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江島
壺江島
壺徠江島位於福建連江縣南部閩江入海處,距大陸最近點約3.5公里,面積約0.57平方公里。以其形似壺,故名"壺江“。又傳明末地震,沉立村(立樁礁)浮壺江,諧音得名。壺江島以漁業為主要產業,海運發達。自1990年起,設1個行政村,人口約7300餘人,屬連江縣琯頭鎮管轄。
壺江島
明鄭和下西洋時,曾率舟師在此祭拜海神、祈報媽祖,訓練水師,補充給養,后伺風揚帆開洋;道光三十年(1850年),林則徐回到福州,曾數次察看五虎門、為重整閩江口防務,曾上島視察軍事設施,建造閩江口炮台,並留有著名的五言詩《五虎門觀海》一首,詩曰:“天險設虎門,大炮森相向。海門雖通高,當關資上將。唇亡恐齒寒,閩安孰保障。”
清康熙年間,兩鄉共辟馬祖定置漁場,梅花定位"福沃",壺江擇地"山壠",漁汛豐獲季節,兩鄉祭神聯慶,是夜突遇外患襲擾,雙方以“依舅”作為哨語聯絡,合力擊退外寇,從此,兩地漁民互稱“依舅”相沿成習。
前世紀中葉,福州淪陷后,敵艦橫戈江面,壺江島糧食中斷,此時,梅花鄉人不顧危險,冒死送糧過江解壺江之危難;解放前夕,有不軌者騷擾梅花,壺江鄉民得悉,連夜召集幾百強壯鄉丁駕舟馳援,使梅花鄉化險為夷。
解放后,新一代的梅壺人倍加珍惜祖祖輩輩延續下來的傳統友誼,並且不斷發揚光大.兩鄉漁船在海上作業時,相互照應,資源共讓;有難必幫,親如一家;從來沒有發生過海上作業糾紛,即使在生產中兩船相碰、兩網相絞,只要一句“依舅”,再大的事情都可化解,損失的再多,誰都不願開口要賠,認為自己一方承受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因為誰都不願做破壞舅舅相稱關係的千古罪人。特別是近20年來,友誼之情不斷升溫。有一次,壺江漁船在海上作業時,機器發生故障,無法返航,梅花漁業信息站接到呼叫信號后,十幾艘漁船趕往現場,將遇險漁船及船上漁民救回。在前年一次颱風襲擊長樂市時,梅花的一艘鐵殼船,來不及回港被狂風拋上岸,船體嚴重受損,壺江村民得知后,立即帶上拖具,不顧半夜風大浪急,把擱淺船隻拖回船廠修理。
時至今日每年遇到重大節日時,兩地老人會都組織互訪,規模最大的是2002年春節,壺江村4000多村民中有1100多人到梅花過春節,梅花百姓將最好的房子、最好的床、最好的食品拿出來,招待遠方來的朋友,並舉行聲勢浩大的“接親”踩街活動。千餘人的男男女女,以依舅依妗外甥女的身份在梅花鎮吃住玩三天,梅花依舅以最高的禮儀招待壺江依舅,梅花鎮所屬的梅東、梅西、梅南、梅北、梅城、梅星等6個村的16000多個老老少少,家家敞開大門喜迎賓客.300多桌的酒席,3000多人的聚會,不再是為了滿足誘人的食慾,而是演繹著幾百年來的歡歌笑語;敘述著祖祖輩輩趕海人的歷史詩篇;品嘗著歲月滄桑釀成的美酒佳肴;流露出對未來美好事業,希望和憧憬;酒杯里閃耀的是民族傳統生生不息的氣節和光芒;這就是梅壺舅緣文化永久的魅力!
它是600年前航運興起的見證者,它也見證了中國從航海到禁海悲痛歷史:最近在島上出土一塊為古榕樹根包羅包紮百年的清乾隆年間立的“禁海碑”,石碑立於清乾隆三十四年,正文應有48字,部分字跡已無法辨認,碑中可見文字記錄著對本島禁海的範圍和要求,“上下竿塘(今馬祖列島)等島,嚴禁掛網貿易,ⅩⅩⅩ除樁竂,毋許奸民托跡,ⅩⅩ水師巡報,玩違必干訪緝,勒石永遠示禁,漁民寓目警惕。”這是清初朝廷為了加強對福建的統治,進一步實行明朝的“海禁”政策,採取了“圈地、海禁、遷界”一系列嚴厲措施的寫證。
特別是在清順治年間,為了防範鄭成功等反清勢力,他們禁止閩粵人民渡海前往台灣,還封鎖閩浙沿海的1100多處島嶼,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海禁雖嚴,卻仍阻止不了民間的走私活動。於是清廷自清順治18年(1661年)至清康熙23年(1684年)又施行“遷界”政策。在總長達1820里的閩、浙、粵三省沿岸,規定凡距海30里內的老百姓一律內遷。在遷界範圍面積6436頃(包括沿海所有島嶼)內的村莊、田宅被廢棄,城堡台寨被拆毀,連各種船隻也被燒為灰燼。這樣,原本一派生機的千裏海濱,竟成荒無人煙之地。遷界不僅破壞航運和海外貿易,破壞沿海人民賴以為生的漁鹽業和農田水利事業,而且破壞了明代設立的許多海防衛所,摧殘了這一地區欣欣向榮的漁耕、商貿、文化、海防。這樣從明成祖朱棣以後仁宗朱高熾和宣宗朱瞻基實行的海禁和“罷寶船弊政”、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的政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局面。
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從航海到禁海,使得中國從輝煌的顛峰重重跌落。這是一段中國人民不能忘掉的歷史。在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鄧小平提到鄭和航海的歷史,鄧小平稱,“現在任何國家要發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也吃過這個苦頭。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後,明朝逐漸衰落,中國被侵略了。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爭,在300多年的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後,愚昧無知。不開放不行。”作為改革開放的領導者,鄧小平意圖通過鄭和的故事告誡中國人民:中國必須開放,開放是必然的選擇,從尋找歷史象徵,鄭和七下西洋及隨後數百年中國衰落,被侵略歷史無疑是最好的教科書。
壺江島
中國古代造船業和航海事業的巔峰時期,應當屬鄭和下西洋時代。其船隊的規模和所用船隻的大小,遠遠超出了世界上的其他海上力量。據史料記載,朱棣上台就改變了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實行安內平黨和海禁政策的閉門鎖國的方針,打開海禁,鼓勵私商,實行富國強兵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責令鄭和組織了龐大的下西洋活動。打開海禁和鄭和航海大大刺激了當時的科學技術、經濟、國防和民族文化的發展,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中國出現了漢唐以後又一次空前繁榮和對外稱雄的世界強國的局面。
朱棣死後,其子仁宗朱高熾登基后即令“下西洋諸番國寶船,皆悉停止”,鄭和開闢的大航海事業隨後遭到了滅頂之災。明政府開始實施海禁,皇帝放棄了朝貢貿易,同時也嚴禁民間的跨國自由貿易。鄭和的遠征艦船被拖回南京的皇家船廠,被陽光、風和江水所腐蝕,逐漸成為一堆歷史的破爛。朝廷還規定建造雙桅以上的船隻即犯死罪,並准許沿海總督摧毀所有遠洋航行的船隻,逮捕駕船下海的商人。中國逐漸開始了近五百年之久的閉門自守的漫長歲月:船停了,港口關閉了,東西方的文明交流停滯了,中國的航海進入了漫長的黑暗年代。
明徠朝禁民出海法令實施200年之久。清朝繼續實施禁海政策。永樂年成了漢唐以後中國由全面強盛轉向全面衰弱的年代,歷時五百年之久。鄭和之後的禁海政策,使中國中斷了向海洋發展的過程,迅速淪為海上弱國,海上力量的建設再次走向歷史低谷。與此同時,西方進入了大航海時代,在西方開始工業化和向世界開放,航海探險,從此,東西方的發展各自進入了兩條完全不同的軌道。西方開始了列強稱霸世界的歷史。
400多年後(清朝末年),當西方列強踏海而來,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的時候,中國為此付出了蒙受百年恥辱的代價。這段歷史也證實了鄭和在勸諫永樂皇帝保留船隊時的預言:“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於海,危險亦來自於海上。”可以說,這是歷史經驗的總結。鄭和的預言, 至今聽來仍然振聾發聵,也未過時。從壺江島出土的“禁海碑”也將成為歷史的永遠教訓與紀念。
時光飛逝到500多年後,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為中國航海業翻開嶄新的篇章。改革開放,中國終於又打開了國門。推進了中國海運的高速發展,根據交通部提供的資料,全國運力2004年底 達到21.1萬艘8617萬載重噸,居世界第四位,造船能力位居世界第三,水路集裝箱箱量1605TEU,集裝箱運量15938萬噸,世界排第六位;港口貨物吞吐量、集裝箱吞吐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又以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國形象展現在世界面前。但我國是海上大國,還不是海上強國,在科學航海的開發利用方面的差距更大。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向海而興,背海而衰的600年歷史就是一面鏡子。金秋時節,我們登上美麗的壺江島,去尋訪這航海和禁海的歷史遺跡。島上,榕樹新綠,古街新顏;新樓林立,和諧安康,洋溢著改革開放奔小康的氣息;這裡是福建省海運人才的培育搖籃,培育出了以林財龍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優秀海運民營企業家,這裡高速發展的經濟成為全國百強縣、鎮的經濟支柱。
在這裡我們看到立有“禁海碑”在內的“古碑亭”,見到正在建造的《先賢堂》,島上鄉民將把曾經駐舟島上祭拜海神、祈報媽祖,訓練水師,補充給養,后揚帆西洋的偉大航海家鄭和、曾在南明永曆年間率舟師在島上操練水兵,北上長江南京抗擊清兵,后又在壺江島操練水兵,再移師廈門,為收復台灣作準備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和在鴉片戰爭之後,為重整閩江口防務,曾上島視察軍事設施,建造閩江口炮台的林則徐,請進《先賢堂》,與“媽祖”共祀。以紀念先賢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弘揚媽祖文化,弘揚開放的海洋文化。作為子孫後代緬懷、學習先賢的業績,追尋先賢的足跡,繼承和發揚、弘揚鄭和精神的場所,作為對祖先開放、航海精神永遠的紀念。
可想而知海神媽祖在島上居民心中佔有很高的地位。
由黃建東擔任編劇和導演的作品《浮村》(Life is Elsewher)、《他的佛》(My Buddha)是兩部關於壺江島的記錄片。其中《浮村》以客觀冷靜的鏡頭語言講述了福州閩江口一個名叫壺江的小島上所發生的故事。故事的關鍵詞有很多:偷渡、打工、漂泊和夢想。《他的佛》講訴了壺江島上一個名叫釋法妙的老人用40多年時間,憑一己之力零敲碎打,居然在山崖上建造起了一座依山而建的寺院。
2012年紀錄片《浮村》 獲三個國際大獎和第四屆澳門國際電影節金蓮花最佳紀錄片大獎,2014年獲得由福州市人民政府設立的福州市文藝作品最高獎“茉莉花獎”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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