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西
淮西
淮西,即淮右。為一地域名稱,宋朝在皖中和蘇中設淮南西路和淮南東路,淮南西路稱淮右,淮南東路稱淮左,二者常被並稱為兩淮。淮西在今天主要指安徽省的江淮地區。
淮南西路的屬地包括:壽州(今安徽壽春)、廬州(今安徽合肥)、濠州(今安徽鳳陽)、舒州(今安徽安慶)、和州(今安徽和縣)、蘄州(今湖北蘄春)、黃州(今湖北黃岡)、光州(今河南潢川)、無為軍(今安徽無為)、六安軍(今安徽六安)。
因唐朝曾在合肥設德勝軍,委任楊行密為德勝節度使,統領“廬、壽、濠、舒、和”五州兵馬,所以淮西又有德勝之稱,這也是朱元璋麾下大量將領起名“德勝”,以及明軍早期在全國廣修德勝門的原因。
淮西在歷史上先後誕生三位武皇帝,分別為:“楚宣武帝”桓溫、“吳武帝”楊行密、“明洪武帝”朱元璋,這三位全部參與了和北方政權的鬥爭,並遣將北伐。因此“淮西人”享有“中原宿敵”、“草原剋星”、“漢族打手”的稱呼。
唐初,唐王朝根據山川河流將天下分為十道,其中有淮南道。淮西節度使原稱淮南西道節度使(758年設置),又稱淮寧節度使、彰義節度使,是安史之亂后割據的藩鎮之一。817年,唐王朝平定吳元濟后廢除。淮西藩鎮割據區域包括淮南道的西部和河南道一部分,並不僅僅是淮南道西部。
宋至道三年(997)定天下為15路,淮南路為其一,治揚州。熙寧五年(1072)分為淮南東路和淮南西路,西路治壽州,以壽春府(壽州)、廬州、蘄州、和州、舒州、濠州、光州、黃州、無為軍來屬。
南宋建炎二年(1128),淮南西路移治廬州。
兩宋的淮南西路轄區基本就是後世人所指的淮西。宋亡后,淮西常常作為一個區域為後人所提及,尤其在明代。
紹興七年(1137年)八月八日,南宋軍隊原隸屬劉光世所部的統制官酈瓊、王世忠、靳賽等發動叛亂,殺死監軍官呂祉等人,裹脅全軍四萬餘人,並百姓十餘萬投降金人傀儡偽齊劉豫。這一震驚朝野的事件,史稱“淮西兵變”。兵變的後果十分嚴重,不僅在當時使南宋對金人和偽齊的軍事前沿的江淮重地,突然處於防衛空虛的狀態,而且成為後來南宋對金人戰略變化的一個轉折點。儘管此後不久金人廢掉了劉豫偽齊政權,喪失了一支重要的輔助力量,但因為兵變給高宗政權造成的消極影響尚未消除,致使南宋方面失去了一次極為寶貴的,也是極為可能的收復故土的歷史機會,更令後世史家為之扼腕長嘆。
後人研究這一事件,傳統觀點認為,是時任右相的重臣張浚志大才疏、剛愎自用,沒有將這支部隊交給岳飛,而任用文官呂祉為帥,導致了事件的發生,應該對此事負有主要責任。最近這些年,包括一些權威學者在內的很多人認為,由於宋朝自太祖始即實行“重文輕武,以文制武”的國策,防範武人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勢。所以高宗、張浚不惜出爾反爾,不把這支部隊交給岳飛統帥。
下面這條歷史資料,一直被當作一條有力的證據來證明這種觀點。《宋史"岳飛傳》:“詔(岳飛)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眾。’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爾?’飛曰:‘沂中視德等爾,豈能馭此軍?’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為念耶?’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
這段資料極其生動,此事也多見於其他史料,其真實性大抵無可質疑,因而被學者們廣泛引用。然而,這段記錄存在一個很大的漏洞,即張浚和岳飛對話的具體時間,在這條記錄中沒有提及。在其他資料中,小子也沒有找到這件事的具體時間。
根據史料,紹興七年三月十一日,岳飛給高宗寫了一道奏疏,即後來十分著名的《乞出師札子》,陳述對金人作戰的意見。高宗看罷岳飛此奏札,當即親筆批複道:“覽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惟敕諸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拂朕至意”。不止如此,他又親筆命令王德等人聽從岳飛節制。緊接著,又連續下達兩份御剳給岳飛,一再表明態度。(詳見《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張浚管轄的三省和都督府在三月十四日岳飛離開建康行在時,也下發三個省札和都督府札,授予了岳飛極大的許可權。其中的都督府札則將劉光世軍的人馬清單,開列得清清楚楚,交由岳飛“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詳見《鄂國金佗續編卷八》)。所謂“密切收掌,仍不得下有司”是因為一則當時劉光世尚未被正式罷免,依然是該部隊的統帥;二則是此事屬於朝廷高度機密,此時尚不宜公開。
岳飛辭朝的時間是三月十四日,很可能第二天即離開建康行在。如果張浚與岳飛的對話發生在三月十一日至十四日之間(或者最遲到岳飛動身前),顯然就與上述這些史實形成了鮮明的矛盾。那麼,這個矛盾又該如何解釋呢?
鄧廣銘先生這樣說:“在這次進行所謂並軍的過程當中,可以說,原即存在著一個疑竇;雖則趙構已有《御札》給王德等人,令其‘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雖則張浚的都督府也已經把劉光世所領的全部將官、人馬開列了清冊,要岳飛‘密切收掌’;可是始終卻沒有用皇帝或政府的名義給予岳飛一道更直接、更明確的公文,指令他去收編劉光世的全部部隊。事件的發展很快就證明了,這正是君相兩人預定下的,為他們的可能變卦留下的一個餘地”。(詳見鄧著《岳飛傳》第九章)
可是,鄧先生隨後的行文,不知為何,明顯地打亂了史實的故有順序,卻未深入闡明其原因。因此,鄧先生的文章中也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邏輯上講不太通。
比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這段對話發生在岳飛剛到行在後不久。當時罷免劉光世的動議已經提出,朝野上下對於該部隊的繼任統帥問題十分關注。張浚曾經和不少人討論過這個問題,岳飛是其中之一。由於他們二人個性都十分鮮明,在討論問題時發生激烈爭論其實是相當正常的。只不過,這種爭論事後被人誇大或曲解了。劉光世正式被罷免,是在三月二十二日。當日,張浚將該部一分為六,一併直屬都督府,由都督府的參謀軍事呂祉節制,王德擔任提舉訓練諸將軍馬事。(詳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紹興七年三月甲申條)。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細節,必須加以注意:呂、王二人均未被任命為這支部隊的正式統帥。此時的岳飛,早已離開行在。同時,這個細節也證明,岳飛與張浚的爭執最晚也應當發生在三月十一日之前。也就是說,在岳飛離開行在返回鄂州時,就這支部隊的歸屬問題已經與高宗、張浚達成了某種共識,至少不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
歷史資料表明,欲以呂祉、王德搭檔統領劉光世屬下部隊,是張浚最早的設想。他曾經就此徵求過不少人的意見,其中包括岳飛。對此持有異議的,也並非只有岳飛一人。張浚現在的人事安排,和他最初設想很象,不明就裡的人很容易認為張浚固執地堅持了自己的意見。
王增瑜先生目前是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他對於張浚行為的解釋是:“張浚不滿於當空名都督,企圖將行營左護軍作為都督府的直屬部隊;而岳飛‘宣撫諸路’,其實已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都督的職權。張浚一向自視甚高,去冬淮西的勝利,更使他居功自傲,忘乎所以。在他眼裡,統一節制全國軍馬,指揮北伐戰爭,只有自己才名實相符,岳飛是不夠資格的”。(詳見王著《岳飛新傳》第十二章)。
小子以為,王先生的說法有失偏頗。首先,張浚當時獨自為相,兼任都督,執掌文武二柄,位高權重,所有將帥都要聽從他的指揮,何必親自掌握一支軍隊?其次,他對岳飛早有了解,並且很是倚重。《宋史"岳飛傳》:“(平楊么)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又《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六十九“張浚出視師”條:“公於諸將,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鷙,可依以大事”。還有一條記錄往往被人們忽略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九紹興七年二月庚申條附註:“《趙鼎事實》云:駕至建康,當軸者以光世不足仗,遣其腹心呂祉誘脅之,俾請宮祠,罷兵柄,欲以此兵付岳飛,為北向之舉。案此又與秀水錄所云張浚據摭岳飛之說不同”。
岳飛得知此人事安排的消息,應是在返鄂途中。岳珂在《鄂國金佗稡編》卷第一中收錄了高宗寫給岳飛的一條御札:“覽奏備悉,俟卿出師有日,別降處分。淮西合軍,頗有曲折。前所降王德等親筆,須得朝廷指揮,許卿節制淮西之兵,方可給付。仍具知稟奏來”。顯然,這是高宗對岳飛某道奏疏的答覆。岳飛當時的奏疏,沒有保留下來,我們無從知曉具體內容。但可以推測,岳飛接到的消息,必定是似是而非的,內容與當初商定的方案有所不同,是以上疏詢問究竟。可見岳飛在最初得到消息時,還是比較理智的。
高宗的回復,顯然是受到通訊手段的限制,所以含糊其詞,也沒有解釋具體原委。其中“頗有曲折”四個字,留給人們的想象空間極大。鄧先生、王先生都將其解釋為高宗、張浚因擔心岳飛權勢驟然增加,會威脅到皇權的穩定,是以變卦,改變了以前的部署。
如果將高宗的御札與張浚的具體安排結合起來看,高宗、張浚君相的意圖是十分清楚的。張浚將此軍暫時控制在都督府領導之下,待到興兵出師之日,再正式交付岳飛統率。這並不是他們出爾反爾的表現。
那麼,張浚的作法是否合理呢?
不應當忽視,罷免劉光世這樣的大帥,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劉光世留下的,也不僅僅只是一支五萬多人的軍隊,還有許多錢糧、財物。作為比岳飛資格老很多的張俊、韓世忠,不可能對這支隊伍沒有什麼想法。
韓世忠和劉光世素有嫌隙,雖經過高宗親自出面調解得以緩和,但是否徹底冰釋前嫌,誰也說不好。且王德曾經殺過韓世忠手下大將,亦可見兩軍間積怨之深。所以,在討論劉光世部隊歸屬時,未曾有誰提到,可將此部交給韓世忠。
岳飛曾是張俊部署,因晉陞很快一直為張俊所忌。淮西之戰,岳飛因駐守上游未能參與。主要戰功屬於張俊、楊沂中。在這種情況下,岳飛猝然接掌劉光世的軍隊,酈瓊諸將或許可服,但張俊必定不服。
尤為重要的是,北伐中原,不是哪一大將、哪一部隊的事情,是需要上到君臣、將相,下至各部軍官、士卒保持基本一致,團結奮戰。這是一個十分淺顯的道理。所以,淮西合兵本身是一件極為重大的事情,處理不好,必然引發新的問題。倉促間立即將部隊交給岳飛,未必能夠保證不出紕漏。這就需要身為政府首腦的張浚,必須去做大量的協調工作。
就當時具體情況而論,最主要的問題,當然是保持住這支隊伍的穩定。所以,張浚的作法不失為一種穩妥的辦法。事實上,罷免劉光世后,張浚立即趕往淮西視師,安撫諸軍,為的就是保持部隊的穩定。
宥於當時通訊手段的限制,也可能是出於保密的考慮,更可能是張浚本人的疏漏,他沒有派親信將其中的原委完全告訴岳飛,致使岳飛對這種處理產生了誤解。
由於岳飛當時已在返回鄂州途中,其中原委無法與張浚面對面溝通,對張浚產生一些嚴重誤解,認為他心口不一,反覆無常。這是對張浚人格信任的動搖,自然不便直接表述出來。所以,岳飛在抵達江州的時候,以“與宰相議不合”為由,上章乞請解除兵柄,為母親服完余喪。岳飛的錯誤在於,他不等朝廷回復,便徑直趕往了廬山。這就是所謂的擅自棄軍而去。
張浚交給呂祉的實際任務只是監軍,而非正式統帥主官。至於任命王德為該軍都統制,則是在朝廷四月十六日收到岳飛請辭奏疏以後的事情,且是樞密使秦檜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提出的主張。《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十一》:“(紹興七年五月乙丑)初,劉光世之罷也,以其兵隸都督府,而秦檜與知樞密院事沈與求意以握兵為督府之嫌,乞置武帥,台諫觀望,繼亦有請,乃以相州觀察使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王德為都統制。德,光世愛將,故就用之”。張浚反對這個任命,並上奏,“奏其不當”。(見《宋史"張浚傳》)這也證明,張浚其實並非將岳飛等人的警告置若罔聞。
雖然目前尚未發現秦檜曾直接介入當時各種矛盾的確鑿證據,但他參與了淮西合兵的全部過程卻是事實。當時秦檜的作為一直未曾引起人們的重視。秦檜為人陰險,做事手段極其高明、隱蔽,很難在相關史料中找到清晰的記載。但如果對現有資料仔細推敲,依然可以看出一些痕迹。作為樞密使,他不可能不了解張浚的戰略部署,也不可能不知道王德與酈瓊等人的矛盾。可他卻在該部隊具體歸屬這一實質問題尚未塵埃落定之際,以“督府握兵為嫌”這個堂而皇之的理由,說服高宗改變了張浚人事的安排,為激化王德與酈瓊等人的矛盾創造了條件。從這一點上說,淮西兵變的禍根應該是由秦檜埋下的。朱子在談論淮西兵變時曾說:“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寇虐,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著他。至此屯重兵淮上,方謀大舉,以伐劉豫,忽然有此一段疏脫,遂止”。
當時,因趙鼎的去職,相位出現一個空缺,秦檜新任樞密使不久,那麼覬覦這個位置,完全符合他追求權力的一貫作風。然而,無論張浚抑或岳飛,一旦真正掌握劉光世的軍隊,其權勢必然大大超越其他同僚,那麼,秦檜若想實現很快自己的意圖,必定愈加艱難。另外,如果張浚和岳飛就北伐戰略達成一致,將相二人必將以國家民族大業為重,團結一心,並肩作戰。這樣,不僅消滅偽齊,恢復中原故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迫使金人屈服投降,收回燕雲諸州,也絕非不可企及。只不過,秦檜的個人野心必然終成一夢。所以,秦檜具有阻撓、破壞淮西合兵的充分動機。順便說一下,岳珂曾認定秦檜在暗中上下其手,阻撓淮西合兵。儘管他並未提出有力證據,可應該說並非空穴來風。
秦檜這種自私自利的想法,肯定在他的言行間流露出一些痕迹,被時任執政的張守看到了。《宋史"張守傳》:“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張浚是否向高宗談論了秦檜,尚未發現有明確的資料。不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十四提到了這樣一件事:“(紹興七年九月)戊寅,上致齋於射殿,書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高宗熟讀經史,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書法大家,經常手書歷史上名人的傳記賜給大臣,或是表彰鼓勵,或是暗示警諭。羊祜是晉初名臣,有大功於晉室,但為人低調、謙遜,不與人爭。《晉書"羊祜傳》:“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高宗顯然在暗示秦檜,應當象羊祜那樣,不可於功名太切。所以,張浚或是其他人,一定對高宗提到過秦檜的不當表現。張浚直到罷相時才說:“與之(秦檜)共事,始知其暗”。(見《宋史"張浚傳》)。至於秦檜究竟如何“暗”,張浚沒有細說。可見,秦檜的手段必定異常高明,張浚雖身受其害,卻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元至元十年(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至十二年(宋德祐元年,1275年),在忽必烈滅宋之戰中,元軍進攻淮西,牽制宋軍的作戰。
元至元十年二月,元軍攻克襄陽、樊城(今湖北襄樊)(參見襄樊之戰)。四月,元世祖忽必烈命中書左丞相合丹、河南行省政參知事劉整、山東都元帥塔出、董文炳,行淮西樞密院事。於正陽(今安徽霍丘東北)夾淮築東西兩城,建行院府,以圖兩淮,南逼長江。是年冬,宋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陳奕率安豐、廬、壽(今安徽壽縣、合肥、風台)等州兵,數攻正陽,阻其築城。塔出率精兵日出戰十數次,將其擊退。宋軍復於六安(今屬安徽)造戰艦,謀攻正陽。塔出偵知,遣騎兵焚之。十一年春,元將相朝議,認為兩淮為宋之北屏,城堅兵精,不宜強攻,應留兵淮甸,牽制宋軍;以主力乘虛渡江東進,搗其根本,忽必烈納其議。三月,命伯顏、史天澤並為左丞相,行省於荊湖,做攻宋準備;合丹為左丞相,劉整為左丞,塔出、董文炳為參知政事,行省於淮西,渡淮佯攻。塔出即率師攻安豐、廬,壽等州,俘生口萬餘,送獻於忽必烈。是年夏,宋淮西安撫制置使夏貴率舟師10萬,環攻正陽,矢石如雨,形勢甚急。董文炳登城力御,至夜,夏貴再次發起攻擊,飛矢貫穿董文炳左臂及肋下,董文炳拔矢再戰,連發40餘箭,矢盡,又索隨員箭10餘支,終因力困,弓不能張滿,不能再戰。次日,宋軍決淮水灌城,水浸外廓,董文炳令軍退避,夏貴乘勢列陣近逼,城危幾陷。董文炳令其子董士選代戰,自帶重傷督陣,董士選持戈勇戰,俘獲夏貴部將,夏貴稍退。忽必烈令塔出往援,道出潁州(今安徽阜陽),大敗攻潁宋軍,直奔正陽。時逢霖雨,突圍入城,配合董文炳父子守城,堅壁不出。及晴,乃與淮西行院副使阿塔海分率銳師出城,渡淮至中流,與宋軍展開激戰,萬戶懷都率步卒於淮河西岸助戰,劉整亦於大人洲與宋軍鏖戰,互相配合,擊敗宋軍,斬首數千級,奪戰艦500餘艘,正陽圍遂解,阿塔海追夏貴至安豐城下而還。八月,忽必烈命伯顏率主力軍浮漢入江,直取臨安(今杭州),改淮西行省為行樞密院,助伯顏攻宋。塔出率軍渡淮屯廬、揚(今屬江蘇)之間;九月,阿塔海、董文炳分別率軍南趨長江。十二年二月,董文炳與伯顏會師於安慶府(今安徽安慶市);阿塔海、塔出會伯顏於池州(今安徽貴池)。從伯顏於丁家洲之戰中擊敗宋軍。
點評:此戰,元軍從淮西佯攻,牽制了宋軍兵力,使南宋江防有所懈怠,因而伯顏順利破鄂州順江東下。
蒙元滅南宋后,設淮西道宣慰司,初轄廬州、安豐、黃州、蘄州、安慶、江州六路,大體是原南宋淮南西路的二府、六州、四軍之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江州路改隸江西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月,淮西道隨江北地區劃屬河南江北行省。大德三年(1299年)二月,淮西道宣慰司廢罷,所轄路州直隸河南江北行省。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九月,因為元朝內部矛盾激化,無瑕插足淮西地區武裝自立,宣布拆分河南江北行省,按照宋朝行政劃分重設淮南行省,由方國珍遙領淮南行省左丞。
歷經了宋元幾百年,淮西已經漸漸發展成為一個區域的名稱,大體指的就是宋代淮南西路範圍,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廬州、安慶、壽州、濠州、和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區(光州),湖北東部(黃州、蘄州)。
進入了明朝,淮西雖然不再作為一個行政區而存在,但淮西這一稱謂依然常常為人們所提及。如出身濠州的朱元璋,就是世人皆知的“淮西人”。明代很多文獻也常常用到“淮西”這個詞。
明太祖朱元璋主要是依靠兩支力量開創帝業的。一支是他最初起家的家鄉武將謀臣,號稱“淮西功臣”或“淮西勛貴”,其中包括徐達、常遇春、湯和等能征慣戰的將領,以及馮國用、馮國勝、李善長、陶安等運籌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則是以宋濂、劉基等人為代表的浙江文臣。
淮西派與浙東派拉開爭鬥序幕 朱元璋在解決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復生產和生活的政策,得到了好的效果,但此時,朝廷內部的矛盾又激烈起來,大臣分成兩派,以地域為區分,開始了新的爭鬥。
這些所謂派別,實際上就是老鄉會,大家都說一樣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鄉會就是淮西集團,會長本來應該是朱元璋,但考慮到他還兼任皇帝一職,所以當時是由李善長代理。這一集團人多勢眾,主要成員有李善長、郭興、郭英、湯和、周德興,還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可以說這些人是朱元璋起家的班底。當時的人們見面都以會說淮西話為榮。
李善長何許人也,為什麼是第一功臣?此人主要負責後勤和政務,如果把劉基比作張良,那麼李善長就是蕭何。他一直跟隨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馬後的勞頓,後勤工作不好搞,勞心勞力又不討好。朱元璋是個明白人,所以在建國后,便以李善長為第一功臣,任命他為丞相。
李善長這個人的特點是外表寬厚,卻心胸狹窄,誰敢和他過不去,就一定要解決對方。俗話說惡人自有惡人磨。淮西集團很快遇到了對手,那就是浙東集團,首領就是劉基。兩個集團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開始了鬥爭,朱元璋似乎很有興趣,他準備看一場好戲。
劉基處死李彬,與李善長結怨
李善長被朱元璋引為第一功臣,於洪武三年(1370年)被封為韓國公,這是很了不得的,因為當時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個公爵,其他五個人分別是徐達、常茂(常遇春兒子)、李文忠、馮勝、鄧愈,他們都是血里火里拼殺出來的一代名將,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長排位居然還在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
相比之下,劉基也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卻只被封誠意伯(伯爵)。耐人尋味的是,他的俸祿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石,而李善長是4000石,多出劉基十幾倍。
劉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在許多重要決策中起了重要作用,為什麼只得到這樣的待遇?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是那麼難以解釋。朱元璋是一個鄉土觀念很重的人,李善長是他的老鄉,而且多年來只在幕後工作,從不搶風頭,埋頭幹活,這樣一個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對的,劉基是一個外鄉人,更重要的是,劉基對事情的判斷常常比他還要準確!
從龍灣之戰到救援安豐,朱元璋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朱元璋沒有想到的,他還是想到了。換了你是皇帝,會容許這樣的一個人在身邊嗎?而且這些決策並非安民之策,而是權謀之策,搞陰謀政變十分有用,外加劉基厚黑學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時不時就會想起他勸自己不要去救韓林兒這件事。誰知他將來會不會對自己也來這麼一手。
不殺他已經不錯了,難道還想要封賞嗎?
劉基一生聰明,但也疏忽了這一點。這也就決定了他在這場鬥爭中很難成為勝利者。
洪武元年,雙方第一次交鋒。當時的監察機構是仿照元朝建立的御史台,劉基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說,他是言官的首領,此時的優勢在劉基一邊。
引發矛盾的導火線是一個叫李彬的人,是李善長的親信,他由於犯法被劉基抓了起來,查清罪行后,劉基決定要殺掉他。此時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長連忙去找劉基說情,劉基卻軟硬不吃,還將這件事向朱元璋報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處死李彬。不巧,這份回復恰巧落在了李善長手裡,他不敢隱瞞,但也怒不可遏。為了救自己的親信一命,他想了一個借口,他相信只要講出這個借口,劉基是不會拒絕他的求情要求的。
他找到劉基,對他說:“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時不應妄殺人吧。”
李善長可謂老奸巨猾,他明知劉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為借口,如劉基堅持要殺李彬,大可將天不下雨的責任推到劉基的身上,當時又沒有天氣預報,鬼知道什麼時候下雨。
然而劉基的回答是:“殺李彬,天必雨!”
李彬就這樣被殺掉了。李善長被激怒了,他開始準備自己的第一次反擊。
劉基敢說這樣的話,應該說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確實懂得天文氣象,可問題在於即使是今天的天氣預報也有不準的時候。
這一次劉基的運氣不好,過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來,李善長積聚已久的能量爆發了出來,他煽動很多人攻擊劉基。朱元璋是個明白人,並沒有難為劉基。但劉基自己知道,這裡是呆不下去了,於是在當年八月,他請假回了老家。
臨走前,正值當時朱元璋頭腦發熱,想把首都建在老家安徽鳳陽,同時還積極準備遠征北元。劉基給了朱元璋最後的建議,建都鳳陽是絕對不行的,而北元還有很強的實力,輕易出兵是不妥當的。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又對了。應該說,當時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劉基的,他對劉基的兒子說過,現在滿朝文武都結黨,只有劉基不和他們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會虧待他的。
朱元璋這次可真是被劉基給蒙了,劉基並不是什麼善男信女,他在臨走之前已經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楊憲。
楊憲是劉基的親信,他得到了劉基的指示,接任御史中丞,準備對淮西集團的反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