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

瑞安屬古永嘉郡，永嘉亦稱東嘉，故後人稱他為高東嘉。他的長輩、兄弟均能詩擅文。

明代萬曆刻本《琵琶記》插圖高明青年時期用世之心很盛，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以《春秋》考中進士，歷任處州錄事、江浙行省丞相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職。高明為官清明練達，曾審理四明冤獄，郡中稱為神明。他能關心民間疾苦，不屈權勢，受到治下百姓愛戴，處州期滿離任時，百姓曾為他立碑。由於數忤權貴，晚年退居於明州(寧波)櫟社之沈氏樓，“以詞曲自娛”(《留青日札》等)。相傳明初太祖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徵召，他“佯狂不出”(《南詞敘錄》)，不久病卒。

糟糠自厭選自明代萬曆二十五年玩虎軒刻本《琵琶記》插圖高明善書法工詩文。他的詩文中有不滿黑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內容，如《題畫虎》斥責“人間苛政”，《烏寶傳》抨擊元朝的寶鈔政策；有表現晚年厭倦塵世奔波、嚮往隱居生活的思想，如《次韻酬高應文》等。他還借詠史抒發黍離之嘆，對宋王朝的昏暗，岳飛父子的愚忠給予批判。至於《孝義井記》、《華孝子故址記》、《王節婦詩》等，則是頌揚孝義、表彰貞節賢德之篇。

南戲《琵琶記》是高明得以名揚後世的代表作，它是在宋元時民間流行的蔡伯喈故事，尤其是在“戲文之首”《趙貞女蔡二郎》的基礎上進行再創作而成。在宋代民間講唱、戲文中，蔡伯喈是一個棄親背婦的反面人物，高明卻把他改寫成孝義兩全的正面形象。關於高明作《琵琶記》的起因及劇中人物是否有所影射，前人曾經有過種種不同的說法，不過多為捕風捉影之談。姚華《□猗室曲話》說：“柔克所譏，□屬世情之常，不必意中實有其人，即以為諷世之作可也。”，《琵琶記》被稱為戲文中的“絕唱”（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它描寫人情，真實細膩，婉轉曲折，能深深打動讀者。劇中雙線交錯發展，以富襯貧，以喜襯悲，二者成鮮明對比，有力地突出了封建時代的社會矛盾，加強了悲劇的氣氛，文詞以本色為主而又文采斐然。明代王世貞說：“則誠所以冠絕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回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藝苑卮言》）傳說高明寫劇本時，“其足按拍處，板皆為穿”，表明他的創作態度是十分認真的。高明墨跡《琵琶記》是把民間戲文與文人創作結合起來的成功之作，它把南戲創作提高到藝術上比較成熟、能為雅俗共賞的新階段。它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讚賞，獲得不同階層人們廣泛的愛好。自它以後，文人雅士、名公大臣紛紛起而製作戲文，以致蔚然成風。

《琵琶記》成為南戲創作的範本，獲得“曲祖”（魏良輔《曲律》）、“南曲之宗”(黃圖□《看山閣集閑筆》)的稱譽，對後世的戲劇創作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它還被譯為法文、日文，傳播國外。中國戲劇家協會曾於1956年在北京召開關於評價、整理《琵琶記》的討論會。《琵琶記》的傳本很多，《古本戲曲叢刊初集》收有清陸貽典鈔本《蔡伯喈琵琶記》，是保持古本原貌較好的本子。明嘉靖蘇州坊刻巾箱本與此相近。1958年在廣東揭陽出土的嘉靖寫本，也屬“元本”範疇，是今存最早的藝人演出本。其餘均經後人刪改，與原本差異較大。

據《南詞敘錄》載，高明還有《閔子騫單衣記》戲文一部，今無存；高明的詩文集有《柔克齋集》20卷，已佚。近人冒廣生曾輯其詩49首，詞1首，刊於《永嘉詩人祠堂叢刻》中。另有《碧梧翠竹堂後記》、《孝義井記》、《華孝子故址記》、《烏寶傳》等多篇，散見於《玉山名勝集》、《黃岩志》、《常州府志》、《南村輟耕錄》等書籍中。

往昔鄉邦史料關於高明的舊家，只記載他家在瑞安縣南社鄉十五都崇儒里。明嘉靖《瑞安縣誌》載：南社鄉轄五都、九里、六十三庄。崇儒里是其中之一，約含柏樹、團前、薛泊、閣巷等庄，那時就已經沒有高宅腕及其鄰村盛家莊的庄名了。上世紀80年代，瑞安中學吳引一老師曾撰文以閣巷陳氏《清潁一源集》中陳挺的《吊高則誠》、《過高宅腕》等詩文，考證高明舊居在高宅腕。

《吊高則誠》前四句：“柔翁道望重吾鄉，遺構無存故址荒。清明墓道人非昔，癸丑蘭亭帖已亡。”詩中“柔翁”借高明《柔克齋集》指代高明，“遺構”句指高氏舊居房舍已經湮沒無存，甚至連墳山也賣給別人。詩注中提到陳挺叔祖陳鏹(號方塘)曾在高明舊居中找回《柔克齋集》遺版，說明陳鏹在世時高家遺構尚存。

《過高宅腕》其一前四句：“路名高宅腕，里並盛家莊，盛氏無從問，高公亦已亡。”可知高宅舊居邊有條像手腕一樣彎折的小路仍在，只是高宅與盛家莊一起湮沒成農田。再從陳挺的《辛酉避(倭)寇榆楊堡》和《新晴述懷》詩“室成行可待，歸計菊花邊”句注“欲以是年(嘉靖丁卯)九月構屋”，說明陳挺於辛酉、丁卯，即嘉靖四十年(1561)、隆慶元年(1567)在世。從《清潁一源集·吳論〈雞肋集〉》中有：“嘉靖己未(1559)，偕方塘翁避寇難於沙城”句，可知嘉靖三十八年陳鏹仍在世，與陳挺基本同時。可知高宅大約湮沒於公元1567年前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