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文德

嘉熙元年（1237年）時已被擢為池州都統制。蒙古滅金后第二年開始入侵南宋，長達四十多年的全面爆發，呂文德長期活躍於抗蒙前線，逐漸嶄露頭角。

嘉熙元年（1237年），以池州都統制率軍援安豐，與杜杲守城力戰，蒙軍乃退。次年，和杜庶（杜杲子）、聶斌等率精銳在要害處設伏擊蒙軍，連傳捷報27次，尤其是他守衛真州時，更是“儀真之民，恃以為命”。

淳祐元年（1241年）三月，宋廷以呂文德知廬州。

淳祐三年（1243年）二月，被提拔為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統兩淮出戰軍馬，兼知蘄州，捍禦邊陲。這年夏季到冬季，他曾率領一支3000人的部隊，乘坐戰艦溯渦河而上，直搗汴梁，打得蒙軍措手不及，隨即撤回。

淳祐四年（1244年）五月，蒙古圍攻壽春府，呂文德率兵成功解圍，宋廷賜給他緡錢百萬以犒師。六月，宋廷任命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兼知濠州，節制濠、安豐、壽、亳四州軍隊。

淳祐五年（1245年）春，大量蒙古兵圍攻五河口，呂文德迎戰不利，乃焚毀堡寨，撤退到濠州固守，蒙古攻濠州不下，遂退去，呂文德趁機收復五河口，宋廷連升他三級。

淳祐八年（1248年）春，解泗州之圍有功，升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翌年又擊退蒙古對淮西地區的進犯，進官二等。隨著孟珙、杜杲、余玠等南宋第一代抗蒙重臣相繼去世，呂文德擔當起南宋抗蒙的中流砥柱，成為了獨當一面的主將。他在發跡過程中，依靠由自己親族及家鄉樵夫、炭農等編成的“黑炭團”（又號“呂家軍”）作戰，而他的親戚故舊如兄弟輩的呂文信、呂文福、呂文煥，子侄輩的呂師夔、呂師龍、呂師道、呂師孟、呂師望，女婿范文虎，同鄉夏貴等均得到提攜，先後成為南宋末期的重要將臣。

淳祐十一年（1251年），應京湖制置使李曾伯請求，呂文德被調入其麾下，任湖北安撫使兼知峽州。

寶祐二年（1254年）夏，李曾伯奉命宣撫四川，收拾被庸臣余晦所誤的四川局面，並將京湖軍事託付給呂文德。同年七月，宋理宗任命呂文德總統江陵、漢陽、歸、峽、襄、郢軍馬事，暫置司公安，上下應援。當時，蒙古對南宋採取大迂迴戰略（即所謂“斡腹之謀”），征服吐蕃、大理后包抄南宋西南邊疆，西南地區戰事逐漸吃緊。

寶祐三年（1255年）七月，以呂文德知鄂州，節制湘西的鼎、澧、辰、沅、靖五州。在之後的兩年裡，宋廷又先後移呂文德知常德府和靖州，以防蒙古從雲貴透漏荊湖。

寶祐五年（1257年）秋，宋廷獲悉蒙古將領兀良合台從雲南入侵貴州的羅氏鬼國，便進一步將呂文德調往播州（今貴州遵義）一帶。呂文德在西南並未與蒙古正面交鋒，而是通過修築城池、安撫土著的手段來加強防備。他聯絡播州楊氏為代表的土著勢力，修築黃平等三城，並安撫貴州地區的少數民族（“諸蠻”）。

開慶元年（1259年）正月，宋理宗下詔：“呂文德城黃平，深入蠻地，撫輯有方，與官三轉。”以示嘉獎。兀良合台選擇從廣西而非貴州攻入南宋，可能與呂文德在貴州地區的經略有關。其後呂文德又被調往四川前線。

開慶元年（1259年）三月，被任命為保康軍節度使、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四月又總領四川財賦，他不僅負責四川軍政，還獲得了宋代武將的最高榮譽——節度使頭銜。此時蒙古大軍在蒙哥汗的親自統領下圍攻合州釣魚城，呂文德的任務就是溯長江而上，解合州之圍，而紐璘所率領的蒙古也奉蒙哥之命，水陸並進，駐軍涪州，搭浮橋於長江，阻止呂文德、向士璧等所率之援軍入蜀。經過數十日的相持，到了五月，呂文德趁漲水和順風之利攻斷浮橋，擊退蒙軍，打通蜀道，進入重慶。理宗聽說后非常高興，御筆題曰：“呂文德身先士卒，攻斷橋樑。蜀道已通，忱可嘉尚。六月初，呂文德率戰船千餘艘，沿嘉陵江而上，增援釣魚城，衝破了蒙古將領李進的防線。七月，蒙哥派史天澤迎戰，史天澤將蒙軍分為兩翼，在合州東山的黑石峽兩岸“跨江注射”，蒙古水軍則“順流縱擊”，呂文德戰敗失利，退回重慶。宋軍主力雖未進至合州，但對於合州保衛戰的影響很大。

開慶元年（1259年）六月，宋理宗說：“況合州之圍已解，亦其（指呂文德）應援之力”，肯定了呂文德的戰功。七月，蒙哥死於撤軍途中，四川戰事告一段落。蒙哥雖死，但其弟忽必烈所率的另一路伐宋大軍繼續猛攻鄂州（今湖北武漢）。

開慶元年（1259年）九月，馬不停蹄地從重慶赴援鄂州，擊敗蒙軍拔都兒部，“乘夜入鄂城”，給予鄂州有力的支援，使得鄂州“守愈堅”。閏十一月，忽必烈北撤，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鄂州之圍遂解。宋廷下詔說：“呂文德援蜀之賞未足酬功，今援鄂之勛尤為顯著，特賜百萬，良田萬頃。”可以說呂文德達到了他戎馬生涯的頂峰，無疑是當時南宋首屈一指的武將。

此時蒙古內部紛爭不斷，一時無暇南顧，數年間邊境沒有大的戰事。而南宋內部的窩裡斗也開始了，呂文德在這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時劉整功勛很大，呂文德妒忌他，每逢劉整出謀劃策就置若罔聞，建立功勛也不予上報，又因俞興與劉整有矛盾，呂文德讓他做四川制置使來收拾劉整。

景定二年（1261年）六月，劉整以瀘州十五郡投降蒙古，四川局面大壞。俞興出兵進剿劉整，反被劉整所敗。敗報傳來后，宋廷急派呂文德率軍進攻瀘州，“水陸並進，雨雪載塗，或築堡以逼其城，或巡江以護吾餉，或出奇以焚其積粟，或進銳以剿其援師”。

景定三年（1262年）正月，收復瀘州，呂文德亦因功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儘管瀘州被成功收復了，但呂文德逼反劉整卻給南宋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另一方面，呂文德還在朝中尋覓倚靠，以維持其地位。起初他所倚靠的是趙葵，謝方叔取代趙葵為相后，他又事奉謝方叔，其後更是阿附權相賈似道，比如在開慶元年（1259年）鄂州之役時，作為節制諸路軍馬的統帥賈似道措置乖戾，無法贏得諸部的尊重，更無法協調諸部的關係，因此高達、曹世雄等將領都與賈似道有矛盾，唯獨呂文德“諂似道，即使人呵曰：‘宣撫（賈似道）在，何敢爾邪？’”賈似道入朝拜相后，將京湖地區的軍政大權傳給呂文德，呂文德與賈似道的關係也就更加密切。

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駕崩時，賈似道為得到新皇宋度宗的信任，一方面在理宗下葬后假意辭官，另一方面指使呂文德謊報軍情，使度宗急召賈似道，藉機鞏固自己的權勢。正因為權相賈似道的扶持，呂文德及其家族的軍事集團得以存續多年，呂文德曾在度宗年間舉薦96人入朝，許多人都是他的親朋。這種扶持也可以從後來賈似道對呂文煥的態度中看出。但呂文德也不是唯賈似道馬首是瞻，後來謝方叔作為賈似道的政敵而遭陷害時，亦因呂文德的極力搭救而免禍。

從開慶元年（1259年）閏十一月到咸淳五年（1269年）十一月，一直擔任京湖制置使，開府鄂州，率軍駐防京湖邊境，修築多個城池，加強京湖一線的防務，並任湖廣總領財賦、管內勸農營田使。

景定二年（1261年），劉整降蒙之際一度兼任四川宣撫使，翌年辭去，仍兼四川策應使。以武臣身份出任封疆大吏連續十年之久，甚至還總領一方財賦、兼任三衙長官（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這在宋代是絕無僅有的例子。

景定二年（1261年），超授太尉。

景定四年（1263年），兼寧武軍節度使。

咸淳元年（1265年），授少保。

咸淳三年（1267年），加授少傅。

咸淳五年（1269年），受封崇國公。時人稱他“開荊南之制閫，總湖北之利權，專立己威，爵賞由心，刑戮在口”，可見其權勢之如日中天，儼然一方藩鎮。這很大程度上是拜賈似道的奧援所賜。然而，邁上巔峰的呂文德卻犯了兩個嚴重的戰略錯誤。

景定四年（1263年）七月，劉整向忽必烈獻計，在襄陽城外設置榷場，以掩護其軍事行動。劉整還指出，宋將呂文德“可以利誘”。蒙古向呂文德行賄玉帶，呂文德竟同意建榷場。蒙古人又借口“南人無信”，要求建築城牆以保護其貨物。呂文德見蒙古人得寸進尺，感到很不爽，沒有同意，此時又有人建議說：“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於是呂文德轉變態度，奏請宋廷開設榷場。蒙古人藉機築土牆於鹿門山（今湖北襄陽東南），外通“互市”，內築堡壁，以阻宋南、北之援，呂文煥早就識破這是蒙古的陰謀，兩次捎信向呂文德說明，但被呂文德的親吏陳文彬藏匿起來。其後蒙古又在白鶴城增築第二堡，呂文煥再次向呂文德申訴才被得知，呂文德深悔，嘆曰：“誤國家者，我也！”

咸淳四年（1268年），此時蒙古捲土重來，大舉入侵南宋，已圍困襄樊。當負責守城的呂文煥派人向呂文德報告蒙軍修築鹿門、白河等寨、襄樊被重重圍困時，呂文德卻不以為然，反而斥責呂文煥道：“汝妄言邀功。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即呂文煥）堅守。果（劉）整妄作，春水下，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這種輕敵的思想加劇了南宋守護襄樊的困難，因此“識者竊笑之”。

咸淳五年（1269年）十一月末，致仕，特授少師，改封衛國公。此時呂文德已經病重，“中外為之憂懼”。呂文德自己也對晚年所犯的錯誤深感愧疚，以致在同年十二月二日（一說為十二月一日）因疽發背而卒，謚號“武忠”，追贈太傅。

德祐元年（1275年）十二月，南宋朝廷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後來呂文德的家族除呂文信外集體投降蒙古。

關於呂文德從軍的契機，史書上有段詳細的記載。趙葵在道路邊上看見一個被丟棄的麻鞋，長達一尺八寸（按宋制約合56厘米），大吃一驚。有人說是安豐那個賣柴人的鞋子，於是趙葵派屬吏去拜訪呂文德的家，碰巧呂文德出獵，到晚上背著兩隻鹿回來，留下那位屬吏在他家住一宿，然後一起面見趙葵，趙葵便讓他留在自己軍中效力了。

呂文德擅長用兵，頗有軍事才能，賈似道曾說他“聲望智略，高出流輩”，並非虛語。在呂文德初嶄頭角的安豐之戰中，領兵救援安豐的他在城外命部下先鋒夏貴“築土圃於濱江瓦步，樹五色旗幟於廢寺林落中”，作為疑兵。蒙軍以為南宋援軍在此，就向這裡進攻，而呂文德等趁機“間道潛師渡河”，於是呂文德成為幾路援軍（除他外還有餘玠、趙東、夏皋等）中唯一突入安豐城內的。壽春之戰時，奉命救壽春的他在打通糧道后命將援軍之糧“半進半撒”而入城，蒙軍見撒在地上的糧米，以為城中糧食非常充足，士氣大挫，甚至打算撤軍，加速了壽春解圍的進程。

呂文德為將非常貪婪，根據宋人劉克莊的記錄，理宗淳祐初年，呂文德入京朝見，由趙希靜代理統帥他的軍隊，結果發現呂文德的軍隊“軍無宿儲，萬口藉藉，憤呂掊克”，趙希靜就參了呂文德一本，使呂文德一度受到降職處分。南宋遺民黃震也揭露了呂文德貪污軍餉的情況——岳飛鎮守京湖時定額30萬兵力，賈似道鎮守京湖時還剩20萬，呂文德上任后，將這20萬京湖兵力裁至7萬，從而將30萬定額的朝廷養兵之賦中的大部分攫為己有。

呂文德及其家族的腐敗導致呂氏一族富可敵國，時人形容呂家“寶貨充棟宇，產遍江淮，富亦極矣”，直到元朝，宋人遺民還記得當年“呂氏子孫珠玉錦繡之習，輿馬聲伎之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呂文德家族所擁有的財產相比，“石崇又何足數也？”

南宋遺民黃震稱呂文德是“愚鄙小民，不識字，每佯痴，好無禮士大夫”，又記載他剛被起用為一州之長的時候，不肯祭祀孔子，罵孔子“不曾教我識字”。

呂文德發跡后，鑒於家鄉安豐地區飽受戰火摧殘，便將舉家遷往江南西路興國軍大冶縣西塞山麓之道士洑（今屬湖北黃石），他死後也葬在這裡。

呂文德是南宋末期的一代名將，縱觀他的一生，“自奮於兵間，周旋三邊，大小百戰”，創造了一系列輝煌的戰績，在宋朝抵禦蒙古侵略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可謂是南宋抗蒙的中流砥柱。但是，呂文德也有非常腐朽的一面，遭到了人們的批判。除了貪污腐敗和素質低下以外，呂文德更為人詬病的還有重用私人和攀附賈似道，尤其是他大量起用自己的族人和同鄉，形成龐大的軍事集團，甚至將家族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因而南宋朝廷不得不在依賴他的同時“憂其跋扈，以為王敦、桓玄復生於今日矣”，呂文德還愛排擠他人，劉整就是遭呂文德傾軋而降蒙的，給南宋造成了重大損失乃至威脅。雖然呂氏軍事集團在抵抗蒙古侵略的過程中戰功卓著，但在呂文煥投降以後，如多米諾骨牌一般倒向元朝一方，成為導致南宋滅亡的重要因素。所以，呂文德培植家族軍事集團不利於南宋的長遠利益。

李曾伯：“文德才氣無雙，為敵人之所詟服”“文德久董戎行，素負忠赤，聲名在於敵國，勛績著於三邊”。

南宋朝廷：“列之於三孤，崇之以兩鎮”。降蒙后的劉整曾謂：“南人惟恃一黑炭團。”

方回：“大門昔有謠，呂氏一千中。華胄所自出，恭惟齊太公。君伯先郡王，張韓劉岳同。百戰護諸將，易名稱武忠。武忠棣華眾，皆有遠祖風。分閫仗斧鉞，威望真非熊。子姓幾百人，人人俱英雄。人人俱智慧，人人俱疏通。”南宋官方也在呂文德去世后對他高度評價道：“具官呂某，一身是膽，束髮從戎。計多兵權，應獵遇渭濱之兆；口占箋疏，有撫定荊州之勞。生聚十年，守衛中國，士卒同其甘苦，草木知其威名。錫盾雕戈，雙節掌總軍旅；篆車絺冕，貳公是為孤卿。居然護江面之風寒，俄爾告營中之星隕，良翰凋謝，我心䀌傷。以功名自終，死且不朽；而禭贈加厚，禮亦宜然。進之正一品之崇，於以為九京之賁。噫！孰知疾狀，莫如前代之視衛公；名墮涙碑，徒使故人之思羊祜。”

時人：“性尤忌切而貪寶”。

何喬新：“襄陽之禍，實文德啟之，雖殺身沉族未足以謝天子也！”

黃震：“沿邊數千里皆歸其控制，所在將佐列戍，皆俾其親戚私人”

據1959年出土於蘇州的呂師孟墓誌銘記載，呂文德之父名呂深，追贈太師相國公，他有弟呂文福、呂文信等，而呂文煥則是他的堂弟。據說呂文德出身宋代名門東萊呂氏，是宋初宰相呂蒙正的後裔，但到他這一代時早已沒落。關於呂文德從軍前的職業，一說他是樵夫，比如《宋季三朝政要》記載：“文德，安豐人，魁悟勇悍，嘗鬻薪城中。”也有一說他是土豪，如《古今紀要逸編》一書說：“文德起土豪”，總之為一介平民。他是被宋末名臣趙葵相中而從軍的。關於呂文德從軍的年份，一說是宋寧宗嘉定末年趙葵在淮西安撫參議官任上時，一說是宋理宗紹定六年（1233年）趙葵在淮東制置使任上時。此後數十年間，呂文德屢建邊功，位至顯宦；其家族子弟也馳騁疆場，形成一股龐大的軍事集團。據估計，呂文德可能跟隨趙葵參與端平入洛的戰鬥。

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都有呂文德這一人物形象出現，但與歷史形象有較大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