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瑋

徐瑋，原名徐寶興，化名梁棟、南方、秦明、謝公弢、胡公達，海門縣磨框鎮（現海門市三星鎮瑞南村）人，1903年10月8日生於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徐錫齡設塾教書，農忙時帶領孩子們下地幹些農活；母親陳允煌粗通文墨，常給子女們講民族英雄的故事。良好的家庭教育，培養了徐瑋熱愛祖國、同情勞苦大眾的思想感情。1914年，徐瑋報考海門縣立高等小學時，在命題《自治》的作文試卷上寫道：“我不但要治好自己，還要使天下人均能自治。”小小年紀，就有了關心天下事的抱負。1916年秋，徐瑋升入私立海門中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徐瑋和同學們走出校門，宣傳抵制日貨，要求取消“二十一條”。校長為了平息學潮，想“借重”成績優秀的徐瑋在同學中的威信，要他在全校學生大會上，“勸說”大家“安心讀書”。學校當局意料不到，徐瑋利用學校提供的的講壇，大講學生運動的意義，同時還揭露了校長經商斂錢的劣跡。結果徐瑋被誣為“鼓動學潮”而被學校開除。

1920年秋，徐瑋考取蘇州東吳大學預科。在這座教會學校里，他熱情宣傳新思想，傳播無神論，並在神學課上與教師激烈爭辯，結果又被開除。1922年，徐瑋進入上海南方大學讀書。他一邊求學，一邊從事革命運動。在這期間，他協助負責滬西工人和學生運動的青年團第三支部書記嵇直，辦了一所工人夜校。在夜校里，他給工人上文化課，宣傳革命道理。由於徐瑋和藹可親，講課深入淺出，引人入勝，工人們對他特別滿意。

1923年，徐瑋在上海滬西區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這一年，他與嵇直等又創辦了“小沙渡工人補習學校”。小沙渡是工業區，有幾家日本人經營的大紗廠，產業工人十分集中。為了擴大宣傳陣地，他們又成立了“小沙渡滬西工友俱樂部”，徐瑋任幹事。補習學校和俱樂部本著“團結互助，增長知識，改良待遇”的宗旨，對工人進行宣傳教育。徐瑋等人還動員進步學生去俱樂部教書，在課堂上揭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資本家剝削工人的事實，幫助工人提高階級覺悟；還向工人介紹安源路礦工人罷工鬥爭取得勝利的經驗，給工人們很大鼓舞。這個俱樂部後來成為五卅運動的策源地之一。與此同時，徐瑋與南方大學的進步師生一起，反對校長江亢虎的“國家社會主義”。他們以江亢虎曾私謁清廢帝溥儀，面遞“奏章”為導火線，在校內發起驅江運動。後來，于右任等另建國民大學，徐瑋即轉入國民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學習，直到1926年畢業。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徐瑋積極參加這一運動。夏天，他以通海旅滬同學會的名義，組織了幾個青年回到家鄉海門，為上海參加五卅運動的工人募捐。他們走村串戶宣傳五卅運動真相，鼓動農民們行動起來聲援上海工人的正義鬥爭。並應海門中學的邀請，在學生大會上作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演講。11月，徐瑋在上海任共青團小沙渡部委書記，領導有關工廠及國民大學、大夏大學的共青團支部工作。他深入基層了解情況時，常以機器的部件或螺絲釘比擬每個團員或工人。他說：“我們能像機器那樣團結成一個整體，就不怕‘拿摩溫’和老闆了。”他還介紹紅旗的意義以及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工人階級的地位等。他深得團員和工人們的擁戴，被譽為“宣傳鼓動家”、上海團組織中的一大“金剛”。在徐瑋的領導下，小沙渡團的工作搞得生氣勃勃，受到共青團江浙區委書記賀昌的表揚。

1926年春，徐瑋回鄉為父親治喪期間，還向群眾做宣傳工作，將《資本論》《嚮導》《蘇聯十月》等書刊分送給親友。母親勸他“回鄉教書，享享清福”。他意味深長地對母親說：“一個人享福與許多人享福哪個福大？鬧革命就是要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為了使天下人都有福可享，他立志要做“職業革命家”。他曾對一起工作的同志說：“中國革命將是長期的，艱巨的，黨、團的事業將要好幾代人才能勝利完成，因此需要有一批一輩子做各種秘密工作的職業革命家。”

1927年4月，共青團江浙區委員會在上海召開會議，徐瑋當選為區委書記。他主張培養青年工人中的活動分子加入組織，並要求團的工作向農村發展。當時他已在上海近郊的南翔發展了一些黨、團員，建立了農村黨、團支部。2月，為配合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共中央和江浙區委召開聯席會議，組織了特別委員會（特別軍事委員會和特別宣傳委員會），徐瑋是特委會宣傳委員會成員，負責起草宣傳大綱等文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徐瑋作為共青團代表出席上海臨時市民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委員。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成立，徐瑋又被選為委員，分管宣傳工作。

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指使全副武裝的青紅幫流氓打手冒充工人，襲擊工人糾察隊，借口“工人內訌”，收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武器，並瘋狂屠殺工人、糾察隊員，死傷300餘人。第二天，上海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路召開群眾大會，控訴反動分子的罪行，號召“打倒軍閥，為死難工友復仇，收回工人武裝！”徐瑋冒著生命危險，協助江浙區委主持了這次會議。

4月27日，徐瑋出席了在武漢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接著又出席了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後留在武漢中央軍事科工作。8月，調往被蔣介石反革命勢力嚴密控制的杭州，擔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

徐瑋到達杭州后，化名謝公弢，以失業教師的身份從事革命活動。他結合畢業即失業、婚姻不自由、婦女不能獨立等切身問題來啟發青年的覺悟；他在黨、團活動分子會議上，多次作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揭露國民黨的罪惡，擴大黨、團影響。由於徐瑋等的努力，杭州的革命鬥爭十分活躍，工人們紛紛起來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學生們相繼罷課，上街遊行示威，反對腐朽的國民黨黨化教育。當時國民黨反動當局猖狂反撲，到處搜索逮捕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一時烏雲密布。為了揭露敵人的恐怖政策，及時給青年們指出前進的方向和道路，徐瑋以杭州學生聯合會的名義，撰寫了《告青年學生書》的小冊子，廣為散發，一時轟動了杭州城，國民黨浙江省當局甚為震驚。

1927年11月初，省委軍事地下機關突然被搜查，團省委機關也遭到破壞，徐瑋和團省委秘書長曹仲蘭等同時被捕。他們先被關押在杭州市柴木巷看守所，不久轉押到浙江陸軍監獄。

被捕后，徐瑋化名胡公達，國民黨反動派起初把他當作一般政治犯看待。1928年初，由於叛徒出賣，徐瑋被傳訊。特別法庭庭長錢西樵對他說：“你不叫胡公達，你是大名鼎鼎的徐瑋，你的情況我們都清楚，用不著隱瞞了，你不要再跟共產黨了。”徐瑋從容地回答：“好罷，那我問你三個問題，你的答覆如果使我滿意，就不當共產黨。”三個問題涉及國民黨為什麼背叛革命的問題，問得錢西樵瞠目結舌，狼狽不堪。徐瑋笑著說：“你既說不出個道理來，我就只好當共產黨當到底了。”敵人無可奈何，只得把徐瑋押回監房。

徐瑋在身份暴露以後，就決心在生命最後的時間裡，儘力為黨多做工作。趁看守不在時，他對著牢門的窗口，向難友們宣傳黨的八七會議精神。他還利用放風的機會進行串聯，布置獄內的地下工作，組織要求改善獄中生活條件的鬥爭。他要求難友們把監獄當做學校，趁此機會多讀些馬列著作。他還用已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向難友們演講，痛斥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表明自己為人民的徹底解放視死如歸的決心。

1928年5月3日下午3時，看守突然在牢門口喊他的名字，徐瑋心裡明白將要赴刑場，昂首沖著看守喝問：“今天殺幾個人？”看守從未見過“死囚”在這種場合會這樣問話，驚得不知所措，手一抖，把鑰匙和名單全掉落在地上。徐瑋鎮靜自若，拾起鑰匙、名單，為同監的難友曹仲蘭、陳英盛、陳存世打開牢門。他們4人一起挺胸闊步地走向國民黨反動派的刑場，在杭州清泰門外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