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

但是，陳獨秀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地位的認識表現了很大的動搖。認為“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而“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隨著產業的發展會不斷增強。他認為，民主革命的勝利，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應先由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後來被稱為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是右傾投降主義的理論根源。五卅運動后，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鬥爭的發展，國民黨內部發生了新的分化，以蔣介石為首領的新右派勢力抬頭。在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后，蔣介石已經公開實行反共的步驟，而陳獨秀卻一味妥協退讓，不敢進行堅決的鬥爭，害怕會導致國共關係的破裂。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在上海召開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著重討論對待資產階級和蔣介石的方針問題。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會議雖然指出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但對資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計偏高，強調“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的有力的參加，必陷於異常困難或至於危險”，不能“敵視他們過早，逼他們為帝國主義利用”。會議雖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兩種錯誤傾向，但仍片面強調對資產階級聯合，害怕鬥爭會嚇跑資產階級，“使革命運動流產”。會議把蔣介石列為新右派，但仍幻想爭取他向左轉，而看不到他已逐漸發展成為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的更危險的主要對手。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形成群眾團體聯合掌握政權的形勢。共產黨員董必武參加了湖北省政府的領導工作，林伯渠、李富春參加了江西省政治委員會。王環心、塗振農、師古隆等共產黨員擔任九江等縣縣長職務。但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卻嚴厲批評和制止各地共產黨員參加政府的正確做法，堅持不參加政府的在野黨的方針。9月27日，他們給中共湖北區委寫信，提出“此後我們的人力務全用在民眾方面，萬勿參加政府工作”。10月7日，他們在復中共湘區區委的信中，強調在國民革命階段，共產黨“必須立腳在野黨的地位”，“應該徹頭徹尾表示獨立的在野黨態度”。之後，中共中央又提出要“嚴厲取締黨中機會主義做官熱的傾向”，限令已擔任縣長的共產黨員立即辭職，否則開除黨籍。在與政權問題緊密聯繫的軍隊問題上，陳獨秀和中共中央的多數領導人忽視掌握軍隊，也沒有儘力在北伐戰爭中直接掌握武裝力量。北伐戰爭開始后，中共中央決定少派共產黨員去黃埔軍校學習，凡從事工運、農運的同志“絕對不可令之拋棄工作前去”軍校。當時，中共所從事的軍事工作，主要是在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敵軍中的兵運工作和群眾武裝工作。中共中央還要求在國民軍聯軍中擔任黨代表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只是注意政治宣傳的事，而不可干涉軍事行政上事”。結果，北伐軍的實權，大部仍在舊式的軍官手中，特別是在蔣介石的手中。當時，一些國民黨人看到蔣介石個人獨裁傾向的發展，曾主張迎汪（精衛）倒蔣。蔣介石感到自己的處境一時比較孤立，請求中共中央給予支持，以維持他的總司令地位。陳獨秀竟向蔣介石派來的代表作出保證：一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二是仍維持蔣介石的軍事首領地位；三是不主張推翻整理黨務決議案。這顯然是表示對蔣介石的完全支持。

由於陳獨秀的妥協退讓，使蔣介石有可能逐漸擺脫困境，有計劃地加強右翼勢力。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民族革命中聯合戰線問題，主要是關於國民黨問題。陳獨秀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會議通過了《政治報告議決案》、《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等文件。會議指出，自國民革命軍攻克九江、南昌之後，“我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又發生許多新的變化”，中國的民族革命聯合戰線已發生各種“危險傾向”，其中“最主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向繼續發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會議雖然也承認國民黨的右傾，承認蔣介石言論雖左，實際行動很右，但是對此卻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辦法，反而著重批評共產黨內“左”的幼稚病，如看不起國民黨、包辦國民黨、包辦民眾運動、否認左派存在、誤解黨的獨立等。為此，提出要“防止黨外的右傾，同時反對黨內的‘左’傾”。陳獨秀提出挽救危機的7項策略措施，一方面提出“督促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實行‘武力和民眾結合’的口號”，“繼續對外對內在城市在鄉村中反封建勢力的爭鬥，在城市在鄉村擴大民主主義的宣傳運動。扶助國民黨左派領袖獲得在政府及黨的領導地位，以推動國民黨的軍事政權向左，至少也要不繼續更向右”。另方面強調要“改善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糾正同志們關於我們黨獨立之誤解，糾正同志們否認左派存在之錯誤，一切群眾運動儘可能的與左派合作，使左派獲得他們的群眾（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工農群眾實際爭鬥中勿存幻想（如手工業工人過高要求，工人糾察隊執行一部政權，實行耕地農有等），以防止我們過於向左”。認為“如此才能夠停止左右傾之距離日遠的危險，才能夠弄好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才能夠鞏固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實際上，就是把挽救革命危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衛和其他國民黨軍事首領身上，壓制正在蓬勃高漲的工農運動的發展。這種政策實質上是犧牲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去遷就國民黨右派的要求，為蔣介石、汪精衛奪取國民黨領導權提供了方便。會議的決定得到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蘇聯顧問鮑羅廷的贊同。這次會議標誌著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投降主義。1927年初，中共中央對蔣介石的某些陰謀活動有所察覺，努力加強工人糾察隊，力圖鞏固革命成果。但當時共產國際仍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破裂。3月下旬，陳獨秀致信中共上海區委，提出“要緩和反蔣”。4月5日，陳獨秀和汪精衛會談后發表聯合宣言，隻字不提蔣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卻把“國民黨領袖將驅逐共產黨，將壓迫工會與工人糾察隊”說成是“不審自何而起”的“謠言”，希望國共兩黨的同志“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不聽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協商”，“開誠合作，如兄弟般親密”。這個宣言的發表，使一部分共產黨員誤以為局勢已經和緩下來，而放鬆了警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陳獨秀繼續把維護與國民黨“左派”的關係當作一切問題的中心，不惜做任何讓步。陳獨秀等堅持北伐討奉，不敢採取深入土地革命、廣泛武裝工農的果斷措施來挽救革命，而是企圖把革命限制在汪精衛等允許的範圍內，以此來穩定武漢國民黨。當汪精衛集團日趨反動，夏斗寅、許克祥等相繼叛變的時候，陳獨秀對汪精衛處處遷就退讓，跟著他們片面指責工農運動過火，不敢對反動派的進攻進行堅決的鬥爭。6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通告說：“放任農民無組織的自由行動來解決土地問題，已經引起了無數的過火行為，這種情形，必須糾正。”6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自行解散工人糾察隊。7月3日，中共中央開會，通過《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這個決議案仍然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並表示為了減少衝突，共產黨的部長可以暫時離開政府；工農群眾組織必須受國民黨的領導；“根據國民黨的命令，工農糾察隊必須置於國民政府的監督之下”等。這是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惡性發展。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企圖以投降式的讓步來拉住汪精衛，只能助長了反革命的氣焰。7月15日，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正式同共產黨決裂。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宣告失敗。這次大革命所以遭到失敗，客觀上是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大大超過了革命力量，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主觀上則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自願地放棄對於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

表現

1．壓制工農運動，取消土地革命

自5月以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就跟在汪精衛集團後面，一味指責農民運動“幼稚”、“過火”；站在工農群眾的對立面，擁護武漢政府推行壓制工農運動的反動政策，他們指責說：“農民的幼稚行為，特別在湖南——使軍隊里發生不安”；“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為都抱有敵意”，而夏斗寅、許克祥的叛變“是這種普遍敵意的表現”。當武漢國民黨中央和政府連續發布壓制工農運動的反動訓令后，鮑羅廷竟催促中共中央及一切工會農會趕快發表宣言，擁護這些反動法令。於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農民部也就唯命是從地連續向黨內發出通告，強令各級地方黨組織和各地工會、農會服從政府訓令，不得違抗。共產黨人譚平山，在其就任農政部長之日就明確宣布：“本部職司農政部，實負有領導農民，誘掖農民之責任，對於農民所有一切幼稚舉動，應加以糾正，而對於軼出正軌，妨礙大多數農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其口氣同汪精衛集團如出一轍。中共中央宣傳部竟站在對立的立場上，公開批評共產黨：在農民政策中“是採用了過火的、反地主、反小資產階級、反軍官的路線”，應當予以糾正。

對於土地革命，陳獨秀等強調土地問題“尚須經過相當宣傳時期，並且必須先行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鄉村政權問題”，要求各級黨組織、農協立即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鬥爭。對國際要求立即實行土地革命的指示，鮑羅廷抱怨說：目前叛變接踵而來，共產黨同國民黨“左派”的關係處於“千鈞一髮”之際，此刻還同武漢政府討論土地問題是“純粹的胡鬧”！只有等到國民黨“左派”東征討蔣，佔領南京后，才有可能討論土地革命問題。

陳獨秀、鮑羅廷推行壓制工農運動，取消土地革命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壓抑了革命群眾的革命要求和鬥爭意志，助長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使經過革命戰爭洗禮的湘、鄂、贛等省蒙受反革命腥風血雨的摧殘。也使中國共產黨因工農運動遭到殘酷鎮壓而處於孤立無援的困難境地。當汪精衛集團實行“清黨”反共，叛變革命時，共產黨也就難以動員、組織群眾，進行有力的反擊。

2．大搞階級調和，反對任何鬥爭策略

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不同意共產國際關於改組國民黨的指示，認為“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係”。在這種錯誤認識指導下，陳獨秀等完全放棄了無產階級獨立自主原則，同汪精衛集團只講合作，不講鬥爭。

鄭州會議后，新老軍閥反共叫囂甚囂塵上。陳獨秀連忙向汪精衛表白：“此時國民黨群右（從蔣介石到閻錫山）紛起通電排共，其口實，除將民眾對資產階級及土豪劣紳地主所謂過火的行動歸罪於共產黨外，不能舉出共產黨對於國民黨陰謀破壞之一二事實”。他甚至重彈4月5日《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的老調，以讚許的口吻說：“國民政府的領袖在鄭州會議已決定了討蔣政策，這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重要時機，在革命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實際上起了為汪精衛集團的反共行為打掩護，麻痹革命人民警惕性的有害作用。

3．放棄革命武裝，對反動派實行全面退讓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忽視和反對建立中國共產黨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裝。1927年春，吳玉章等“本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黨掌握的軍隊，因此決定把共產黨員連某所指揮的一個營擴充為一個師，人員、糧餉、軍械都已經籌劃好了”，但陳獨秀認為“計劃中配備的槍械比別的軍隊好，怕引人妒忌”，“自己建立軍隊，太引人注目”，極力進行阻止，結果使計劃夭折。夏斗寅叛變后，蔡和森等建議擴大工人糾察隊，向國民黨中央要求發給槍支和月費。汪精衛還允諾發槍2000支。湖北省委也計劃擴大工農武裝及省防軍。而陳獨秀又持異議，認為切不可使工人力量和國民政府造成對立。“五月指示”要求中共立即建立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武裝。就當時的具體情況，執行這項指示，並非完全不可能。因為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還有少量的軍隊和武漢的警衛團，以及武漢軍校、武漢工人糾察隊。可是陳獨秀等不去利用這些有利條件，拒絕執行共產國際指示。

到6月下旬，武漢的形勢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6月28日，陳獨秀在漢口西門子鮑羅廷寓所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研究應付時局的辦法。會上，周恩來、張太雷都報告了何鍵將起事的消息。他們認為何鍵等大造總工會糾察隊將繳三十五軍槍械的謠言，是和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的借口一樣的。譚平山報告說，鄧演達在離開漢口時，也說過希望共產黨注意漢口“馬日事變”的到來。接著，張太雷提出糾察隊和童子團問題一定要妥善解決。於是，與會者就武漢工人糾察隊是自動繳械？還是準備抵抗？發表意見。鮑羅廷主張還是自動繳械為好。多數委員同意鮑羅廷的意見。於是會議決定“公開宣布解散糾察隊”，解散童子團。

同日，頒布《湖北省總工會解散糾察隊布告》。該布告宣布“本會為避免反動派借口武裝糾察造謠起見，業於本月二十八日將糾察隊全體解散”。所有前領槍彈即刻交存管理漢口衛戍事宜辦事處，並請該處派員於29日上午10時來敝會點收。

當革命正需要加強武裝力量，進行自衛反擊的時候，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竟作出了解散工人階級武裝的錯誤決定。決定下達后，黨中央機關和總工會機關呈現出一片驚慌失措的失敗主義氣氛。而反動派則得寸進尺。李品仙派了一個機槍連佔領全國總工會會址。何鍵也派人來要房子。反動派甚至唆使地痞、流氓，搗毀各業工會，搶劫財物，毆辱工會負責人員。事態並沒有按陳獨秀、鮑羅廷的主觀願望發展，工人糾察隊是自動解散了，然而反動派對革命的進攻不僅未停止，反而加強了。這是大革命最後時刻，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妥協退讓策略的典型事例。

7月3日，陳獨秀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國共合作十一條決議》。該決議完全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重申共產黨人參加國民政府“並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要求參加政府工作的共產黨員，“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決議強調“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民眾的要求，“應依照國民大會與中央會議之決議案及政府公開之法令”，工農武裝“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決議指出：為了“避免政局之糾紛與誤會”，武漢現有的武裝糾察隊“可減少或編入軍隊”。根據上述決議精神，中共中央立即命令譚平山、蘇兆征辭去農政部長和勞工部長職務。譚平山在辭職書上，竟稱自己“未能納農運於正軌”，向汪精衛“引咎辭職”。

《國共合作十一條決議》充分反映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為了維持同汪精衛集團的合作，不惜把黨、政、軍乃至群眾運動的領導權統統交給國民黨，甘心充當國民黨的附庸，這是地地道道的“投降式的讓步”。它充分證明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已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大革命後期，由於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者不敢堅決領導農民進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鬥爭；不去擴大工農革命武裝，甚至解散工人武裝；只想依靠暫時的同盟者資產階級，只講聯合，不講鬥爭，幻想以退讓求團結。其結果，不僅未能挽救革命，反而加劇了革命危機，使汪精衛集團以為共產黨軟弱可欺，更加快了反革命叛變的步伐。

史料

自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陳獨秀連任五屆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期間中國革命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都與他息息相關，從而給他寫下了一段光輝的歷史。但是，在大革命後期，他又犯下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從而導致了大革命的慘痛失敗。陳獨秀也因此留下罵名，成為悲劇式人物。

過去，把這稱為中共歷史上第一次路線鬥爭。

陳獨秀主張共產黨成為國民黨內的秘密支部

1924年元旦，陳獨秀出席了上海的黨團會。在這次會議上，鮑羅廷建議作為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不參加國民黨一大，陳獨秀同意了，並且事前通知了孫中山。

在這次會議上，陳獨秀介紹了“三大”以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政策和目前各地加入國民黨的情況。幾天前，陳獨秀與秘書羅章龍共同簽發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號》，要求各地指定參加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陳獨秀講話時考慮到了黨內一些同志的意見。12月15日，鄧中夏在《中國青年》上發表《論工人運動》；4天之後，瞿秋白又在《新青年》季刊第2期發表《自民治主義到社會主義》，均是針對他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提出針鋒相對的意見。同時，鮑羅廷還一再提示他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對此，陳獨秀說：“我們同國民黨的關係是作為國民黨內的秘密支部，……雖然要儘力爭取國民黨內的領導權，但做法要自然。”

中央執委會的成員明顯地感受到了陳獨秀髮言中的與以往不同的東西。

國民黨“一大”期間，孫中山以撤銷大本營宣傳委員會的方式，自動免除了陳獨秀國民黨宣傳委員長一職。

獨斷專行的“家長”

1924年2月，出席廣州國民黨一大的共產黨代表都先後到了上海。“三大”執委利用這個機會召開了三屆二次中央執委會大會，作出了《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

《決議案》出現一些新提法，如“對他們中間極腐敗分子，亦宜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須儘力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我們切不可把那樣的分子，欲認為他們是所謂的右派”。

陳獨秀十分滿意大會接受了他的觀點。

5月上旬，陳獨秀與張國燾去拜訪剛從蘇聯回到上海的維金斯基。維金斯基說：“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針重點應放在本身組織的發展和領導工人運動上。對於國共合作，共產黨員要積極支持左派，反對右派。”陳獨秀決定開一次中執委擴大會議。

這次大會改變了2月的《決議案》。承認國民黨內有右派，提出我黨在國民黨內的方針是：“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減殺右翼勢力。”同時強調了職工運動，提出“黨的最重要的職任，便是繼續在產業工人里有規劃地創設工會的組織。”

鄧中夏等對此十分滿意。

但陳獨秀堅持“應到國民黨工人部去開展工人運動。”

對於農民運動問題，在最後形成文件時，陳獨秀同意寫進農民問題決議案，但只提出一些宣傳性口號，而且，把它安排在文件的末尾。

陳獨秀對自己的一些個人獨斷進行了檢討。

在國共合作政策上，蔡和森與瞿秋白、鄧中夏、張國燾一樣，有不同看法。

從主張武裝鬥爭到反對武裝鬥爭

“四大”之後，中共中央加強了工人運動。

5月，上海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白熱化。5月15日，發生了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的事件。

5月30日下午，2千多名示威群眾行至南京路時，遭英巡捕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1人，重傷10餘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當晚，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張國燾、劉少奇等人剛從廣州回滬，參加了會議。在會上，陳獨秀強調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長期鬥爭，要有普遍的持續力。會議還決定立即成立上海總工會，發動罷市、罷工、罷課反帝鬥爭。

為配合中共中央統一行動，周恩來等迅速領導了省港大罷工。於是，上海、香港、廣東成為反帝鬥爭的前線。

陳獨秀鬥爭情緒日益高漲。一天，他與瞿秋白坐在一起閑談，說：“我以前講罷工，主張依照法律、依照政府，現在看來，這條路行不通，只有依賴國民的團結力。”

在“五大”開幕這天，是李大釗臨刑前夜。4月28日，他被張作霖殺害。

十天前，鄧培、蕭楚女、熊雄、李啟漢、劉爾蓀在廣州被李濟深、古應芳、錢大鈞殺害。

周恩來、陳延年、趙世炎沒來，作為轉入地下鬥爭的上海特委，正在白色恐怖中和敵人周旋。

陳獨秀主持會議。身旁坐著羅易、維金斯基、鮑羅延及米夫、羅卓夫斯基等人。

會前，住在中央機關61號的陳獨秀精心準備了長篇發言提綱。

陳獨秀首先想到的是中山艦事件，他重重吸了一口煙：

“當時退讓是不錯的，左派力量就是弱嘛！汪精衛不也迴避了嗎？”

上海的武裝起義有沒有問題呢？假若不舉行武裝起義，蔣介石就找不到借口繳工人糾察隊的槍？

他突然想到前幾天吳玉章的一個提議，要把一個共產黨員領導的營擴成一個師，他當時沒同意，說：“這不是讓人家抓我們的把柄嗎？”

陳獨秀無奈地低頭沉思。

朝氣蓬勃的毛澤東，已幾次和陳獨秀談到農民問題，這也許和《嚮導》上個月登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關。但陳獨秀感到，這位擅長農民運動的活動家，對他已很疏遠！

毛澤東主張沒收地主土地，目前也太革命了，這樣必然會引起國民黨左派內部的不滿。但對土地問題一點不關心，也是太右了，毛澤東意見會更大，走中庸路線吧。

陳獨秀在鋪陳文章時，腦中總有一個影子，在恍惚之中支配著他的思維。

這個影子就是共產國際！

對下一步怎麼辦，陳獨秀很傷腦筋。上海、廣州、北京、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勢力很強大。武漢是汪精衛的勢力範圍，共產黨要想獨立發展自己，是很困難的。

陳獨秀的發言遭到了反對。

要求籤名發言的達38人，達到參加會議代表的半數，任弼時、瞿秋白等人的發言引人注目。

陳獨秀家長制的地位動搖了，彭述之自身難保。護駕的人越來越少。

瞿秋白寫了4萬字的小冊子，滿肚子話要說。

在上海堅持鬥爭的周恩來，請羅亦農帶來兩點意見：中央要承認錯誤，彭述之不能進中央委員會。

陳獨秀不相信，這些意見是來自平時看去十分寬容的周恩來。

毛澤東向大會提出了立即普遍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方案，但陳獨秀等人沒有列入大會議程。

會議間隙，毛澤東與蔡和森散步。毛澤東說：“當年我們是漫步橘子洲頭，其後在廣州東山，今天走到黃鶴樓來了。”

蔡和森笑笑，說：“你的心情還挺好？”

毛澤東說：“自己寬心吧，我自己的情緒倒不要緊，我擔心的是再這樣下去，中國革命還要受損失。”

“大會沒有安排討論你們的農民問題提案，會不會和你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有關？”

“我們的差距的確很大，老頭子越來越右傾了。”

“陳獨秀看不起農民運動。向西北去實質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終是消滅革命。”

“他根本不懂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說農運好得很，他說過火了。”

在瞿秋白、任弼時、毛澤東、惲代英等大多數代表的堅持下，會議批評了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如中山艦事件，使資產階級佔上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重視拉資產階級進市民政府，沒有提出土地問題及與農民團結；蔣介石叛黨時，不能使他孤立等。

陳獨秀表示接受代表們的批評。

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劉少奇、李立三、張國燾等31人。

政治局委員是陳獨秀、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蘇兆征九人。彭述之落選。

政治局常委陳獨秀、李維漢、張國燾，周恩來任秘書長。

陳獨秀雖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但威信已大不如從前。

羅易討好國民黨，竟將共產國際的電報給了汪精衛

5月底，共產國際兩個“緊急指示”傳到中國，即“五月指示。”

指示要求實行土地革命，動員千百萬農民自動沒收土地。

羅易接到指示后，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羅易、鮑羅廷、維金斯基參加了會議。

陳獨秀沉默無語。

周恩來、吳玉章關於建立共產黨的獨立武裝的提議，毛澤東關於土地革命的主張都被他否定了，這份電報一拿出來，必然是一場軒然大波。

“我主張先不忙著把這個電報內容說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動。”陳獨秀說，“國際主張維護與國民黨左派的統一戰線，如果執行國際指示，勢必導致聯合戰線破裂。”

蔡和森想，不拿出電報，不是扣壓國際提示嗎？

鮑羅廷、維金斯基也感到，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漢的情況，汪精衛這個人，哪能執行呢？

陳獨秀想說，國際指示是叫中國共產黨人在糞缸里洗澡。

但沒有說出口。

羅易想執行，他認為汪精衛同意了，便可執行。

給國際的回電字斟句酌成：“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

幾天後，羅易私會汪精衛，泄露了“五月指示”內容。汪精衛大吃一驚，但不動聲色地問：能否拿來看一看？

羅易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頭答應了。為了讓汪精衛對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信任，羅易決定把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五月示的抄本給汪精衛看。他反覆看了看國際的指示信，雖然有些不應直接給汪，但也沒講不支持武漢國民政府的話。

汪精衛得到抄本，說聲：“謝謝”，便打發掉羅易。他將抄本遞給陳友仁看，陳友仁面如土色，說：“這意味著兩黨之間的戰爭。”

汪精衛冷笑著說：“你既不仁，就別怪我不義了。”

剛從上海到武漢的周恩來，從國民黨內部得知羅易泄露國際指示的情報，立即報告了中央。大家呆住了，鮑羅廷氣得發昏。

鮑羅廷、維金斯基問羅易：“為什麼這樣做？”

羅易說：“我的本意是緩和與汪精衛的關係。”

汪精衛得到“抄件”，拿給唐生智及其部下看。6月4日，即發生了江西省省長、第三軍軍長朱培德將方誌敏等164人“禮送”出境的事件。

後來毛澤東說：“誰促成同國民黨的分裂？到頭來還是羅易本人。”

憤怒的鮑羅廷將羅易泄密情況電告了國際。

6月9日，因羅易泄密事件消沉了幾天的陳獨秀情緒又高漲起來。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分析，北伐軍與馮玉祥會師鄭州后，張發奎、唐生智回師武漢，有利於抵制何鍵部隊，共同解決共產黨的危機將延緩。

鮑羅廷沒列席會議。馮玉祥邀請江精衛、徐廉去鄭州開會，因為是北代會議，鮑羅廷去了鄭州。

張國燾也去了鄭州，打聽會議情況。

陳獨秀覺得去年剛訪問蘇聯的馮玉祥五原誓師，是國民黨再起的希望。

但羅易否定了陳獨秀的分析，他認為唐生智回來，情況嚴重，中共應執行“五月指示”，征服廣東，發動湖南暴動，北伐軍回漢時，實行總罷工，討伐朱培德。

羅易想將功補過。在此之前，羅易支持蔡和森提議，準備發動湖南農民暴動，后與周恩來“大鬧一場”，加上人罵“C．P．有推翻國民黨陰謀”，陳獨秀髮火將此決議取消了。

蔡和森、任弼時表示贊成。會議勉強通過羅易提案。

會後，譚平山罵羅易是“左派”幼稚病。陳獨秀寫了《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堅持認為鄭州會議是討蔣會議。

這次陳獨秀又錯了。

6月13日，汪精衛、唐生智回漢準備分共。迎接他們的是“歡迎鐵軍凱旋”的罷工，和“打倒縱容反動勢力的國民政府”口號。

一打聽，是總工會領導人劉少奇及中共中央秘書長蔡和森同意的。

汪精衛立即找到鮑羅廷、陳獨秀，聲淚俱下地說；“總工會連絡武人來倒我。”

鮑羅廷、陳獨秀“氣得要死”，對總工會行動很不滿。

6月27日晚，冷落的街道不時傳來幾聲汽笛聲。

西門子鮑宅里，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譚平山、張太雷、周恩來、羅易小聲交談著。

“中央軍委得到緊急情報，獲悉何鍵今日就動手了。”周恩來講話時，已是次日清晨，“我們和湖北省委已經決定，下午把總工會糾察隊調進武昌，編入張發奎軍隊。張發奎同意我們加入，但不能穿糾察隊制服，不能帶槍。”

蔡和森說：“這實際是解散糾察隊了，何不率性公開公布，以消滅何鍵暴動之借口。”

羅易表示贊成。

陳獨秀也表示贊同。

武漢工人糾察隊有5000人，擁有3000支槍，有人反對解散這支隊伍，但附議聲很小。

最後決議是，同意公布25日總工會作出的解散工人糾察隊的命令。槍械歸還公安局長。

第二天，漢口《民國日報》刊出“全省總工會自動解散糾察隊”布告。

50多年後的1980年3月17日，新華社播發為劉少奇平反的文件提到這件事，“主要應當由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負責”。

陳獨秀時代結束了

1927年7月12日，鮑羅廷按國際訓令對中共中央改組，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5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

國際訓令6月底便到了鮑羅廷手裡，內容是批判機會主義錯誤，改組中共中央，調回被解除顧問合同的鮑羅廷。之前，羅易已被國際電令免去“代表”資格，但鮑羅廷扣住了國際訓令，沒及時執行。

陳獨秀6月中旬致電國際，述說暫時不能執行國際五月指示的理由。他說：“整個軍隊對農民運動的過火行動都抱有敵意……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我們迫切的任務是糾正‘過火’行為”。

這份電報促使共產國際下決心調整陳獨秀、鮑羅廷和維金斯基。

鮑羅廷清楚，自己和陳獨秀命運的一致性，陳獨秀時代的結束，就是他鮑羅廷時代的結束。他儘力拖，希望峰迴路轉，拖了半個月，不能繼續拖，國民黨已公開準備叛變，汪精衛已通知譚平山、蘇兆征退出國民政府。並且，接替他的國際代表已在往武漢的路上。

鮑羅廷當天與陳獨秀談話。張太雷傳達了國際訓令后，陳獨秀一言不發，只點點頭。老鮑很傷感，在中國很多問題上，他與這位前中共領導人是一致的。他建議陳獨秀、譚平山到莫斯科。

和鮑羅廷談話后，陳獨秀給臨時中央寫了一文，稱“我實在不能工作”，要求辭去總書記職務，之後收拾了自己的辦公室。

陳獨秀神情憔悴、似笑非笑地咧咧嘴，拿著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著一雙黑平絨布鞋，步履蹣跚地走了。

陳獨秀乘船到武昌，住進了黨的一個秘密地點，和汪原放有聯繫的一家銀行樓上。

數日後，發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許多共產黨、工農群眾人頭落地，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徹底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