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是有不同類型、不同側重的，我們要認真分析、逐個擊破。

一是錯誤價值觀念先行。當然，歷史虛無主義所宣稱的價值觀念是經過篩選的，即要符合西方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在歷史虛無主義者眼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建設的歷史，是錯誤的歷史，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政治上實行的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專政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歷史虛無主義要麼公開宣揚“告別革命”，要麼公開宣揚現代化只能是西方化；或者以這些預設的價值觀念“重新書寫”歷史，將黨史、國史、軍史描述成一部爭權奪利的野心史、黨內鬥爭史和人民苦難史，甚至為此不惜虛構史實、製造謊言，栽贓污衊、醜化虛無真實的歷史。

二是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以所謂“考證”“還原”虛無歷史。歷史虛無主義者披著“如實還原、秉筆直書”的學術外衣，辯稱其研究的目的在於儘可能地還原史實。其掩人耳目的手法有：痴迷於事實考證和文獻挖掘，不憚細微，不究意義，甚至不拒絕“文獻拜物教”“考證癖”之謂；極力標榜“讓事實說話”、不偏不倚、客觀中立；在此基礎上以“史證如山”為借口，以“管窺真相”的心態呼籲對歷史“重新評價”“重新認識”。一言以蔽之，就是利用史學研究的基本要求，即重視史實、史料的收集、挖掘和歸整作為虛無歷史的手段。

三是以所謂“重新認識”為名，醜化、詆毀偉大領袖和英雄人物。歷史虛無主義者的所謂“重新認識”，除了胡亂編造、無底線地造謠中傷外，大部分也是有伎倆的。比如，對革命領袖、英雄人物只抓一點或某些局部事實，以偏概全，或者無限放大其缺陷。在一些打著“私人回憶錄”“私人生活”等旗號誣陷革命領袖的著作中，這種手法比較典型。此外，還有一種手法是以所謂人之常識、常理、常情來污衊特定歷史事件、歷史情境中英雄人物的超常行為，或者以今天的標準要求、評判（實際上就是變相地貶低、否定）英雄人物在特定歷史背景中的思想和行為。

歷史虛無主義，把歷史視為一種無主體的偶然結果，否定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決定論，這種“虛無主義”就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具有極大的欺騙性、迷惑性，其本質就是以所謂“重新評價”為名，歪曲近現代中國革命歷史、黨史、國史、軍史。歷史虛無主義通過否定歷史主體，顛覆唯物史觀，歷史虛無主義強調個體性敘事，通過對個案的展示，用個體歷史的細節研究來演繹整體歷史。專家學者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定義是：其根本就是歷史唯心主義。

這些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時隱時現。一些人以“反思歷史”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從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走到“糾正”社會主義，認為我國不該過早地搞社會主義，而應該讓資本主義充分地發展；

從糾正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走到全盤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從詆毀新中國的偉大成就，發展到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

從醜化、妖魔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展到貶損和否定近代中國一切進步的、革命的運動；

從刻意渲染少數中國人的不文明行為，發展到否定五千年中華文明，等等。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不僅表現在史學研究中，而且發展到某些文學、藝術和影視作品中，影響面大，危害至深，對此應有足夠的認識。

1.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竭力貶損和否定革命，詆毀和嘲弄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鬥爭，詆毀和否定我國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向及其偉大成就。所謂“告別革命”論，既是這種思潮的集中表現，又是它不加隱諱的真實目的。一些人拚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在反對所謂“激進主義”、推崇保守主義的名義下，否定革命，頌揚改良。在他們看來，革命只起破壞性作用，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他們把近代中國凡是追求變革進步的都斥為“激進”而加以否定，而把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稱為“穩健”加以肯定。他們否定近代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認為“每次農民革命都造成社會生產大規模的破壞”。繼而，抬高洋務運動，貶低戊戌變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貶抑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有些人則對近現代史下了這樣的斷語： “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腐朽的王朝，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來逼著它邁上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經過這樣的“重新評價”，從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以及之後因革命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並獲得偉大成就的歷史，就從根本上被否定了。從這裡也可以使我們看到，歷史虛無主義把“重新評價”的重點放在近現代史的原因，就是為了否定革命。

2.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以“學術研究”的面目出現，在“重新評價”、“重寫歷史”的名義下，做翻案文章，設置“理論陷阱”。他們有的是通過赤裸裸的謾罵來醜化和否定革命歷史和革命領袖，相對地說，這比較容易被人們識破，因而他們更多地是在學術的幌子下，販賣他們的私貨。比如，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有的論者否定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生造了一個所謂“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提法。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學術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理論陷阱”。因為對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定位，是中國革命，包括孫中山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和同社會主義相聯繫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提，如果這個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和進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關近代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結論也都要被改寫，與此相關的重要歷史人物的評價標準也就完全不同了。在他們看來，近代中國應當用大力發展資本主義來取代“半封建”，而不應該採取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這樣就把糾正“左”的錯誤變成了“糾正”社會主義。又如，歷史虛無主義在糟蹋、歪曲歷史的時候，聲稱自己是在進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實現所謂“研究範式”的轉換，似乎只要戴上這種理性的光環，他們就會名正言順地佔據史壇的話語權了。實際上，歷史虛無主義同理性思考是完全背道而馳的。他們為了否定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就竭力推崇西方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把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政黨、領袖和革命的群眾運動邊緣化，甚至加以醜化，而對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勢力及其代表人物則加以頌揚，把他們放到了歷史舞台的中心位置。這種從根本上歪曲、顛倒歷史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反理性思考。

3.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改革開放以來相繼出現了危害社會的各式各樣的錯誤思潮，如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普世價值觀等等，雖然他們主張各異，表現形式不同，但卻有著共同的政治訴求，這主要表現在：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立國之本，力圖扭轉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把中國納入到西方資本主義體系中去。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以它自身的特點來表達這一共同的政治訴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竭力否定近代中國特別是五四以來愛國的、革命的傳統，把自由主義說成是最好的、當今中國應當繼承發揚的五四傳統，並要求把它作為一種政治學說、經濟思想和社會政治制度加以實現，這樣才“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誠然，作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義，在五四時期確曾存在過。如五四時期形成了一個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它包括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三部分人。五四運動后，隨著鬥爭的深入，這個統一戰線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傳統，並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加以發展；另一部分人則向右發展，走上了所謂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他們雖然在反封建鬥爭中起過一定作用，但最終走向了歷史的反面。這兩種思潮的不同發展趨勢及它們之間的交鋒，可以說貫穿在五四以來歷史發展的全過程，而人民革命的勝利則為他們做出了公正的結論和歷史性的選擇。怎麼能夠把五四時期歷史發展中非本質的方面，亦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為主流傳統加以頌揚，並要求今天的中國加以復興和弘揚呢？

1.歷史虛無主義違背實事求是的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進程的主體，是“時勢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時勢”。用全面的、聯繫的、歷史的觀點看待社會和世界。認為歷史並不是無序事件的組合，而是具有內在的規律性。是一種客觀規律的邏輯展現。要通過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分析歷史的本質和主流，揭示歷史的客觀規律。歷史的細節應放入整個歷史的宏觀發展當中去考察。

以史實為依據，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和根本方法。歷史虛無主義對待歷史的態度，則是有嘩眾取寵之心，無實事求是之意。持歷史虛無主義態度的一些人在“學術研究”的名義下，不尊重歷史事實，片面引用史料，根據他們的政治訴求，任意打扮歷史、假設歷史，胡亂改變對近現代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問題的科學結論；有的則以“客觀”、“公正”的面貌出現，崇尚“壞人不壞”、“好人不好”的模式，要求按照人性論的原則治史，否則就是臉譜化、“扣帽子”；一些人還以“思想解放”、“理論創新”的名義糟蹋、歪曲歷史。

他們為了標榜自己的創新和理性思考，一再提出所謂的“範式轉換”。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範式轉換”呢？究竟是“解放思想”的“理論創新”,還是違背歷史事實的主觀臆斷？例如，他們主張用所謂的“現代化史觀”取代“革命史觀”，把革命同現代化對立起來，藉以否定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鬥爭。當然，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中國現代化的源流、曲折和發展，不失為近代史研究的一種角度，但問題在於，持“現代化史觀”論者往往是以否定爭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這一近代中國主旋律為前提的，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近代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首要的歷史要求。對於中國革命和中國的現代化，我們主張要用科學的歷史觀，即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加以研究。事實表明，革命決不是同現代化相矛盾、相對立的，革命是現代化最重要、最強勁的推動力量；如果沒有革命為現代化創造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這個前提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就永無實現之日。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闡明了革命和現代化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他反覆指明：“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在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國里，要想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多少年來多少人做過這種夢，但是一概幻滅了”。（《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是應該發展的，中國應該發展成為近代化的國家、豐衣足食的國家、富強的國家。這就要解放生產力，破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不破壞它們，中國就不能發展和進步，中國就有滅亡的危險。……革命是幹什麼呢？就是要衝破這個壓力，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解放中國人民，使他們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應該求得國家的獨立，其次是民主。沒有這兩個東西，中國是不能統一和不能富強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432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這是近代中國歷史證明了的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2.歷史虛無主義違背全面、客觀的歷史研究方法。

要全面地、客觀地把握歷史材料，從歷史的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正確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只有這樣，才能夠把歷史現象個別性、獨特性的研究與歷史規律性的思想統一起來，尊重歷史發展的辯證法；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

歷史虛無主義者則與此相反，他們往往是用一些片面的材料，就很輕易地做出結論，輕易地推翻過去的判斷，並把它當成“創新成果”塞給讀者，這對於不了解歷史的人來說是很有迷惑作用的。取其一點，不及其餘，甚至無中生有，是一些人做翻案文章，歪曲和顛覆歷史的慣用手法。當然，翻案文章歷來都有人做，翻案並不一定就是壞事，主要看它是否合乎歷史的真實。西子湖畔岳飛墳前的一副名聯：“忠奸自古同冰炭，毀譽於今辨偽真”，做的就是翻案文章，翻風波亭千古奇冤的案。史評自有人心在。扶正壓邪，滌濁揚清，揚我民族之浩然正氣，這是一個正直的史學工作者和有識之士應有的史識良知。今天如果再有人要翻岳飛這個民族英雄的歷史鐵案，忠佞顛倒，指鹿為馬，一定會被視為荒唐與可笑。然而，不幸的是，此等荒唐事在當今的史學界卻並不鮮見，一些人熱衷於美化、拔高像慈禧、琦善、汪精衛這樣一些歷史人物，而對林則徐、譚嗣同、孫中山等則加以非難、貶低。當然，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多數是屬於學術討論的問題，矯正過去存在的對歷史評價過於簡單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用顛倒事實的辦法一褒一貶，這難道僅僅用“史事如煙”、見仁見智能夠解釋的嗎？

列寧曾經指出：“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於，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繫中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列寧全集》第28卷第364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是的，任何一個歷史人物都會是多面的甚至是多彩的，重要的是要在他活動的總和中確定它的主要方面，如果胡亂抽出一些實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那麼任何實例都有可能被找出來，任何歷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寫。

由此可見，歷史虛無主義在方法上的片面性，並不完全是一種隨意性，而是有他們明確的取捨標準。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歷史虛無主義並不是對歷史完全虛無，而是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他們虛無的是人民革命的歷史和歷史的進步人物，而對反動統治者、歷史的倒退者以及賣國者，則加以美化，做翻案文章。這就是他們“重寫歷史”的實質。

3.歷史虛無主義否認和反對階級分析的歷史研究方法。

在歷史研究中要堅持階級分析的方法。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指出：“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39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只有牢牢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這一基本事實，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才能透過錯綜複雜、千變萬化的社會現象，認識事物的本質，掌握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認清歷史發展的趨勢。如果離開了這一基本點，就會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淖中去。

歷史虛無主義者則無視人類社會歷史的這一基本事實，否認和反對階級分析的方法，用抽象的人性論取代階級論，以所謂客觀主義的姿態掩蓋其資產階級的立場。這是他們在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分析中屢見不鮮的。

歷史虛無主義除了繼續聚焦中國革命史和新中國發展史、選擇以革命歷史為突破口外，還抓住一些歷史事件的重要時間節點，將“虛無”的觸角延伸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和唯物史觀領域，甚至製造出“精日”事端，傷害中華民族的歷史情感，虛無民族文化價值和文化精神。

其一，學術外衣。這主要表現為兩方面：一是打著“價值中立”的旗號，以“如實還原、秉筆直書”為“金科玉律”，痴迷於事實考證和文獻挖掘，儘力挖掘和正統的黨史、國史、軍史不一樣的“歷史細節”；二是打著“學術創新”的旗號，反思已有定論，詰疑既成共識，挑戰正統說法。而更多是兩者結合，在挖掘到一些“新材料”“新史證”基礎上，以“如獲至寶”的心態呼喚“反思”“創新”，要求“補寫”“續寫”“改寫”甚至“重寫”黨史、國史、軍史。

其二，文藝外衣。歷史虛無主義打著所謂“讓歷史更生動”“讓（歷史）人物更豐滿”“讓人性更真實”的旗號，要麼把厚重、複雜的歷史“濃縮”為個別人物心酸曲折的簡單生活史，以個別人物的不幸命運史取代波瀾壯闊、進步與代價並存的“宏大歷史”；要麼以創作者個人情感、價值好惡、觀念先行來放大某些歷史細節，不惜以“藝術的誇張”極盡鋪陳，沉湎於個體情感和“文藝場面”的“互動”而不能自拔，無視歷史的總體意義和集體意義，把民族記憶蛻變為個體濫情，把歷史中悖論、惡的一面進行誇張性展露；要麼以所謂“人性”為尺度，極力彰顯個體人性與家國利益的衝突，把偉大而複雜宏闊的黨史、國史、軍史，文藝化為人性受到束縛壓抑、人性受到戕害異化甚至泯滅的“單一”史。很明顯，這種標榜以小見大、以個人折射“歷史”的文藝手法，並非所謂的“一葉知秋”，卻是實實在在的“一葉障目”。

其三，輿論外衣。歷史虛無主義把嚴肅的歷史研究、歷史問題“巧妙地”轉化為社會輿論，在迅捷傳播的同時，“變莊嚴為隨意”“化大事為小事”。其慣用伎倆有兩招：一是以“言論自由”為旗號，強調言者無罪，以自己為中心來指點人物、評論歷史，以輕佻的態度謾議歷史乃至戲說歷史，隨意臧否乃至訾議歷史人物，不惜“現身說法”，以自認為的“人之常情”“世之常理”來反思、反駁甚至反對已有定論的歷史事件、歷史情節。二是以“思想自由”為旗號，強調“個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經常以“我想”“我認為”“我的看法是”為借口，使正統的歷史、公認的歷史經過“個人思考”而“變相”“變色”“變調”。

第一，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對英雄的詆毀事關意識形態鬥爭，必須用好法治武器。歷史虛無主義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的一種錯誤思潮，旨在通過否定人民、否定歷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馬克思主義指導、社會主義道路和人民民主專政。歷史虛無主義的傳播直接消解主流意識形態、動搖“四個自信”、干擾“四個正確認識”，威脅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因此，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不能只停留在學術批駁層面，我們必須意識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對英雄的詆毀也應是一場法治之戰，要運用好法治武器，築起反擊歷史虛無主義的堤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

第二，以法治手段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英雄，必須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健全法律制度。英雄是標註民族精神的一個刻度，構成了一個民族向慕正義、追求崇高的價值底座。一段時間以來，一些人醜化、詆毀、貶損、質疑英雄烈士。加之，關於英雄名譽保護的立法不全面，使得英雄名譽保護在法律領域面臨諸多尷尬與困境。因此，必須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健全法律制度，以法治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對英雄的詆毀。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以法律形式將9月30日設立為烈士紀念日；201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中特別明確，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2017年12月，《英雄烈士保護法（草案）》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首次審議。以立法、制度的方式保護英雄烈士，回應了社會關切，回擊了歷史虛無主義醜化英雄烈士的惡劣行為，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長遠意義。

第三，歷史虛無主義詆毀英雄出現了新的傳播態勢，必須以法治手段阻斷歷史虛無主義的傳播。歷史虛無主義作為當前較為顯性和突出的一種社會思潮，近些年藉助微博、微信、微視頻和客戶端等新興媒體，開始從學術領域向生活領域、從知識分子層面向普通大眾蔓延，而且對英雄的詆毀也更具隱蔽性、泛在性、迷惑性和欺騙性。“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我們需要在信息傳播方面，尤其是網際網路傳播方面，充分運用法治思維，阻斷歷史虛無主義的傳播途徑。一方面發揮懲處功能，讓歷史虛無主義的詆毀言行不能“妄為”，另一方面起警醒作用，使法律成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英雄的新利器，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第四，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英雄的行為，必須引導社會形成用好法治武器的氛圍。歷史虛無主義對英雄的肆意詆毀，惡意歪曲甚至污衊，不僅觸碰了社會道德底線，更觸碰了法律底線。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歷史階段，以法治之名進行查處、懲戒是抵制和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言行的必然選擇。2016年，“狼牙山五壯士”中的兩位英雄葛振林、宋學義的後人葛長生、宋福寶起訴《炎黃春秋》雜誌社前執行主編洪振快侵害名譽權、榮譽權案；革命烈士邱少雲胞弟邱少華訴孫傑（微博大V“作業本”）、加多寶（中國）飲料有限公司一般人格權糾紛案等，開啟了運用法律手段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英雄的判例，正本肅源，有力遏制了詆毀勢頭的蔓延，有效消除了其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謬論一，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非馬論”或“去馬論”。歷史虛無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試圖從源頭上動搖其在中國政治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歷史虛無主義者脫離文本語境，斷章取義，曲解唯物史觀和馬克思的本意。例如，他們抓住馬克思說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來否認“馬克思主義”的存在，進而否定黨的指導思想。事實上，馬克思的這句話，主要是針對法國工人黨中發生分裂的兩個派別“可能派”以及“蓋德派”表達自己的鄙視和不屑一顧。前者背離革命綱領卻自我標榜為“馬克思主義者”，後者屬於恩格斯所譴責的“以不研究歷史為借口的唯物史觀的‘許多朋友’”，存在著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卻自命為“馬克思學派”。可見，作為一種揶揄與調侃的說法，馬克思的那句話並不能成為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理由。相反，卻是劃清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思想界限的告誡詞和警醒語。實踐證明，歷史和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讓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勃勃生機。歷史虛無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價值，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正確的。

謬論二，傷害民族情感的“精日”論。眾所周知的事實是，20世紀上半葉，從九一八事變到華北事變，從盧溝橋事變到八一三事變，日本殖民者對中國發動蓄謀已久、精心策劃和周密準備的侵略戰爭，在殖民地推行殘暴殖民統治，並扶植漢奸傀儡政權，推行奴化教育和同化政策，開展“皇民化”運動，企圖泯滅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維護其殖民統治。歷史虛無主義者罔顧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罄竹難書的罪行，製造“精日”事端，炒作“精日”現象，嚴重傷害中華民族的情感。近年來，中國的“精日”分子屢屢製造事端，突破歷史倫理底線，其背後的思想根源正是歷史虛無主義。在一些著名的抗戰遺址，出現過身著日本軍服的“精日”分子。這種看似出於“無知”施行的“好玩”行為，最大程度地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情感，辱沒了民族英雄的歷史業績，抹煞了先烈英勇犧牲的歷史意義。“精日”現象，反映出一個深刻的教育問題，即科學歷史觀念的欠缺，以及對民族歷史缺乏尊重和敬畏。因此，歷史教育和社會教育中，不僅要傳授歷史知識，關鍵是弘揚唯物史觀，擰好歷史價值觀的“總開關”，培育健康的歷史意識和審美文化意識，使人們更好地維護歷史真實和民族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