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友

法國大革命時期是法國報刊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1794年，熱月黨人推翻了羅伯斯庇爾的統治，建立了督政府。督政府一面不斷封閉反對派報紙，一面創辦和大額補貼擁護政府的報紙。至1799年，被停刊的報紙共97家，保留和新創辦的報刊有73家。督政府重新建立了新聞檢查制度，訂立了出版物印花稅。這些壓制措施接連不斷的動搖了原有出版制度。然而，雅各賓派有兩份報紙倖存了下來，一個是《自由人報》，另一個則是《人民之友報》。

1783年棄醫從政，1789年大革命爆發后，馬拉即投入戰鬥。他創辦的《人民之友》報（初稱《巴黎政論家》），成為支持激進民主措施的喉舌。曾幾度停刊，到1792年 9月21日出版近1000期。馬拉以驚人的毅力同政治迫害、貧困與疾病作鬥爭，幾乎獨自承擔撰稿、編輯、出版等全部工作，被譽為“人民之友”。他猛烈抨擊當權的君主立憲派的溫和政策，要求建立民主制度，消滅貧富懸殊的社會狀況，反對富有者的統治，尊重窮苦人的地位。馬拉是科德利埃俱樂部和雅各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義中，他成為巴黎公社的領導人之一，隨後又當選為國民公會代表。主張進行改革，實行累進所得稅。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建立后,《人民之友》報改名為《法蘭西共和國報》。他激烈反對吉倫特派的統治。1793年4月初，馬拉以雅各賓總部主席的身份向全國發出組織控訴運動的通令，1794年被吉倫特派交付法庭審訊，后被宣判無罪。1793年6月雅各賓派取得政權之後，馬拉強調要建立革命專政，用暴力確立自由。1793年 7月13日馬拉在巴黎寓所被一名偽裝革命家的吉倫特派支持者夏洛蒂·科黛刺殺。馬拉之死震動了整個法國。 7月16日，巴黎人民為馬拉舉行了莊嚴的葬禮，國民公會決定給他以進“先賢祠”的榮譽（雅各賓派倒台後被遷出）。馬拉撰寫的大量政治、文學和科學著作，死後輯為《馬拉文選》、《馬拉通信集》等出版。

馬拉1789年9月12日創辦《巴黎記者報》，4天後改名為《人民之友報》，1792年9月22日又改稱為《法蘭西人民之友報》。這是一份8開的出版物，並用盧梭的名言“將生命獻給真理”作為題詞。《人民之友報》極力宣傳革命，致使人民之友的出版多次被迫中斷。直到1792年9月，報紙才得以連續出版。到1793年7月13日馬拉遇刺前後一共出版了900多期。

人民之友報從一開始就以一份激烈論戰的報紙、革命派的一個宣傳工具的身份登上大革命的政治舞台。馬拉為它指定了三重功能：揭發反革命、教育人民以培養公民和革命者、推動人民進行革命。人民之友報的內容正好符合這三個功能。它是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主要喉舌，是法國大革命中最有影響的報紙。該報結合革命進程有力抨擊封建勢力的腐朽本質和反革命陰謀，及時揭露大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和叛變傾向，堅定的主張依靠人民，實行革命的專政，及時反映人民的呼聲和要求，主張頒布限價法，嚴懲情節惡劣的奸商。這些主張後來在雅各賓專政下付諸實現。

馬拉在《人民之友》中表達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為幾個主要的觀點：第一，建立人民之上的全權政府的必要性，是對激進的革命的最有效的支持。馬拉是一個盧梭主義者，他深信集體是美德的保證；而為了人民的利益，訴諸暴力也是合理的。第二，弱勢群體和它的統治者之間的聯繫與對立，是與他們各自的利益分歧緊密聯繫的；這種利害關係的衝突是不能調和不能解決的，只能通過人民對統治者的永恆不變的監督，尤其是由獨立的、大眾的報紙的抨擊來加以限制。第三．注意到了法律的相對性。在他看來，不論法律的起源和合法性如何，在精英背叛的情況下，人民的出路只能藉助於暴力，求助於起義：另起爐灶，重新開始。這些觀點是馬拉思想中最強烈、最活躍的東西，它使馬拉無可爭辯地成為政府行為可能與它 的創設原則相背離的一個永久的而且是實際的批評者。不可否認，馬拉既是一個政治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政治悲觀主義者，因而表現得與絕大多數革命家格格不入。他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和對壓迫勢力的仇視，使他產生出非常強烈的厭世的情感，並推動他在文字中發泄出對不公正社會的不可抑制的憤慨。馬拉的革命教育學的目的在於告訴人民關於那些使他們受騙的人，關於他們的手段伎倆。尤其是教育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出路：人民應該利用自己的權利拒絕騙人的法律和反抗作惡的政府機構。因此，馬拉的文著中充滿著暴力，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人民之友》中，大量保留著馬拉要求用暴力清除革命的敵人的號召，包括駭人聽聞的酷刑和切斷肢體等手段。其中最極端的是在路易十六逃亡未遂的第二天，馬拉在《人民之友》上疾呼：“現在是砍下部長們和他們的走狗、所有的壞官員和叛國軍官、所有反革命的市鎮官員、國民議會的所有叛徒的腦袋的時候了。1792年9月大屠殺后，馬拉的暴力演說也一步步升級，從要求砍下40 000顆一直上升到270 000顆人頭，試圖以此來換取社會的穩定和革命的成功。同時，馬拉也將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甚至是獨裁者的統治視為推進革命的法寶，他經常在《人民之友》中號召建立起專政。最著名的是在第177期(1790年7月30日)、第497期(1791年6月22日)和第542期(1791年8月30E1)刊載的文章中，他連續要求建立起軍事法庭，推舉出一個擁有全權的領袖或軍事長官進行統治。1792年9月共和國成立后，馬拉即要求“任命一位明智，正直、堅定、以對自由的愛而著名的好公民帕”來建立統治，以拯救祖國。馬拉的宣傳和號召是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種明確的表達，既適應了法國大革命一步步走向集權和激進的政治形勢，同時也對這種形勢的演進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由於《人民之友》極力宣傳革命，並以犀利的筆鋒和刻薄的語言抨擊時政，很快就成為巴黎最著名的報紙；但這也使馬拉在1789—1792年間屢受當局的追究和迫害，致使《人民之友》的出版多次被迫中斷。直到1792年9月．馬拉當選為國民公會議員后，報紙才得以連續出版。到1793年7月13日馬拉遇刺前後一共出版了900多期。《人民之友》從一開始就以一份激烈論戰的報紙、革命派的一個宣傳工具的身份登上大革命的政治舞台。馬拉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眾多的職業革命家的重要代表，作為報紙的編輯人，他將報紙與自己視為同一。1789年10月16日以後，《人民之友》刊登的文章均署名為馬拉——“人民之友”，這是馬拉為自己的革命活動自我鍛造的一個特殊的身份。馬拉自稱職業革命家應該具有三種身份：揭發者、教師和革命積極分子；他給他的報紙也指定了三重功能：揭發反革命、教育人民以培養公民和革命者、推動人民進行革命。《人民之友》的內容正好符合這三個功能。馬拉在《人民之友》第13期中表明了自己作為新聞記者的一個明確的目的：與國家的敵人進行戰鬥，我將毫不留情地攻擊騙子，我揭穿虛偽，揭發叛徒，我將在公共事務中排斥那些通過假熱情、軟弱和愚蠢、無能服務於祖國而投機貪婪的人，祖國決不能對可疑的人有任何信任。無論我的筆多麼嚴厲，它只令邪惡和歹徒生畏，它尊重事實的真相。在1791年寫給卡米爾·德木蘭的信中，馬拉強調了《人民之友》、同時也是他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註定要培養公民的權利，啟發他們享受權利的慾望，鼓舞他們保衛自己的權利，大膽地為權利復仇；它註定要使他們學會只服從公正和明智的法律，反抗不公正的和專橫的法律；它註定要使軍隊學會識別軍官們的背信棄義的意圖，蔑視專橫的命令，在命令他們屠殺公民的時候放下武器．對他們的威脅報以冷笑}它註定要砸碎專制主義的一切力量，直到權力建立在公正之上；把可悲的犧牲品從壓迫中解救出來，直到自由勝利凱旋。這就是我一直將從事的活動，我敢相信我沒有浪費時間。

《人民之友》刊載的文章通常都相當長，都是用研究的風格寫成的對政治或社會的分析。在每一期《人民之友》中，馬拉都插入了許多“讀者的來信或通信，這些信件被研究者們視為大革命期間流傳下來的最奇特的文獻資料之一。這些信件在《人民之友》教育人民的使命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經過馬拉的加工潤色，與那些署名的信件一起和《人民之友》結合為一個整體。《人民之友》提供的新聞主要涉及到議會的審議情況和日常問題，特別是巴黎的食品供應問題。這兩個內容的並列是《人民之友》的一個永恆的主題。它們是馬拉的革命教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們都具有教育人民和使人民提高警惕的功能。《人民之友》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報道民眾生活的苦難，提出維護人民利益的各項主張，起到了“人民的喉舌”的作用。他認為：“哪裡是那些沒有任何財產，不能追求任何職位，不能從社會契約中獲取任何利益的人的祖國他們到處被判處苦役，他們不是處於主子的枷鎖之下，就是處於他們的同胞的鐐銬之中；無論什麼樣的革命來臨。奴隸身份、貧困、被壓迫是他們永恆的命運。那麼，他們可能對只是加強了他們的苦難。給他們戴上鎖鏈的國家欠下什麼呢？他們只欠下了仇恨和詛咒。”同時，馬拉對政府抱有一種發自本能的悲觀主義的恐懼，無論是作為自由的新聞記者還是在當選為議員之後，馬拉都始終堅持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他永遠也不會滿意大革命已經取得的成就，幾乎每一期《人民之友》都刊載了抨擊時政的文章，指責法律創設的目標與法律引起的具體後果之間的差距。他反覆告誡人民，議會採取的措施只是為了寡頭政治的利益，證據就是下層民眾悲慘的實際處境。他攻擊議會宣布了輝煌的原則，卻沒有關心它的具體實施。從制憲議會剝奪消極公民的選舉權、立法議會與國王的拉拉扯扯，到1793年6月2日超義清洗吉倫特派之前的國民公會對革命的消極態度，都曾受到他猛烈的抨擊。在抨擊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時，馬拉也頻繁揭發革命陣營內部的“國家的敵人”。他對議會中產生過重要作用的革命家幾乎都抱有深切的不信任，懷疑他們的言行動機，一直認為“由民族挑選出來的首腦們，幾乎總是只打算為民族鍛造鎖鏈”，認為“清洗議會是拯救國家的一方式”。《人民之友》曾攻擊內克拉波和拉法耶特，也抨擊試圖停止革命步伐的人們。尤其是在1793年春季反對吉倫特派的鬥爭中，馬拉通過對共和國痛苦、緊張的內部形勢和災難性的外部形勢的分析，指責吉經特派的發動戰爭卻無法使戰爭獲勝，指責它所推行的“兼并”政策，指責它聽任通貨膨脹，將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他對反對革命無止境地激進的人們的責罵，甚至比譴責舊制度的擁護者更為尖刻。直到驅逐了吉倫特派后，馬拉才真正與由山嶽黨人控制的國民公會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