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學

WHO(1999)估計，到2000年全世界約有100萬人自殺死亡，約10～20倍於此數的人自殺未遂；簡言之，每40秒有一人自殺死亡，每3秒鐘有一人自殺未遂。自殺死亡者超過全球武 裝衝突或交通事故喪生者。如計算絕對數字，全世界1/4的自殺發生於印度和中國，中國佔20% 。據報道，中國每年有28萬人自殺死亡，200萬人自殺未遂。自殺是中國15～34歲人群的第一死亡原因。在自殺中農村年輕婦女為數較多。隨著人們越來越重視健康，自殺問題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國外的自殺者90%有精神障礙，而在中國，這個數字僅為63%。自殺並不光是精神健康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

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競爭壓力的增加，使得自殺的問題比從前更加突出了。相反，長期生活在慢性的壓力中，比如工作、學習、慢性病等卻更容易出現自殺。另外，周圍的環境中發生過自殺的行為，也很可能受到影響。再有就是本人的心理問題，比如抑鬱等。但是自殺是這些因素中好幾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絕不是某一個因素就能產生的。

自殺學作為了解自殺現象和幫助自殺者的一門學科，也同樣越來越顯出它的重要性。

自殺現象是人類社會特有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與人類的生存本能和種族繁衍背道而馳。許多軀體健康的人過早地走向墳墓，給人類的死亡現象籠罩上一層更加濃厚的悲劇色彩。由於歷史發展的局限，人類長期不能冷靜、理智、客觀地看待自殺現象，以致人們對此只有恐懼和迷惑。直至今天，許多人對自殺仍然持一種迴避的態度，諱莫如深。

若干世紀以來，關於自殺的推測和迷信，得到廣泛的傳播，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自殺現象才開始出現。杜爾海拇（E·Durkheim）和弗洛伊德（S·Freud ）為研究和提示自殺現象開闢了客觀的途徑。1897年，杜爾海拇發表了他的著名著作《自殺論》，首創以社會學原理研究自殺現象之先河。弗洛伊德則從精神分析學角度對自殺進行研究。1910年，自殺作為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會議主題，1929年，Bonger 第一次在荷蘭的教科書中使用（suicidologic）一詞，奧地利建立了第一個現代形式自殺學組織；1958年，美國洛杉磯建立了第一個國家資助的自殺預防中心。但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自殺學建立至今大約只有30餘年的歷史。

在中國，自殺學碩士出現。澳大利亞格理菲斯大學已與該中心簽訂協議，雙方將在為中國培養自殺學專業的碩士方面展開合作，培養中國自殺學領域的研究人員。

自殺學建立至今，大致有三個學派，即病理學派，社會學派與折衷學派。

這一學派的先鋒是德爾馬（Delmas）他認為大部分的自殺者是抑鬱症患者，其餘的是情緒障礙患者。病理學派認為自殺的人決非多數，只有精神異常的人才會自殺。

自殺學書籍

社會學派主張人是因社會條件而被迫自殺的。社會學派對病理學說進行反駁，提出：

①來自失戀與經濟拮据等現實理由的自殺較多，這是由社會原因產生的。

②、精神異常與自殺無關，因為精神病患者以女性居多，而自殺卻是男性較多，猶太人精神病患者多，自殺卻不多；其它精神病患者較少的國家裡，自殺反而較多。

折衷學派則試圖統一社會學派與病理學派，阿瓦克斯（Halbwachs）既採納社會學派的學說，也採納病理學派的觀點。阿瓦克斯（Halbwachs）認為病理學派也沒有錯：精神病患者會自殺，在自殺的瞬間也許正處於異常的心理狀態中，但他將這種異常原因歸於社會條件。社會使人產生空虛感，如失戀、破產的時候，所以使人自殺。布倫德（Blongel）認為社會性原因與疾病的生理原因相輔相成才引起自殺，在病態患者身上加入社會條件，便引起自殺。

研究自殺學的目的在於預防自殺現象的發生：

抑鬱症的早期發現和有效治療是自殺預防的重要環節：抑鬱症的患病率為5～6%，這些患者不僅自己經受痛苦，而且處於高度自殺風險之中。精神病學家和自殺學家已開始關注社區和非精神病專科醫療機構的輕性情感性障礙。同時，基層衛生機構、綜合醫院和自殺預防機構的專業人員也投入對輕性抑鬱症的發現和治療。

發展國家一級自殺預防策略：自殺預防是一項艱苦而複雜的工作，如果沒有國家的支持和領導是難以實現的。聯合國於1993年5月在加拿大卡爾里召開區域間專家會議，介紹芬蘭和荷蘭兩國建立國家一級自殺預防規劃的經驗，最後形成一個"關於制定和貫徹綜合性國家預防策略和高危人群及其他受累者開展支持和康復服務條款"指南，報請聯合國通過實施。

社區服務介入：目前認為社區介入是自殺預防的重要問題。自殺預防可結合社區精神衛生服務一道開展，不需另起爐灶。流行病研究發現自殺死亡率存在報告不足現象，如果在調查時如能結合社區精神衛生服務網路，則可得到較確實的自殺死亡人數。抑鬱症是招致自殺的最常見的精神疾病，常以各種軀體不適就診於基層衛生機構，如能及時識別和適當處理則對降低自殺率有一定意義。自殺預防需要廣泛開展科學教育工作，一方面通過宣傳提高個人心理素質，另一方面也要形成社會互相關心的風尚，這些都需要在社區開展。

危機干預應得到進一步發展：危機干預對處於困境的人無疑是一種有力的幫助和支持，可增強當事人的應付能力，使之恢復心理平衡。危機干預是精神病院常用的心理治療方法之一，對精神病人的康復也至關重要。

施耐德曼是烏克蘭猶太移民的兒子。小時候，他就喜歡讀《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當時他還不知道，40多年後，這本書中將有長達7頁的內容來自自己的研究。16歲時，他考入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念的都是心理學。

施耐德曼在此後的20年中，一直在使用一個自己發明的辭彙“心理疼痛”（psychache），用以描繪病人在心理受挫后產生的無法忍受的心理痛楚。“很多沒有自殺的人都存在心理疼痛，但沒有一個自殺者不帶著巨大的心理疼痛的。”他說。

20世紀50年代，他和法布羅、萊特曼（Litman）醫生組建了洛杉磯自殺干預中心，一面進行自殺研究，一面開展自殺預防工作。他還組建了美國自殺學協會，並成為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第一位死亡學教授。

施耐德曼認為，使用生物學、藥物學的知識來防止自殺意圖是遠遠不夠的，他提出應該對自殺者進行“心理驗屍”：施耐德曼發現，自殺者產生自殺企圖的時間較短暫，採取積極的干預措施是會有效的。萊特曼醫生曾表示，他們的自殺干預中心成立30年來，洛杉磯的自殺率減少了一半。這個機構在“心理驗屍”的方法下，做了大量的對死者家屬的採訪、日記等其他文獻的記錄，以期對每一位逝去者的心理進行分析。

他們最有名的一個案例便是瑪麗蓮·夢露之死。1962年她服用過量安眠藥死亡之後，中心負責對其進行“心理驗屍”，了解到她曾經兩次自殺未遂，在她事業成功后卻極度抑鬱，經過分析，他們的報告正式指出夢露之死“很可能是自殺”。自殺干預中心因這一結論名動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