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滌非

蕭滌非先生執教山大47載，曾兼山東大學副教務長、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古籍所副所長、《文史哲》編委會副主委、校學術委員會及學位委員會副主任等，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一任會長，山東省人大代表，第四屆省文聯副主席等。逝世前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教授、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杜甫全集校注》主編、《文史哲》編委，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民盟中央文化委委員、中華詩詞學會顧問、山東省古典文學研究會會長，省詩詞學會、省陶行知研究會、齊魯書社、聯合周報顧問等。曾獲山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工作者稱號。被收入《世界名人錄》、《國際卓越人物錄》等國外權威傳記。自1990年7月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著有《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杜甫研究》、《杜甫詩選注》、《讀詩三札記》、《解放集》、《樂府詩詞論書藪》，與游國恩等主編四卷本《中國文學史》教科書，以及整理校點《皮子文藪》等，另有多部末刊稿和散見於各報刊的文章。在杜甫、樂府、文學史研究方面有傑出貢獻，被譽為卓越學者、一代宗師、樂府及唐詩研究的權威人士。

蕭先生古典文學功底深厚，知識淵博，治學嚴謹。講課內容豐富、語言生動，引經據典，脫口而出，聯繫實際，巧妙自然。特別是講杜詩，聯繫到抗日戰爭時期飽受的顛沛流離之苦，情深意切，熱淚滾滾，不能自已。可見他的切身經歷，也促使他更深入地研究杜甫，成為這方面的權威。他主編的《杜甫全集校注》、主要論著《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杜甫詩選注》、《樂府詩論藪》、《杜甫研究》等，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杜甫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56

《解放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

《杜甫詩選注》（唐）杜甫著，蕭滌非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

《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1998

《樂府詩詞論藪》濟南齊魯書社1985

《漢魏晉南北朝隋詩鑒賞辭典》蕭滌非等撰稿，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中國文學名篇鑒賞辭典》蕭滌非、劉乃昌主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

《杜甫及其作品選》劉開揚、蕭滌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蕭滌非說樂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撫州黨史辦記載

蕭滌非（1907年-1991年）原名忠臨，江西臨川湖南鄉茶溪村人。著名中國文學史家、杜甫研究專家。蕭滌非家境貧寒，過早地失去了父母。曾在村上三益小學讀書，后隨哥哥輾轉於外地，先後在開封留美預備學校、南昌心遠中學、南京江蘇省立一中讀書。他十分聰明，又勤奮好學，在伯父和叔父的幫助下完成了學業。1926年，他以優異成績同時考取清華大學和東南大學（即中央大學）。因慕梁啟超之名，遂入清華大學中文系。

在清華大學，蕭滌非德智體全面發展，不僅學習全優，而且是一名體育健將。他創造的11秒1的清華大學百米紀錄，一直保持到解放后。他還是清華大學足球隊的主力、隊長，曾獲得過華北足球大賽的冠軍。當時北平報紙的體育消息中，常有他的名字。1930年，蕭滌非以4年平均在80分以上的優異成績，免試進入清華研究院。在清華研究院，蕭滌非得到著名漢樂府學家黃節先生的指導。3年學習成績全部為上、上、上，超、超、超，因成績最優，清華的同學半開玩笑地送他一個刻有“狀元”二字的銅墨盒。這個墨盒一直放在蕭滌非先生的書桌上，陪伴他終生。他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於1944年出版后，被譽為“樂府文學之最佳通史”，“通人至論足以振聾發聵”。1933年，經黃節先生推薦，蕭滌非先生到青島國立山東大學中文系任講師，從此與山東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在山大開的第一門課是四年級的必修課“詞選”，此外他還開了“樂府”等課。由於他紮實的學術功力，一下子就在山大講堂上站穩了腳跟。

1936年秋，國難當頭，學潮迭起。山大校長易人，蕭滌非被解聘。年底，應聘到四川大學任教。1941年，因拒絕參加國民黨被突然解聘。后應聞一多先生之邀，到西南聯大任副教授，其間生活極其艱難。抗戰勝利後於1947年回山東大學。1951年，曾在北京華北革命大學學習。學習結束后仍回山東大學，任該校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副教務長，學報《文史哲》副主編等職，並任《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的編委。1952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64年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78、1983年被選為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此外，還先後被選為第四屆山東省文聯副主席、山東古典文學研究會會長，第一屆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論組成員，國務院古籍出版規劃小組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委，中國詩詞學會顧問，山東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所名譽所長、博士研究生導師，《文史哲》編委、副主任，山東詩詞學會及山東社科聯顧問，江西師範大學學術顧問，《杜甫全集校注》主編；還被家鄉聘為撫州王安石研究會顧問及新編《臨川縣誌》顧問，並為新編縣誌題辭參加志稿評審。

蕭滌非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學史研究，其中以杜甫研究尤為卓著，被學界稱為“20世紀的杜甫”。早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蕭滌非就對杜甫研究有一個長遠規劃。從杜甫詩選注到對杜甫研究，再到“杜甫全集校注”，由淺入深，由個別到全面，由特殊到一般，最終取得全面的收穫。他的《杜甫研究》和《杜甫詩選注》曾多次重印再版。他的《杜甫研究》一書，被譽為“是一部有創造性的作品”，是“新中國成立三十多年來杜甫研究界的代表著作”，“堪稱該時代文學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自新中國成立初期迄今，在杜甫研究界事實上還沒有一部在觀點、方法或是規模上超越《杜甫研究》的著作出現。”他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杜甫詩選注》、《樂府詩詞論藪》、《解放集》、《讀詩三札記》、《皮子文藪》等書，均獲得學術界的好評。

1961-1963年，蕭滌非受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家高等教育部委託，與游國恩、王起、季鎮淮、費振剛等教授合編《中國文學史》。該書是新中國建立后第一部系統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重要著作，是大學文科通用教材，榮獲1987年國家教委頒發的“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特等獎”。他還發表許多論文散見於《文史哲》、《文學遺產》、《文匯報》等刊物。1979年發表了著名論文《關於〈李白與杜甫〉》。由於他在文史方面的巨大成就，被英國傳記學會收入《世界名人錄》。

1978年，蕭滌非受人民文學出版社委託，擔任《杜甫全集校注》主編。雖年逾古稀，但老當益壯，親自率領校注組的人員沿著當年杜甫的行蹤進行實地考察，集體寫成了《訪古學詩萬里行》一書。1984年，蕭滌非親自主持在河南鞏縣舉行的“杜甫全集校注”討論會。他第一次肯定了杜甫的真墓在邙山，解決了長期以來杜甫研究的懸案。《杜甫全集校注》工程浩大，歷經十餘年未竟。直到1991年3月，即蕭先生去世前一個月，他仍在認認真真，一字一句地審校。

2006年11月25日，蕭滌非百年誕辰紀念大會在山東大學舉行。

兒子眼中的父親

走自己的路

父親在一次校慶大會發言中，談到聞一多、老舍、華羅庚諸先生無師自通時，曾不無自豪地說：“談到我自己，也有那麼個勁，走自己的路！”

父親原名忠臨。1907年1月11日，生於江西省臨川縣茶溪村一個窮秀才家。排行老三。祖父名雪初，號晴谷，能為人排難解紛，人稱晴谷先生。祖母楊氏，生三子二女。父親未滿周歲喪母，10歲成了孤兒。這悲苦童年僅有的一點溫馨，竟成了他一生無盡鄉思的源頭。

在此之前，他曾在村上我祖父創辦的三益小學讀書，有時也放牛、爬松毛，親見農民疾苦。當時讀的書還多是《論語》、《孟子》等，方法也是死記硬背的老一套。父親說：“這也有一定的好處。一些有益的格言，當時雖不懂，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也就會懂得，並影響自己的行為。”不過給他印象最深的，還是《水滸傳》白勝唱的那首“赤日炎炎似火燒”的民歌和《唐詩三百首》中杜甫的《兵車行》等這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這些都對父親的一生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此後，父親隨我大伯輾轉外地。1920年由開封北倉小學考入開封留美預備學校（今河南大學）。兩年後，轉學南昌心遠中學，夏征農、吳有訓等曾就讀於此。這時，大伯常拿些沒有標點的書讓父親“啃”，其中的甘苦，父親至老不忘。家人的苦心，亦可想見。臨川夙號才子之鄉，初唐王勃即以“光照臨川之筆”頌之。這些使父親從小用以自勉，讀書倍加勤苦。

1926年父親20歲，由南京江蘇省立一中同時考取清華、東南（即后中央）兩所著名大學。因得堂叔的資助，又慕梁啟超之名，遂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在清華七年，父親深受黃節先生教益。1930年大學畢業，論文為《歷代風詩選》，把《詩經》以下至清末黃遵憲，所有反映社會現實與民生疾苦的詩，作了一番檢查，在這方面當推杜甫為最。另外，他還悉心整理並發表了黃先生講授曹植、阮籍、謝靈運三家詩的筆記。由於四年總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故免試進入清華研究院，每月30元津貼。導師黃節先生是第一個在大學講樂府的，指導父親完成研究院畢業論文《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因成績最優，清華同學會還送他一個刻有“狀元”二字的銅墨盒。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出版的《清華校友通訊》記載著：“蕭滌非，為華北著名足球健將”。當時北平報紙時有他的名字。他的百米11秒1的清華記錄，一直保持到解放后。

1933年經黃先生力薦，父親到青島國立山東大學任中文系專任講師，所開第一門課即四年級必修課“詞選”。這年他27歲，著名詩人臧克家就是當時同學中年齡比他還大的一個。1935年黃先生病逝北平，父親遠道奔喪，大病一場，以詩哭之。父親是有正義感的，曾一度冒險接濟在濟南獄中的中共地下黨員。1936年秋，山大換校長，父親被解聘。離青時結婚。母親黃兼芬老師，江西武寧人，1917年5月16日生於茶商家庭，著名愛國將領李烈鈞將軍的外甥女。這時就讀山大，此後相伴53年風雨同舟。當時因請不起客，只好上火車前發送婚帖。老舍先生聞訊趕來，把他的一本剛出版的《牛天賜傳》送作紀念。

此後，父親先在四川大學，呆了五年，1941年因拒絕參加國民黨，被突然解聘。全家困在峨嵋山下，幸虧老同學余冠英先生來信，說聞一多先生要他去昆明西南聯大，另一老友黃玉佳先生從香港電匯路費，這才得了活路。在昆明的五年，生活也極艱難。父親曾賣掉心愛的書籍，兼教專科、中學及至小學，拚命干也不能維持一家人的溫飽。甚至把我尚未出生的一個姐姐，說定送人，為此父親寫了悲痛欲絕的《早斷》詩。儘管如此，父親仍堅持治學，1943年他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終於出版，並發表一系列論詞之作。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發愛國民主運動。父親的學生潘琰遇難，他怒不可遏，寫了《哭潘琰君》詩二首，發表后因有“血染青天白日紅”一句，受到反動派恫嚇和警告。現實使父親對杜甫詩產生共鳴。1947年，他重返山大，第二年，便開了“杜詩體別”這門課，印發了數十萬字的講義。（李希凡同志曾旁聽過）

1951年父親主動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真正找到了學術研究的正確理論和方法。結業時，寫詩說：“廢鐵能成劍，熔爐大有神。我今從此去，服務永為民。”這是他的真心話。從此他的學術研究進入了豐收時期。先後出版了《杜甫研究》、《讀詩三札記》、《解放集》、整理校點了《皮子文藪》等。1961年至1963年，在北京與游國恩、王起、季鎮淮、費振剛諸先生一起主編《中國文學史》，並為紀念杜甫誕辰1250周年撰寫一系列文章，如《人民詩人杜甫》等。1964年在黨組織鼓勵下，開講“毛主席詩詞”課，並發表賞析文章。不乏確當見解。

“文革”中，父親也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杜甫研究》被列為“大毒草”。為此他曾發誓不再談杜詩。但當1972年郭老《李白與杜甫》一書點名批判他時，他還是相當理直氣壯地解答了同學們提出的有關問題。儘管那時氣氛不正常，被批判者照例沒有公開答辯的權利。1975年他應約寫關於劉禹錫的文章，這是十年中發表的唯一一篇。多年不敢有一字來往的親友，看到他的“亮相”，紛紛寫信慶賀他的健在。其實他曾大病多次，多虧一些好心人暗中幫助。

經過十年浩劫，父親已是“牙齒全落雙耳聾”，“緩步仍須竹杖扶”的古稀老人。但工作熱情依然不減當年。1978年他接受人民文學出版社委託，主編《杜甫全集校注》，並成立校注組，邀請廖仲安教授擔任副主編。一面廣泛積累資料，一面率組萬里尋訪杜甫遺蹤。1981年重要資料基本都有了。1984年又在鞏縣主持了有國內外著名學者參加的樣稿徵求意見討論會。《重謁邙山少陵墓》詩，是他第一次肯定杜甫真墓在邙山，已刻石立於杜甫陵園內。同時，在黨的三中全會精神鼓舞下，毅然發表了與郭老爭鳴的長文《關於〈李白與杜甫〉》，及其它文章近30篇，並修訂舊著出版。

父親執教近60年，桃李滿天下，深受敬重。他教書多著眼於人的骨氣，他當年贈別聯大畢業生的詩“端知前路饒荊棘，應念飢驅有獨賢”，便含有這種用意。他育人更懷“但使一枝能照眼，不辭心血活莓苔”的苦心。新中國成立17年，他和馮、陸、高是被稱為中文系“四大台柱子”的。他始終站在教學第一線，不僅給本科生上課，還輔導進修教師、研究生和外國留學生、從未休假。培養過如項懷誠等一大批國之棟樑。他誨人不倦的教學熱情和一絲不苟的認真態度，向為學生稱道。他說：“如果一堂課教失敗了，我會吃不下飯，睡不好覺。”新時期，父親在耄耋之年以多病之軀，仍致力於中青年學者和研究生的培養，撰寫書序，培養了我國古典文學專業的首批五名碩士和兩名博士。並接受國家教委安排，指導美國高級進修生。對於他們畢業后的提高與發展，父親仍繼續給予必要的指導和幫助。此外，父親還為電台撰稿，盡量親自答覆各界來信，對中學語文教學提出指導意見。難怪有的老學生稱他為“20世紀的杜甫”，美、日等國學者以為“漢學偉人”。

父親辛勤工作幾十年，黨和人民沒有忘記他，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山東大學副教務長、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校學術、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及文科委員會主任、《文史哲》編委會副主委、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文史哲研究所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杜甫全集校注》主編等。他還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問、民盟中央文化委員會委會、中國唐代文學會第一任會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編委、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編委，山東省人大代表、省文聯副主席、省古典文學研究會會長，以及中華詩詞學會、山東詩詞學會和陶研會、齊魯書社、聯合周報、江西詩詞學會顧問和江西師大學術顧問等。榮獲山東省優秀社會科學工作者稱號。1990年7月，國務院決定首批發給他政府特殊津貼，以表彰他為發展我國科學研究事業所做出的突出貢獻。1991年4月15日，父親病逝。學界震悼，驚呼“當世學者如先生者無多”。黨、國家和人民給予高度評價。蓋棺論定，有這樣的說法：“蕭先生就是當代的杜甫，新時期承前啟後的大師級人物。”魯迅先生說過：“只要道出實情，便是公道。”

青燈寫如豆

父親在《自題〈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一詩中寫道：“稿成十年前，稿定十年後。雖非作始功，青燈寫如豆。”其實他的著作，大都經歷了這樣潛心鑽研、反覆錘鍊的過程。父親治學，大致可以1949年為界。前期側重樂府和詞，後期側重杜甫詩和唐詩。他的著作，也主要集中在這幾方面。

（一）《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1943年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198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修訂再版。迄今多次印刷。原為1933年清華研究院畢業論文。主要特點是闡發漢樂府民歌“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對“作品本身及背景，求之不厭其詳”，使讀者通過了解一時代樂府之得失而知其社會政治之狀況。在寫法上，“寓誦讀於敘述之中”，凡所徵引之作品，皆屬全篇，這與以前一般概論的摘敘方法很不同。黃節先生曾寫了兩千多字的評語，肯定備至，以為“宜置超等”。本書問世至今，深得學術界高度重視。認為“成績突過前此著作”，“如論五言出於西漢樂府民歌不始班固，極有見地”，“論木蘭詩為北朝作品，均可成為定論。”（王運熙）而對本書主張今日研究樂府“惟有舍聲求義”的觀點，更許為“通人至論，足以振聾發聵”（錢仲聯）。今天看來，亦不失為“樂府文學的最佳通史”（文學書窗）。

（二）《杜甫研究》1955年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上下兩卷本，1959年出合訂本，1980年齊魯書社出修訂本。本書是在《杜詩體別》講義的基礎上，努力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全面研究杜甫其人其詩的開創性力作。對杜甫的時代、生活、思想、影響及作品，都作了系統論述，指出杜甫的偉大，來自人民，人民的血淚灌溉了杜甫的園地；而杜甫之所以能在某些方面突破儒家思想，主要是由於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等等，尤為獨到。同時，針對當時只談作品思想性，不談或少談藝術性的偏向，特辟《杜詩的體裁》專章，用較大篇幅分析杜詩的藝術性。全書始終遵循“實事求是”與“知人論世”兩條原則。《關於〈李白與杜甫〉》一文，即其顯例，《文史哲》發表后，《新華月報》曾全文轉載，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本書創造性的成果在學術界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享有盛譽，被推為“新中國成立三十多年來杜甫研究界的代表著作”，代表了迄今為止“學術界試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杜甫及其詩歌的最高成就”（學術月刊）“至今對我們當代學者仍具有指導意義”（傅璇琮）。

（三）《杜甫詩選注》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普及本。迄今印數已達幾十萬。本書原為《杜甫研究》下卷，共選杜詩281首，按詩人的生活經歷分為：“讀書遊歷、困守長安、陷安史叛軍中及為官、漂泊西南”等四個時期。每期前面，均有這一時期寫作情況與作品特點的概述。目錄還標明各詩之體，以突出杜甫對各種詩體的擅長。本書註解的一大優點，是運用“以杜解杜”的方法，也就是清人吳興祚說的“不強杜以從我，而舉杜以還杜”。并力求做到魯迅先生所謂的“三顧及”。這些亦屬獨創。論者認為“註釋語句無多，簡明潔凈，說的中肯。”（臧克家），“一直被廣泛譽為海內最好的杜詩選注本之一”（文史哲）。2001年教育部列為指定書目，作為專業主幹課考核內容之一。200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大學生必讀本”。

（四）《樂府詩詞論藪》1985年齊魯書社版。本書為古典文學論文集，凡27篇。幾乎囊括了前此除專著外的所有有關古典文學的單篇文章。其中既有才思敏捷的少年之作，也有深思熟慮的中年之作和雄風猶在的老年之作。考論賞評多種多樣，頗具特色。1986年獲山東省社科優秀著作一等獎。

（五）《中國文學史》（四卷本）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78年修訂再版，1991年台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繁體字版。父親為五主編之一，主要負責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1987年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特等獎。

此外，還有《讀詩三札記》（1956年作家出版社）、《解放集》（1959年山東人民出版社）、校點《皮子文藪》（1959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版，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與人合作之重校本）等。未刊稿尚有《杜詩體別》、《毛澤東詩詞講稿》、舊體詩詞集《有是齋詩草》等多部，以及散見於各報刊尚未結集的文章。

非敢望解頤

父親在《〈杜甫研究〉再版漫題》詩中說：“嗟子幼學杜，今已逾古稀。豈無分寸功，所得亦已微。雖名曰研究，其實無發揮。賦此聊志愧，非敢望解頤。”這是他的真心話。

父親治學60多年，我以為有如下特點：第一，注重理論的學習和運用，他說，如果說我那本《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還不無可取之處，那也是由於得到《文心雕龍》“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兩句話的啟發。他的杜甫研究更是顯例。第二，熟悉研究對象，越熟越好越有用。至於如何熟悉，他認為最好是對研究對象有熱情、感興趣，以至愛得入迷。第三，掌握博與專的辯證關係。從《歷代風詩選》到《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再到《杜甫研究》，縱看是由博而專，但橫看每一具體項目卻又是由專而博的。但二者應以專為先。第四，教研結合，父親著述，大抵經過先開課，再發表，后出版這麼三步。以便聽取意見，不斷完善。第五，嚴謹認真。這是父親為人治學的一貫作風。他認為堅持實事求是也是一個學者應有的品德。他最厭惡最不能容忍的是那種粗枝大葉的馬虎作風。有時他對我的寫作提意見，那個比你自己還要嘔心的認真勁，真讓人服了他了。他的兩位博士生李從軍、林繼中畢業後來信都說從蕭先生那裡學到了“認真”二字。第六，強調為人是為學之本。比如治杜，父親一身強調先學其人其志，他說：“吾人學杜詩，豈徒曰學其詩而已，固將學其人、學其志也。不學其人，而徒注目游心於文字之間，則所得者，杜之糟粕已耳，雖學猶之未學。”又說：“研究杜詩，就是要有一股寢食俱廢的傻勁。世上就有那麼一些人心甘情願地為杜甫賣命。”父親又何嘗不是這樣的“賣命”人呢！

二十三年前，他在題為《心聲》的詞里說：“誓都將心血付‘村夫’，杜陵集。”十六年前，他又套用陶詩表白心跡：“但恨在世時，讀杜不得足！”渴望親見他主編十三年的《杜甫全集校注》早日完成和出版。十一年前，他抱憾而去，圓睜雙眼，真真是死不瞑目！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忘我精神，足以垂範後世。“先生原不死，萬古姓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