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揚號事件

從日本幕末時代起，就不斷有日本人鼓吹侵略鄰國朝鮮，是為“征韓論”，著名倒幕志士吉田松陰所闡述的“失之俄美，補之朝鮮”，就是這種“征韓”思想的典型代表。1868年1月，日本德川幕府崩潰，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復古”，並遷都東京，組建了明治政府。明治政府對內實行“明治維新”，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對外則要“開拓萬里之波濤”，逐漸開始侵略擴張。近代以來日本產生的征韓論事實上被明治政府繼承，成為日後侵略朝鮮半島的基調。

17世紀以來，日本和朝鮮的外交是以通信使和“歲遣船”為紐帶的有限的交鄰關係。1869年以後，日本不斷向朝鮮傳遞國書，通告明治政府成立的消息，並希望朝鮮打開國門，擴大通商，同日本建立近代外交關係。當時朝鮮正值興宣大院君李昰應攝政，厲行鎖國政策，再加上日本的國書中出現“天子”、“奉敕”等字樣（這些字樣在朝鮮只有中國皇帝才能使用），朝鮮方面對此非常不滿，將其退還。以後日本又多次傳遞類似格式的國書，但均遭拒絕。同時，朝鮮與日本唯一通商地釜山又發生了“倭館攔出”等事件，導致朝鮮方面限制日本人的活動，甚至斷絕糧食供應、停止貿易活動，朝日關係一時十分緊張，陷入斷交狀態。

以“書契相持”導致的朝日緊張為契機，“征韓論”開始在日本迅速蔓延開來，不少維新人士都大力鼓吹“征韓論”，要求討伐“無禮”的朝鮮，實則要以武力打開朝鮮的國門，以便對內緩解日本國內矛盾，對外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征韓論”的沸騰是從1870年出使朝鮮未果的佐田白茅提出討伐朝鮮的建議后掀起的，而明治維新的元老人物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等人則大力倡 導，使“征韓論”甚囂塵上。但此時日本政府內部圍繞“征韓”問題發生激烈鬥爭，內部分化為以大久保利通為首的“緩徵派”和西鄉隆盛為首的“急征派”，1873年秋隨著岩倉具視使團的歸國，兩派鬥爭白熱化，終於發生所謂“明治六年政變”，在明治天皇的親裁下，“緩徵派”壓倒“急征派”而主導明治政府，西鄉隆盛等主張“急征”的一派與明治政府決裂，不少武士也對此憤慨不平，“征韓論”的決裂也成為後來日本西南戰爭爆發的重要原因。

實際上，大久保政權並非對朝鮮毫無興趣，而是正忙於處理內政及與俄國和中國的外交糾紛，無暇顧及朝鮮問題。恰好朝鮮政局也發生變動，朝鮮的王妃閔妃取代強硬的興宣大院君而掌握政權，起用開化派朴珪壽為政丞，表現出開放國門的姿態，再加上清朝也在1874年夏向朝鮮傳達了由日意格提供的日本將在“征台”結束后入侵朝鮮的情報，使閔妃集團更加重視與日本的關係。閔妃集團上台後，就把對日往來的窗口——東萊的府使之職由大院君的親信鄭顯德替換為朴齊寬，並以朴定陽為慶尚左道暗行御史，前往日本公館（釜山倭館）調查朝日斷交的真相，7月逮捕了大院君時代負責對日交涉的前釜山倭學訓導安東晙（翌年梟首警眾），以向日方傳遞秋波。朝鮮新任倭學訓導玄昔運在1874年9月向日本外務省駐朝鮮釜山的理事官森山茂表示隨時接待日本來使，並確立了“政府對等”的原則（朝鮮禮曹判書對日本外務卿）。隨後，朝鮮大臣趙寧夏也寫密信給森山茂，表達修好之意，森山茂也和朝方約定修改國書後再傳遞於朝鮮，旋即回日本復命。1875年2月24日，森山茂又來到朝鮮釜山，向朝鮮遞交新的國書（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致朝鮮禮曹判書、日本外務大丞宗重正致朝鮮禮曹參判）。日本新國書中只是把“天子”改為“皇上”，並且自稱“大日本國”，而稱朝鮮還是“朝鮮國”，令朝鮮面有難色，森山茂要求見東萊府使黃正淵，玄昔運先請求延期，其後朝鮮答應設歡迎宴，但又拒絕森山茂等身著西式燕尾服赴宴，日朝交涉重新陷入僵局。

就在朝日交涉展開之際，已經下野的大院君及其勢力坐不住了。1875年1月，主持對日修好的閔妃之兄閔升鎬被炸死，據信是大院君黨羽所為；日本新國書被公布后，身在直谷山莊的大院君致書朝鮮政府，施加壓力，譴責日本國書“便是登極頒詔一般”，並強調“日本交通洋夷，迷惑邪法，學習器納，至於剃髮變服而不知其恥，是實非倭而即洋夷也，名雖倭人所納，無異洋夷書契也”，堅決反對受理國書並與日本恢復邦交。主張接受日本國書的大臣朴珪壽多次回信勸說大院君，可是無法扭轉其頑固態度。大院君雖然下野，但影響力仍然巨大，他的發聲確實對閔妃集團起到相當程度的掣肘作用，是阻礙朝日交涉進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森山茂對朝鮮的內鬥頗有了解，他分析朝鮮國內存在“開化黨”（原文寫作開和黨）和“鎖攘黨”兩派對立的勢力，並將交涉停滯歸咎於大院君為首的“鎖攘黨”作祟，認定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迫使朝鮮與日本建交。因此他請求日本“發遣軍艦，測量對州（對馬島）近海，乘朝鮮國之內訌，以為我應接之聲援。”即採用“炮艦外交”的模式。1875年4月15日，森山茂派他的副手廣津弘信回日本，將此建議上呈外務卿寺島宗則。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和寺島宗則不贊成這個計劃，仍要求使用和平手段，廣津弘信等人轉而找主管海軍省的海軍大輔川村純義（河村純義，征韓論者）商量，提出了派遣軍艦測量北海西海的獻議並得到批准。 “雲揚”號軍艦首次開赴朝鮮，就是接受了這個指令而行動的。

由日本海軍少佐井上良馨指揮的軍艦“雲揚”號並沒有測量日本的海域，而是在1875年5月25日駛入朝鮮釜山海域，朝鮮東萊府的倭學訓導玄昔運慌忙赴日本公館詢問軍艦入港理由，森山茂的回答是：為保護日本使臣而來，東萊府使黃正淵對此予以抗議，但無效果。6月12日，“第二丁卯”號繼“雲揚”號駛入釜山海域，兩艦借口軍事演習，肆意放炮，進行各種挑釁行為。6月20日，“雲揚”號和“第二丁卯”號離開釜山港，沿著朝鮮東海岸北上，測量朝鮮沿海，並侵入軍事要衝永興灣進行偵查。

不過，“雲揚”號在釜山的示威適得其反，不但沒有讓朝鮮屈服，反而使朝鮮主流意見認為不能示弱而更加強硬，所以朝鮮政府在6月13日決定拒絕日本要求，列出三條理由：“書契之不由（對）馬島，自其外務省送來者，三百年所無之事，則其不可許接一也；交鄰文字不有謙恭，稱謂之間妄自尊大，則其不可許接二也；特設宴饗，實出柔遠之德意，而諸般儀節頓變前規，則其不可許接三也。” 6月24日，玄昔運將朝鮮政府的決定通報森山茂。6月30日，玄昔運與森山茂舉行最後一次談判，雙方不歡而散。7月3日，廣津弘信和大多數日本外交人員撤回日本，並向外務省請求讓森山茂也撤回日本。7月19日，朝鮮政府特地派遣的譯官、年過七十的原倭學訓導金繼運請求和森山茂談判，卻被森山茂拒絕，朝日交涉至此完全破裂。森山茂在得到外務省批准后，於9月21日撤離釜山。

在森山茂獲悉朝鮮拒絕日本要求5天後的6月29日，“雲揚”和“第二丁卯”結束了對朝鮮東海岸的偵查，回到了釜山，“雲揚”號艦長井上良馨與森山茂進行了接觸。據井上良馨晚年的回憶，當時他的原計劃是去鹿兒島補充彈藥，但森山茂向他大吐苦水，抱怨朝鮮人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並請求井上良馨不要到鹿兒島，井上良馨應森山茂的請求，轉向長崎駛去。儘管井上良馨沒有進一步透露森山茂的意圖所在，但是後人猜測很可能是急於迫使朝鮮答應日本要求的森山茂嗾使井上良馨入侵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的門戶——江華島。

7月1日，井上良馨返航長崎。海軍大輔川村純義命令他去東京或神戶，井上良馨提出書面抗議，於是川村純義又命令他去北海道，井上良馨極不情願，其後海軍省才同意他率“雲揚”號研究去中國牛庄的海路。與“雲揚”號同行的還有“第二丁卯”、“春日丸”兩艘軍艦。研究去牛庄的海路只是一個幌子，真實任務是對朝鮮進行武力示威，據說這正是海軍省的“內訓”。準確來說，其目的地是江華島。江華島是朝鮮軍事、政治極為敏感的要害之地，早已在江華海峽的入口立有“海門防守，他國船慎勿過”的石碑。法國在1866年（丙寅洋擾）和美國在1871年（辛未洋擾）也都在這裡對朝鮮發動侵略。

當時，“雲揚”號上搭乘士兵100人（包括海軍陸戰隊員24人），“第二丁卯”號搭乘士兵76人，“春日丸”號搭乘士兵134人。 3艘軍艦從日本長崎出發，9月19日，“雲揚”號等3艘日本軍艦駛入江華灣，停泊在月尾島附近。9月20日晨，“雲揚”號向北航行，出現在江華島東南方的蘭芝島，艦長井上良馨親自率領20名日軍乘小艇運送至沿岸探測水路（後來找了個“補充淡水”的借口），甚至逼近江華島草芝鎮炮台（日稱“第三炮台”），沿途進行火力偵查，偵查的結果據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在當年10月9日對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的透露是：“我們的雲揚艦……放下小艇進入海域，經過第一炮台（永宗鎮）的前面，其周圍築著近二里長的城牆，大門開著，城內約有500餘名士兵，城內的房屋似乎都是兵營……又來到第二、三炮台前，第二炮台（項山島）似乎是空著的……第三炮台築著高大的炮台壁壘，城牆上開著炮門，配置的大炮都是12—13斤左右的真輸炮，槍是如同我們的二三勻筒位的火繩槍”。可見井上良馨對朝鮮的國防重地進行了仔仔細細的偵查。而“雲揚”號則迅速接近草芝鎮炮台，以掩護艦長井上的所乘坐的小艇。

面對日本的挑釁，朝鮮草芝鎮炮台在9月20日下午4時30分對小艇開炮。小艇以步槍還擊，下午5時撤回。9月21日晨，“雲揚”號升起日章旗，井上命令全體成員做好戰鬥準備，於是向草芝鎮炮台發動猛烈的炮擊，但由於草芝鎮官兵的頑強抵抗，日軍終究無法在草芝鎮登陸，轉而偷襲項山島（日稱“第二炮台”），摧毀了當地軍事設施和民宅。9月22日晨，井上良馨派遣日軍陸戰隊在永宗鎮（日稱“第一炮台”）登陸，與當地朝鮮士兵發生交火。那裡只有600多名軍民和射程只有700米的30多門舊式12厘米小口徑火炮，防備較薄弱。日軍以2名水夫受傷（其中1人死亡）的代價，擊斃了朝鮮士兵35人，俘虜16人，擄獲大炮36門，火繩槍130餘支，一舉攻佔了永宗鎮。永宗僉事李敏德和400多名朝鮮兵敗逃。日軍在城中搶劫放火，將永宗鎮變為一片廢墟，原來城中有60多戶人家，經過日軍蹂躪后只剩下21戶。朝鮮京畿道觀察使閔台鎬向政府這樣報告當時慘狀：“全軍顛仆，火焰滿城，民家比燒，燃及公廨”。戰鬥結束后，井上良馨登上永宗島，並在同日晚以掠奪來的豬雞牛羊設宴祝捷。9月24日，“雲揚”號等3艘軍艦滿載戰利品撤離江華灣，9月28日返回日本長崎。朝鮮半島歷史上將這次事件稱為“雲揚號事件”（日本通稱“江華島事件”）。

1875年9月28日，“雲揚”號艦長井上良馨向日本政府發電報，聲稱“20日，到達朝鮮江華島，搭上小艇正在進行測量，由於他們首先開始放炮……不得不由軍艦開炮進行還擊”。日本政府接便以此報告為基礎向全世界宣布由於朝鮮方面對“雲揚”號的“無理”的發炮行為，日方不得不進行“自衛”。而雲揚號事件傳到日本國內后，一些日本人欣喜若狂，歡呼“發泄八年來隱忍的絕好口實從天而降” ，鼓吹藉機對朝開戰；另一方面，《東京日日新聞》、《朝野新聞》等輿論認為，雖然朝鮮向“雲揚”號開炮，但“雲揚”號既然已經報復，就沒必要繼續追究此事。對於當時的大久保政權來說，內治尚未完善，沒有財力支持其發動大規模戰爭，但若放任不管的話，就會使政府喪失威信，導致在野的征韓論者得勢，所以採取折衷辦法，效仿1853年美國培理艦隊打開日本國門的先例（黑船事件），派遣使臣問罪、以武力為後盾強迫朝鮮簽訂不平等條約。10月3日，大久保政權決定了同時向朝鮮和中國派遣使節的解決方針，木戶孝允自薦擔任出使朝鮮的大使。11月10日，外務大輔森有禮被任命為駐華公使，負責試探朝鮮的宗主國中國清朝的態度。11月20日，木戶孝允腦溢血發作，左腿麻痹，因此日本政府代之以北海道開拓使黑田清隆，於12月7日正式任命。黑田清隆是薩摩人，在軍隊中有較高威望，且在對外方面主張穩健，為大久保利通所倚重。然而他為人暴躁、易於衝動，故日本政府又安排木戶孝允的親信、長州人井上馨充當副使，加以平衡。其時井上馨已從政界引退，在實業界活動，他標榜和平主義，起初並不願出任使臣。經過長州同鄉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的苦勸、並得到事成后批准他開一個洋行的允諾，井上馨才答應出山，在12月27日接受副使任命。與此同時，大久保政權也做好了開戰預備，不僅給使臣配備了護衛兵，還命令熊本、廣島兩鎮台做好出兵準備，一旦談判破裂就立即進攻朝鮮，大久保政權預判戰爭將於1876年6、7月間爆發。美國駐日公使平安（John Armor Bingam）將《培理遠征日本小史》一書贈給副使井上馨，並說：“您只要讀好這本書，並照此行事，就定能在朝鮮取得成功！”一貫被認為是征韓論者的西鄉隆盛跟大久保政權又唱起對台 戲，指責其挑起江華島事件並逼迫朝鮮簽約的行為很不光明磊落。西鄉在致同志筱原國乾的信中說，日朝協議即將達成之時，大久保政權卻“輕啟戰端”，“實屬遺憾”，他認為測量時即應徵得朝鮮同意，遭炮擊后，也應首先談判以澄清事態而不是洗劫永宗島，所以西鄉嚴厲譴責這次事件“實屬背離天理之可恥行為”。

朝鮮對於“雲揚號事件”大為震動，甚至開始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入侵，朝鮮政府給國王的報告是：“畿沿留泊之異船，姑未知何國何地之人，而犯入內洋，已是叵測，沖火放炮，尤為可惡。此與年前搶掠之番舶一類也。”同年10月到11月，日本軍艦又連續在釜山港示威；12月，日本海軍士兵58人突然衝出釜山日本公館，揮刀舞槍亂砍朝鮮軍民，造成朝鮮人12名重傷。 1876年1月，日本公館代理館長山之城祐長正式通知朝鮮：“日本國全權大臣將前往江華島與貴國秉權大臣會議。如若大臣不出迎，將直進京城（漢城）。”面對日本的侵略，朝鮮政府內部迅速分為主戰派和主和派。主戰派以金炳學等原大院君派系官員為主，主和派包括閔奎鎬、李最應、朴珪壽等人，他們多是閔妃集團官員。而民間則以在野的大院君和儒林為首，幾乎一致反對同日本講和，不惜與日本一戰，只有個別人如吳慶錫、姜瑋等開化派主張打開國門。主戰與主和兩派經過激烈爭論，最終決定以申櫶為接見大官，尹滋承為副官，前往江華府摸清日本來意，與日本談判。

以往對雲揚號事件的考察多是根據1875年10月8日“雲揚”號艦長井上良馨所作的報告書。然而，根據後來發現的日本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所藏的資料，事實上井上早在9月29日就已經寫成了報告書。根據9月29日寫成的第一次報告書，“懸掛國旗的雲揚號為補充淡水在靠近海岸突遭朝鮮炮擊”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因為最早的報告書對“淡水”隻字未提，日本國旗也是事件爆發的第二天才懸掛上去的，因此雲揚號事件完全可以說是日本對朝鮮的蓄意挑釁。井上良馨寫的第一次報告書一直沒有公開，到10月8日才按照明治政府的要求出籠了第二次報告書，在第二次報告書中虛構了“尋找淡水”、“懸掛國旗”等內容。除此之外，第二次報告書還將“雲揚”號對江華島海域的入侵由原本的3天縮減為9月20日一天之內進行，並省略了入侵項山島的行動。井上良馨之所以要寫兩次報告書，是因為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急於獲得真相，為了爭取英、法等國的同情和支持，顯示日本是一個“文明國家”，日本政府便指令井上馨捏造了“尋找淡水”、“懸掛國旗”等內容，以使其行為合法化（當時“雲揚”號已經駛入朝鮮內海，但國際公法規定若尋找淡水的話是可以進入內海的，同時朝鮮無權直接炮擊懸掛國旗的船隻）。

“雲揚”號艦長第一次報告書被韓國首爾大學李泰鎮教授發現，並於2002年12月發表在論文《“雲揚號事件”的真相》中。同時期在日本，東京大學鈴木淳教授在《史學雜誌》上也發表了引用同一個報告書的論文。由於第一次報告書的披露，雲揚號事件的真相和性質遂進一步清晰。

除了少數人還在堅持雲揚號事件純屬偶發事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是由日方蓄意挑起的事件，但對於具體是誰挑起的仍有分歧。日本方面一般認為這是作為征韓論者的井上良馨本人或海軍方面“暴走”的行動，政府並不預先知情。韓國方面一般認為是日本政府精心策劃的侵略行動。近來，韓國學者在影印本《伊藤博文文書》里發現了1875年9月11日（“雲揚”號入侵江華島9天前）日本政府的法律顧問、法國人保阿索納德應工部卿伊藤博文的要求所寫的關於“雲揚”號的賠償要求方法的意見書，進而推斷日本政府或者說政府中的部分人參與了雲揚號事件的預謀。韓國學者認為，這件事起因於森山茂和井上良馨的密謀，然後由森山茂的副手廣津弘信上報日本政府。從井上良馨自釜山回國后先被調到東京和北海道等地、然後才被調去研究到牛庄的海路的變動過程來看，日本政府是經過猶豫后，最終默認其行動的。

至於日本政府為何默認，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的大久保政權所面臨的危機。1875年7月以來，明治政府內以板垣退助為首的民權派和以島津久光為首的保守派提出了“內閣分離案”，要求禁止卿兼任參議，試圖限制掌權的大久保利通一派的權力。明治政府中另一派系木戶孝允派則持中立立場，大久保派為了打開局面，便默認了森山茂和井上良馨的計劃，因而有了“雲揚”號入侵江華島之事。此事的結果確實使大久保一派達到了目的，木戶孝允在聽說“雲揚”號出事後，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強化現行體制，內政上不應再有紛爭，所以站在了大久保一邊，促使明治天皇裁決中止“內閣分離案”，於是板垣、島津等在10月27日集體辭職。當然，大久保政權的目的不僅僅是利用雲揚號事件排除政敵，更重要的還是迫使朝鮮打開國門，締結近代條約，以此向西方列強展示日本已經和他們一樣是“文明國家”，有助於修改西方和日本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如果這種分析成立的話，那麼雲揚號事件可以說是大久保政權的一石三鳥之計，同時也是一個走戰爭邊緣策略的冒險路線。

當今朝鮮和韓國都認為“雲揚號事件”是日本為了打開朝鮮國門而蓄意謀划的一次侵略戰爭，是日本“征韓論”的實施和對朝鮮主權的挑釁，也是“炮艦外交”的典型事件。首先雲揚號等軍艦的所謂“研究到清國牛庄的海路”的任務就是一個障眼法，因為雲揚號軍艦全副武裝，載有24名海軍陸戰隊員和8門110斤“命中率非常準確”的大炮，事件爆發時雲揚號連續作戰3天，發炮時間在8小時以上，可見其炮彈數量非常多，因此絕不可能是單純地測量海路的目的，而是早有預謀的侵略。行至江華島時尋找淡水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從常識來看雲揚號等軍艦不可能忽略或誤算人類生活基本條件的飲用水問題。日本的蓄意侵略也可從事後日本攻佔永宗鎮、屠殺和平居民的行為就可以看出。當時日本並未懸掛其國旗，而是一面黃色的旗幟。且日本挑釁在先，朝鮮開炮在後，而事後日本竟將責任轉嫁給朝鮮，所以“歪曲‘雲揚號事件’真相”也被朝韓方面認為是日本篡改歷史的重要證據之一。比如朝鮮歷史學學會便在2011年撰文指出：“‘雲揚號事件’是1875年9月日本軍艦‘雲揚’號 在航行途中在獲得飲用水的名義下，沒有任何通告、也沒有升起日本國旗而在朝鮮領海江華島草芝鎮前海非法侵犯、朝鮮士兵自衛炮擊的事件。”韓國歷史學家李基白也稱：“雲揚號事件是日本人蓄意導演的一幕鬧劇。”

而日本的早期主流觀點則認為“雲揚號事件”是雲揚號軍艦在測量通往清國海路過程中的一次偶發事件。日本的歷史教科書這樣描述道：“1875年日本軍艦到達漢城（現在的韓國首都首爾）附近的沿岸進行演習與測量時突然受到朝鮮的炮擊（江華島事件），政府以此為據開始以強硬的態度與朝鮮進行交涉。”日方認為雲揚號等3艘軍艦的確是因為測量海深和尋找水源的單純目的才在朝鮮江華島一帶投錨的，並不是事先預定的挑釁行為。而且當時雲揚號等3艘軍艦的確懸掛了日本國旗，因此朝鮮理應按照國際法給予懸掛國旗的日本軍艦淡水補助。然而朝鮮草芝鎮炮台卻先對日本軍艦開炮，這是朝鮮鎖國時代遺留的排外意識的產物，同時也是朝鮮方面昧於國際公法的體現，日方是因為必要的反擊才攻擊炮台，而並非是蓄意挑起的。不過，也有部分日本歷史學家對主流說法提出質疑，比如渡邊勝美說：“雖把受炮火所擊辯解為既突然又完全出乎意料，但是受擊並非突然或出乎意料，而是預謀盼望受炮擊。所以，我認為受炮擊不僅不出乎我國意料，而且是我國所盼望的。”並指出：“這是對朝鮮當局的挑釁性行為，‘測量水路’之類只能使人想到不過是借口而已。”山邊健太郎也對雲揚號所謂“補充淡水”而侵入江華島的理由質疑道：“飲用水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雲揚艦於9月20日經過江華島前海，28日回到長崎，途中卻未曾補充過淡水。”特別是近年來發掘的最新史料使日本的主流觀點更站不住腳。目前日本和朝鮮半島關於雲揚號事件的主要分歧在於日本明治政府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認為這是“雲揚”號或海軍方面的“暴走”、然後日本政府出面善後，並非日本政府蓄意侵略朝鮮而為之；朝鮮半島則認為這是日本政府有預謀、有計劃的侵略行動，至少是事先予以默認，“雲揚”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