讚美之詞似乎預示著龍思泰將選定澳門作為他人生最後20年的棲身之處。而這最後的20年，就是龍思泰對澳門史進行艱苦而卓有成就的開拓性研究、寫下歷史名著《早期澳門史》的20年。

澳門風景

任何富有成果的學術研究，都必須從堅實的資料工作做起。為了收集澳門史的資料，龍思泰進行了艱苦的努力。為了了解澳葡自治的歷史和現狀，他仔細閱讀藏書、議事會的會議記錄、葡王詔書、發往果阿的信稿，甚至連一些古老的殘篇斷簡也不曾放過；為了了解澳門葡人的人口狀況，他從大堂、風順堂和花王堂三個堂區的主管神甫那裡獲得統計數字；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王家聖若瑟修院薩賴瓦主教所提供的大量檔案資料，他從羅馬傳信部賬房神甫馬爾志尼那裡獲得了許多有關天主教在華各傳教團體的準確資料。正是在這樣大量翔實的第一手資料面前，尤其是古老的葡萄牙原始史料的佐證下，龍思泰雖是一個遠道來華的西方殖民者，卻也沒有偏袒葡萄牙，而堅持“澳門是中國領土”這一鮮明的學術觀點，並本著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我的所有努力都限制在簡要而忠實地敘述事實的範圍內，留待讀者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去判斷所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在明察秋毫的頭腦之下受到檢驗”，寫下了具有重大歷史價值的《早期澳門史》。《早期澳門史》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題為“在華葡萄牙居留地簡史”，分三卷論述了葡萄牙人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不同的居留地的情況。第一卷“臨時居留地”，論述的是葡萄牙人在雙嶼、泉州、漳州以及上川島、浪白澳等地的居留情況，第三卷論述了他們在澳門城外的居留情況，而第二卷是本書上篇最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見龍思泰精神的部分，則用六章的篇幅，全面地研究了葡萄牙人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固定居留地”——澳門的歷史概況、地形、區域情況、人口構成、政府組織形式以及澳門的對外關係。這一部分，內容完整、分目明晰而全面，簡明扼要地勾勒出早期澳門的歷史概況和社會全貌，堪稱一部體例嚴謹的信史。第六章《對外關係》 ，展示了澳門與中國內地、葡萄牙及其他東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關係，為後人研究澳門對外關係史提供了一個廣闊的視野和範例。

下篇“在華羅馬天主教會及其佈道團簡史”分為兩章。第一章《澳門的羅馬天主教會》 ，實際上是一部簡明的澳門天主教史，而第二章《羅馬天主教在華佈道團》則是一部簡明的中國天主教史，這一部分對研究羅馬天主教在早期澳門的活動情況乃至它在整個中國的傳道情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保存了許多珍貴的資料，並且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啟迪和模式。

對澳門而言，最有意義的，莫過於本書上篇各章內容了。正是在這一篇里，龍思泰以一個嚴謹的歷史學家的眼光，剔除了西方來華傳教士出於特定目的而強加於澳門身上的不實之詞。在龍思泰來到澳門之前的近三百年中，他們都眾口一詞地聲稱，澳門是由於葡萄牙人為當時的中國明朝政府多方“效勞”，經過中國皇帝的特許之後給予葡萄牙的土地。龍思泰沒有隨聲附和，而是通過嚴謹的、對原始資料的研究，得出結論指出這一論點是站不住腳的。在上編第一章《歷史概述》中，龍思泰不但從中國歷史記載里，而且仔細分析了在西方嚴謹的學者著述和早期葡萄牙殖民大臣留下的文獻之間的矛盾之處，據此推翻了在西方尤其是葡萄牙流行的武斷觀點，明確地指出，澳門是中國的領土。葡萄牙人入據澳門是他們向政府官員賄賂所致，而不是葡人征服的結果，是明朝廷最後開恩允許葡人居住的；對澳葡當局，龍思泰說：“葡萄牙人很清楚，他們得服從中國的法律”，即使議事局、澳督在葡人社會裡有一定的權威，葡人也得定時交納地租及向海關交稅。第六章《對外關係》中“與中國的關係”則更具體地從“政治關係、司法關係、外交關係”三方面的內容闡述了這一觀點。他在書中說：

（ 《基督教遠征中國史》的作者）金尼閣認為，中國人已逐漸消除了見到巨大的葡萄牙船時的恐慌，請求皇帝在半島上賜給外國商人一塊居住之地，或者在一個大一點的島嶼上划給他們一隅之地。“皇帝同意了這一建議，規定外國人必須交納貢賦或地租，並向他們抽取貨稅”。中國人和滿洲人都持這種觀點。議事會中存有幾份中國官方文書，和耶穌會士於1774年奉統治葡屬印度的阿洛薩之命在果阿翻譯的200份文書，都沒有與這種觀點相反的證據。因此我們……同意祁主教（Dom Alexander da Silva Pedrosa Guimaraens）的觀點，他曾是澳門主教兼代理總督，他在1777年寫給議事會的信中說，“由於向中國皇帝交納地租，葡萄牙人才得以暫時利用澳門並從中獲益”。

龍思泰

我認為，將澳門的租用當作帝國的恩惠，而不是武力征服的結果，是較為慎重的看法，因為中國政府只需命令商人、手藝人和僕役停止貿易及勞作，從那裡撤退，並隨即發布命令斷絕對當地居民的供應，征服者便只能放棄此地。然而，龍思泰的這一觀點並不是所有的歷史學者都買賬。許多葡萄牙學者對《早期澳門史》充滿偏見，對他大肆抨擊，原因很簡單：龍思泰研究文獻后，認為澳門是中國領土，而“他們否認此說，聲稱是中國皇帝送給葡萄牙人的，事實上，皇帝從未這樣做”。甚至到了本世紀三十年代，都不乏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葡萄牙著名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甫在《早期澳門史》1992年版序中說：60年前，當我開始研究澳門史時，我對龍思泰懷有偏見，因為蒙塔爾托和布拉加對他均有非議。

事實終究是無法抹殺的。如今，所有的人都同意龍思泰的看法，澳門是中國領土。龍思泰這一生的艱辛也終於換來了當代人和後人對他做出成就的高度評價，肯定了他在澳門史研究中作出的成績。文德泉神甫說：但是，當我讀到龍思泰的《在華葡萄牙居留地及羅馬天主教佈道團簡史》時，我對他的偏見便煙消雲散了。我認識到，這部重要而嚴肅的著作，每一頁都是以歷史文獻為基礎的，而這些文獻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見不到了。這就使龍思泰成為一位有功於澳門的人物……

因此，龍思泰還有刊布文獻的功績，這些文獻本來消失已久。由於龍思泰用英文寫成的史書，澳門開始聞名於世界，後世的歷史學家也得以從他的史書中汲取豐富的原始資料。從而為後人了解澳門歷史做出重大的貢獻。

章文欽在《〈澳門紀略〉研究》中指出；“西方學者中最早刊行的澳門史著作的人就是瑞典人龍思泰的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該書於1832年首次刊行澳門。”美國人威廉·亨特在《廣州番鬼錄》中說：“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安德印爵士（龍思泰）寫作了葡人在東方居住地的歷史，尤其是澳門史，資料豐富，十分珍貴。”而其實，龍思泰的這部開創性的著作，意義遠不止於此。人們完全可以這樣推測，當葡萄牙在本世紀七十年代推翻了本國的獨裁統治，建立民主政府之後，在澳門問題上，公開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澳門問題不存在主權爭執，從而大體上採取與中國合作的態度，使得中葡雙方關於澳門回歸的談判進行得遠比中英香港問題順利得多，與龍思泰這部著作不無關係。所以，龍思泰，這個只因後半生生活在澳門，而以嚴謹態度寫出這部《早期澳門史》的瑞典學者，真可謂有功於澳門，也有功於中國和葡萄牙。

在澳門的史書中，瑞典人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一本“不平凡的書”。其不平凡之處在於，首先，作者有著不平凡的經歷和終身保持的品質；其次，它是第一部用英文寫成，在西方最早刊行的澳門史著作。由於它的刊行使澳門聞名於世。再次，作者在書中提出的獨到見解，顯示了一個史學家尊重歷史的正義與責任。

《早期澳門史》主要以早期葡萄牙人在華的活動目的為線索展開著述。根據此書，葡萄牙人中最早在中國沿海一帶活動的就是一些商人和傳教士。他們在華多年不懈的“努力”是為取得在沿海地區的居留權，並把天主教傳播到中國，以使中國人皈依天主教。此書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為“在華葡萄牙居留地簡史”，下篇為“在華羅馬天主教會及其佈道團簡史”。

上篇分為三卷：第一卷“臨時居留地”、第二卷“固定居留地澳門”、第三卷“城外居留地”。作者根據大量的文獻資料的記載，從15世紀葡萄牙人首先繞過好望角，然後佔領亞洲西海岸，進而擴展到馬六甲開始寫起，其後又逐章地敘述葡萄牙人駕船前往福建、浙江沿海一帶，后又潛回廣東、珠江口上的上川、浪白等地居停貿易，最後葡人入居澳門，將其作為固定居留地的經過。自葡萄牙人來到中國沿海，就以不懈的“努力”試圖尋找固定居留地進行貿易活動，在福建、浙江、廣東珠海等地，葡萄牙人與其他外商海盜發生衝突。其間葡人也騷擾中國居民，所到之處橫行滋事，因而受到了中國政府的排斥，於是葡人被迫撤出這些地區，最後終於來到澳門定居。但葡萄牙人憑什麼得以在澳門定居？葡萄牙人（當時的一些作者和官員）認為葡人為中國清除了侵擾珠江口的海盜，並戰勝了盤踞香山島的一個海盜首領，因而獲得以澳門為固定居留地。這種權利建立在葡萄牙軍隊武力征服的基礎上，里斯本的宮廷想象它已獲得對澳門的統治權。但龍思泰的觀點與之相反，他考察了大量的中外文獻，斷定：“儘管葡萄牙人佔有澳門幾乎達三個世紀之久，他們從未獲得澳門的主權。”“他們向中國人花費了大量金錢，從而得以留在該地”。澳門及其附近曾有葡人居住的一些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葡人只是被視為歸順天朝，遵守律令的外國子民，所以才被允許居住。葡人為了維持在澳門的居住權，必須向中國皇帝交納地租、賦稅及貢品，還向管轄澳門的各級官員行賄。在“固定居留地澳門”卷中，龍思泰還記敘了當時澳門的社會關係，範圍涉及地區、人口、政府、對外關係等，從中可以了解到澳門興衰的歷史軌跡。

作者在下篇中記錄了葡萄牙人最早將天主教傳入中國的種種活動。下篇分為兩章，第一章為“澳門的羅馬天主教會”，第二章為“羅馬天主教在華佈道團”。葡萄牙人定居澳門后，即建立主教轄區，營造教堂，舉行各種宗教活動。到亞洲的傳教士都受到葡國的保護，到中國的日本傳教士都要在澳門停留，學習語言文字。澳門由此成為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教中心。自明清時起，許多著名的傳教士都先後來到澳門學習，然後向中國內地傳教。作者記敘了耶穌會的方濟各·沙勿略、范禮安、羅明堅、利馬竇在澳門的傳教以及中國朝廷對傳教活動的態度。從康熙到雍正對傳教的開放到禁止，傳教活動由興盛到衰落，反映了中西方不同的禮俗思想、文化觀念的衝突。

在補篇“廣州城概述”序中，龍思泰對自己的寫作目的作了說明：“廣東省商界和地方政府一直保持著，並將繼續保持著對葡萄牙人在澳門居留地的影響……。”由於這種原因，龍思泰認為有必要向“外國政府的改革者，向歷史學家提供一個關於這座著名城市的簡要描述，並向商人們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早期澳門史》作為出自西方學者之手，最早的英文澳門史書，被西方史學界公認為第一部科學地對澳門歷史進行研究的有影響的著作。它的價值在於，所敘述的每一個事件、史實、人物都有真實的參考文獻加以印證，客觀可信。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由於希望對未來的歷史學家有所裨益，我從許多各種各樣、相互分離的線索中，記錄了那些最為真實的事情，對近三百年澳門所發生的最值得紀念的變遷作了簡潔的描述……。”作者這種嚴肅的史學態度，無疑是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他在書中說道：“我的所有努力，都限制在簡要而忠實的敘述事實的範圍內，留待讀者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去判斷所討論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在明察秋毫的頭腦之下受到檢驗。”

本書內容豐富，資料翔實，反映了當時澳門社會的各個層面與領域，使散落乃至瀕臨毀損的寶貴的文獻資料得以保存下來，因而是認識和研究澳門的重要史書。’

《早期澳門史》出版於1832年，標誌著澳門主權被破壞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訂於1887年，龍思泰本人在治學之初，曾認為葡萄牙人擁有對澳門的最高權力。但通過對史實的考察與研究，他推翻了這種觀點，堅持了澳門是中國領土的歷史觀點。早在19世紀30年代，龍思泰就敢於在葡萄牙人的居住地澳門堅持這一觀點，顯示出他的公正和膽識。

龍思泰的《早期澳門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書，它為後人了解澳門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史料。在澳門即將回歸祖國的今天，讀一讀這部史書無疑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