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

唐初，唐王朝根據山川河流將天下分為十道，其中有淮南道。淮西節度使原稱淮南西道節度使（758年設置），又稱淮寧節度使、彰義節度使，是安史之亂后割據的藩鎮之一。817年，唐王朝平定吳元濟后廢除。淮西藩鎮割據區域包括淮南道的西部和河南道一部分，並不僅僅是淮南道西部。

宋至道三年(997)定天下為15路，淮南路為其一，治揚州。熙寧五年(1072)分為淮南東路和淮南西路，西路治壽州，以壽春府（壽州）、廬州、蘄州、和州、舒州、濠州、光州、黃州、無為軍來屬。

南宋建炎二年(1128)，淮南西路移治廬州。

兩宋的淮南西路轄區基本就是後世人所指的淮西。宋亡后，淮西常常作為一個區域為後人所提及，尤其在明代。

紹興七年（1137年）八月八日，南宋軍隊原隸屬劉光世所部的統制官酈瓊、王世忠、靳賽等發動叛亂，殺死監軍官呂祉等人，裹脅全軍四萬餘人，並百姓十餘萬投降金人傀儡偽齊劉豫。這一震驚朝野的事件，史稱“淮西兵變”。兵變的後果十分嚴重，不僅在當時使南宋對金人和偽齊的軍事前沿的江淮重地，突然處於防衛空虛的狀態，而且成為後來南宋對金人戰略變化的一個轉折點。儘管此後不久金人廢掉了劉豫偽齊政權，喪失了一支重要的輔助力量，但因為兵變給高宗政權造成的消極影響尚未消除，致使南宋方面失去了一次極為寶貴的，也是極為可能的收復故土的歷史機會，更令後世史家為之扼腕長嘆。

後人研究這一事件，傳統觀點認為，是時任右相的重臣張浚志大才疏、剛愎自用，沒有將這支部隊交給岳飛，而任用文官呂祉為帥，導致了事件的發生，應該對此事負有主要責任。最近這些年，包括一些權威學者在內的很多人認為，由於宋朝自太祖始即實行“重文輕武，以文制武”的國策，防範武人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勢。所以高宗、張浚不惜出爾反爾，不把這支部隊交給岳飛統帥。

下面這條歷史資料，一直被當作一條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這種觀點。《宋史"岳飛傳》：“詔（岳飛）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眾。’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

這段資料極其生動，此事也多見於其他史料，其真實性大抵無可質疑，因而被學者們廣泛引用。然而，這段記錄存在一個很大的漏洞，即張浚和岳飛對話的具體時間，在這條記錄中沒有提及。在其他資料中，小子也沒有找到這件事的具體時間。

根據史料，紹興七年三月十一日，岳飛給高宗寫了一道奏疏，即後來十分著名的《乞出師札子》，陳述對金人作戰的意見。高宗看罷岳飛此奏札，當即親筆批複道：“覽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惟敕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拂朕至意”。不止如此，他又親筆命令王德等人聽從岳飛節制。緊接著，又連續下達兩份御剳給岳飛，一再表明態度。（詳見《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張浚管轄的三省和都督府在三月十四日岳飛離開建康行在時，也下發三個省札和都督府札，授予了岳飛極大的許可權。其中的都督府札則將劉光世軍的人馬清單，開列得清清楚楚，交由岳飛“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詳見《鄂國金佗續編卷八》）。所謂“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是因為一則當時劉光世尚未被正式罷免，依然是該部隊的統帥；二則是此事屬於朝廷高度機密，此時尚不宜公開。

岳飛辭朝的時間是三月十四日，很可能第二天即離開建康行在。如果張浚與岳飛的對話發生在三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之間（或者最遲到岳飛動身前），顯然就與上述這些史實形成了鮮明的矛盾。那麼，這個矛盾又該如何解釋呢？

鄧廣銘先生這樣說：“在這次進行所謂並軍的過程當中，可以說，原即存在著一個疑竇；雖則趙構已有《御札》給王德等人，令其‘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雖則張浚的都督府也已經把劉光世所領的全部將官、人馬開列了清冊，要岳飛‘密切收掌’；可是始終卻沒有用皇帝或政府的名義給予岳飛一道更直接、更明確的公文，指令他去收編劉光世的全部部隊。事件的發展很快就證明了，這正是君相兩人預定下的，為他們的可能變卦留下的一個餘地”。（詳見鄧著《岳飛傳》第九章）

可是，鄧先生隨後的行文，不知為何，明顯地打亂了史實的故有順序，卻未深入闡明其原因。因此，鄧先生的文章中也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邏輯上講不太通。

比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這段對話發生在岳飛剛到行在後不久。當時罷免劉光世的動議已經提出，朝野上下對於該部隊的繼任統帥問題十分關注。張浚曾經和不少人討論過這個問題，岳飛是其中之一。由於他們二人個性都十分鮮明，在討論問題時發生激烈爭論其實是相當正常的。只不過，這種爭論事後被人誇大或曲解了。劉光世正式被罷免，是在三月二十二日。當日，張浚將該部一分為六，一併直屬都督府，由都督府的參謀軍事呂祉節制，王德擔任提舉訓練諸將軍馬事。（詳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紹興七年三月甲申條）。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細節，必須加以注意：呂、王二人均未被任命為這支部隊的正式統帥。此時的岳飛，早已離開行在。同時，這個細節也證明，岳飛與張浚的爭執最晚也應當發生在三月十一日之前。也就是說，在岳飛離開行在返回鄂州時，就這支部隊的歸屬問題已經與高宗、張浚達成了某種共識，至少不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

歷史資料表明，欲以呂祉、王德搭檔統領劉光世屬下部隊，是張浚最早的設想。他曾經就此徵求過不少人的意見，其中包括岳飛。對此持有異議的，也並非只有岳飛一人。張浚現在的人事安排，和他最初設想很象，不明就裡的人很容易認為張浚固執地堅持了自己的意見。

王增瑜先生目前是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他對於張浚行為的解釋是：“張浚不滿於當空名都督，企圖將行營左護軍作為都督府的直屬部隊；而岳飛‘宣撫諸路’，其實已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都督的職權。張浚一向自視甚高，去冬淮西的勝利，更使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在他眼裡，統一節制全國軍馬，指揮北伐戰爭，只有自己才名實相符，岳飛是不夠資格的”。（詳見王著《岳飛新傳》第十二章）。

小子以為，王先生的說法有失偏頗。首先，張浚當時獨自為相，兼任都督，執掌文武二柄，位高權重，所有將帥都要聽從他的指揮，何必親自掌握一支軍隊？其次，他對岳飛早有了解，並且很是倚重。《宋史"岳飛傳》：“（平楊么）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又《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九“張浚出視師”條：“公於諸將，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鷙，可依以大事”。還有一條記錄往往被人們忽略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紹興七年二月庚申條附註：“《趙鼎事實》云：駕至建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呂祉誘脅之，俾請宮祠，罷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飛，為北向之舉。案此又與秀水錄所云張浚據摭岳飛之說不同”。

岳飛得知此人事安排的消息，應是在返鄂途中。岳珂在《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一中收錄了高宗寫給岳飛的一條御札：“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別降處分。淮西合軍，頗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須得朝廷指揮，許卿節制淮西之兵，方可給付。仍具知稟奏來”。顯然，這是高宗對岳飛某道奏疏的答覆。岳飛當時的奏疏，沒有保留下來，我們無從知曉具體內容。但可以推測，岳飛接到的消息，必定是似是而非的，內容與當初商定的方案有所不同，是以上疏詢問究竟。可見岳飛在最初得到消息時，還是比較理智的。

高宗的回復，顯然是受到通訊手段的限制，所以含糊其詞，也沒有解釋具體原委。其中“頗有曲折”四個字，留給人們的想象空間極大。鄧先生、王先生都將其解釋為高宗、張浚因擔心岳飛權勢驟然增加，會威脅到皇權的穩定，是以變卦，改變了以前的部署。

如果將高宗的御札與張浚的具體安排結合起來看，高宗、張浚君相的意圖是十分清楚的。張浚將此軍暫時控制在都督府領導之下，待到興兵出師之日，再正式交付岳飛統率。這並不是他們出爾反爾的表現。

那麼，張浚的作法是否合理呢？

不應當忽視，罷免劉光世這樣的大帥，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劉光世留下的，也不僅僅只是一支五萬多人的軍隊，還有許多錢糧、財物。作為比岳飛資格老很多的張俊、韓世忠，不可能對這支隊伍沒有什麼想法。

韓世忠和劉光世素有嫌隙，雖經過高宗親自出面調解得以緩和，但是否徹底冰釋前嫌，誰也說不好。且王德曾經殺過韓世忠手下大將，亦可見兩軍間積怨之深。所以，在討論劉光世部隊歸屬時，未曾有誰提到，可將此部交給韓世忠。

岳飛曾是張俊部署，因晉陞很快一直為張俊所忌。淮西之戰，岳飛因駐守上游未能參與。主要戰功屬於張俊、楊沂中。在這種情況下，岳飛猝然接掌劉光世的軍隊，酈瓊諸將或許可服，但張俊必定不服。

尤為重要的是，北伐中原，不是哪一大將、哪一部隊的事情，是需要上到君臣、將相，下至各部軍官、士卒保持基本一致，團結奮戰。這是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所以，淮西合兵本身是一件極為重大的事情，處理不好，必然引發新的問題。倉促間立即將部隊交給岳飛，未必能夠保證不出紕漏。這就需要身為政府首腦的張浚，必須去做大量的協調工作。

就當時具體情況而論，最主要的問題，當然是保持住這支隊伍的穩定。所以，張浚的作法不失為一種穩妥的辦法。事實上，罷免劉光世后，張浚立即趕往淮西視師，安撫諸軍，為的就是保持部隊的穩定。

宥於當時通訊手段的限制，也可能是出於保密的考慮，更可能是張浚本人的疏漏，他沒有派親信將其中的原委完全告訴岳飛，致使岳飛對這種處理產生了誤解。

由於岳飛當時已在返回鄂州途中，其中原委無法與張浚面對面溝通，對張浚產生一些嚴重誤解，認為他心口不一，反覆無常。這是對張浚人格信任的動搖，自然不便直接表述出來。所以，岳飛在抵達江州的時候，以“與宰相議不合”為由，上章乞請解除兵柄，為母親服完余喪。岳飛的錯誤在於，他不等朝廷回復，便徑直趕往了廬山。這就是所謂的擅自棄軍而去。

張浚交給呂祉的實際任務只是監軍，而非正式統帥主官。至於任命王德為該軍都統制，則是在朝廷四月十六日收到岳飛請辭奏疏以後的事情，且是樞密使秦檜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提出的主張。《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十一》：“（紹興七年五月乙丑）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秦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台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德，光世愛將，故就用之”。張浚反對這個任命，並上奏，“奏其不當”。（見《宋史"張浚傳》）這也證明，張浚其實並非將岳飛等人的警告置若罔聞。

雖然目前尚未發現秦檜曾直接介入當時各種矛盾的確鑿證據，但他參與了淮西合兵的全部過程卻是事實。當時秦檜的作為一直未曾引起人們的重視。秦檜為人陰險，做事手段極其高明、隱蔽，很難在相關史料中找到清晰的記載。但如果對現有資料仔細推敲，依然可以看出一些痕迹。作為樞密使，他不可能不了解張浚的戰略部署，也不可能不知道王德與酈瓊等人的矛盾。可他卻在該部隊具體歸屬這一實質問題尚未塵埃落定之際，以“督府握兵為嫌”這個堂而皇之的理由，說服高宗改變了張浚人事的安排，為激化王德與酈瓊等人的矛盾創造了條件。從這一點上說，淮西兵變的禍根應該是由秦檜埋下的。朱子在談論淮西兵變時曾說：“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寇虐，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著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謀大舉，以伐劉豫，忽然有此一段疏脫，遂止”。

當時，因趙鼎的去職，相位出現一個空缺，秦檜新任樞密使不久，那麼覬覦這個位置，完全符合他追求權力的一貫作風。然而，無論張浚抑或岳飛，一旦真正掌握劉光世的軍隊，其權勢必然大大超越其他同僚，那麼，秦檜若想實現很快自己的意圖，必定愈加艱難。另外，如果張浚和岳飛就北伐戰略達成一致，將相二人必將以國家民族大業為重，團結一心，並肩作戰。這樣，不僅消滅偽齊，恢復中原故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迫使金人屈服投降，收回燕雲諸州，也絕非不可企及。只不過，秦檜的個人野心必然終成一夢。所以，秦檜具有阻撓、破壞淮西合兵的充分動機。順便說一下，岳珂曾認定秦檜在暗中上下其手，阻撓淮西合兵。儘管他並未提出有力證據，可應該說並非空穴來風。

秦檜這種自私自利的想法，肯定在他的言行間流露出一些痕迹，被時任執政的張守看到了。《宋史"張守傳》：“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張浚是否向高宗談論了秦檜，尚未發現有明確的資料。不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十四提到了這樣一件事：“（紹興七年九月）戊寅，上致齋於射殿，書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高宗熟讀經史，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書法大家，經常手書歷史上名人的傳記賜給大臣，或是表彰鼓勵，或是暗示警諭。羊祜是晉初名臣，有大功於晉室，但為人低調、謙遜，不與人爭。《晉書"羊祜傳》：“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高宗顯然在暗示秦檜，應當象羊祜那樣，不可於功名太切。所以，張浚或是其他人，一定對高宗提到過秦檜的不當表現。張浚直到罷相時才說：“與之（秦檜）共事，始知其暗”。（見《宋史"張浚傳》）。至於秦檜究竟如何“暗”，張浚沒有細說。可見，秦檜的手段必定異常高明，張浚雖身受其害，卻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元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至十二年(宋德祐元年，1275年)，在忽必烈滅宋之戰中，元軍進攻淮西，牽制宋軍的作戰。

元至元十年二月，元軍攻克襄陽、樊城(今湖北襄樊)(參見襄樊之戰)。四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中書左丞相合丹、河南行省政參知事劉整、山東都元帥塔出、董文炳，行淮西樞密院事。於正陽(今安徽霍丘東北)夾淮築東西兩城，建行院府，以圖兩淮，南逼長江。是年冬，宋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陳奕率安豐、廬、壽(今安徽壽縣、合肥、風台)等州兵，數攻正陽，阻其築城。塔出率精兵日出戰十數次，將其擊退。宋軍復於六安(今屬安徽)造戰艦，謀攻正陽。塔出偵知，遣騎兵焚之。十一年春，元將相朝議，認為兩淮為宋之北屏，城堅兵精，不宜強攻，應留兵淮甸，牽制宋軍；以主力乘虛渡江東進，搗其根本，忽必烈納其議。三月，命伯顏、史天澤並為左丞相，行省於荊湖，做攻宋準備；合丹為左丞相，劉整為左丞，塔出、董文炳為參知政事，行省於淮西，渡淮佯攻。塔出即率師攻安豐、廬，壽等州，俘生口萬餘，送獻於忽必烈。是年夏，宋淮西安撫制置使夏貴率舟師10萬，環攻正陽，矢石如雨，形勢甚急。董文炳登城力御，至夜，夏貴再次發起攻擊，飛矢貫穿董文炳左臂及肋下，董文炳拔矢再戰，連發40餘箭，矢盡，又索隨員箭10餘支，終因力困，弓不能張滿，不能再戰。次日，宋軍決淮水灌城，水浸外廓，董文炳令軍退避，夏貴乘勢列陣近逼，城危幾陷。董文炳令其子董士選代戰，自帶重傷督陣，董士選持戈勇戰，俘獲夏貴部將，夏貴稍退。忽必烈令塔出往援，道出潁州(今安徽阜陽)，大敗攻潁宋軍，直奔正陽。時逢霖雨，突圍入城，配合董文炳父子守城，堅壁不出。及晴，乃與淮西行院副使阿塔海分率銳師出城，渡淮至中流，與宋軍展開激戰，萬戶懷都率步卒於淮河西岸助戰，劉整亦於大人洲與宋軍鏖戰，互相配合，擊敗宋軍，斬首數千級，奪戰艦500餘艘，正陽圍遂解，阿塔海追夏貴至安豐城下而還。八月，忽必烈命伯顏率主力軍浮漢入江，直取臨安(今杭州)，改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助伯顏攻宋。塔出率軍渡淮屯廬、揚(今屬江蘇)之間；九月，阿塔海、董文炳分別率軍南趨長江。十二年二月，董文炳與伯顏會師於安慶府(今安徽安慶市)；阿塔海、塔出會伯顏於池州(今安徽貴池)。從伯顏於丁家洲之戰中擊敗宋軍。

點評：此戰，元軍從淮西佯攻，牽制了宋軍兵力，使南宋江防有所懈怠，因而伯顏順利破鄂州順江東下。

蒙元滅南宋后，設淮西道宣慰司，初轄廬州、安豐、黃州、蘄州、安慶、江州六路，大體是原南宋淮南西路的二府、六州、四軍之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江州路改隸江西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淮西道隨江北地區劃屬河南江北行省。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淮西道宣慰司廢罷，所轄路州直隸河南江北行省。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因為元朝內部矛盾激化，無瑕插足淮西地區武裝自立，宣布拆分河南江北行省，按照宋朝行政劃分重設淮南行省，由方國珍遙領淮南行省左丞。

歷經了宋元幾百年，淮西已經漸漸發展成為一個區域的名稱，大體指的就是宋代淮南西路範圍，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廬州、安慶、壽州、濠州、和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區（光州），湖北東部（黃州、蘄州）。

進入了明朝，淮西雖然不再作為一個行政區而存在，但淮西這一稱謂依然常常為人們所提及。如出身濠州的朱元璋，就是世人皆知的“淮西人”。明代很多文獻也常常用到“淮西”這個詞。

明太祖朱元璋主要是依靠兩支力量開創帝業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鄉武將謀臣，號稱“淮西功臣”或“淮西勛貴”，其中包括徐達、常遇春、湯和等能征慣戰的將領，以及馮國用、馮國勝、李善長、陶安等運籌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則是以宋濂、劉基等人為代表的浙江文臣。

淮西派與浙東派拉開爭鬥序幕 朱元璋在解決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復生產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時，朝廷內部的矛盾又激烈起來，大臣分成兩派，以地域為區分，開始了新的爭鬥。

這些所謂派別，實際上就是老鄉會，大家都說一樣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鄉會就是淮西集團，會長本來應該是朱元璋，但考慮到他還兼任皇帝一職，所以當時是由李善長代理。這一集團人多勢眾，主要成員有李善長、郭興、郭英、湯和、周德興，還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說這些人是朱元璋起家的班底。當時的人們見面都以會說淮西話為榮。

李善長何許人也，為什麼是第一功臣？此人主要負責後勤和政務，如果把劉基比作張良，那麼李善長就是蕭何。他一直跟隨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馬後的勞頓，後勤工作不好搞，勞心勞力又不討好。朱元璋是個明白人，所以在建國后，便以李善長為第一功臣，任命他為丞相。

李善長這個人的特點是外表寬厚，卻心胸狹窄，誰敢和他過不去，就一定要解決對方。俗話說惡人自有惡人磨。淮西集團很快遇到了對手，那就是浙東集團，首領就是劉基。兩個集團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開始了鬥爭，朱元璋似乎很有興趣，他準備看一場好戲。

劉基處死李彬，與李善長結怨

李善長被朱元璋引為第一功臣，於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為韓國公，這是很了不得的，因為當時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個公爵，其他五個人分別是徐達、常茂(常遇春兒子)、李文忠、馮勝、鄧愈，他們都是血里火里拼殺出來的一代名將，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長排位居然還在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

相比之下，劉基也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卻只被封誠意伯(伯爵)。耐人尋味的是，他的俸祿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長是4000石，多出劉基十幾倍。

劉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在許多重要決策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什麼只得到這樣的待遇？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那麼難以解釋。朱元璋是一個鄉土觀念很重的人，李善長是他的老鄉，而且多年來只在幕後工作，從不搶風頭，埋頭幹活，這樣一個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對的，劉基是一個外鄉人，更重要的是，劉基對事情的判斷常常比他還要準確！

從龍灣之戰到救援安豐，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沒有想到的，他還是想到了。換了你是皇帝，會容許這樣的一個人在身邊嗎？而且這些決策並非安民之策，而是權謀之策，搞陰謀政變十分有用，外加劉基厚黑學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時不時就會想起他勸自己不要去救韓林兒這件事。誰知他將來會不會對自己也來這麼一手。

不殺他已經不錯了，難道還想要封賞嗎？

劉基一生聰明，但也疏忽了這一點。這也就決定了他在這場鬥爭中很難成為勝利者。

洪武元年，雙方第一次交鋒。當時的監察機構是仿照元朝建立的御史台，劉基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說，他是言官的首領，此時的優勢在劉基一邊。

引發矛盾的導火線是一個叫李彬的人，是李善長的親信，他由於犯法被劉基抓了起來，查清罪行后，劉基決定要殺掉他。此時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長連忙去找劉基說情，劉基卻軟硬不吃，還將這件事向朱元璋報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處死李彬。不巧，這份回復恰巧落在了李善長手裡，他不敢隱瞞，但也怒不可遏。為了救自己的親信一命，他想了一個借口，他相信只要講出這個借口，劉基是不會拒絕他的求情要求的。

他找到劉基，對他說：“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時不應妄殺人吧。”

李善長可謂老奸巨猾，他明知劉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為借口，如劉基堅持要殺李彬，大可將天不下雨的責任推到劉基的身上，當時又沒有天氣預報，鬼知道什麼時候下雨。

然而劉基的回答是：“殺李彬，天必雨！”

李彬就這樣被殺掉了。李善長被激怒了，他開始準備自己的第一次反擊。

劉基敢說這樣的話，應該說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確實懂得天文氣象，可問題在於即使是今天的天氣預報也有不準的時候。

這一次劉基的運氣不好，過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來，李善長積聚已久的能量爆發了出來，他煽動很多人攻擊劉基。朱元璋是個明白人，並沒有難為劉基。但劉基自己知道，這裡是呆不下去了，於是在當年八月，他請假回了老家。

臨走前，正值當時朱元璋頭腦發熱，想把首都建在老家安徽鳳陽，同時還積極準備遠征北元。劉基給了朱元璋最後的建議，建都鳳陽是絕對不行的，而北元還有很強的實力，輕易出兵是不妥當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又對了。應該說，當時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劉基的，他對劉基的兒子說過，現在滿朝文武都結黨，只有劉基不和他們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會虧待他的。

朱元璋這次可真是被劉基給蒙了，劉基並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他在臨走之前已經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楊憲。

楊憲是劉基的親信，他得到了劉基的指示，接任御史中丞，準備對淮西集團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