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順章

1904年，顧順章出生。早年在南洋煙草公司的制煙廠當工頭，從小好勇鬥狠的顧順章曾參加青幫併當選小頭目，在上海灘的幫會、流氓鬥毆中表現非凡。因為他敢打敢殺，在工人中頗有影響，被當時領導上海工人運動的中共領導看中，1924年他加入中共。1925年“五卅運動”時，由於在罷工中表現活躍並本領高強，一度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衛士。

1926年，顧順章與陳賡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蘇聯，短期學習“政治保衛”。顧順章在蘇俄受訓的時間並不長，但他憑聰明機警的天賦，學到一身本領，如化裝、表演魔術、操作和修理機械、心理學等都很精。他還擅長雙手開槍、爆破、室內開槍而室外聽不到聲音、徒手殺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國民黨中統老牌特務萬亞剛在其回憶錄中稱他是“全能特務，夠稱得上大師。在顧順章之後，特務行列中，無人能望其項背”。

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參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選為執行委員和上海市政府委員。任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在黨內初露頭角。

1927年，“4·12”政變后，顧順章轉移到武漢從事秘密鬥爭，負責制裁叛徒和特務。

“八七會議”后，顧順章在上海參加中央特委，協助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併兼任第三科（行動科）的負責人。中央特科下設總務、情報、保衛、通訊四個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是洪楊生；二科負責搜集情報，科長是陳賡；三科也叫做紅隊，俗稱“打狗隊”，負責鎮壓叛徒特務，科長是顧順章；四科負責無線電通訊，科長是李強。當時，他領導的“紅隊”(又稱“打狗隊”)極為活躍有名，確實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務，震懾了敵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黨在白區的損失，顧順章也由此當上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顧順章卻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裡；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漸腐化，吃喝嫖賭，五毒俱全。

1931年3月，陳昌浩和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紅軍去工作的時候，顧順章由上海經武漢護送他們前往。顧順章從鄂豫皖回到武漢時，在漢口離大智門車站不遠法租界的德明飯店住下，用“化廣奇”的藝名，到新市場遊藝場公開表演魔術。

1931年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剛過，顧順章適由武昌乘渡輪迴到漢口，下船剛到江漢關門口，剛好被叛徒王竹樵撞見。王竹樵暗中跟蹤盯梢，一直盯到顧順章的住處，馬上報告特務機關，將顧順章逮捕。當晚，顧順章被迅速押解到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行營。沒有嚴刑拷打，也沒有威逼利誘，顧順章立即叛變。為了表明自己的身價，他一口氣供出了中共在武漢的湘鄂邊區特委、中央軍委武漢交通大站、湘鄂邊區紅二軍團駐漢機關等20多個秘密機關，中共在武漢的地下組織幾乎無一倖免。

顧順章清楚，南京國民黨的特務系統中潛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漢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見蔣介石，並告誡特務們不要事先向南京發報。但漢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魚的興奮，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成俊還是將顧順章被捕並叛變的消息電告給了南京。而在南京接收這封電報的，正是打入國民黨中統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當顧順章得知電報已發往南京時，跺足長嘆道：“抓不住周恩來了！”

錢壯飛通過李克農搶先通知了特科，導致顧順章掌握的情報價值大減；但即使如此，也僅僅是“避免了毀滅性的打擊”而已，由於顧順章所處的極高地位，以及其家屬很多都參與了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致使當時上海等地的地下黨機構幾乎完全被摧毀，多人被捕殺。

當時，顧順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機關打雜，感情和立場都站在顧順章這邊。中央機關緊急轉移到新地址時準備將家屬一併帶走，周恩來等人告訴顧順章的家屬顧已叛變，要與其劃清界線。顧妻當場表示不從，並試圖逃走。周恩來等人考慮到上海的秘密機關無法囚禁他們，任其出走又會暴露中央行蹤，遂決定將其剷除。

當時，由周恩來、康生組織中央特科的洪楊生和陳養山帶領一批原先與顧沒有私交的人執行了這一任務。因為市內不敢開槍，用刀則血跡不好處理，所以採取了繩勒的方式。又因屍體難以運出市外，只好在院內花壇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還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行動時，顧家的9個成年人一個也沒放過。而對兩個未成年人，顧8歲的女兒顧利群和12歲的小舅子張長庚，周恩來特彆強調孩子是無辜的。於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張長庚則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來還是慘然不樂。據當事人陳養山回憶，從不抽煙的周恩來當時破例要了一支煙，抽了一口就嗆得直咳嗽，說：“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萬不得已，也不知道將來的歷史怎麼評價我。”這件事被尼克松寫進了他的名著《領袖們》一書中。此後的幾十年裡，周恩來再也沒有碰過煙。

然而，周恩來的一念之仁還是釀成了大禍。張長庚回家后，顧順章向他詢問其他親屬的下落，張長庚回答不知道。於是，顧讓他每天在街口等候，發現熟面孔就立即指認。幾個月後，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騎車經過，張長庚認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邊的特務立刻一擁而上，將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貪生怕死，供出了顧順章家屬的下落，並帶著國民黨特務去掘屍，成為當時轟動上海的“海棠村掘屍案”。受此案牽連，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機關遭到破壞。

鑒於顧順章窮凶極惡，對中共白區工作造成了極大危害，中共中央決定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對顧發出“通緝令”。1931年12月1日發布的《蘇維埃臨時中央人民委員會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的，通緝令曆數顧順章的種種罪行，並稱：

“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在蘇維埃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應將他拿獲交革命法庭審判；在白色恐怖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每一革命戰士，每一工農貧民分子有責任將他撲滅。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

在中共歷史上，由中央政府對一個叛徒特別發下這種“通緝令”，可謂極為罕見。

顧順章投入國民黨的懷抱后，由於個人野心極度膨脹，搖擺於中統和軍統之間，在兩方面都邀功買好，還巴結軍統的戴笠，因而不久便遭到中統的冷落。

同時，共產黨的機密，顧順章知道的再多，也是有限的。1933年開始，顧順章逐漸感到自己在國民黨一方失去了利用價值，不甘寂寞的他開始和一個叫蔣雲的人密謀建立“新共產黨”。

顧順章雖然擔任過中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其主要負責的是中央特科的行動，對政治一竅不通。因此，他將組建“新共產黨”的籌備事宜交給了蔣雲來做。

當蔣雲搞出了“新共產黨”的章程、政治綱領和一個“五年計劃”並交給顧順章后，卻被擔心走漏風聲的顧順章殘忍地殺害了。

這一切，都被顧順章的貼身保鏢林金生看在眼裡。

林金生沒有文化，顧順章對他很放心，許多機密的事並不避他。然而這一回，顧順章背信棄義、過河拆橋的舉動卻讓林金生膽戰心驚。一起意外的發生終於使他痛下決心，離開顧順章。

一天，顧順章派林金生送封信到一個飯店。林金生卻把信半途丟失了。林金生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回去向顧順章彙報。顧順章陰沉著臉，一雙狐疑的眼睛在他臉上掃來掃去，卻沒有像平時那樣發火罵人。這是一個不祥之兆，林金生頭皮發麻，知道顧已經對他起了疑心，恐怕遲早要對他下手。他終於橫下心告發顧順章以保活命。

徐恩曾聽完林金生的揭發，大為吃驚，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他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則做著除掉顧順章的準備。

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總部召開中統高層會議，顧順章赴會。經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對顧順章發難，嚴厲指責其違反中統紀律，“不服從命令，而且企圖另樹一幟”，應予嚴懲。顧順章對此毫無心理準備，自然不肯示弱，當場與之激烈爭吵起來。爭執中，該人突然掏出手槍，對準顧順章，顧順章亦拔槍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繳雙方手槍。會後，以調查為名，顧順章即遭軟禁。

幾個月後，顧順章被正式拘押，囚於南京監獄，後轉押於中統控制的蘇州軍人反省院。在此期間，陳立夫、徐恩曾積極進行置顧順章於死地的活動，一面搜集證據，一面上報蔣介石批准。終於，蔣介石感到顧順章已失去了利用價值，又對其試圖組建“新共產黨”的政治野心深抱惡感，點頭同意對顧處以極刑。

1935年6月，顧順章被秘密處死於蘇州監獄，死況甚慘。由於他在特務中名氣很大，傳說其不僅精通化妝術、魔術，而且還會催眠，甚至“土遁術”。為此，臨刑前特務給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顧順章的叛變，改寫了中共的歷史，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此後中國歷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往江西的“中央蘇區”。本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組織上，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立足於城市、致力於工人運動，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顧順章叛變前，要讓中共中央遷往鄉村是不可想象的。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國共產黨，甚至毛澤東本人，都不曾想到會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鄉村，也沒有誰敢主張將黨的基礎從工人轉移到農民身上。由於顧順章叛變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傾的城市暴動，工人運動遭到鎮壓，元氣大傷，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從城市走向了農村。

顧順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務機關指認了中共領導人之一的惲代英（其時，惲代英正被關押於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結果，在惲代英經黨組織多方營救，眼看即將出獄脫險之際，卻被敵人殺害在南京雨花台。

由於顧順章知道的內幕實在太多，他的叛變讓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畢竟，許多基層的“交通線”和“聯絡員”，都是顧順章一手建立起來的，而這些，連周恩來都不可能盡知。

顧順章叛變后，武漢方面的中共“聯絡員”全部遭到捕殺。同時，幾個中共要人也死於顧順章之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也是因為被顧順章摸清了習性，才遭到逮捕的。當時，中央為了保護向忠發，讓他去江西的“蘇區”。誰料，向忠發臨行前卻不顧周恩來的告誡，偷偷去與情婦會面並遲遲不歸，最終落入了顧順章的埋伏。

向忠發被捕后立刻叛變，出賣了組織和同志。雖然蔣介石得知后急電暫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於邀功的國民黨上海當局還是於1931年6月23日晚將他槍決了，前後不過兩天時間。行刑前，向忠發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饒他一命，但還是難逃一死。他同顧順章一道，成為了中共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周恩來曾這樣評價向忠發：“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1931年6月，顧順章親自帶人到香港，抓獲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廣州，慘遭殺害，年僅36歲。

1933年，陳賡在上海治好腿傷即將返回蘇區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顧順章布下的羅網。只因陳賡早年對蔣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慶齡等各界人士營救之下，蔣介石對其“特赦”，他才逃過一劫。

1932年，中共中央決定遷往江西，因為在上海實在無法立足了，由於顧順章的叛變，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極難開展。顧的危害有多大？向忠發被捕后，接任的總書記王明擔驚受怕，竟讓康生、陳云為其在上海郊區租了一整層樓，深居簡出，中共中央為此支付了一筆可觀的租金。到了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組織一再遭到破壞，王明害怕留在上海，辭去中央總書記，跑到了莫斯科。

顧順章可以說是中共地下黨的剋星。他叛變后，那些曾經與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完全待不下去。比如周恩來，長期直接指揮顧順章。顧順章已經對他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活動規律、偽裝技巧了如指掌。而周恩來親自帶人勒死了顧順章的家人，也使得顧對他恨之入骨，必欲捕之而後快。周恩來的地下工作經驗再豐富，也不得不離開了。1931年，在中央機關決定遷往江西前，周恩來便來到了江西中央蘇區。

顧順章叛變之後，為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中統”和“軍統”先後“辦班”，就是所謂“特務訓練班”，以他的資歷，不能不說是一個合適的人選。他曾擔任中共中央“總行委”的主席團委員（1930年8月）和政治局候補委員（六屆三中、六屆四中），地位顯赫；又曾在蘇聯受過“契卡”的系統訓練，是中共特別機構“特科”的元老和主要負責人之一（曾任中央軍委特務科科長、特科第三科科長即“紅隊”隊長等），他熟悉中共全部安全、保衛、情報、交通等的秘密運作方式和活動，知根知底，自然是“特務”中的“權威”了。而且，由於他的叛變，也使得特科一些工作人員隨同他一起叛變革命，倒向國民黨，這也使得國民黨特務組織和機構因之增添了一股“新鮮力量”——顧的辦班、講課當然不是僅止於嘴巴上講講了。

徠因急於表現“歸順”的忠心，顧順章除傾力破壞中共核心組織和機構、抓捕中共要員外，還開辦訓練班，編寫講義，向國民黨特務傳授其特工技術。國民黨的特務對他也是“仰慕”已久，兩大特務組織“中統”和“軍統”都競相請他培訓特務。顧輪流為之“辦班”，訓練所謂行動大隊，其內容有他擅長的打槍、擒拿、格鬥、盯梢、反偵探、催眠、攝影、相形、密語、觀察、破壞、化裝術、使用化學材料、建立調查網和交通站等，同時伴以其從事特工的經歷，娓娓道來，自然讓那些國民黨特務只有張嘴的份兒了。

顧順章“辦班”的講課內容和講義、教材，後來被國民黨特務機構整理編印成《特工叢書》，內收訓練、情報、偵察、行動、審理、組織等各方面，顧順章自己也在叛徒和特務王一心、臧公惠的佐助下，寫出《特務工作的理論與實際》一書（1933年8月南京京華印刷廠印行），這本十餘萬字的書包羅了顧順章全部特務生涯的經驗和體會，他自己標榜說：“這本書的內容完全是根據我個人從各種不同的社會裡親身閱歷出來的實際的經驗，既非抄襲其他著作，亦非得自異人傳授。偉大的社會是我的學校，艱難困苦的環境是我的導師。”全書內分緒論、特務組織、特務工作方法、特務觀念、秘密、特務技術、特務常識（其中有介紹蘇聯和中共特工情況的內容，包括中共中央特科的機構組織和秘密情報網、活動方式等）、特工的修養等章節。在此書的序言中，顧順章表白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在把我個人對於特務工作的心得和主張赤裸裸的獻給關心特務工作的同志們作個參考，同時請求同志們加以深刻的批評和匡正，以為我繼續研究的指南。我很坦白地說一句，我的動機是極其純潔而光明，絕無一點自私自利的念頭存在其間！我希望拿這本書作我‘尋師訪友’的導引，並非藉此以為‘沽名釣譽’的媒介。”當然，這不過是“婊子立牌坊”的說法而已。

顧順章還由王一心代筆，寫了他叛變之後的第二部書——《中國共產黨的特務工作》，這是他出賣黨的秘密的又一“傑作”。此書出版前曾有“新書預告”說：“本書根據作者親身的閱歷，以客觀的態度，做事實的描寫，將中國共產黨的特務工作原原本本的敘述出來，獻給關心中國C.P.特務工作的同志們，以及喜歡偵探小說，或編著偵探電影劇本的人士作為一個絕好的參考材料。”顯然，這仍是顧氏的筆調。不過，這本書的出版顧順章未及親睹——1933年國民黨“中統”秘密處決了顧氏，此書書稿被國民黨大特務顧建中（顧順章任“中統”行動大隊隊長時的副隊長，實際是架空和防範顧順章的國民黨特務頭子）竊走，後來就以顧建中名義經篡改后出版了。

顧順章死前據說還有一本書在醞釀，書名是《“人”的研究》，但未知後來出版否。“預告”中說：“本書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科學的分析上，根據作者幾年來細心考察所得的經驗，將社會上所有各種人物的一切情形，加以深刻與精密的研究……作者所以著述這本書以獻給社會人士作為參考的動機，也就在這個地方。”如此說來，顧順章除特務技術超群之外還頗擅長心理學、相形學、察人術等技能，說他不過一個工人（鉗工）、工頭（“拿摩溫”）、“青紅幫”出身的流氓無產階級可能是小看了他，可惜我們對他的研究還極少極浮淺。

是否向國民黨隱瞞了許多機密

由於顧順章堅持要到南京面見蔣介石才肯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重要機關，25日深夜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消息被潛伏在中統負責人徐恩曾身邊的機要秘書錢壯飛獲悉。周恩來利用這寶貴的三天時間進行了空前規模的大轉移。向忠發、周恩來、王明等時任中共中央一些最重要機關的領導人都撤離到了更加隱秘的住所。但是中共地下組織還是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先後被捕的有800多人，中央特科也遭到大破壞，一些來不及轉移的機關如中央軍委保衛組、紅旗報社、中央地下印刷廠等都被破獲。顧順章叛變的最直接後果，就是使得中共中央機關無法再在上海生存下去，中共中央的負責人如周恩來、王明等都先後離開了上海，或去江西中央蘇區，或遠赴蘇聯到共產國際任職，這對中共今後的歷史影響極大。

由於沒有抓到周恩來，顧順章為了邀功，又先後出賣了中共中央幾個極其重要的負責人，如曾任黃埔軍校總教官的惲代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蔡和森等。

顧順章是中共歷史上罪惡最大、危害最大的叛徒，可以說是怙惡不悛，十惡不赦，但是據最新發現的資料表明，他在大出賣的同時，還作了相當多的保留。

據《中國共產黨史稿》中記載，顧順章在被捕後有這麼一段供詞：“共產國際派遣代表9人來上海，即系國際遠東局，大多數是俄人，也有波蘭人，德國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遠東局主任，名叫牛蘭，我們都叫他老毛子。”實際上當時遠東局在上海僅2人，一個波蘭人，一個美國人，恰恰沒有俄國人。牛蘭絕非遠東局主任，經常和包括其他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開會的遠東局執委會代表叫羅伯特，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米夫不久前還在上海，並曾和顧順章多次開會見面。遠東局6月10日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特別提到了這一點，認為顧順章有意隱瞞了許多重要秘密。報告稱：“我們在南京秘密工作的同志向莫斯克濕（周恩來）報告，在4月26日有一名共產黨在漢口被捕，旋經證明系中共政治局委員（應為候補委員——筆者注），並負責特務工作者。他願意見蔣介石及南京特務工作者，並告訴一切，並預備為南京政府工作……起初我們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後又以為顧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盤托出，所以整個星期是在談話及謠言之中，而不能決此事之確否。此種反叛極為可慮，因顧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國同志之住所，而且還知道克蘭莫及坡托歇夫斯基之住宅（坡即為牛蘭黨內名）。幾天以內，我們望著警察到這些地方來，同時做著必要的防備。直至現在，還未見警察巡捕來到。中國同志儘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這位朋友將真確的地址告之警察，我們的負責同志很可能將全數被捕。但是結果未曾發生。”

據中國現代史專家楊奎松在《民國人物過眼錄》一書中披露：“顧順章早先是有過將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全盤托出的想法的，但為什麼在供詞中表示他只知道一個人叫牛蘭，而對這方面其他人員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夠用來加以解釋的理由，大概就是顧順章對出賣俄國人，包括中共領導人，還是多少有顧慮的。因此，除了有回憶指稱顧順章供出了周恩來和另外兩名中央委員過去的住宅外，顧順章被捕最嚴重的危害多半是帶著國民黨特務人員巡視南京各監獄，指認中共分子……”

一方面窮凶極惡地帶著特務親自到香港去誘捕和森，一方面故意隱瞞了許多機密，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或許是顧順章叛變后留給我們的第一個謎團。

陳賡為何拜訪顧順章徹夜長談

顧順章叛變以後，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雙塘巷居住。徐恩曾不放心，就委派自己的親信王思誠作他的秘書，同時讓同為中共叛徒的王國標、李志遠和胡洪濤等住在一道，以便監視。

為了提防中央特科紅隊的報復，顧順章深居簡出，偶爾有事外出，除了帶上保鏢，還特意進行面容化妝，通常是在嘴裡塞上一副牙套，一下子就變得容貌大變。

根據徐恩曾的安排，顧順章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由他自己口述，中統特務徐政、章志仁、朱秋日等記錄整理，編寫了一套“特工叢書”，共分《訓練工作》、《情報工作》、《偵查工作》、《審理工作》、《行動工作》和《組織工作》等6冊，總共50多萬字。這套叢書後以《特工聖書》為名出版，一直是中統及軍統等整個國民黨特務系統的訓練教材與工作文本。這還不算，顧順章又在南京瞻園的妙靜寺為國民黨中統特務舉辦了為期三個月的共2期特務訓練班。第一期參加訓練班的有特務史濟美、李熙元、王劍虹、陳忠第等4人。第二期人數擴充到20人，其中最為有名的是大特務黃凱。幾乎所有的人對顧順章讚賞有加，稱讚他“對特務工作確實有自己的精明獨到之處”，“他培養特工人員，有一套辦法，成效快”，“經驗豐富，不愧為特工老手”。

由於顧順章的妻子張杏華在顧叛變以後被特科紅隊鎮壓，顧順章在平時總是鬱鬱寡歡。於是，徐恩曾就委託王思誠替顧順章介紹一位女子作後妻，王思誠托手下一個工作人員吳洪林幫忙，為顧順章物色了一個女子，此人便是南京的一位年輕姑娘張永琴。

據張永琴回憶，1932年初她已在讀中學，這天放學回家，母親拿了一張顧順章的照片給她看。張永琴出於好奇，答應和顧順章見見面。

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家茶樓上，顧順章給張永琴的印象是個子不高的，人長得還算英俊，挺神氣的，能說會道。那一年張永琴19歲，顧順章26歲。他倆交往了僅3個月，張永琴的母親就督促他們成親。於是1932年3月8日，顧順章與張永琴在南京安樂酒家舉行婚禮。婚禮辦得很隆重，徐恩曾也率領中統的大小頭目都出席了，他還代表蔣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賀禮，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結婚以後顧順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細柳巷41號。這是一幢四開間的二層樓房，樓上4間，顧順章夫婦住一間，顧順章的老母住一間，顧順章4歲的女兒顧利群和3歲的侄兒顧益群及保姆住半間，後半間是顧順章用作看書寫字的，再有一間是客廳。順便說一下顧利群，她是1931年4月25日顧順章叛變后，在顧順章家裡被周恩來從康生（當時名叫趙容）手裡搶下來的，原來她是會被中央特科紅隊一塊兒打死的。后被送到寶山鄉下顧順章的老母處。解放后在上海某小學教書，一直到退休。樓下的四間，一間住著秘書王思誠，一間住著同為中共叛徒的胡洪濤、陳文昭夫婦，一間住著中統派來的保鏢林金生，還有一間作飯廳。這幢小樓對外就稱作“王公館”。

顧順章平時很少外出，有空便和王思誠等聊聊天。胡洪濤夫婦，以及一些同為共產黨叛徒的中統特務也常到顧順章家裡來坐坐，一塊兒回憶回憶當年在共產黨地下工作時的“光輝事迹”！同時發發牢騷，罵罵國民黨的貪污腐敗。這也為他今後被軍統處決埋下了伏筆。

其實，顧順章當時已經萌生了退出國共之間鬥爭的漩渦，做一個普普通通的生意人的念頭。他將蔣介石給他的禮金等，從一些古玩販子手裡買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足足裝了兩個大箱子，只待時機一到就物色一個鋪面開店謀生。

這時發生了一件大事，據顧順章的後妻張永琴回憶：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個深夜，大名鼎鼎的陳賡來到了細柳巷顧順章家裡，與顧順章見面，促膝長談，整整談了一個晚上。他倆是在二樓孩子住的那半間房的後半間談的，說些什麼，張永琴也不知道。一直到天蒙蒙亮，陳賡才走。據顧順章對張永琴講：陳賡離開顧家直接坐火車去了上海……據張永琴回憶：陳賡的這一夜長談，對顧順章觸動非常大……。

陳賡，黃埔軍校一期生，忠誠的共產黨員，解放后榮任大將。1926年間，他曾和顧順章一道受黨的委派到蘇聯學習過特務工作，回國后便在中央特科擔任顧順章的副手。據各方面看到的材料都表明，顧順章、陳賡以及特科負責交通電訊工作的李強是3個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我們正統黨史中見到的似乎都是陳賡的這一句話：“顧順章腐化墮落，我們以後總會有看到顧順章背叛革命的那一天”……那麼，在1933年的這一個夜晚，陳賡為什麼要冒著極大的風險到南京細柳巷見大叛徒顧順章？他們又談了些什麼？這似乎又是顧順章叛變后給我們留下的一個歷史謎團。

1982年夏，筆者在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44號辦”從事落實政策的工作，曾奉命到六合路一個非常破敗的小樓2次見過顧順章的另一位部下，負責特科總務工作的洪揚生。據他回憶，說李強也曾到南京見過顧順章。筆者查了一下李強年譜：自顧順章叛變以後李強便轉移到了蘇聯，在蘇聯莫斯科郵電部通信科學院學習，抗戰爆發時才回來，似乎沒有到南京見顧順章的可能。但是粉碎“四人幫”后，1983年，李強確實專程到上海見過張永琴，以及顧順章的女兒顧利群，顧順章的妻舅張長庚以及洪揚生等。李強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很念舊的人，據張永琴（據前文）和洪揚生講，他在接見張永琴與洪揚生時，都曾提到過他和陳賡、顧順章曾經是非常好的朋友，是“同志加兄弟”。陳賡去見顧順章絕非個人行為，值得研究和關心這一段歷史的人深長思之。

在日本近5個月究竟做了些什麼

1934年初，顧順章又搬家了。其實顧順章在與陳賡在細柳巷見面以後，不久就因保鏢林金生出賣，將顧順章寫給戴笠的信直接交給了徐恩曾，與徐恩曾大吵了一場，便由徐恩曾安排搬過一次家，住到了一所由中統嚴密看管的小屋安品街70號。徐恩曾與戴笠，是蔣介石在特務系統里的左臂右膀，一個執掌中統，一個執掌軍統。但兩人之間私下裡卻斗得死去活來，水火難容。1931年徐恩曾的中統逮捕了顧順章立下了大功，戴笠自然非常眼紅。與此同時，由於手下許多特務對顧順章的吹捧，戴笠又對顧順章頗為佩服，經常將顧順章從徐恩曾那兒“借過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笑眯眯地答應著，心裡卻非常不快，多次警告顧順章不準與戴笠私下發生關係。現在顧順章給戴笠密信被徐恩曾拿到，徐自然非常不滿，他還曾當面威脅過顧順章，說是要槍斃他。顧順章自然有“虎落平陽被犬欺”的味道，心裡非常憤懣。從此裝病在家，不問世事。徐恩曾和他的妻子，中共叛徒費俠幾次前來探望顧順章，顧拿足了架子，依然稱病不起。近半年的時間，他就寫了一部書，名叫《特務工作的理論和實踐》。這部書同樣是由他口述，由旁人整理的，是國民黨特務系統內很重要的一本理論著作。

為了緩和與顧順章的關係，徐恩曾將顧從安品街搬出，在南京城南甘露寺5號為他租了幢獨進獨出的小屋，也相對放鬆了對他的監視。為了表示自己對顧的信任，徐恩曾特意由中統出錢，安排顧順章到日本去休息養病。1934年4月末，顧順章去了日本。

1934年初夏，張永琴帶著顧順章前妻生的女兒顧利群也來到日本，住了將近1個月。顧順章帶著妻子女兒在東京上野公園觀賞了日本爛漫的櫻花，自然也有一番“烈士暮年”的感慨。同時，他們一家3口還遊覽了京都、奈良、伊豆半島的熱海等小城鎮。這是顧順章一生中最愜意輕鬆的日子，自由自在，無束無縛。但好日子總是不長久的，為了回家照顧婆婆與自己的父母，張永琴帶著顧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親自將張永琴接了去，詳細詢問了顧順章在日本的情況，並關照張永琴寫信給顧順章讓他早點回來。就這樣經不起徐恩曾的一再催促，顧順章於1934年9月回到了南京。

顧順章在日本住了近5個月的時間，他幹了些什麼？他又接觸了些什麼人？從未見到任何資料披露過，這又是歷史留下的一個謎團。

據張永琴回憶：顧順章回南京不過2個星期，10月2日吃過晚飯，顧順章被徐恩曾派員接去談話，從此一去不返……

突然遭槍決的真相是什麼

關於顧順章的死，一些特務頭目是這麼回憶的：

據中統特務頭目陳蔚如在《我的特務生涯》一文中回憶：1933年初顧順章來到上海，這是他1931年3月31日作為中共特委負責人護送中共常委張國燾赴鄂豫皖蘇區離開上海，自己在武漢被捕叛變后第一次回上海。他在上海召集舊部聚會，酒足飯飽，情不自禁地說了這麼一大通話：“共產黨固然不好，但國民黨更壞。共產黨的幹部都是比較好的，能吃苦耐勞，要革命。你們要耐心工作，我們要好好利用這個調查機構來消滅共產黨的組織，另立新的共產黨組織。從現在起就要聯繫自首人，把他們團結在一起。”這些人雖然原來都是顧順章的鐵桿部下，但現在都背叛了革命，加入了中統，於是難免有人將這番話告訴了徐恩曾。這一年5月徐恩曾派自己心腹中統調查科總幹事顧建中到上海召集部下開會，顧建中話外有話警告說：“有的人野心不死，還在搞陰謀活動。凡是被誘惑的同志，應該安心工作，特工總部不予追究。”這番話又有人告密了顧順章，顧順章知道自己在徐恩曾手下，一條命早晚要被送掉。於是便派張永琴與戴笠暗中聯繫，不料此事被顧順章原先的部下童國忠和張文農獲悉，出賣給了徐恩曾。徐恩曾隨即下令將顧順章關押起來。據說顧順章會魔術，會催眠術，怕他逃脫，在押往蘇州反省院的途中，還用鐵鏈子串在顧順章的鎖骨上。1935年5月顧建中到上海宣布了對顧順章的判決，他在中統上海地區總部召集部屬們講：“我們的同志要安心自己的工作，不要見異思遷，這樣前途都是有保證的。”

據在武漢抓獲顧順章並親自安排將他解押到南京的大特務蔡孟堅在晚年撰寫的《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一文中講：“據立夫（陳立夫）方面得來的消息：我方工作人員發現顧又與共勾結，其文件為我方搜獲，彼企圖暗殺中央要人後逃往匪區，故鎮江江蘇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民國26年冬（1937年冬天——顯然有誤，這一年抗戰爆發，這一帶已被日寇佔領——筆者注）在鎮江予以槍決。江蘇省政府派秘書長羅時實先生監斬。我在陽明山受訓時，羅先生擔任講座，曾親自告訴我他主持監斬之事。”

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寫的回憶錄《我和共產黨戰爭的回憶》一書中也詳細描述了顧順章事件的經過，他寫道：“顧順章叛變之後，我們在全國各地與地下黨戰鬥的戰績，突然輝煌起來。案件的進行也不像從前那樣棘手。……由於他在共產黨內部的歷史和地位，使他對共產黨的上中級人事具有廣泛的了解，各地共產黨的指揮機構中，更有不少人是他的舊部，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求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我所遺憾的是，這位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由於他不安分的本性，我雖然盡量優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我們這邊找不到，又去和共產黨勾結，向共產黨提供我們內部人事和業務報告，后又發現他有實現暗殺計劃后逃往江西蘇區的準備，我只好將他放棄了。……顧順章是唯一叛變后又想回到敵人懷抱里的一個。”1935年春，徐恩曾向蔣介石報告顧順章有“反骨”和種種反叛跡象，蔣介石隨即下達手諭：“顧順章怙惡不悛，著即槍決可也。”

一代梟雄顧順章就這麼死去了。其實他到底怎麼死的並不重要，問題是這麼一個被中華蘇維埃毛澤東主席簽署的第一號通緝令中“嚴加追捕，如有發現工農紅軍和革命群眾可立即捕殺”的大叛徒，真的會幡然悔悟，重新想要回到共產黨內來？他與陳賡是否真的見過面？如見過面又徹夜長談了些什麼？他日本之行又見了些什麼人？為什麼他剛回到南京徐恩曾就迫不及待地將他用鐵鏈子串透鎖骨關押起來？這就是歷史留下的一個謎了……

據張永琴回憶：顧順章被重新逮捕不久，張永琴也被關押了起來，家裡即被搜查，尤其是來往的書信文件，統統被中統特務帶走了，幾乎片紙不留……1934年12月份的一天（恐有誤，幾乎所有的回憶文字都說顧順章處決在1935年春——筆者注）張永琴被看守帶到會議室，在場的除了看守，還有顧順章的秘書王思誠。等張永琴坐定，他們便向她宣布，說顧順章犯罪，已被槍斃了。

1936年底，張永琴從監獄出來，王思誠派了一個人陪同她到鎮江，當地機構又派了一個人陪同，在鎮江市郊一處荒蕪的亂墳崗子找到了一個土堆，說顧順章就埋骨在那裡。張永琴想想自己畢竟與顧順章夫妻一場，於是便在鎮江南門外買了一塊墓地，將顧順章重新安葬了。同時她還把被中央特科鎮壓的顧順章的前妻張杏華的棺柩從上海寶山遷到鎮江，與顧合葬，在墓碑上為顧順章寫的名字叫顧嘯仙。

顧順章是中共歷史上的“高級叛徒”，幾乎致中國革命於死地，後來他又加入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引發了叛徒狂潮（國民黨從此改變對中共被捕者的對策，從一味的屠殺到誘惑和利用），他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的“功臣”。不過，叛徒畢竟是叛徒，在政治倫理上叛徒始終是遭人討嫌的，即使是敵人也看不起“叛徒”，這就有顧順章等的再懷“貳心”（擬組建所謂“新共產黨”），以至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