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井康順

福井康順1924年從早稻田大學畢業，1929年任早稻田大學講師，同年赴中國留學，研究中國思想史和道教史。1941年任早稻田大學教授。1942—1944年參加《東洋思想叢書》（83種，日本評論社刊）的編寫。1949年獲文學博士。1952年為紀念早稻田大學創辦70周年參加《早稻田選書》的編寫，主編《現代中國思想》。1959年任日本學術會議哲學研究聯絡委員。1966年獲文部省科學研究費15萬日元，進行“唐代老子註釋學的研究”。

福井康順師承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津田左右吉。他的歷史學觀點以及治學方法對於福井康順有明顯的影響，而福井康順的道教研究觀點和方法又為吉岡義豐所承繼。福井康順都比較徹底地擯棄了傳統的儒、佛觀點，把道教作為一個獨立的真正的宗教信仰系統來研究，並且從個別的研究發展為帶有一定的綜合性的研究。他對道教和道教經典的研究也從道教本身擴大到了歷史、考古、文獻、方誌和年表等領域。他們的治學方法比較嚴謹，明顯地受到中國乾嘉學派的影響。他對於《道藏》的歷史以及《靈寶經》、《周易參同契》、《列仙傳》等經典研究旁徵博引，互相參照，細緻考證，鉤稽異同，言必有據，多有發見的。但是，他們的研究目標著眼在經典中和宮觀中的道教，方法也過多使用考據和引證，他也還沒有把道教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研究，未曾觸及道教在政治、文化和科技領域中的作用等內容。

第三時期為戰後恢復期。這個時期繼承了過去已經開始的系統研究的方法，繼承了已經取得的歷史和經典研究的成果，又利用戰爭時期在中國大陸劫取到的大量有價值的材料（例如寶卷和善書），擴大了研究範圍。加上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某些邊緣學科的建立，對道教的內容以及歷史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入。因此，這個時期的大部分著作不只限於對道教從思想、哲學、宗教、文學和科學等方面進行研究，而且注意到道教在歷史上的變化和社會作用。

福井康順的《現代中國思想》一書中論及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指出“其視野廣闊，而且還引起了日本學人的議論，在當時是具有轟動性影響的著作。”同時，福井康順還將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和以繆斌等為代表的“新民主義”相提並論，說梁漱溟“以鄉治作為拯救中國的途徑，而參與這一運動。其全貌可以從他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得知。”對於“新民主義”，他指出其“宋學的立場”，認為“從中國思想史上看，後世可以評價其為一種宋學的復活。與馮友蘭的‘新理學’的立場是相關聯的。”

福井康順在《現代中國思想》（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55年）一書中論及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就指出“其視野廣闊，而且還引起了日本學人的議論，在當時是具有轟動性影響的著作。”對這種中日思想的交流、影響與互動做深入的研究，應該是構築中日知識共同體的基礎性工作，但是至今還沒有多少令人滿意的成果。

雖然梁漱溟自己很早就有“歸宗儒家”之類的言辭，但是將梁漱溟作為“新儒家”來定位而寫進中國現代思想史中的，首先可能是日本學者。上述福井康順的著作中，就指出梁漱溟的鄉村建設和以繆斌等為代表的“新民主義”都是“宋學的立場”，後來山口一郎在《現代中國思想史》（勁草書房，1969年）一書中對此有進一步的發揮，明確地將梁漱溟與馮友蘭的思想作為民國時代思想史中“新儒教主義的展開”來加以論述。有意思的是，在現代新儒學研究成為中國大陸人文學科中的熱潮、而梁漱溟被認為是“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儒者”之際，日本卻有人開始重新思考梁漱溟的思想在現代中國的地位，認為沒有必要將他圈定在“新儒家”這樣的框框里。

福井康順等教授監修的道教入門書《道教》第三卷(1983年)所收野口鐵郎和松本浩一(圖書館情報大學講師)的文章《最近Et本的道教研究》說：“最近數年，對於道教的關心，可以從不僅研究中國的專家如此，而且連一般的人們也相當高漲看得出來。尤其是在研究中國的學者之間，有著以下的認識：當要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和中國人的性格時，非先了解道教或道教文化不可，這種認識有重新被重視，而且愈來愈強烈，愈來愈深入的樣子。如眾所知，台灣的藝文印書館和新文豐出版公司把《道藏》加以影印出版，．使研究者得以簡單購得，是促進道教研究的最大原因。加上以歐美為主的人類學者根據田野調查所發表的中國研究報告，也是引起許多人對道教或中國人的民間信仰產生興趣的原因之一。另外，作為中國思想及文化的特徵的‘道’，在期求精神世界新的地平線所作一連串的運作中獲得了評價，而希望與之共為一體的道家、道教哲學和‘作法’的仙道，也到了令人矚目的地步。以哲學的考察或田野調查等方法所發表的報告，說不定給了在日常生活中已看夠‘合理’的人們，提供了不單是夢幻的興趣，也投予某種的安息感。”(中譯文見台灣1988年《道教學探索》第2號第401頁)

當時在日本從事宗教研究的人中，有些還是堅持了嚴肅的態度的。並且，出現了歷史地研究佛教和道教，以及從中國歷史的縱向聯繫上觀察道教變化的新趨勢。其間發揮作用的組織是成立於1936年的“中國佛教史學會”。作為這一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有：平野義太郎的《道教的經典》和《功過格》；五十嵐賢隆的《太清宮志》；橘朴的《中國思想研究》《道教和神話傳說》；福井康順的《太平經的一個考證》《道教的基礎研究》《東洋思想史研究》；吉岡義豐的《道教的實態》《道教研究》《道教經典史論》《道教和佛教》（多卷本）《永生的願望·道教》等等。儘管其中有些著作出版在戰後，但是它們在研究方法和理論體繫上卻是一貫的。

隨著人文科學理論的發展變化和綜合研究趨勢的加強，1950年日本成立了道教學會。學會在它的成立聲明中明確地宣布了他們的研究方向，聲明說：道教被認為是一種滲透在中國人的全部生活之中的宗教。對每個東亞專家來說，特別是漢學家，它的重要性無疑是明顯的。考慮到對於中國作系統研究的趨勢正在發展，道教研究不能再被忽視了，所以，同事組織了日本道教學會。學會的任務是艱巨的。道教研究本身是一個龐雜的領域，但是，如果沒有對東亞其它宗教的廣泛研究以及對其它學科的相應研究，那麼就不可能對道教有任何透徹的理解。在詳細調查了道教研究的現狀以後，決定採取將各個方面綜合在一起的方法。日本道教學會的成立，把原來屬於著名的中國佛教史學會的道教學者都輸送到並固定在這個組織之中。據報道，作為日本道教學會的會員約有500人。學會成立后的第二年，就出版了機關刊物《東方宗教》，持續刊行至今。

1942—1944年：《東洋思想叢書》《中國近世思想》《老子》

1952年：《早稻田選書》《現代中國思想》

1955年：《三經義疏形成的質疑》

1955—1958年：《世界大百科事典》

1960年：《東洋思想史研究》《福井博士頌壽紀念東洋思想論集》

1966年：《思想史上的清末》

1967年：《老子想爾注考》

1970—1974年：《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