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蕃志

作者趙汝適（1170年4月12日~1231年8月11日），南宋宗室，宋太宗趙炅八世孫，宋寧宗嘉定（1208～1224）末至宋理宗寶慶（1225～1227）初，初任泉州市舶司提舉時於“暇日閱諸蕃圖”並“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理之聯屬，山擇之蓄產，譯以華言。”

其中記大食國“王與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髮剪甲，歲首清齋，念經一月。每日五次禮天”，“唐永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阿婆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關於穆斯林商人來華情況曰：“有番商曰施那幃，大食人也。僑寓泉南，輕財樂施，有西土氣習，作叢冢於城外之東南隅，以掩胡賈之遺骸。”

該書內容豐富，其中有關海外諸國風土人情，多采自周去非《嶺外代答》，有些資料得自向海外商人的調查，其中雖有訛誤之處，仍不失為研究宋代海上交通和對外關係的重要文獻。對研究中國伊斯蘭教史、回族史及中國與阿拉伯地區的關係史均有一定價值。該書原本已佚，今本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已被譯為英文和德文。1956年中華書局出版有馮承鈞《諸蕃志校注》本。

《諸蕃志》成書於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分上下卷。上卷記海外諸國的風土人情，下卷記海外諸國物產資源。為研究宋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獻。

它記載了東自日本、西至東非索馬利亞、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東岸諸國的風土物產，並記有自中國沿海至海外各國的里程及所需日月，內容豐富而具體。該書有關海外諸國風土人情多采自周去非《嶺外代答》的記載，有關各國物產資源則多採訪於外國商人。其中雖然不免有錯訛，但就全書史料價值來說，仍不失為記述古代中外交通的佳作，並經常為後來的史地學家所引用。

原書久已佚亡，今本自《永樂大典》卷四二六二“蕃”字韻下輯出。舊刻本有《函海》本和《學津討原》本。近人馮承鈞著《諸蕃志校注》，對該書考訂甚詳。20世紀初，《諸蕃志》即被譯成外文。

1.《諸蕃志》有1911年德國漢學家夏德和美國漢學家柔克義合譯的英文本。

2.法國漢學家費琅在《蘇門答臘古國考》一書中，曾將《諸蕃志·三佛齊國》全文譯成法文。

記述占城國、真臘國、賓瞳龍國、登留眉國、蒲甘國、三佛齊國、單馬令國、凌牙斯加國、佛羅安國、新拖國、監篦國、蘭無里國、細蘭、蘇吉丹、南毗國、故臨國，胡茶辣國、麻啰華國、注輦國、鵬茄羅國、南尼華啰國、大秦國、大食國、麻嘉國、弼琶啰國、層拔國、中理國、瓮蠻國、白達國、吉茲尼國、忽廝離國、木蘭皮國、遏根陀國、茶弼沙國、斯伽里野國、默伽獵國、渤泥國、麻逸國、三嶼國、蒲哩魯國、流求國、毗舍耶國、新羅國、倭國等五十八個國；其中的斯伽里野國篇記述的是西西里島的地理和島上的活火山。這是中文古典典籍中最早記述義大利西西里島和埃特納火山的著作。

記述腦子、乳香、沒藥、血碣、金顏香、篤褥香、蘇合香油、安息香、榿子花、薔薇水、沉香、速暫香、黃熟香、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真香、麝香木、波羅密、檳榔、椰子、沒石子、吉貝、椰心簟、木香、白豆蔻、胡椒、蓽澄茄、阿魏、蘆薈、珊瑚樹、琉璃、貓兒睛、硨磲、象牙、犀角、膃肭臍、鸚鵡、蝳瑁、龍涎、黃蠟等五十四篇。

汝適始末無考，惟據《宋史·宗室世系表》，知其為岐王仲忽之元孫，安康郡王士說之曾孫，銀青光祿大夫不柔之孫，善待之子，出於簡王元份房，上距太宗八世耳。此書乃其提舉福建路市舶時所作，於時宋已南渡，諸蕃惟市舶僅通，故所言皆海國之事。《宋史·外國列傳》實引用之。核其敘次事類，歲月皆合。但《宋史》詳事迹而略於風土、物產，此則詳風土、物產而略於事迹。蓋一則史傳，一則雜誌，體各有宜，不以偏舉為病也。所列諸國，“賓瞳龍”史作“賓同隴”，“登流眉”史作“丹流眉”，“阿婆羅拔”史作“阿蒲羅拔”，“麻逸”史作“摩逸”。蓋譯語對音，本無定字。龍、隴，三聲之通。登、丹，蒲、婆，麻、摩，雙聲之轉。呼有輕重，故文有異同。無由核其是非，今亦各仍其舊。惟南宋僻處臨安，海道所通，東南為近。志中乃兼載大秦天竺諸國，似乎隔越西域，未必親睹其人。然考《冊府元龜》，載唐時祅教稱大秦寺，《桯史》所記廣州海獠，即其種類。又法顯《佛國記》載陸行至天竺，附啇舶還晉。知二國皆轉海可通，故汝適得於福州見其市易。然則是書所記，皆得諸見聞，親為詢訪。宜其敘述詳核，為史家之所依據矣。

《諸蕃志》作為中外關係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十九世紀末期就受到了西方學者的關注。首先對這本書表現出興趣的是德國漢學家夏德（FriedrichHirth，1845—1927）。夏德於1870年來華，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曾先後在廈門、上海、鎮江、重慶等地的海關任職，直至1897年辭職回國。夏德在華期間潛心研究中外交通史和中國古代史，著有《中國與羅馬人的東方》（有朱傑勤節譯本，改名《大秦國全錄》，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中國古代的海上交通》、《中國藝術中的外來影響》等多部著作。由於他的突出成就，曾被選為1886—1887年度的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長。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建立於1823年，總部在倫敦，其後在亞洲各地建立分會，中國分會（設在上海）建立於1858年，其後一直運行到1951年，是近代在中國存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漢學研究機構，其會長在絕大部分時間都是由英美人士擔任，夏德作為一個德國人能夠出任此職，足以說明他的學術成就。另外一個能夠說明他學術影響力的事實是，190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創設首個漢學講座，即於次年聘請夏德為第一任教授。夏德在哥大一干就是十五年，其間出版了具有廣泛影響的《周朝末年以前的中國古代史》，在1917年離美還鄉之前還參加了胡適的博士論文答辯。夏德在1890年左右著手《諸蕃志》的翻譯工作，但由於種種原因在翻完幾段后就停止了。

在夏德之後對《諸蕃志》產生興趣的是美國外交官漢學家柔克義（WilliamWoodvilleRockhill，1854—1914）。柔克義於1884年來華，長期在中國任職，並於1905—1909年出任美國駐華公使。在華期間，他先是對中國的邊疆地理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曾獨自一人兩次進入西藏地區考察，並根據考察所得陸續出版了《喇嘛之國》和《1891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記》，這兩部著作大大增加了西方讀者對蒙古、西藏的了解。進入二十世紀后，他的研究興趣逐漸轉向了中外關係，陸續發表了《十五世紀至1895年間的中朝交通》和《中國朝廷上的外交覲見》等論著；1900年他還將《魯布魯克東行記》從拉丁文譯成英文，十三世紀時法國人魯布魯克（WilliamofRubruck）受路易九世派遣出使中國，留下了中世紀外國人對中國的珍貴記錄。《諸蕃志》同樣出現在十三世紀，它是當時中國人對外國的認識，其價值可想而知，柔克義想把它譯成英文，是非常自然的。

1904年，當夏德聽說柔克義想把《諸蕃志》翻譯成英文的消息后，立刻與他取得了聯繫，於是兩位大漢學家聯手展開了翻譯。《諸蕃志》部頭並不大，但翻譯工作卻歷時六年才告完成。為什麼會花這麼長時間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兩人都無法全身心地投入這一工作，夏德要教書，而柔克義作為駐華公使有大量的公務要處理，1909年後他又被調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學術研究工作只能擠業餘時間進行。從兩人的通信可以看出他們的合作方式是這樣的：夏德先翻譯一個初稿，然後寄給柔克義進行修訂並做註解，最後再由柔克義撰寫一篇導言。

翻譯此書難度很大，而撰寫註釋和導言則更需功力。在洋洋萬言的導言中，柔克義回顧了自古代至十二世紀的中外關係史，其中不僅引用了中國的正史材料，還使用了古希臘、阿拉伯和歐洲中世紀的大量文獻。這種紮實的文獻工夫也體現在註釋中，柔克義在解釋《諸蕃志》中出現的國家和物品時，將中文文獻和德文、法文、英文文獻進行對照，互相發明。在這一工作中，夏德也給予了積極的幫助，夏德在來中國之前曾在多所德國著名大學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而比較語文學正是德國人最為擅長的學術研究方法。

這樣一部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完成後，出版卻成了問題。柔克義和夏德希望這本書能以中英文對照的方式呈現在讀者特別是專家的面前，因為只有這樣才便於人們判斷和檢驗他們翻譯和註解的正確與否。可是當時美國國內沒有一家出版社能夠排印漢字，他們不得不在別的地方想辦法，作為駐俄大使的柔克義最終找到了聖彼得堡的皇家科學院印刷所，全書於1911年9月印刷完成。此後不久，柔克義離開了俄羅斯，出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

譯本出版時在標題上做了一些改變，為的是讓西方讀者更為一目了然，其英文標題為ChauJu-kua：HisWorkontheChineseandArabTradeintheTwelfthandThirteenthCenturies，EntitledChu-fan-chi（《趙汝適：他關於十二和十三世紀中國和阿拉伯貿易的著作，名為〈諸蕃志〉》）。兩位漢學家對這樣一本專業性很強的書之讀者反應沒有抱過高的期望，覺得頂多只會在漢學研究的小圈子裡產生一些影響，沒想到結果卻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1912年12月29日《紐約時報》周末書評版用了近一版的篇幅來介紹這本書的內容，給予兩位譯者以非常高的評價，在談到柔克義時，文章指出，“他是憑藉業務能力而不是政治背景被任命為駐外大使的，這可以算是美國國務院有史以來第一遭”。這裡顯然不無調侃的味道，但只限於美國政治。就柔克義而言，他完全夠得上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這個古老的標準。

這部集翻譯與研究於一體的重要著作出版后，很快也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關注。1930年代，著名中外關係史學者馮承鈞在為《諸蕃志》進行校注時就大量吸收了這本書的成果，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說：“民元德國學者FriedrichHirth與美國學者W.W.Rockhill曾將是編迻譯，並為註釋，……博採西方撰述，註釋頗為豐贍，然亦不乏訛誤，今采其精華，正其訛誤，補其闕佚，凡標明譯註者，或是全錄其文，或是節取其說，間有其說創自譯註，而在本書中變更抑或補充者，則不標譯註二字，非敢掠美，恐有訛誤，不願他人負己責也，計所采譯註之文十之五六，餘則采近二十餘年諸家考證之成績，間亦自出新說者，然無多也。”所謂“近二十餘年諸家考證之成績”，主要是指法國大漢學家伯希和（PaulPelliot）對南海史地的研究。試舉兩例以明之。《諸蕃志》原文記弼琶啰國一種野獸道：“獸名徂蠟，狀如駱駝，而大如牛，色黃，前腳高五尺，后低三尺，頸高向上，皮厚一寸。”其後的注是這樣寫的：“譯註，按giraffe波斯語名zurnapa，阿剌壁語名zarafa，《瀛涯勝覽》阿丹（Aden）條名麒麟，蓋Somali語giri之對音，《星槎勝覽》天方（Mekka）條名祖剌法，則為此徂蠟之同名異譯，並本阿剌壁語。參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續編一二七至一三一頁，最古之著錄見《續博物志》卷十，‘撥拔力國有異獸名駝牛，皮似豹，蹄類牛，無峰，頸長九尺，身高一丈余’。此經伯希和檢出。”這種野獸就是我們今天通常說的長頸鹿。又《諸蕃志》中記錄了一個“城方一千餘里”的茶弼沙國，對此馮承鈞寫道：“譯註，此茶弼沙顯為阿剌壁人故事相傳西方日沒之Djabulsa，Djabirso，Djaborso城，《三才圖會》有茶弼沙人禮拜日沒之圖。伯希和說，茶弼沙並見記《古滇說》，《島夷志略》卷末著錄，參看《遠東法國學校校刊》第九卷六六三頁。”伯希和是馮承鈞留學法國時的老師，他的很多研究“四裔之學”的重要成果都被馮承鈞陸續譯成了中文，其中一些收入了《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正續四編之中。馮承鈞除法文外，還通曉英文、梵文、蒙古文、吐火羅文等多種文字，著譯等身，是民國時代首屈一指的中外交通史專家。他的作品解放后不斷地被重印，其中《諸蕃志校注》有中華書局1956年的新版本。

中外關係史是一個難度很大的研究領域，需要掌握中文和多種外文資料才能做好。在柔克義、夏德之前，中國古代學者如李調元也曾給《諸蕃志》做過註釋，但由於條件所限，只能在中國文獻內部做文章，難以深入。近代以來德、美、法等國學者的加入使外文文獻的佐證作用大大地彰顯出來，補充了中國學者的不足。馮承鈞的貢獻主要不在於發掘更多的新材料，而是利用自己過人的中外文能力將前人的成果加以吸收和整合，與時俱進，踵事增華，使《諸蕃志》的註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也正是在他的手中，這項跨國工程獲得了堪稱完美的結局。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著書之難》條云：“宋人書如司馬溫公《資治通鑒》、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為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所言極是。而從現在的情形看去，有些書簡直非多國多人聯手合作為之不可，地球是個村子，有不少事情須結為互助組，通力合作，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