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發展動力

客觀唯心主義用形而上學的精神實體或神秘力量解釋社會發展，主觀唯心主義則從人的精神世界中尋求社會發展的根源，將人的理性、情感、意志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在馬克思主義以前，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家也試圖用物質的、經濟的和技術的原因解釋社會發展，將地理環境、經濟因素或科學技術作為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這些觀點用單一因果觀審視歷史，不能如實地揭示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單一動力論不能從影響社會發展的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探求社會發展的動力，它向人們展示的是一種線性的社會發展圖景。與單一動力論相對立的是多元動力論即“因素論”。這種觀點認為構成系統的諸要素或一個大系統中的諸多子系統沒有主次輕重之分，社會系統內的經濟、法律、道德、宗教、科技、心理、情感，亦無原生與次生、主要與次要的區別，而是以無所謂本原與派生、主要與次要的方式對社會的發展起著作用。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較之單一動力論無疑是認識上的一個進步，但否認影響社會發展的諸因素是一個有層次的動力結構，就會誤導人們對於社會的認識，使人們在紛繁複雜的社會歷史現象面前抓不住根本線索和主要方面，在社會發展的實踐層面抓不住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的關鍵。

馬克思主義揚棄了單一經濟決定論的歷史觀以及多元因素論概念平衡的折衷主義歷史觀，從系統整體來說明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既從發生學和邏輯的意義上確認經濟因素對於社會發展所具有的終極動因的性質，同時又確認構成社會系統的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和互為因果關係，從而建構了一種以經濟因素為始因的綜合的系統動力論。為了反對社會歷史領域的唯心主義，“給力求闡明社會生產的真實歷史發展的、批判的、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掃清道路”[1]，馬克思和恩格斯將物質生產這一人類實踐的基本方式作為整個社會歷史的起點和新世界觀建構的邏輯起點，把物質生產這一社會內部的、感性物質的和持久起作用的動態因素作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2]在《序言》中，馬克思進一步闡發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在整個社會發展中作為根本動力的地位和作用：“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為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3]馬克思揭示了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在社會系統建構中的基礎地位和社會變革的根本動力的意義，與將社會發展歸結為理性、意志、情感、觀念的一切唯心主義觀點劃清了界限。但強調經濟因素、物質生產的決定作用，只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動力論的一個方面，它不僅確認經濟因素對於政治、思想等上層建築諸因素的決定作用，同時又指出上層建築諸因素對於經濟基礎、物質生產的反作用以及物質生產、經濟關係、政治關係和思想文化關係的交互作用。社會有機體的演化發展，是以經濟因素為最終動因的社會系統的各種構成要素交互作用的結果。晚年恩格斯在他的一些著作和通信中反覆強調社會系統中諸因素相依互動的綜合動力論思想。他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的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裡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4-1]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下進行歷史創造活動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政治的前提和條件，歷史文化傳統，也起著一定作用，儘管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我們把經濟條件看作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發展的東西”。“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並非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而其餘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這是在歸根到底總是得到實現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互相作用。……在這些現實關係中，經濟關係不管受到其他關係——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多大影響，歸根到底還是具有決定意義的”。[4-2]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經濟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歷史傳統的以及自然地理環境的因素作為社會發展的動力。而在這些動力因素中，又區分了終極原因和偉大動力、精神動力和精神動力的動因以及交互作用和更有力、最原始、最有決定性的作用等等，始終把經濟因素作為起決定作用的力量，作為理解社會發展進程的主線，作為堅持綜合動力論的前提。這就既為社會發展動力研究提供了一種科學的思想方法，同時也指出了求解社會發展動力之謎的基本路徑。循著這樣的思路，我們就有可能從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利益、勞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交互作用，揭示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

社會是一個自適應、自協調、自組織的有機系統，它的發展動力機制不在其外部而在其內部，社會整體建構的各種因素、各個子系統既是發展的結果，也是發展的動因。人類社會實質上是在空間和時間上表現出來的人的實踐活動和實踐關係，社會發展的動力系統也是以人的實踐活動和實踐關係為內容的。人的實踐活動和實踐關係是多層面的，其中有根源於人的生存與發展需要的生產活動和經濟交往、政治活動和政治交往、思想文化活動和精神交往。與此相適應，社會發展的動力系統可以分為經濟力、政治力、文化力三個層面，社會發展就表現為這三個動力子系統的內部矛盾及其相互作用。

經濟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但其本身也是由諸多要素構成的有結構、有層次的動力體系，其中的需要、勞動、生產力、生產關係是經濟力的重要因素。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和社會關係的承擔者，社會發展本質上是人的生存和發展。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生活的需要和為滿足這些需要而從事的物質生產，就構成了社會發展過程的最初的、也是與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共始終的矛盾。人的各種需要是基於一定的生產力水平、根據社會與人的矛盾關係而產生並通過一定的勞動方式和產品分配方式而得到滿足的。需要與需要的滿足的不可分割性，驅使需要主體從事物質生產和其他一切社會活動。人類的需要是廣泛的和無限的。需要的廣泛性表明人類不僅有受生命有機體的生理過程所決定的生存與安全需要，還有尊重、歸屬、情感和自我實現等社會的、精神的、享受的、發展的需要。需要的無限性表明，人的需要的滿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歷史的和發展的，這不僅表現在同一層級的需要不斷產生和不斷滿足，而且表現在需要的不斷更新和提升。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得到的為滿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以其需要的無限性和廣泛性區別於其他一切動物”[5]。人的需要與滿足需要的不可分割性、多層面性、廣泛性以及不斷更新上升的無限性，成為人類行為的本原性動因。

需要作為社會發展的本原性動因，只是提供了社會發展的可能性，但尚未表現為社會發展的現實動力。因為單純的需要既不能引起對象世界的改變，也不能引起人本身的變化。需要追求實現和滿足，但需要不能自我滿足。人的需要的對象歸根到底存在於自然界中，人的需要必須通過物質生產活動，與自然界進行物質變換而得到滿足。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付出了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將自己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和客體化，使自然人化，不斷創造著屬人的現實世界。同時，也在物質生產實踐中將自然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轉化為自身的體力和智力，內化為主體素質，從而改變著自身的自然，不斷實現主體的改造和重塑。人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對屬人世界的建構、變革和對自身的改造和重塑，表明人類從盲目的自然力量、異己的社會力量的奴役下解放出來而獲得自由，這正是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的本質表現。物質生產是人的需要與自在自然的矛盾的解決方式，是人的本質力量形成、展現和提升的基本途徑，是人自身和整個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人們在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的過程中形成了生產力，這是人以自身的活動引起、調控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能力，它標誌著解決人的需要與自然界的矛盾的程度以及人的需要的滿足程度。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和自然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的內化，人的現實世界的生成和人的主體性的改造與重塑，構成了人和自然的現實關係和現實的生產力。生產力作為以往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產物、實踐能力的結果和每一代人的歷史活動的既定前提，對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作用既表現在使人類的物質生產成為可能，又表現在它的不斷發展即勞動者素質的提高、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生產技術的進步使社會生產達到新的水平，還表現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將引起生產關係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變革。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生產力本身作為由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所構成的有機系統，也有自己發展的動力機制，這就是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的矛盾運動。人類需要是在物質生產基礎上不斷滿足而又不斷更新、提升的過程，新的需要促使勞動者改進原有的生產工具；而新的生產工具的出現，又呼喚和造就素質更高的掌握更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勞動技能的勞動者，並創造出更高的人類需要。基於人類需要的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的矛盾，是生產力發展的內在機制。生產力的發展由勞動者與生產工具的矛盾所推動，是其中諸要素的協同與相互作用的結果。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生產力的發展都有其特殊的生長點和主導性要素。馬克思曾經指出，生產方式的發展與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6]。在現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則是以精神生產力、以科學技術為生長點和主導性因素，科學技術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有力槓桿，成為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首先，科學技術的發展及其在生產中的應用，使從事簡單勞動的體力勞動者日漸減少，而從事產品開發、發明創造、信息服務、生產管理等複雜勞動的腦力勞動者日漸增多。其次，當代社會生產和社會需求的高度複雜化已使傳統的科學、技術與生產的“生產——技術——科學”轉換模式退居次要地位，“科學——技術——生產”則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轉換模式，即科學研究先行，科學研究成果迅速轉換為生產技術，進而應用於生產過程。再次，生產中的科技含量越來越大，科學技術對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貢獻率越來越高，知識的學習、運用和創新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最強大的推動力。

物質生產是以生產力為內容，以生產關係為形式的。生產關係作為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一種經濟關係，是直接或間接地參與生產過程的社會個體和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關係。人們為了自身的需要以自己的體力、智力、資本、技術參與生產過程，生產關係則將人們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勞動產品的獲取方式以社會經濟制度的方式確定下來，並通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實現出來。生產關係作為人們的利益關係的制度化形態，既能夠使利益一致的人們協同行動，也可以引起利益不同的人們的對抗和鬥爭；既可以對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起激勵作用，也可能使社會喪失發展的動源和活力。這裡的關鍵是其是否與生產力水平、與勞動者的主體素質相適應，能否恰當地處理人與物的關係、勞動力與生產要素的關係，能否恰當地確定勞動力、資本、技術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以及參與分配的比重。如果一個社會所採取的所有制形式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所採取的分配方式能夠全面考慮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使參與生產過程的人對生產的貢獻率與社會在分配方面對於他的回報率相適應，就會使人力資本、貨幣資本、物質資本以及其他生產要素實現最佳配置、有序流動和高效利用，就會充分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使物質生產和經濟生活充滿活力。

政治結構作為社會的上層建築，主要有國家權力、政治法律制度和實施機構等。國家權力是政治結構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政治上層建築中的核心因素。制度因素是指政治組織和總體社會為整合、規範社會個體的行為，實現社會目標所採取的形式和機制；實施結構則是為了完成政治組織的目標而制定、執行政策和法律，並從法律制度上保障政治制度的穩定性和社會總體目標的實現。政治，特別是作為政治核心的國家權力、制度與結構設施，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它應當以促進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發展、維護人民的生存與發展權利為總體目標。為了達成這樣的總體目標，不僅要對社會實施控制、管理、整合，還要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政治資源和政治動力。具體說來，政治對於經濟、社會的發展可以提供權威力、法制力、加速力和道德力。

經濟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但社會範圍內的經濟發展並不是自發完成的。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財力等社會資源在全社會範圍內的有效配置與合理流動，關係到人類整體和長遠利益的經濟發展戰略、政策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的制定，正常的經濟秩序的形成和維持，舊的經濟體制的變革和新的經濟體制的建立，都需要合法的政治權力、良好的政治體制、強大的領導力量和廣泛的社會動員能力的支持，需要政府所擁有的充足的可分配資源和公共政策權威性的支撐。

建立健全政治法律制度，依法治理國家、管理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法制意味著權威性、合法性、公正性、規範性和有序性。法制的產生和運行基於經濟發展的現狀和進一步發展的要求，經濟的健康、公正、有序和持續發展只能依靠法制來保證和推動。特別是在社會轉型時期，法制建設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良性運行都是必不可少的保障力量和推動力量。政府要通過有效、公正的社會資源再分配，防止利益調整和重組時期可能發生的貧富兩極分化，保證各社會主體的基本利益，建設一個既具有高效率又體現公正公平精神的社會。對社會資源進行公正、合理、有效的分配，不僅需要道德的力量，而且需要內蘊著公正、公平、正義等道德含量的政治權力的權威、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政策法規的力量。合理的分配結構和分配形式必須以制度和法律的方式固定下來。

文化力是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是文化發展的最深刻的根源，而文化作為社會整體建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又反作用於經濟和政治，成為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文化對於社會發展的動力作用，是通過影響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情感態度得以實現的。

觀念文化中的經濟理性、政治理性和社會理性既是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活動的反映，是人的精神創造的產物，同時又為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而崇高理想信仰和共同價值取向在全社會的形成，對於社會發展和人格塑造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先，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理性精神的促動。市場經濟確認人們在經濟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合理利益和自決自主權利，追求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和經濟活動的利益最大化。市場經濟的發展將孕育出越來越完善的經濟理論以及自主自決、契約自由、公平競爭、等價交換、誠實守信、務實高效、能力本位、規範有序等理性精神。而新的經濟理論和經濟理性精神又反過來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經濟的發展。其次，建設民主與法治國家需要政治理性的支持。在現時代，建設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確立勞動者在經濟利益上的主體地位，需要國家權力和法律的人民性、公正性、合法性、權威性，也需要民主與法治的教育，使人民認同、信任、尊重、遵守法律，理性地參與社會活動和社會合作，履行社會義務，同時享有法律所規定的權益。再次，社會發展的最強大的精神動力是社會理性的形成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科學而堅定的信仰。社會理性是對於社會的內在本性、發展規律和基本趨勢的深刻洞察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對未來社會的構想。它通過文化的傳導作用內化於人們的思想心理和人格系統之中，形成一種理想和信仰，並作為一種精神支柱和超越性追求，激發人民的勞動熱情、協作意識、奉獻精神和創造才能。

科學理性和社會發展也是一種互動關係。社會的發展有利於科學的進步，而科學的進步又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繁榮。科學之所以成為一種崇高而宏大的事業，之所以日益受到社會的關注和重視，不僅在於為人類提供了規律性的系統知識，更在於為生產力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注入蓬勃生機和永不枯竭的活力。科學不僅關心真理，更關心人與社會，以人與社會的發展為起點和歸宿，以推動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為最根本的意義和最高價值。

在觀念文化中，價值觀念是文化的核心和靈魂，關乎人類社會總體和個體生存發展的意義、目標和取向。它通過影響人們的思想心理，激發社會個體、群體乃至整個社會的內在潛能，並將其集聚於實現社會總體價值目標和個體價值目標的現實活動之中，是社會個體與社會群體進行價值創造活動的最深刻、最持久的精神動力源泉。價值觀念既設定了社會發展的目標，又激勵人們為實現這些目標從事積極能動的物質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活動。人們的價值取向是以價值規範的形式體現出來的，而價值規範又是一個有層級、有結構和不斷發展的體系。由生存到發展，由經濟價值、政治價值、社會價值到環境價值，由個體價值到社會價值，由局部價值到整體價值，由某一群體、某一社會的價值到人類價值，由人的價值到環境價值的拓展和提升，是價值體系建構和價值境界上升的基本路向。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的變遷，表徵著人類對自身的生存意義的理解和設定的演變，同時也表徵著人的生存方式的變遷，表徵著人類主體能力、價值追求的變化以及人的個性完整性的逐步達成。

由經濟力、政治力、文化力的交互作用構成的動力機制給予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應當是適度的。“適度”包括向度、量度與協和度三個指標。向度即動力方向。從社會發展的動力方向來看，判斷其是否適度，即視其是否與社會的總體發展目標相一致。基於人類生存發展需要這一深刻根源的經濟力、政治力和文化力，應有利於保障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有利於提高人類的需要層次及其滿足程度，有利於個體與群體的協調共生。量度即動力的大小和強度。人的需要以及作為需要之社會表現的利益追求促進了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但需要層級的提升以及對需要滿足程度的期望值必須與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水平與程度相適應。動力不足的社會是獃滯的、缺乏活力的；而需要與利益追求無限制擴張和劇烈膨脹，則會引起社會無序和震蕩。適度動力將人們需要的滿足和良好的社會運行秩序結合起來，既能激活人們追求合理利益的動力，又能將各種社會動力和活動控制在規則和秩序的範圍內。適度動力還包括各種需要與利益追求之間的協調和優化配置。人們追求利益的動機是全面的，經濟力、政治力、文化力也只有相互配合、協調動作，才有可能對社會的發展發揮最有效的促動作用。對於社會個體來說，若片面追求某種需要的滿足而忽視生活的其他意義，這樣的動力是畸形的；對於一個社會來說，若只注重一種動力的作用，不能建立各種動力的協調機制，這樣的發展也是片面的。在社會發展動力機制問題上，要有一種系統思維，對諸種動力做優化配置，使之協調互動，以發揮其推動社會發展的最佳功能。

以適度為目標的社會發展動力機制的運行過程大致有動力源開發、動力轉化、動力培育、動力分配、動力反饋5個主要環節。1.動力源開發。人的合理需要是社會良性運行的深刻動源。強烈而廣泛的需要促使人們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開發動力源，就是要激發人們的各種需要，並將這些需要引導、塑造為合理需要。從當代社會發展來看，合理需要是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個體需要與群體需要、社會需要相統一的，通過誠實勞動來滿足的，是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基礎上實現的代內和代際發展機會均等的需要。將人們的需要引導、規範為合理需要，是通過激勵手段、利益手段和文化手段來實現的。激勵手段是憑藉社會運行的激勵機制，把普遍的價值觀念和社會發展目標內化為人們所認同的價值取向和人生目標，使人們的內在需要與社會整體的價值觀念、發展目標相一致，從而保證社會動力在方向上的合理性和在程度上的適當性。動力源開發應當是全面的，這一方面表現為開發微觀、中觀和宏觀的各層面的動力，激發併兼顧個體、集體和社會的利益；另一方面表現為引導、培養各個層面的需要，在保證滿足經濟層面需要的基礎上，引導人們形成政治的、精神的高層次的需要。2.動力轉化。需要是社會發展的動源，是潛在狀態的動力。動力轉化環節的功能就是將潛在的動力轉換成現實的動力，變成人們為滿足需要而從事的社會活動。由作為社會發展之潛在動力的需要到追求利益和滿足需要的活動，便構成了需要—行動的轉換過程。3.動力培育。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動力不僅需要開發和轉換，而且需要培育和維持。動力培育在不同的層面上是有所差別的。在宏觀層面上，主要通過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以及教育訓練，促進科學技術進步，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強生產過程管理，合理配置勞動力和生產要素，改革經濟體制，為生產力發展開闢廣闊的空間；同時，健全民主與法治，建立和培育權力運行秩序。從中觀層面來看，主要是增強集團、組織的凝聚力，使集團成員的行動目標與集團整體的社會目標達成一致，同時也使集團為滿足其成員的利益提供最大的可能性。從微觀的層面來看，社會發展動力的培育主要是使社會個體的素質得到提高，能力得到增強。4.動力分配。社會作為一個系統，不僅要產生、培育和導引出適度的動力，還要將適度的動力配置到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和部門，充分發揮其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5.動力反饋。動源開發、動力轉換、動力培育和動力分配是否為社會的發展提供了適度的動力，這些動力是否推進了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健康發展，動力主體將通過反饋環節獲得這些信息，進而為動力運作過程輸入新的信息，或者調整動力方向，或者調整動力強度，或者調整諸種動力的結合方式，以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48.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1-32.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8-9.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6[[-1]]，730[[-2]].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30.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