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國模式
新美國模式
“盎格魯一薩克遜”模式（Anglo Saxon model）又稱“新美國模式”，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為基本理論依託，尤其突出自由競爭；強調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勞動者享受有限的法定勞動所得和社會福利；公司注重短期目標的實現，證券市場在公司投融資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新美國模式又稱盎格魯一薩克遜”模式，該模式的特徵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英國的撒切爾夫人上台執政和美國總統里根當選、推行“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而更趨強化。在經濟上其主張削減賦稅、自由競爭、放鬆管制、私有化和鼓勵個人財富的積聚。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著不同的發展模式，其中美國的發展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幾乎影響了世界各國。對於美國的發展模式，國內外學者有著不同的稱謂，如：英國學者羅納德·多爾(Dore Ronald)稱其為“股票資本主義”模式，戴維·荷茨(Coates David)稱其為“市場導向型資本主義”模式。其他常見的稱謂有“里根一撒切爾模式”、“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新自由主義模式”等等。對此，法國學者米歇爾·阿爾伯特(Michel Albert)則認為， “當今的美國發展模式應當準確地稱其為‘新美國模式’，因為，1980年裡根當選總統標誌著自大蕭條結束以來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的舊模式的終結，一個全新的發展模式從此形成”。
探究新美國模式的本質，必須將其放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中去考察。從宏觀上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是幾個具有代表性的資本主義模式的轉換史，每一次資本主義的全面性危機的爆發往往意味著一個舊模式的終結和一個新模式的誕生，新美國模式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現實背景。
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並不是每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都能成為其所在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模式，只有那些在經濟發展上取得巨大成就，綜合國力處於強國地位乃至霸主地位的國家，其經濟、政治、社會體制才能形成一種範式，如果這種範式能夠在較長的時間內影響其他國家(不論這種影響是強制進行的、還是主動效仿的)，那麼它就能成為那個時代具有代表意義的發展模式。從這個標準來看，英國創立了第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曼徹斯特模式(與英國有著特殊歷史、政治關係的美國亦是這個模式的主要代表)，它以無可抗衡的優勢貫穿了整個19世紀，並在20世紀20年代達到了輝煌的頂點。以美國為例，1920-1929年期間，其GDP的增長幅度競達到了40%。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這個模式的典型特徵，它以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奠基人亞當·斯密的“自然秩序”思想為指導，反對政府干涉經濟活動。斯密讚揚市場這“一隻無需人為控制和有意為之的‘看不見的手’能自動地促進社會效益的增長”，是使社會處於自然、健康狀態的保證。“政府的職能僅限制在三個方面：一是保護國家免受外來侵犯。二是保護公民免受不公正的壓迫。三是建立和維持公共機構。”在自由放任的思想推動下，擺脫束縛的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資本利潤率空前高漲。在經濟的飛速增長中，曼徹斯特模式以自由、平等、民主為政治價值目標的議會體制逐漸走向成熟，同時，由於資本利潤渠道的國內飽和，為資本服務的政權必然憑藉強大的實力向海外尋求發展空間，由此，曼徹斯特模式以武力拓展殖民地的對外關係特徵便相應形成。然而，1929-1933年的大蕭條宣告了曼徹斯特模式的終結。這場資本主義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危機造成了大批企業倒閉和大規模的失業，在資本主義世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動蕩，這就意味著曼徹斯特模式的指導理論—— 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破產。對此，著名史學家霍布斯鮑姆的評價是：“傳統自由主義口口聲聲主張一個運作得當的自由市場社會，絕不可能發生大蕭條，可是1933年的經濟上的現實，實在很難令人繼續相信這種理論”。資本主義從此進入了“羅斯福秩序時代。”
“羅斯福秩序時代”模式強調對曼徹斯特模式中放任不羈的市場加以政府干預和管束，其指導理論是凱恩斯主義。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市場並不先天具備自動調節供給與需求的機制，一定程度的、以需求為導向的、積極財政政策的政府干預行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凱恩斯反對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然失業率”理論，主張充分就業，“充分就業如同修復病牙的牙醫，是資本與民主媾和的、絕對而必要的方法。””大蕭條雖然未能使羅斯福改變對私人企業制度的信仰，但大蕭條的嚴酷現實使其接受了凱恩斯主義理論，他相信“聯邦政府應該在市場無所作為時採取行動，某種程度的政府計劃對於刺激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同時，他也敏銳地意識到就業是經濟的基本問題，大規模的失業會造成災難性的社會動蕩，由此得出“政府必須介入勞工就業市場”的結論。在凱恩斯主義理論和羅斯福“新政”實踐的共同作用下，一個以政府全面干預經濟、主張充分就業和刺激有效需求為特點的“羅斯福秩序時代”模式終於形成，這一模式在美國持續了近半個世紀，並在戰後深刻而廣泛地影響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普遍建立是這一模式實踐的鮮明特點，1935年8月，羅斯福簽署了《社會保險法》，英、德、瑞典等國在戰後相繼宣布建成福利國家。這一模式另一大特點是勞工運動獲得了很大發展，在勞工運動並不發達的美國，工人在“新政”期間的人會率從9%躍至34%；在西歐，德國、瑞典、荷蘭等國的工會成為社會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實行了工人與資本家同參與企業管理的勞資共決制度。這一模式的社會文化特徵與經濟、社會政策一致，平等、團結、互助的社團主義精神較為濃厚。羅斯福秩序時代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經濟發展最為快速、勞資關係相對和諧、社會相對穩定的時期，史學家稱之為資本主義歷史上的“黃金時代”。然而，1973～1975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的“滯脹”危機(高通貨膨脹、高物價、高失業與經濟低速增長並存)宣告了凱恩斯主義的破產，資本主義發展開始轉入里根一撒切爾時代。
對於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凱恩斯主義成了眾矢之的，西方世界充斥一片“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復古氛圍，撒切爾便是“找回自由市場”的積極倡導者。撒切爾認為，“大政府”是“滯脹”產生的罪魁禍首，並在執政后“竭力扭轉政府職能擴大和社團主義蔓延的勢頭，頌揚‘小政府’的優點，減少政府在一系列領域的干涉行為，並制定了如下目標：(1)縮減公共企業和公共服務的規模。(2)削減公共開支。(3)鼓勵私有企業，出售公共企業的國有股份。(4)在公共企業引入市場機制”。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撒切爾以“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別無選擇)為口號表明自己革新的決心，在英國實行了一場涉及各個領域的私有化運動。至1991年，涉及90萬個崗位的2/3的國有企業被私有化。撒切爾革命的另一目標是消滅福利國家及其主要支持力量—— 工會。撒切爾認為，競爭是社會的天性，有“市場經濟”就有“市場社會”，國家通過收入再分配手段維持的社會福利只會增加庸人和懶人的惰性，是一種妨礙競爭的“劫富濟貧”的不公正行為。在撒切爾執政的十年間，第一個宣布建立福利國家的英國大幅度削減福利開支，在GDP中所佔比例降至為22% ，在歐洲聯盟國家中居倒數第二。與之相應的是，工會的實力與影響也大大降低了。
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則進行了一場“里根革命”。對於“滯脹”產生的原因，里根經濟學的主要派別— — 供應學派認為，“滯脹”的根本因素源於凱恩斯主義三項基本政策產生的後果：政府赤字政策產生了與供求不對稱的需求；高額稅收抑制了生產的增長；政府干預經濟的規則和計劃窒息了企業的創新。據此，政府的主要經濟政策應該是“以供應為導向，削減稅收，鼓勵私人企業，減少政府干預。”里根經濟學另一理論支柱—— 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強調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認為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是一條走向“奴役的道路”，因為“在情況如此複雜的現代社會，對於中央政府去處理一個涉及如此規模的資本價值信息並達到競爭性的資本應有的效果是不可能的事情。哈耶克崇尚私有制， “私有制永遠是最合適的，它將保證最暢捷和最有效的競爭機制，可悲的是，這個極其重要的原則常常被一些經濟學家忽略。”在供應學派和新自由主義理論指導下，里根在美國實行了以“大幅度減稅、部分私有化、減少政府管制、削減中等收入階層的福利待遇”為主要內容的里根革命，這場革命使美國走向一條全面修正“羅斯福秩序時代”的經濟社會政策的道路。同時，里根時代的政治文化價值觀也出現了回歸資本主義傳統和秩序的勢頭，宗教、倫理、家庭等觀念得到提升。在對外關係上，里根扭轉了“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轉而實行“進攻性推回”戰略。這樣，在20世紀80年代，經過里根一撒切爾革命，西方資本主義的一個全新的發展模式——新美國模式產生了，這一模式在隨後的布希政府時期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在民主黨的柯林頓執政時期，雖有迂迴反覆，但總體走勢未變，目前的小布希政府則全面實行新美國模式的全部內容，並利用其控制的國際金融、貿易等組織在全球範圍內推行這一模式。
通過追溯新美國模式產生的過程，可以看出，新美國模式的“新”僅僅是相對於羅斯福秩序時代而言，而相對於曼徹斯特模式，它只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復歸而已，美國學者 阿蘭·G·納塞爾將其喻為“新瓶裝舊酒”。因此，弄清這一本質后，就能準確把握新美國模式的基本特徵。
資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潤，古典自由主義倡導的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根本目的在於確保資本獲利最大化。里根～撒切爾革命的目標就是重建資本利潤至上的原則和架構，認為羅斯福秩序時代對資本課以重稅後的再分配策略嚴重地損害了資本的創造性。對此，供應學派認為，“對擁有資本的富人征以過多的稅賦勢必影響資本再投資的積極性，同樣，對於用這種稅收給窮人以過多的補償勢必削弱他們的工作動力，二者都將導致生產效率的低下。”在里根執政期間，富人的納稅額在總稅收中的比例從70%減至50%。對此，羅納德· 多爾的評價是，這種模式的目的就是“從假資本主義變成真正的資本主義，即從原先主要為僱員謀利益的公司改革成主要甚至專門為股東謀利潤的公司。”同樣，英國也實施各種有利於資本逐利的改革措施，撒切爾革命后，英國經濟確有較快的增長，然而從增長中獲利的是擁有資本的富人，“最低收入群體不再從經濟增長中受益。”
撒切爾主義者認為，競爭是普適性標準，“優勝劣汰”的叢林規則適用於社會各個領域。對於社會福利主義者試圖用社會保障等救濟和補償手段拉平差距以達到結果平等的觀念，撒切爾主義者認為，這實際是以一種更大的不平等作為代價的，是對社會“能者”和“智者”的不公，“每個人彼此之間存在不容否認的差別，這包括天賦、能力、容貌、體魄、意志力等方面的差異，高收入者的豐厚報酬是掙來的，我們生活在一個論功行賞的社會裡。”因此，撒切爾主義者的觀點是，社會不平等是合理的，只要競爭的機會平等就是公平，人為的結果平等的代價必然是自由的喪失。執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後果也是明顯的，在英美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越來越多的人跌入到貧困階層的隊伍中。
政治保守主義與政治自由主義在民主、平等等觀念上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觀點，保守主義者主張“等級優於平等，秩序強於自由”。二者在英美社會不同的歷史時期交替佔據著政治文化價值觀的主導地位。在里根一撒切爾時代，與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戰勝凱恩斯主義相呼應，政治保守主義也戰勝了自由主義。以羅伯特·博克為代表的政治保守主義對羅斯福秩序時代的平等觀大加鞭撻，“現在充斥社會中的暴力，毀壞財產以及仇視法律、權威和傳統的行為和觀點都來源於對平等的追求，現在的福利制度和類似‘肯定性行動’這樣對某些群體的照顧法律都是罪惡的根源，它喚起人的最壞的感情——嫉妒和懶惰，平等的要求也必然導向中央集權的大政府，從而導向專制。”與此同時，保守主義者對充斥羅斯福秩序時代的個人主義也進行了攻擊，他們認為，個性解放是個人主義泛濫的結果，極端的個性解放必然導致秩序的混亂和權威的喪失，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色情泛濫、街頭混亂、道德淪喪”等反主流文化正是自由派倡導個人主義的結果。里根競選總統時，藉助當時因“越戰”失利和社會混亂形成的沉淪氛圍，對政治自由派的價值觀念加以嚴厲抨擊，贏得了美國民眾的共鳴，找回“秩序、傳統、權威”的呼聲日益高漲，各種派別的政治保守主義乘機抬頭，尤其是宗教保守主義更是勢頭猛進，其倡導的“家庭、生命、尊嚴”的觀念在美國社會大行其道，此後，一系列加強國家對社會控制以及諸如限制墮胎、反對同性戀等帶有保守主義性質的法令、法規在一些地方州政府相繼出台。在這一背景下，保守主義逐漸成為當今美國政府主導的政治文化價值觀。
單邊主義是里根進攻型對外軍事戰略的延續和發展，其根本宗旨在於為資本和美國國家利益服務，這與曼徹斯特模式時代大英帝國用強大的海軍為其資本開闢殖民地的做法如出一轍。在全球化浪潮中，資本以跨國公司為載體在世界範圍內流動時，“無邊界國家”成為資本的必然要求，這無疑會遭到民族國家的抵制。對於那些不遵從由美國等西方國家制定的全球化遊戲規則的國家，美國的做法是：(1)利用其控制的國際組織迫使對方加入“華盛頓俱樂部”。有學者指出， “世貿組織是出口美國價值觀念的新武器，公開的秘密是，國際組織要保持運作的正常就必須滿足大國，特別是美國的要求，那麼現實世界中，該‘武器’就允許美國深入地干預別國內政，迫使它們改變其法律條文和事實上的做法”。(2)一旦上述“新武器”不能奏效，真實的武器便是理所當然的選擇。這種選擇的隨意性與當今美國無與倫比的霸主實力是相吻合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是這種態勢的結果。
新美國模式的興起有其歷史合理性，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由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必然產物。工業社會後期，當資本、貿易、人力資源在全球範圍內快速流動時，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阻礙了資本利潤率的增長，自由化、私有化就理所當然地成為資本向其上層建築提出的政治要求的理論基礎。在社會轉型時期，傳統產業的衰落使得產業工人隊伍迅速萎縮，工人階級的力量的薄弱為倡導貧富分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提供了條件，工會這個對抗資本主義制度的組織自然成為資本主義保守勢力的打擊對象。兩極世界結束后，單邊主義成為資本的總代理人在海外尋求巨額利潤的選擇。另一方面，由於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世界多極力量的發展，新美國模式試圖在其掌控的世界金融、貨幣、貿易等組織的協助下，在全球各國推行新美國模式的經濟、社會體制並形成“華盛頓共識”也是不現實的，拉美國家“新美國模式”實驗的失敗和美國在伊斯蘭世界以武力強制推行其模式而遭遇的強烈抵抗是最有力的佐證。因此，新美國模式既不是全球各國的“普適標準模式”，也不是“歷史終結模式”，當它在國內外處處碰壁時，改良主義者在資本主義的發展空間里還將繼續尋找其他模式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