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裕光

1893年3月7日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自幼隨家遷居南京。

1905年入南京匯文書院（1910年更名為金陵大學，1952年合併於南京大學）附屬中學成美館求學，1911年畢業考入南京金陵大學化學系，於1915年畢業。

因成績優異1916年由金陵大學選送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攻讀有機化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期間，曾擔任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並參加美國化學會，1919年創辦了《中國留學生季刊》（中文版》、《留美中國學生月刊》（英文版）。

本著“教育救國”的理想，1922年夏回國，1923—1925年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理化系主任、教務長、評議會主席，兩度擔任代理校長。

1925年受聘金陵大學化學系有機化學教授，1927年10月被聘為金陵大學校長，直至1950年卸任。是第一位擔任教會大學校長的中國人。

1932—1936年參與發起中國化學會，當選為該會第一屆至第四屆理事會會長。

1944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隨中國教育代表團赴美考察。

1945年獲美國加州大學名譽教育博士稱號。

1950年10月—1951年2月華東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員。

1951年5月—1952年3月任華東教育部圖書儀器清理處主任。

1952年4月—1956年2月任上海私營工商貿易行化學顧問。

1956年3月—1972年12月任上海輕工業研究所化學顧問、翻譯。

1987—1989年任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顧問。

1989年4月19日病逝於南京。

由於他對教育事業的傑出貢獻，先後於1929年和1945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育獎章和美國加州大學名譽教育博士稱號。

陳裕光1893年3月7日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父親陳烈明遷家南京從事建築業，生有子女8人，陳裕光為長子。1905年，陳裕光入南京江文書院附中—成美館求學。1911年，中學畢業，考入南京金陵大學化學系，於1915年畢業。

陳裕光在金陵大學讀書期間，正值辛亥革命成功，他認為這是時代的進步，因此以“景唐”為號，即景慕初唐盛世之意。他看到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力日益強盛，而中華民族卻處於災難深重的境地，為此在青年時期就樹立了科學救國的遠大抱負。

1916年陳裕光因成績優異由金陵大學選送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攻讀有機化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留學期間，他曾擔任留美中國學生會會長，並參加了美國化學會。1919年他創辦了《中國留學生季刊》（中文版》、《留美中國學生月刊》（英文版）。

陳裕光留美期間，見到美國社會對華人的歧視，義憤填膺，於是寫下了“熱血橫飛恨滿腔，漢兒發願建新邦”的詩句，表達了他的振興國家，發奮自強的強烈責任感。民國初期，“教育救國”的學說曾風行於當時的知識界，陳裕光深受影響，認為“科學救國”，不重視人才的培養，便是一句空話。要使國家富強，必須重視教育，建立起一支龐大的知識分子隊伍，於是他立志從事教育工作。

陳裕光在美國期間，就被預聘為北京師範大學教授。1922年夏，他獲得有機化學博士學位后，本著“教育救國”的抱負回國任教。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教務長、化學系主任，主講有機化學，兼任學校評議會主席。他曾積極參加中華教育改進社科普工作，負責科學教育的研究，主持編譯柯威和史羅蓀的《科學與世界改造》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還曾兩次擔任代理校長職務，在此期間，曾與蔡元培、范源濂、馬敘倫、陶行知等教育家交流和切磋，使他在高等教育和師範教育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

由於陳裕光畢業於金陵大學，1925年應該校聘請回母校辦學。

金陵大學是由美國教會在華開辦的一所學校。1927年大革命的風暴席捲全國，北伐軍勢如破竹，一舉攻克南京，並定都南京，當時金陵大學的外籍教授紛紛離去，校長也借口告退返美，遂由中國人主持校政。學校成立了校務委員會，推選陳裕光與過探先為正副主席，代行校務。同時在醞釀校長人選過程中，理事會認為陳裕光與金陵大學淵源較深，對教會學校的情況比較熟悉，而且在北京師範大學有過行政領導經驗，是最適宜的人選。同年11月，陳裕光被聘為校長，成為金陵大學第一任中國校長，也是全國第一位擔任教會大學校長的中國人。他在此職位上整整工作23年。陳裕光曾於1929年和1945年先後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教育獎章和美國加州大學名譽教育博士稱號。

陳裕光接任校長后，以其淵博的學識，熟練的、有條不紊的領導技能，克己謙恭、和藹真誠的道德情操，身教重於言教的治校作風，主持校政。他認為收回教育權是全國人民高興的大事，然而僅換一位中國校長，掛一面中國國旗，還遠未解決收回教育主權的實質問題，教會大學的出路，在於行政管理與教育的改革。

改革學校行政金陵大學成立於1888年，是美國教會在中國最早開辦的大學之一，也是規模較大的一所學校。當時金陵大學的教材、圖書雜誌、教學儀器以至生活設施都來自美國。學校的校長、教務長、各系主任均系美國傳教士。陳裕光目睹此狀，深為感慨，他認為外國人辦學不合中國國情，應當把教育權還給中國。他就任校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請立案。1928年5月辦完立案手續，9月20日獲准立案。這是當時國內13所教會大學中第一個向政府請求立案並首獲批准的學校，對其他教會學校的相繼申請立案，起了推動作用。立案之後，陳裕光對學校的行政管理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他首先改理事會為校董會，使中國校董佔總數的2/3；又將各院院長、系主任及各級領導逐步改由中國人擔任，大為增加教職員工中中國人的比例。同時，他重視發揚共和精神，民主辦校。加強校務委員會機構，吸收更多的教授參加校務會議，並設立校務會常務委員會，十多位常委每周開一、二次會議，討論研究校務。在當時實行這些措施，曾遭到教會和傳教士的反對，但陳裕光在大多數中國教職員工及學生的支持下，還是完成了這些改革。這是陳裕光作為中國第一位擔任外國教會大學校長后，為國家爭得教育主權的愛國之舉。

致力“教育救國”陳裕光在行政上爭得教育主權后，便立足教育改革，以求實現他“教育救國”的偉大抱負。陳裕光根據國情辦學。一是停辦宗教系，使原來的金陵神學院與金陵大學脫鉤，宗教課由必修課改為選修課，宗教集體活動改為自由參加，尊重信仰自由。二是擴充科系，將文理科改為文學院與理學院，改農林科為農學院。增設文科、理科、農科研究所。從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中，共增加10個科系，設備日臻完善，學校得到很大發展。

陳裕光曾推出“教學、研究、推廣”三一制的三結合教育方針。其中，針對實際情況進行教學。使培養的人才符合實際要求。研究則分為調查研究、採集研究、試驗研究，或專題論述或一般探討。其中，有長期的，也有短期的。研究成果由受過嚴格訓練的人員進行推廣，如在推廣中發現問題，再進行研究，然後再用於教學與推廣。實踐證明，這種三位一體制具有很大優越性，是金陵大學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陳裕光還提倡學生思想自由，鼓勵學生組織各種團契、討論會、讀書會等。旨在讓學生了解社會，接受新思想。因此，金大校內學術氣氛十分活躍，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1937年6月，金陵大學舉行陳裕光校長就職10周年慶祝大會，並設立陳裕光獎學金，用來表彰他任校長以來的辛勤耕耘和對教育事業的貢獻。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金陵大學內遷，1938年春於成都華西壩開學複課，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辦學，增設了汽車專修科、電化教育科、電焊職業班等10個科系。雖困難重重，科系與學生人數仍年年增加。

造就中國文化人才金陵大學雖是教會大學，但陳裕光認為它首先是中國人的學校。中國大學生要吸收西方的科學文化，但必須以中國文化為主體，重視祖國固有文化，對外來文化應該加以擇別。中華民族有燦爛的歷史文化，應該研究中國文化歷史，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於是文學院在1930年創辦了中國文化研究所，它是金陵大學最早建立的一個科學研究機構。研究所由著名學者徐養秋主持，應聘於該所的學者最多時達到十二、三人，其中不少是當時蜚聲學壇的專家。一時人才薈萃，全所著書立說活動甚為活躍，在開創后的數年間，收藏書籍古物之富、出刊著述之多，蔚為壯觀，使文化研究所的學術聲譽日增，研究所對史學、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文法學及目錄學等均做出了突出成就。現南京大學收藏的中國文化書籍之多，是中國大學中少有的，所藏地方志之多，在國內也名列前茅。同時，研究所象重視收藏那樣致力於出版工作，創辦學校彙刊，大力刊行各類叢書，以繁榮學術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陳裕光促使金陵大學創辦人之一，後任校董的福開森（J．C．Ferguson），將其在中國40年用巨資收藏的一部分文物捐贈給金陵大學文化研究所，為中華文物回歸祖國做出了貢獻。早在抗戰前，陳裕光就得知福開森嗜好中國古代藝術，研究並收藏了大批中國古代書畫、銅器、瓷器。大約在1930年左右，校董事會開會時，陳裕光和福開森在交談中，了解到福開森不時吐露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嚮往及收集珍藏的情況。陳裕光當即提出希望他對金陵大學有所捐贈，以作紀念。福開森曾允諾，后因抗戰爆發，未能兌現。福開森死後，他的女兒遵照遺囑，把她父親捐贈給金陵大學的文物轉送，現存於南京大學。

抗日戰爭爆發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軍發動侵華戰爭，消息傳到金陵大學，全校沸騰。學校迅速成立了“反日救國會”，組織師生軍事訓練，並開誓師大會，陳裕光帶領全校師生宣誓，永不使用日貨，大大增強了全體師生的愛國熱忱。嗣後，緊鄰金陵大學的日本總領事館挑釁，樹立了一根與金陵大學北大樓等高的鋼骨水泥旗杆，師生看到太陽旗高過金陵大學校園內的國旗，異常氣憤，認為必須打擊其囂張氣焰。30多個學生髮動募捐，建築更高的旗杆，以示抗議。陳裕光積極支持這一行動，在廣大師生的熱烈響應下，新旗杆迅速建成，高出日本旗10尺左右。國旗在藍天白雲中飛揚，表達了金陵大學師生的愛國之情。

1936年，教育系有個美國教授，一心想當作家，經常把作品寄往美國發表。一次他拍攝不雅觀的街景，被學生察覺，要他當眾交出有辱中國的膠捲，並賠禮道歉。事後，陳裕光隨即辭退了這個美籍教授，維護了民族尊嚴。

陳裕光還身體力行，在語言、風俗等方面體現民族精神。在金陵大學20多年，從不穿西裝。對金陵大學師生影響很大。

陳裕光辦事堅持原則，遇到重大變故時，他能沉著應付、奮不顧身。例如1939年，日本飛機突然轟炸成都，造成大批房屋被毀，許多市民傷亡。陳裕光的母親黃太夫人及二妹陳竹君教授都曾受傷，陳裕光本人也受輕傷，但為了安定師生，第二天即到校辦公。

陳裕光1920年在美國期間，就曾和中國化學家侯德榜、吳承洛等籌建中國化學會。1932年8月，中國化學會成立，他被選為第一任會長，並且蟬聯了四屆，為中國化學會的創建和早期發展，作出了貢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陳裕光從新聞媒介中，對共產黨有了一定的認識，認為“光明就在這裡”。他不顧國民黨疏散大專院校的指令，謝絕了親友的勸說，以“遷校經費無著”為由，毅然決定不去台灣，還集合教職員工和學生，組織安全委員會守護校舍，使金陵大學毫無損失地保存下來。

新中國建立后，陳裕光堅信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即使身處逆境，也毫不動搖對黨的信念。1950年10月，他參加了華東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1956年春，年已62歲的陳裕光聽了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后，立即寫信給中共上海市委，要求安排工作。同年3月，他參加了上海市輕工業研究所的前身——輕工業局試驗室的籌建工作。1958年，上海市輕工業研究所建立后，他被聘為化學顧問，積極協助科研室開展工作。當時中國的塑料加工工業尚處於萌芽時期，上海輕工業研究所塑料加工研究室首先在國內研製聚氯乙烯人造革及泡沫塑料，陳裕光積極調研資料，終於在國內首先研製成功，並建廠投產，為上海塑料製品工業打下了基礎。當時化工部領導還提出，希望國內積極開展由酒精製乙烯的路線，合成聚氯乙烯、聚乙烯、聚苯乙烯三大樹脂，上海輕工業研究所承擔這一任務后，陳裕光與課題組的一起積極討論技術路線，收集翻譯國外資料，下廠調研等等，使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1980年89歲的陳裕光被選為上海市政協委員，他懷著“報國之日苦短，建功之心倍切”的心情，發出了“尚有一息微力之時，我要為促進四化建設和統一祖國服務”的肺腑之言。他發起組織金陵大學校友會，溝通了國內外特別是海峽兩岸校友的聯繫，為祖國的振興和統一大業盡心竭慮。他嘔心瀝血，夜以繼日地撰寫金陵大學校史，總結歷史經驗，弘揚適合中國國情的辦學之路。1982年6月，他不顧90高齡，遠涉重洋，隻身赴美，歷時兩個月，行程幾萬公里，訪問了華盛頓、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十幾個城市，先後會見了300多名校友，積極向校友們介紹國內的情況，邀請他們回國講學。如校友李卓皓因生物化學方面的卓越成就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生化研究所所長。在陳裕光的工作下，他於1986年5月應邀訪問了北京、上海，進行了學術交流。當時，在台灣的400多名金陵大學校友聽說老校長到了美國，聯名寫信給陳裕光，思鄉、思校、思親之情，洋溢於字裡行間。陳裕光在美國的親戚、朋友和校友中的不少人曾勸他在美國定居，他都婉言謝絕了，他毅然在中國化學會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會前如期回到了祖國，並在紀念大會上做了發言。

回國后，他仍致力於國內外校友的聯絡交往，為爭取團結更多的海外愛國人士做了大量工作。他說：“我已90餘歲了，在貧窮落後的舊中國，縱有科學救國抱負，也只是紙上談兵。現祖國春風浩蕩，舉國上下氣象萬千，我年事雖高，逢此盛世，深受鼓舞”，表示要為“振興中華、造福人群”貢獻微力。

1987年3月7日，在陳裕光的95歲誕辰時，美國、台灣、上海、北京、武漢、四川等海內外校友會代表、上海市輕工業局、輕工業研究所領導均到南京為他祝壽。江蘇省委副書記孫頷到會致祝詞，高度評價陳裕光為中國教育事業所做的貢獻。最後，95歲高齡的陳裕光上台致謝詞。他說：“舉行這樣熱烈、隆重的壽慶，體現了黨和國家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尊師重教的政策，對此感到由衷的高興。”他由衷地讚頌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表示要竭盡餘熱，為祖國的振興和強大而努力工作。

1989年4月19日，這位著名的教育家與世長辭了。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息，在僅靠輸液維持生命的時刻，他還惦念著關於“要求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撥款，繼續支持中國辦高等教育”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