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亢虎

1883年出生於江西弋陽一個仕宦之家，祖籍安徽省旌德縣江村。

1901年赴日本考察政治，回國後任清政府北洋編譯局總辦和《北洋官報》總撰。

1902年留學日本。

1904年回國後任刑部主事、京師大學堂日文教習。

1905年俄國爆發革命，十二月黨人為反抗沙皇暴政不惜為信仰捐軀的精神，深深觸動了江亢虎，並引發了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濃厚興趣。江亢虎通讀了歐洲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鼻祖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幾乎全部理論著作，對他們的理論陶醉不已。不久，他向楊度、夏壽田等人闡述了自己的見解，還把自己翻譯的巴枯寧《論國家的起源和消亡變異》抄印稿轉送給他們。可楊度等人正醉心於君主立憲的主張中，無心理會在他們看來屬於似是而非、雜亂無章的無用之物，對江亢虎本人也是冷嘲熱諷。

倍感沮喪的江亢虎經過一段時間的彷徨之後，又開始與信奉社會主義的友人陳翼龍熱烈交往了起來。當時，國內並沒有馬列著作的中文譯本，江亢虎便直接研讀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寧、普列漢諾夫等人理論著作的英譯本。江亢虎的靈魂又一次躁動了，他感到自己一些難解的問題可以在社會主義學說中找到答案，一個創辦新政黨的念頭在他的腦中產生了。這天，他正在京師大學堂的寓所里讀《資本論》的英譯本，陳翼龍帶著一位年輕人來拜訪了江亢虎。

陳翼龍帶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十餘年後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他比江亢虎小6歲，還在北京法政學堂學習，曾在京師大學堂旁聽過江亢虎的課。陳翼龍帶李大釗來原本是要與江亢虎商量創辦政黨的事，可李大釗剛把自己的情況介紹了一下，江亢虎就滔滔不絕地說了許多話，過了好一會兒，才轉入正題。江亢虎提出要創立中國社會黨，併當場取出了他草擬好的章程，請陳、李二人過目。江亢虎的神速顯然出乎陳翼龍與李大釗的預料，他們考慮再三，認為目前缺乏創建政黨的基礎，還需看看時局的變化。

江亢虎對陳、李二人的態度大為不快，便批評陳翼龍優柔寡斷。陳翼龍不服，二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一旁的李大釗趕忙從中勸解。李大釗雖然對江亢虎的浮躁與專斷深惡痛絕，但對他身為清廷官員卻敢於研究社會主義著作的勇氣深表敬佩。江亢虎並沒有李大釗眼中的勇氣，當袁世凱明確表示對他與激進分子的交往不滿時，江亢虎嚇得連忙辭去官職，於1907年再度赴日留學。在日本，江亢虎重新回歸了無政府主義的懷抱，並系統提出了“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三無主義”，成為中國最早提倡無政府主義的人之一。1909年，一心要擴大“三無主義”影響的江亢虎，以“徐安誠”為筆名，向吳稚暉等人在巴黎創辦的《新世紀》周刊投寄了《無家庭主義》、《自由營業管見》等文章。次年春，他周遊歐洲各國時，仍在途中不斷宣傳他的“三無主義”，還經常出席無政府主義者的聚會。

令人稱奇的是，江亢虎在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同時，居然還去倫敦的海德公園聆聽社會主義活動家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講，而他很快就不僅僅只是聽演講了。

1910年春，他獲得一次環球之游的機會，以整整一年的時間遊歷了日本、英、法、德、荷蘭、比利時和沙俄等國，回國后即宣導社會主義。

1911年7月10日在上海張園發起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辛亥革命爆發后，11月5日他以社會主義研究會發起人名義召集特別會，提議“改組社會”，中國社會黨上海本部從此宣告成立——這不僅是中國第一個社會黨，也是中國第一個以“黨”命名的政治團體。

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以戀愛自由、教育平等、遺產歸公為初步，以“二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與“五非”（非私產、非家族、非宗教、非軍國、非祖國主義）為究竟，即個人自治、世界大同為依歸。

1911年底，據該黨自己宣布，在全國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餘起”，擁有黨員“五十二萬三千餘人”。這個數字雖然很誇大，但當時全國確有不少地方建立了中國社會黨支部，如天津支部幹事就是後來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又如蘇州支部的總務幹事是陳翼龍，成員有顧頡剛、葉聖陶、王伯祥等，南京支部和佛教協進會等團體一起設在毗盧寺中。在該黨黨員中，就職業和階級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識分子，其次是工商業者，再次就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國社會黨還曾積極宣傳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參政。其規章中寫道：“黨員……無論男女，義務權利平等。”它是民國初年各黨派團體中最早“有女黨員，且其義務權利完全平等”的一個黨。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他曾於1911年籌組中國社會黨參與辛亥革命，不成后改投北洋政府勢力。

1911年春，江亢虎發表了《介紹地稅歸公之學說》一文，成為國內系統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第一人，緊接著，他又在杭州女學聯合大會上發表題為《社會主義與女學之關係》的演講，開始了公開宣講社會主義。同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惜陰公會、女子進行社、《天鐸報》館的資助下，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會”，撰寫、翻譯社會主義理論著作，出版宣傳刊物《社會星》，成為了國內頗有影響的社會主義研究第一人，以致於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時還提到：當他還是湖南省立師範一名學生時，就讀過江亢虎撰寫和翻譯的《社會主義ABC》《馬克思主義簡說》等書，從中明白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槍聲在武昌首先打響，中國社會迅速發生了激烈的變革。江亢虎預感到中國日後必將實行政黨政治，便在北京和陳翼龍、李大釗等人正式發起創建了中國社會黨。在江亢虎建立“沒有剝削、民眾當家作主的社會，對私有財產嚴加限制”口號下，不少追求進步的青年知識分子紛紛加入該黨，連《京報》、《晨報》這樣的大報也刊登了不少為社會黨搖旗吶喊的文章。1912年12月至次年3月，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在全國範圍內舉行，江亢虎到上海和北方若干鐵路路段，組織工會，從而又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留下了江亢虎的名字。

中國社會黨的蓬勃發展引起了竊國大盜袁世凱的不安，他決定給江亢虎一點顏色看看。1913年8月6日，陳翼龍被捕處決；7日，袁世凱又下令解散中國社會黨。短短兩天，形勢陡轉直下，江亢虎很快收起垂掛在自家樓下的黨旗，燒毀一切文件，辭去了社會黨總書記兼總代表的職務，並在《京報》上公開發表《告別中國社會黨人宣言》。之後，江亢虎悄然離開國內，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擔任客座講師，一年後晉陞為副教授。

1913年，赴美國任加利福尼亞大學中國文化課講師；1920年以中國社會黨名義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後來轉向教育界，並於1922年創辦上海南方大學，也是該校首任校長。1927年逃亡美國、加拿大，任加拿大大學中國文學院院長及漢學主任教授。 1934年，江亢虎以加拿大中國學院院長及美國國會圖書館顧問身份訪台，8月22日由福建抵基隆，9月9日自台北經基隆回中國，對台灣漢詩社的末流曾提出針砭：“遂變為吟風弄月之作。桑中陌上之音。變本加厲。每下愈況。甚者至於歌頌盛德。鼓吹休明。彷彿科舉時代之試帖。彌可鄙已。”江亢虎對於舊文學末流的批判與當時台灣新文人的觀點頗為相同，他對瀛社某紳士大唱與日本的“親善論”，也以“屈原杜甫責望之”（《台游追記》第41頁），希望台灣舊文人展現風骨，不要依附統治權貴。在瀛社例會上，他特別勉勵詩人當盡民族國家的職責，而非僅舞文弄墨：“宜儘力文化。致意國事。所謂餘事作詩人。非詩人專作詩也。而詩與文原合璧。文不離詩。詩亦不能離文。徒作詩而不能文。非學人之本分。”這個說法與梁啟超在霧峰的留言也是相同的。1939年，應汪精衛邀至上海。

1940年擔任汪精衛偽政權的國民政府國務委員、考試院副院長等職。

1943年10月5日，日本“興亞院”顧問小幡八郎在華中派遣軍司令官兼汪偽政權最高軍事顧問畑俊六大將的陪同下來到了南京高樓門法國使館附近江亢虎的私宅。原來，小幡八郎希望江亢虎站在所謂“客觀公正”的立場上談一談1937年日軍攻入南京后的大屠殺，即要江亢虎公開為日軍暴行辯護和開脫。作為一個中國人，昧著良心為日軍暴行開脫，這可是要背負千古罵名的呀！江亢虎很是猶豫，沉默了半晌，表示自己要考慮考慮。

對江亢虎知根知底的日本人告辭后的第二天，就派人給江亢虎送來了10根金條和一厚沓偽幣，外加一疊所謂的當時的事實真相資料。江亢虎收下了，他當年收下這些東西時的內心世界現今已無從得知，但是從當年10月中旬起，為日本法西斯開脫的《“南京慘案”之我見》、為“大東亞共榮圈”合理性辯解的《國際的孔子與孔子的國際》等一系列匪夷所思、臭名昭著的奇文陸續在中國、日本發表。江亢虎的助紂為虐、顛倒黑白激起了國人的無比憤慨。

1945年10月，國民黨軍統局在北京將江亢虎捕獲，1946年初軍統局將江亢虎從北京移押至南京；江亢虎被押送到南京后，與大漢奸周佛海、陳公博等人一同關押在老虎橋中央監獄。

國民政府於1946年11月以漢奸罪判處江亢虎無期徒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繼續關押在上海提籃橋監獄。

1954年，江亢虎因肺結核病逝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