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木居士二首 其一

唐時耒陽（今屬湖南）地方有“木居士”廟，貞元（785-805）末年韓愈路過時留題二詩，此為其一。詩是有感於當時的社會現實而發，非一般應景的題詠。詩中“木居士”與“求福人”不妨視為官場中兩種人的名稱。作者運用詠物寓言形式，在影射的人與物之間取其相似點，獲得了豐富的喜劇效果。

漢代南方五嶺間有所謂“楓人”的雜鬼。以楓樹老而生癭，形狀類人，被巫師取作偶像，借施騙術。 “木居士”大約也是同一類木魅。它原本是山中一棵普通老朽的樹木，曾遭“火透”（雷殛），又被“波穿”（雨打水淹），經磨歷劫，傷痕纍纍，被扭曲得“根如頭面干如身”這樣一種扭曲的形狀。前兩句交代“木居士”以前的狼狽處境，揭其老底，后兩句則寫其意外的發跡，前後形成鮮明對照。幸乎不幸乎，世間的機遇往往帶有偶然性質。老樹根干狀似人形，本是久經大自然災變的結果，然而卻被迷信的人加以神化，供進神龕。昨天還是囚首喪面，不堪其苦，轉眼變成堂堂皇皇的“木居士”，於無佛處稱尊了。其名與實、尊榮的處境與虛朽的本質是何等不協調。在諷刺藝術中，喜劇效果的取得，多著力於揭露假、惡、丑的事物的表面現象與內在本質的極不協調，換句話說，就是“把無價值的撕毀給人看”（魯迅）。這首詩中，詩人正是這樣作的。因此，“木居士”的形象給人以滑稽可笑的感覺，收到極好的諷刺效果。可詩的妙處尚在最後一句，它摹畫出這樣一幅圖景：神座之上立著一截僥倖殘存、冥頑不靈的朽木，神座下卻香煙繚繞，匍伏著祈求保佑的善男信女。這種莊嚴的、鄭重其事的場面與其荒唐的、滑稽可笑的內容，再一次構成不協調，構成喜劇衝突，使人忍俊不禁。這裡挖苦諷刺的對象又不僅是“木居士”了。“木居士”固然可笑，而“求福人”更可笑亦復可悲。詩人是用兩副筆墨來刻劃兩種形象的。在“木居士”是正面落墨，筆調嬉笑怒罵，尖酸刻薄。對“求福人”則著墨不多，但有點晴之效：他們急於求福，慾令智昏，錯抱“佛”腳。“木居士”不靠他們的愚昧尚且自身難保，根本不可能反過來賜福於人。其“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為政》）確是荒唐之至。詩中對“木居士”的刻薄，句句都讓人感到是對“求福人”的挖苦，是戳在“木居士”身上，羞在“求福人”臉上。該詩妙處，就在於抓住了“聾俗無知，諂祭非鬼”（《鞏溪詩話》）的陋俗與封建官場中某種典型現象之間的相似點，借端托喻，以詠物寓言方式，取得諷刺鞭撻的效果。

不過，需要說明：從此詩的寫作背景看，作者可能有影射貞元末年“暴起領事”的二王（王伾、王叔文）及其追隨者的用意。他反對二王和永貞革新，固然是保守的表現。但就此詩而言，是寫在革新運動之前且未涉及革新之事。而當時二王的追隨者中確有不少鑽營投機的分子（參閱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因而此詩諷刺形象的客觀意義，是不可簡單地以韓愈的政治態度來抹煞的。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韓文公”。唐代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因論事被貶陽山。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其後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並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一生著述頗豐，文學造詣極高，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後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寫作極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進學解》、《順宗實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