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其一】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

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

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

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

何如此兩幅，疏澹含精勻。

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其二】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

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

雙翎決將起，眾葉紛自舉。

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

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

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

⑴鄢陵，即今河南鄢陵縣。主簿，官職名。王主簿，生平不可考。折枝，花卉畫的一種表現手法，花卉不畫全株，只畫連枝折下來的部分，故名折枝。

⑵見：見識、見解。鄰：接近。與兒童鄰，言其幼稚。

⑶天工：指藝術造詣極高。

⑷誰言：當云何、料不到解。

⑸決：急速。

⑹懸知：猜想。

根據陳邇冬選注《蘇軾詩選》，這組詩寫於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當時蘇軾任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第一首詩從詩畫創作理論談起，由大處入筆，然後層層推進，最終歸結到王主簿的折枝畫。第二首詩正相反，它以王主簿折枝畫為描寫對象，至篇末才以詩代簡，表示願意聽到王主簿對寫詩作畫的“妙語”。這組詩雖然分為二首，但圍繞“以詩題畫”，由畫到詩，再由詩到畫，最後仍然歸結到詩，離中有合，體現了作者構思的精密。

第一首詩結合王主簿折枝畫，抒寫詩人對於“形似”論的意見。他認為，“以形似”作為論畫的標準，和以為寫詩只有寫得形似才算好詩，都是錯誤的。他主張在“天工與清新”中賦詠事物的神韻。他之所以推崇王主簿此畫，嘆羨它能用“一點紅”“寄無邊春”，正是因為這幅畫雖然著墨不多，沒有在纖毫畢肖上下功夫，但畫家善於捕捉事物的精神韻態，所以更深刻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質，做到了以少勝多。

蘇軾精通詩、畫，這裡闡述的有關形似的藝術見解出於他多年的創作實踐，在中國古代藝術理論中佔有重要地位。但是，數百年來對蘇軾的這首詩產生過種種誤解。《韻語陽秋》卷十四說：“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為主耳。’謝赫曰：‘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墨梅詩》云：‘含章檐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后之鑒畫者，如得九方皋相馬法，則善矣。”《升庵詩話》卷十三也說：“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為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否定蘇軾，說他是在主張畫牛作馬，這是沒有根據的。稱許蘇軾，以為他主張作畫應如九方皋相馬那樣，雖不辨牝牡驪黃，只要能識得千里馬就行，同樣有違詩人本意。對蘇軾毀譽參半，像晁以道那樣“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亦無必要。蘇軾在否定“論畫以形似”的同時沒有專門論述形似與神似的關係，不過蘇軾是在寫詩，不是作科學論文。何況詩中說“論畫以形似”，指的是把形似當作論畫的唯一標準。“賦詩必此詩”是指只有形似，死於句下的詩。例如，組詩的第二首中對王主簿折枝畫的描寫十分逼真、生動，也說明了蘇軾讚許的是既能形似更能傳神的作品，他否定的只是沒有意趣、沒有韻味的形似之作而已。

從章法上看，第一首詩的前四句分別闡述論畫、賦詩的標準。“見與兒童鄰”、“定非知詩人”二句斬釘截鐵，表明了作者在深思熟慮之後的明晰認識和堅定態度。五、六句將詩、畫總提，正面標出觀點。“邊鸞”兩句對理論來說是例證，對王主簿來說是對比與反襯，對這首詩的行文來說又是從說理到詠畫的過渡。邊鸞，唐代畫家，所畫花鳥極精美，據說他畫的孔雀跟活的一樣，如同能鳴叫。趙昌，宋代畫家，善畫折枝花卉，人們說他能與花傳神。最後四句歸結到王主簿所畫折枝。有了邊鸞、趙昌作鋪墊，再用“何如”二字褒貶，王主薄此畫的地位已十分清楚。“疏淡”指用筆不多，著色清淡。“精勻”指精巧勻稱。前面的“邊鸞”兩句意為互文，謂邊、趙二人的繪畫既能刻畫工緻，寫物如生，又能揣摩意態，用筆傳神，此類畫已屬形神兼備。這裡，詩人用“疏淡含精勻”進一步置王畫於邊、趙二家之上，採用的是同類相比法。

第二首詩詠畫的特點是精當、形象。說它精當，是因為其中出現的畫面圖象正可用來印證前首所述的藝術理論；說它形象，是因為詩中對王主簿的折枝畫描寫得十分生動，可給讀者以優美的藝術享受。一、二句寫竹用“瘦”，寫花用“幽”，已頗具情致，同時再用“幽人”比竹、“處女”比花，則進一步寫出了竹與花的風韻，這是詩人以“神似”論畫、賦詩的結果。三、四句寫雀。“低昂”二字再現構圖的照應配合，“搖蕩”二字傳達畫中生物呼之欲出的神態，正是於“疏淡含精勻”、“天工與清新”中表現內在情味的妙句。“雙翎”句再寫雀。決，急速。《莊子·逍遙遊》：“決起而飛。”“決將起”，指將起而未起。“眾葉紛自舉”，再寫折枝。“紛”字、“舉”字，顯示出葉片爭欲挺出的神氣。這兩句所揭示的是意念中的動作，是畫家傳神的結果。七、八句描寫細膩，連蜂兒腿上的“清蜜”也分明可辨。這是蘇軾並非全盤否定“形似”的明證。總觀畫面，不過一叢竹、數枝花、兩頭雀、一隻蜂，卻帶來了盎然春意。“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既是對畫家技藝的總評價，同時又呼應前首，點明王主簿以“一點紅”“寄無邊春”的藝術功力。最後兩句別出新意，與“題畫”的主題似斷似續，正是蘇軾“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答謝民師書》）這樣一種寫作方法的體現。

這兩首詩是蘇軾用詩歌形式評論文藝作品的名篇，其中關於“形似”的見解頗受後人注目。在寫作方法上，前首詩幾乎全用議論，又是蘇軾以“議論為詩”的一首代表作。宋人喜在詩中說理，不過，如不將哲理融於情景之中，就容易造成障礙，令人讀來淡而寡味。但蘇軾此詩，不但議論中肯獨到，而且與情景描寫配合有致，故能搖曳多姿，是詩歌園地里的一朵奇葩。

蘇軾（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蘇洵之子。嘉祐年間（1056—1063）進士。曾上書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詩諷刺新法而下御史獄，貶黃州。宋哲宗時任翰林學士，曾出知杭州、穎州，官至禮部尚書。后又貶謫惠州、儋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謚文忠。學識淵博，喜好獎勵後進。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其文縱橫恣肆，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並稱“蘇辛”。又工書畫。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書傳》、《東坡樂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