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保爾·馬拉
法國大革命時期民主派革命家
讓·保爾·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法國政治家、醫生，法國大革命時期民主派革命家。
1783年棄醫從政，1789年大革命爆發后，馬拉即投入戰鬥。他創辦的《人民之友》報（初稱《巴黎政論家》），成為支持激進民主措施的喉舌。曾幾度停刊，到1792年9月21日出版近1000期。馬拉以驚人的毅力同政治迫害、貧困與疾病作鬥爭，幾乎獨自承擔撰稿、編輯、出版等全部工作，被譽為“人民之友”。他猛烈抨擊當權的君主立憲派的溫和政策，要求建立民主制度，消滅貧富懸殊的社會狀況，反對富有者的統治，尊重窮苦人的地位。馬拉是科德利埃俱樂部和雅各賓俱樂部的重要成員。在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義中，他成為起義的領導人之一，隨後又當選為國民公會代表。主張進行改革，實行累進所得稅。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建立后，《人民之友》報改名為《法蘭西共和國報》。他激烈反對吉倫特派的統治。1793年4月初，馬拉以雅各賓總部主席的身份向全國發出組織控訴運動的通令，1793年被吉倫特派交付法庭審訊，后被宣判無罪。1793年6月雅各賓派取得政權之後，馬拉強調要建立革命專政，用暴力確立自由。1793年7月13日馬拉在巴黎寓所被一名偽裝革命家的吉倫特派支持者夏洛蒂·科黛刺殺。馬拉之死震動了整個法國。7月16日，巴黎人民為馬拉舉行了莊嚴的葬禮，國民公會決定給他以進“先賢祠”的榮譽（雅各賓派倒台後被遷出）。馬拉撰寫的大量政治、文學和科學著作，死後輯為《馬拉文選》、《馬拉通信集》等出版。
1743年5月24日出生在瑞士納沙泰爾州布德里小鎮的一個撒丁移民家庭。他從小就從當中學教師的父親那兒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學習過拉丁文和希臘文，能說法語、義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並有比較紮實的化學、醫學、寫作和繪畫的功底。
1776年，他在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后回到巴黎，擔任了王弟阿圖瓦伯爵(即未來的法國國王查理十世)的私人衛隊醫生。馬拉屬於受到啟蒙思想熏陶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有著探求科學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強烈慾望。作為醫生，他以在慢性淋病和眼病方面的研究而著稱，先後發表了一些關於這些方面的醫學論文。他也試圖在自然科學和哲學方面進行研究，先後發表了《關於電的特性的研究》、《關於電療的論文》，受到里昂科學院的獎勵。
1784年，他出版了《光學基礎知識》一書。
1785年，翻譯和評註了《牛頓光學原理》。
1793年7月13日，馬拉被刺殺身亡，終年50歲。馬拉死後被國民公會授以烈士葬禮，遺體被送進先賢祠，但不久后又遷出。
在哲學方面，他以理性的名義展開的研究卻產生出非理性的結果。1773年匿名發表了論文《論人的靈魂》，試圖證明靈魂的存在。1775年又匿名出版了《關於人的哲學論文》二卷，宣稱生理學可以解決靈魂和身體之問連接的問題。這些著作都遭到了伏爾泰的挖苦和狄德羅不冷不熱的恭維。尤其是1780年發表的《關於火的特性的研究》，沒有獲得科學院學者們的認同，尤其是著名化學家拉瓦錫的嚴厲批評，認為它毫無價值。從此，他與崇尚科學的啟蒙思想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對立。
除了從事醫學和物理學研究外, 馬拉還十分關注法國的政治局勢，通過自己的政治活動尤其是政治著作受到了人們的注意。他先後在英國的《評論》、《倫敦雜誌》和《月報》等刊物發表過文章。
1774年5月，他在英國匿名出版了一本剖析君主政治權力性質並猛烈抨擊其危害的小冊子《奴隸制的鎖鏈》（該書直到1792年才以“Les Chaines dez，Esclavage”的書名在法國出版），對君主制政府和政府所利用的手段進行了歷史的分析，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使保守主義佔優勢的英國人在他們的國家第一次看到了一種反抗和革命之間有著緊密聯繫的理論。這是馬拉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主要思想的初次闡釋：無論是人民的或壓迫人民的一切政治權力都應該受到連續地監督；只有當政治權力服從於獨立報刊的連續批評時，自由才可能成為現實的東西而不是幻象。
1775年，獲猶貸丁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1777年，馬拉回到法國時，已是享有一定聲譽的歐洲學者和著名醫生。不久他就目睹了封建貴族的奢華與殘暴，更增加了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痛恨。馬拉開始研究法律，並寫出了《新刑法草案》一書，博得好評。1777年，馬拉在法國出版了《刑事立法計劃》。這是一部在時人看來更具顛覆性的作品：它攻擊社會等級制度，要求以所有的人的幸福作為一個國家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它確認尚在使用的法律的專斷性，指控財產的權利，著作在出版后立即受到查封，直到1783年這部著作才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布里索主編的《立法者的哲學叢書》中再次出版。
1783年，馬拉棄醫從政。
1789年2月，馬拉發表《獻給祖國》的小冊子，闡明了他關於憲法的觀點。他認為只有代表人民的機構，才享有制定憲法、修改憲法、監督保護憲法的權利。作為一位民主主義思想家，馬拉是盧梭的信徒。他認為，人民的愚昧無知是專制制度存在的最根本條件，而法學家和宗教的欺騙和偽善，造成了人民的愚昧無知。馬拉還特別指出：一旦推翻暴君，原來反對暴君的人們中，一些人想實行各等級的平等，另一些人則想保持自己的特權。馬拉與那些玩弄權術的政客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是一位嚴肅的政治家。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后，馬拉全力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同年9月，他創辦了《人民之友》報，揭露王室反對革命、裡通外國的賣國行徑，向專制勢力和革命的敵人發起猛攻。同時，他抨擊君主立憲派的妥協政策，鼓動和號召人民起義，10月，馬拉被投入監獄達一個月之久。
出獄后，馬拉轉入地下，繼續同君主立憲派作鬥爭，再遭通緝，被迫流亡倫敦。不久，又秘密返回法國。為了及時出版《人民之友》報，他躲在地下室，夜以繼日，忍飢挨餓，不停地撰寫和編輯稿件。他在報上大聲呼籲：窮人和富人都是是國民，為什麼窮人就要被虐待？馬拉喊出了廣大中下層人民的心聲，得到廣大群眾的無比信任，因此，人們稱他為“人民之友”。
1790年夏，“人權之友社”成立，馬拉成為主要負責人。他堅決主張維護人權，堅持一切法律須經人民批准，強調主權在民的原則，受到人民的擁護。路易十六逃跑被押回后，君主立憲派仍在為國王辯解。馬拉和羅伯斯庇爾一起堅決站在人民一邊，抨擊君主立憲派的叛賣行為。他在《人民之友》報上提醒道：同胞們，加強你們的力量，提高你們的警惕，當新的起義爆發時，把那些不代表人民的貴族和主教趕出國民議會。馬拉因此而遭到迫害，再次逃往倫敦。
1792年9月22日，法蘭西第一共和國誕生后，馬拉當選為國民公會代表。當國民公會內部就是否審判國王路易十六齣現了激烈的爭議時，馬拉挺身而出，在會上大聲吶喊：“要挽救祖國，必須砍掉暴君的頭。”並無情地揭露和反對吉倫特派的妥協政策。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台，但馬拉卻被吉倫特派視為眼中釘。
1793年4月13日，吉倫特派操縱的國民公會通過了一項將馬拉提交法庭審判的法令，並開庭審判。巴黎人民聞訊后從四面八方趕來營救。於是在法庭上，作為被告的馬拉反而成了原告。公眾、法官和庭長都為他開脫，馬拉被宣布無罪釋放，前來營救的人民群眾將他送回國民公會。此後，馬拉更加受到人民群眾的愛戴。
為了推翻吉倫特派的統治，馬拉在報紙上再一次闡明自己的立場：人民選出的代表如果濫用人民的信任，出賣人民的權利和利益，人民應該奪回他們的權力，並予以懲罰。馬拉和雅各賓派的其它幾位領袖一起決定舉行起義。6月1日晚。馬拉來到市政廳，親自走上鐘樓，敲起警鐘。6月2日，巴黎人民包圍了國民公會，要求交出被指名撤職的代表。馬拉鼓動起義者說：“你們不要示弱，不把人交給你們，就決不離開。”最後，國民公會在大炮的威脅下通過了逮捕四名吉倫特派代表的法令。從此吉倫特派的統治被推翻，雅各賓派取得鬥爭的勝利，法國大革命進入雅各賓派革命民主專政時期。
在這個時候，巴黎還沒有人認得生活在遙遠的諾曼底地區康恩小城的夏洛特·科黛，1793年她25歲。這個女子即將震撼整個巴黎。
1793年7月17日，夏洛特·科黛被送上斷頭台。
夏洛特·科黛和讓·保羅·馬拉
馬拉的一生與法國大革命緊密相連。他自始至終站在鬥爭的前列。他政治嗅覺靈敏，觀點激進，見解獨到，毫不妥協。從這方面來看，他不愧是一個忠實的革命家。馬拉還具有很強的煽動力，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很高，頗得愛戴，在政府中也佔有一席之地，所以它也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但是，馬拉也是一個復仇心很強的人，嫉妒又冷酷，殺死了很多政敵甚至是革命者。他還是一個失敗的科學家，在生前支持“燃素論”這個落伍的理論，後來因遭到大化學家拉瓦錫的批評而怨恨他，最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他被處決。這也是馬拉生平的一大污點。
法國大革命是開始
路易十五時代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們掀起了持續不斷的爭取報刊自由的運動，英國詩人彌爾頓發表於1644年主張報刊自由的辯護詞，以及1776年弗吉尼亞宣告報刊自由的行動，都激勵了法國報刊自由的擁者。1788年7月5目的法蘭西王國行政法院決議給予了報刊一種事實上的自由。此後至1789年7月，法國社會各階層擁護報刊自由的人士，在該決議的框架內主要通過小冊子和陳情書來表達他們的訴求。大多數資產者人士強烈擁護報刊自由，他們希望完全廢除審查制度。1789年，爭取報刊自由的潮流極其猛烈，搖搖欲墜的舊制度已無力抵擋。
法國大革命是馬拉的科學研究生涯的結束和政治生涯的開始，是三級會議的召開使他相信自己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儘管他遇到了許多困難：他的小冊子《奉獻給祖國》一出版就被當局禁止。他揭露“8月4日之夜”、廢除封建制度法令的虛偽性的文章，也沒有一個印刷商敢於接受，但他並沒有灰心。在報刊自由的社會環境中，他試圖像同時代的其他政治家一樣，創辦一份報紙，使民眾聽到他的聲音。他創辦了第一份報紙《愛國者報》(8月11日)，向民眾介紹議會討論憲法的情況。但該報只出版了一期即夭折。在經過多次嘗試和努力之後，馬拉獲得了當局的同意，終於能夠在9月初真正開始了他的革命新聞記者的生涯。馬拉著名的報紙誕生於1789年9月12日。這是一份8開的出版物，當時叫“巴黎政論家”，從第6期(9月16日)開始才有了“人民之友”(Amidu peuple)這個傳奇的名稱，並用盧梭的名言“將生命獻給真理”作為題詞。馬拉是這份報紙的唯一設計者和編輯人。
《人民之友》成為巴黎最著名的報紙
由於《人民之友》極力宣傳革命，並以犀利的筆鋒和刻薄的語言抨擊時政，很快就成為巴黎最著名的報紙；但這也使馬拉在1789—1792年間屢受當局的追究和迫害，致使《人民之友》的出版多次被迫中斷。直到1792年9月，馬拉當選為國民公會議員后，報紙才得以連續出版。到1793年7月13日馬拉遇刺前後一共出版了900多期。《人民之友》從一開始就以一份激烈論戰的報紙、革命派的一個宣傳工具的身份登上大革命的政治舞台。馬拉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眾多的職業革命家的重要代表，作為報紙的編輯人，他將報紙與自己視為同一。1789年10月16日以後，《人民之友》刊登的文章均署名為馬拉——“人民之友”，這是馬拉為自己的革命活動自我鍛造的一個特殊的身份。馬拉自稱職業革命家應該具有三種身份：揭發者、教師和革命積極分子；他給他的報紙也指定了三重功能：揭發反革命、教育人民以培養公民和革命者、推動人民進行革命。《人民之友》的內容正好符合這三個功能。馬拉在《人民之友》第13期中表明了自己作為新聞記者的一個明確的目的：與國家的敵人進行戰鬥，我將毫不留情地攻擊騙子，我揭穿虛偽，揭發叛徒，我將在公共事務中排斥那些通過假熱情、軟弱和愚蠢、無能服務於祖國而投機貪婪的人，祖國決不能對可疑的人有任何信任。無論我的筆多麼嚴厲，它只令邪惡和歹徒生畏，它尊重事實的真相。在1791年寫給卡米爾·德木蘭的信中，馬拉強調了《人民之友》、同時也是他自己在大革命中的作用：“註定要培養公民的權利，啟發他們享受權利的慾望，鼓舞他們保衛自己的權利，大膽地為權利復仇；它註定要使他們學會只服從公正和明智的法律，反抗不公正的和專橫的法律；它註定要使軍隊學會識別軍官們的背信棄義的意圖，蔑視專橫的命令，在命令他們屠殺公民的時候放下武器．對他們的威脅報以冷笑；它註定要砸碎專制主義的一切力量，直到權力建立在公正之上；把可悲的犧牲品從壓迫中解救出來，直到自由勝利凱旋。這就是我一直將從事的活動，我敢相信我沒有浪費時間。”
《人民之友》刊載的文章通常都相當長，都是用研究的風格寫成的對政治或社會的分析。在每一期《人民之友》中，馬拉都插入了許多“讀者的來信或通信，這些信件被研究者們視為大革命期間流傳下來的最奇特的文獻資料之一。這些信件在《人民之友》教育人民的使命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經過馬拉的加工潤色，與那些署名的信件一起和《人民之友》結合為一個整體。《人民之友》提供的新聞主要涉及到議會的審議情況和日常問題，特別是巴黎的食品供應問題。這兩個內容的並列是《人民之友》的一個永恆的主題。它們是馬拉的革命教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它們都具有教育人民和使人民提高警惕的功能。《人民之友》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報道民眾生活的苦難，提出維護人民利益的各項主張，起到了“人民的喉舌”的作用。他認為：“哪裡是那些沒有任何財產，不能追求任何職位，不能從社會契約中獲取任何利益的人的祖國他們到處被判處苦役，他們不是處於主子的枷鎖之下，就是處於他們的同胞的鐐銬之中；無論什麼樣的革命來臨。奴隸身份、貧困、被壓迫是他們永恆的命運。那麼，他們可能對只是加強了他們的苦難。給他們戴上鎖鏈的國家欠下什麼呢？他們只欠下了仇恨和詛咒。”同時，馬拉對政府抱有一種發自本能的悲觀主義的恐懼，無論是作為自由的新聞記者還是在當選為議員之後，馬拉都始終堅持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他永遠也不會滿意大革命已經取得的成就，幾乎每一期《人民之友》都刊載了抨擊時政的文章，指責法律創設的目標與法律引起的具體後果之間的差距。他反覆告誡人民，議會採取的措施只是為了寡頭政治的利益，證據就是下層民眾悲慘的實際處境。他攻擊議會宣布了輝煌的原則，卻沒有關心它的具體實施。從制憲議會剝奪消極公民的選舉權、立法議會與國王的拉拉扯扯，到1793年6月2日超義清洗吉倫特派之前的國民公會對革命的消極態度，都曾受到他猛烈的抨擊。在抨擊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時，馬拉也頻繁揭發革命陣營內部的“國家的敵人”。他對議會中產生過重要作用的革命家幾乎都抱有深切的不信任，懷疑他們的言行動機，一直認為“由民族挑選出來的首腦們，幾乎總是只打算為民族鍛造鎖鏈”，認為“清洗議會是拯救國家的一方式”。《人民之友》曾攻擊內克拉波和拉法耶特，也抨擊試圖停止革命步伐的人們。尤其是在1793年春季反對吉倫特派的鬥爭中，馬拉通過對共和國痛苦、緊張的內部形勢和災難性的外部形勢的分析，指責吉經特派的發動戰爭卻無法使戰爭獲勝，指責它所推行的“兼并”政策，指責它聽任通貨膨脹，將人民推向苦難的深淵。他對反對革命無止境地激進的人們的責罵，甚至比譴責舊制度的擁護者更為尖刻。直到驅逐了吉倫特派后，馬拉才真正與由山嶽黨人控制的國民公會聯合起來。
馬拉在《人民之友》中表達的政治思想
馬拉在《人民之友》中表達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為幾個主要的觀點：第一，建立人民之上的全權政府的必要性，是對激進的革命的最有效的支持。馬拉是一個盧梭主義者，他深信集體是美德的保證；而為了人民的利益，訴諸暴力也是合理的。第二，弱勢群體和它的統治者之間的聯繫與對立，是與他們各自的利益分歧緊密聯繫的；這種利害關係的衝突是不能調和不能解決的，只能通過人民對統治者的永恆不變的監督，尤其是由獨立的、大眾的報紙的抨擊來加以限制。第三．注意到了法律的相對性。在他看來，不論法律的起源和合法性如何，在精英背叛的情況下，人民的出路只能藉助於暴力，求助於起義：另起爐灶，重新開始。這些觀點是馬拉思想中最強烈、最活躍的東西，它使馬拉無可爭辯地成為政府行為可能與它的創設原則相背離的一個永久的而且是實際的批評者。不可否認，馬拉既是一個政治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政治悲觀主義者，因而表現得與絕大多數革命家格格不入。他對弱勢群體的同情和對壓迫勢力的仇視，使他產生出非常強烈的厭世的情感，並推動他在文字中發泄出對不公正社會的不可抑制的憤慨。
馬拉的革命教育學的目的在於告訴人民關於那些使他們受騙的人，關於他們的手段伎倆。尤其是教育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出路：人民應該利用自己的權利拒絕騙人的法律和反抗作惡的政府機構。因此，馬拉的文著中充滿著暴力，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人民之友》中，大量保留著馬拉要求用暴力清除革命的敵人的號召，包括駭人聽聞的酷刑和切斷肢體等手段。其中最極端的是在路易十六逃亡未遂的第二天，馬拉在《人民之友》上疾呼：“是砍下部長們和他們的走狗、所有的壞官員和叛國軍官、所有反革命的市鎮官員、國民議會的所有叛徒的腦袋的時候了。1792年9月大屠殺后，馬拉的暴力演說也一步步升級，從要求砍下40,000顆一直上升到270,000顆人頭，試圖以此來換取社會的穩定和革命的成功。同時，馬拉也將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甚至是獨裁者的統治視為推進革命的法寶，他經常在《人民之友》中號召建立起專政。最著名的是在第177期（1790年7月30日）、第497期（1791年6月22日）和第542期（1791年8月30E1）刊載的文章中，他連續要求建立起軍事法庭，推舉出一個擁有全權的領袖或軍事長官進行統治。1792年9月共和國成立后，馬拉即要求“任命一位明智，正直、堅定、以對自由的愛而著名的好公民帕”來建立統治，以拯救祖國。馬拉的宣傳和號召是大革命政治文化的一種明確的表達，既適應了法國大革命一步步走向集權和激進的政治形勢，同時也對這種形勢的演進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博物館里，珍藏著一幅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畫家雅克·路易·大衛創作的世界名畫——《馬拉之死》。這是一幅簡潔而莊嚴的肖像畫，再現了馬拉這位法國大革命英雄人物以身殉職的壯烈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他那偉大的一生，給人以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
1793年7月12日，也就是馬拉被刺的前一天，大衛曾到馬拉家去看望。身患嚴重皮膚病的馬拉正坐在浴缸里辦公，見到此情景，大衛深為感動。第二天，作為國民公會的執行主席，大衛正在主持會議，聞訊馬拉被刺，立即趕赴現場。只見馬拉裸出上身躺在浴缸里，胸前有一處傷口，鮮血往下直淌，染紅浴巾。裕缸旁放著一隻小木桌，小木桌上有一瓶墨水和一份文件。他的右手垂在地上，手裡還緊緊地握著一支羽毛筆。大衛迅速用筆勾畫出馬拉犧牲的現場素描。接著用三個月的時間，以深厚的革命情誼，創作了這幅永世不朽的名畫，並親筆寫上題詞：“獻給人民之友——馬拉。”
殺死馬拉之後的科黛
出身於沒落貴族家庭的科黛，在修道院里長大並接受教育，性格有些孤寂離群，唯一的朋友就是書本。在一般女孩子滿腦子羅曼蒂克夢想著白馬王子的年紀，科黛同樣充滿著情熱，唯一不同的是，她把身心都獻給了她幻想中的一個特殊情人：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從大革命一開始，科黛就成為徹底的共和主義者，但隨著革命一步步走向毫無節制的恐怖和殺戮，科黛開始失望和懷疑。難道這樣一個嗜血的怪獸，就是自己的夢中情人？
吉倫特派被馬拉一黨驅逐出國民公會之後，一部分議員被捕，還有一部分逃出巴黎，其中20多人來到康恩，向巴黎發出了武裝反抗的宣言。吉倫特派的每一次聚會科黛都不錯過，她如饑似渴地聆聽演說，從中找到了答案：共和國的不幸，根源就是那個瘋狂的暴君馬拉。7月7日，是康恩的人民義勇軍出發去剪除暴政的日子，儘管吉倫特黨人極力呼籲，空空蕩蕩的廣場上，只集結了17名志願兵！市民們默默地在一旁觀看，一個吉倫特派議員發現科黛也在人群中，滿面淚痕。這個女孩一定是為了自己的情人送別的，議員想，於是走過去輕聲安慰了她幾句。
除了祖國，科黛沒有情人。議員根本不了解這個性格剛強的女子，她流淚時因為憤恨於男人們的軟弱與膽怯。或許就是在這一刻，她最終下定了決心：用自己的手，去消滅巴黎的那頭怪獸！
科黛到達巴黎，是在1793年7月11日。第一天和第二天，科黛把時間花在打探馬拉的去處和書寫留給法國人民的遺書上，第三天早晨，科黛穿戴整齊走出旅館，先在附近的商店裡買了一把小刀，把它藏在披風底下，然後叫住一輛出租馬車，來到馬拉的家門口。馬拉得了嚴重的皮膚病，全身潰瘍，所以閉門不出，差不多整天坐在浸泡了藥草的浴缸里，寫作和待客都在這裡。科黛第一次和第二次敲門，都被警惕的房東太太還有馬拉的同居情人西蒙妮擋在門外，當天黃昏時候她第三次敲門，仍然被拒絕。這次科黛不願罷休了，雙方爭執起來，吵鬧聲傳到了正在浴室工作的馬拉耳朵里，問是怎麼回事。西蒙妮告訴他，一個從康恩來的年輕女人，說有關於吉倫特派的重要情報，要向他當面報告。"讓她進來。"馬拉說。
不一刻，科黛已經站在馬拉的面前。"女市民，你有什麼重要情報要告訴我？"馬拉問。"吉倫特派的議員來到康恩，正在四處煽動，還準備進攻巴黎……"科黛儘力抑止住聲音里的顫抖。“這些吉倫特派的叛徒！到底他們有幾個人？”“18個。”“我現在就要知道他們的名字。”
科黛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報姓名，馬拉一邊用筆記錄一邊說：“好極了！用不了幾天，他們就在巴黎的斷頭台上了。”
這句話讓科黛直起了身子，她拔出小刀，毫不猶豫地刺進馬拉的胸膛。這一刀正巧切斷頸動脈，血如泉涌，馬拉的慘叫聲傳遍了整幢房屋。當西蒙妮衝進浴室時，只見鮮血噴濺得到處都是，馬拉已經奄奄一息，張了張嘴似乎想說什麼，但一個字也沒有吐出來。
科黛完成任務后，走到隔壁房間，靜靜地等待逮捕，但當她聽到西蒙妮的哭喊聲，臉上現出不可思議的表情："怎麼，這樣的男人竟然還有女人愛他！"在警察趕到之前，科黛已經被一個正好來馬拉家送文件的議員用椅子擊倒並粗暴地捆綁起來。警察將她送進附近的亞貝監獄后，雅各賓派議員們紛紛聞訊趕來，當他們第一眼看到面前這個儀態端莊神色自若的年輕女子，無法掩飾內心的驚訝。令他們遺憾的是，不管是詢問還是搜查，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個女子和康恩的吉倫特派逃亡議員有任何關係。從科黛身上搜出來的，除了旅行證、出生證、手錶和錢款外，還有針線，不用說，這個細心的女孩是怕逮捕時衣服被扯破，準備到牢房裡去縫補。
一個自以為是的年輕議員問了個愚蠢的問題："昨天裝扮成修女來找我的，就是你吧？"科黛微微一笑："您搞錯了，市民。您的生死，對於共和國來說並不是什麼重要問題。"另一個議員對於找不到證據惱羞成怒，一口咬定科黛把吉倫特派的文書藏在胸口，並且執意搜查。科黛雖然雙手被反綁，仍然扭動身軀激烈抵抗，最後摔倒在地，胸衣的紐帶斷裂，胸部完全敞露出來。在場的其他議員實在看不下去，叫警官為科黛鬆綁，讓她整理衣服。這時人們才發現，科黛的雙手已經滿是傷痕。
當科黛在牢房裡書寫著給父親和朋友們的遺書時，馬拉的死訊傳遍開來。國民公會決定給殉難的英雄舉行隆重的國葬，畫家雅克·路易·大衛對葬禮的形式提出一個別出心裁的建議：讓人民瞻仰保持著倒在敵人刀下那一刻姿勢的馬拉遺體。建議被採納，但實行起來困難重重，馬拉的臉部因痛苦而變形，舌頭伸出在外，怎麼也無法塞進去，只好割掉；巴黎正是最炎熱的季節，馬拉又滿身潰瘍，屍體很快腐爛發臭，大衛想的辦法是把全身遮住，只留出臉部和一隻手，而這隻手還是從其他死人身上切下來接在馬拉肩上的，因為馬拉的手已經爛得不成樣子。由於親吻這隻手的民眾實在太多，最後它竟從身體上掉落下來。
科黛的的審訊在1793年7月17日開庭，為了看一眼這個"殺人女魔"，群眾蜂擁而來，旁聽席人山人海。科黛自始至終沉穩安詳，用驕傲的語氣敘述了刺殺的整個過程，沒有為自己辯護一句。法官問科黛的動機是什麼，她的回答簡潔明快："為了共和國的和平。"只有一次科黛喪失了冷靜，那就是當被問道"你的殺人技術很高明，以前也干過同樣的事情吧"，科黛頓時變了臉色："您太侮辱人了！您以為我是殺人犯嗎？”
陪審團的量刑只花了幾分鐘：死刑。行刑定在下午5時，只剩下幾個小時了。這最後的幾個小時，科黛是和一位為她畫像的畫家一起度過的。畫還沒有畫完，劊子手桑松走進屋來，手裡拿著剪頭髮用的剪刀和一件紅色長裙，紅色代表犯人的罪行是殺人。一瞬間科黛臉色有些蒼白，聲音顫抖："已經到時候了？"但她立刻鎮定下來。一頭金髮被剪落後，科黛拾起一束遞給畫家："沒有什麼可以用來感謝您的東西，就請收下這束頭髮吧。”
去刑場的路上到處是憤怒的群眾，罵聲不絕，但更多的市民，則是對這個真誠而無畏的女子滿懷著難以名狀的敬意和愛惜。途中，一場暴雨突然降臨，科黛渾身濕透，紅色長裙緊緊裹在身上，就像是一尊雕像，美得令人暈眩。"那天以後，至少整整一個星期，科黛成了我夢中的戀人。"一個叫皮埃爾·諾特萊特的男子這樣寫道。
囚車抵達了斷頭台所在的革命廣場。科黛下車時，桑松故意擋在她身前，不讓她直接看到斷頭台。科黛請求道："請讓我看一看，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東西呢。"這句話，讓桑松心如刀絞。
科黛之死最著名的傳說，是關於行刑之後的情景。桑松的助手、一個崇拜馬拉的木匠，舉起科黛的頭顱拚命打她的耳光。即使是最粗野的觀眾也被這個舉動激怒，發出吼聲。更令人驚奇的記述記述還在後頭：不止一個目擊者表示，他們看到被打了耳光的頭顱泛起紅潮，顯出憤怒的神色。當然，這隻會是錯覺，或者說是目擊者內心的真實感受。
科黛在赴刑場的途中曾經問了桑松一個問題："馬拉真的會被埋葬在先賢祠嗎？"桑松沒有回答。確實如此，盛大的葬禮之後，馬拉的遺體被送進先賢祠，和偉大的先哲伏爾泰、盧梭並肩，但雅各賓派倒台之後，他立即被遷了出來。科黛所景仰的那些吉倫特派政治家，不久之後被羅伯斯庇爾追殺殆盡。革命時代最不缺少的就是死亡，而科黛用自己的鮮血寫下的，是無數死亡中最凄美的一頁。
恩格斯的評價：
1884年恩格斯在《馬克思和新萊茵報》一文中對馬拉給予高度評價：當我後來讀到布日爾論馬拉的一本書時，我便發覺，我們在許多方面都不自覺地僅僅是模仿了真正的《人民之友報》的偉大榜樣；一切的怒叫，以及使人們在幾乎一百年中只知道馬拉的完全被扭曲了的形象的那種全部歷史捏造，只不過是由於馬拉無情的扯下了當時的那些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們已經成了十足革命叛徒的面目，還在於，他也像我們一樣不認為革命已經結束，而想使革命被宣布為不斷地革命。
政敵視馬拉為怪物：
從大革命時期開始，馬拉和《人民之友》就受到了不同的評價。政敵視馬拉為怪物、瘋子；弱勢群體視他為預言家、窮人的保衛者；山嶽派將他視為革命的戰士和殉道者，他的遺體被葬入先賢祠，這些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到的形象被後世的研究者所沿用，馬拉和“人民之友”的傳奇是持久的。馬拉很早就被理解和介紹為一個怪物。在他活著的時候，他的“人民之友”就被視為一種病症、甚至是邪惡精神的結果。第一批把“人民之友”的面孔作為噩夢的創造物的人是吉倫特派。蒲佐把馬拉描繪為“是大自然好像為了把人類的所有缺陷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的創造物，他醜陋得如同犯罪，他可憎的身軀的每一個毛孔都流淌著汗，愚蠢兇殘、膽怯而又嗜血成性。這幅面被梯也爾、泰納等歷史學家採用。但給人以最刻印象的當屬維克多·迪呂伊的刻畫：“最殘忍狂熱者是極其醜陋的馬拉，他是這樣推理的：共的拯救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然而27萬個教士他們的擁護者把國家推向危險。因此，應該砍27萬個人頭。他每天早上都是這樣祈求的，他服飾中隱藏著他厚顏無恥的思想：他腳踏木鞋、戴小紅帽、身穿卡馬尼奧拉服出席國民公會。在雨果的《九三年》中，也有這副怪物瘋子面孔的描述。我們認為，個人的面容或外表絕不是引起人激烈攻擊的真正的理由。如果說馬拉確是被證長有一副不討人喜歡的身軀、患有一種嚴重的皮膚疾病、長期保持著一種令人厭惡的骯髒、有些暴力的話語和動作、甚至配合一身怪誕的服裝，也沒有任何跡象表現出他所謂的“畸形”或精神錯亂”。
兇殘的劊子手：
大革命爆發之前，他提出了一些偉大的科學構想，但沒有人對他的嘮叨感興趣，他夢想著地位和榮譽，結果只在一個大貴族家裡謀得了一個低微的差事。大革命為他打開了前途無量的未來之門，他帶著對沒有認可他才能的舊制度的滿腔仇恨，成了最暴虐的那伙人的首領，在公開進行了九月屠殺后，他創辦了一份雜誌，公然的抨擊每一個人，並不斷的叫囂要求更多的死刑。
馬拉言必稱人民的利益，一時成了群眾的偶像，但他的大多數同僚對他卻極為鄙視。就算他能逃過夏洛特·科黛的匕首，也必然躲不了斷頭台的鍘刀。我們要知道，知道臨死前，他在紙上都還寫這死刑者名單，而這名單隻不過是夏洛特·科黛為了騙取他信任編造的謊言，他卻語氣肯定的說：“你放心，名單上的人都會及時的處以死刑”。這是個多麼殘酷的人啊！不需要調查、不需要審問、只需要根據他人的舉報便輕易的剝奪他人的生命，這就是一個脫離了社會和法律約束的怪獸，是雅各賓暴政造就了他。而他的行為也明確的顯示出了，在混亂的大眾革命的社會背景下，一些思想混亂、對革命信條狂熱崇拜的人是多麼的可怕，他可以不顧及任何東西直接進行屠殺，然後還要冠以人民的民意。其實，人民這個名詞，不過是他們編造的工具。他們對人民的區分一直是以是否服從他們的統治、是否支持他們的信仰來作為標緻的。而反對或稍微對他們的政策提出疑問的人們，都將會被他們剔除人民的範圍。他們一向以掌握真理者的地位自居，並認為向“愚昧”的人們傳播他們先進的“思想”是他們天生的義務，而他們眼中的人民只有兩個選擇：“服從或者死”。這也是法國大革命大恐怖時期之所以那麼多無辜的老人、婦女、嬰兒、無辜的人們、學者、科學家被殘害的原因，而這也是人類暴力革命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衍生物，是人類獸性的爆發！
在馬拉的形象形成過程中，他的報《人民之友》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報刊中存在著一種孤芳自賞的傲氣，一狂妄自大和偏執的敘事習慣，一種“語不驚人不休”的修辭風格。法國大革命是修辭學和雄辯術發達的時代，報刊從性質上而言都具有濃厚的論戰性，文中夾雜著刺激、誇張、滑稽、粗俗語言的現象見不鮮。在書報檢查制度被廢除后，編輯們幾無一例外，字裡行間都將自己的政治觀點視為世的良方，將自己視為救世主，在以憂患主義懷疑去評判現實的同時，還以理想主義的價值念去攻擊他人。政治謾罵、人身攻擊、狂熱煽、謠言惑眾式的風格都經常見於報端。因此，報刊在傳播革命原則的同時，也激發出了人們的破壞欲。
馬拉在《人民之友》中的宣傳以及對暴力和個人獨裁的崇拜，不可避免地對不斷激進的法國大革命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一方面，當暴力被作為一種消滅政敵的必要手段而不僅僅是一種“革命的話語”時，它所產生的後果就必然是血淋淋的了。另一方面．即使以“人民之友”的名義，以揭露敵人為目的而倡導的語言暴力，也很難證明這就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沒有任何私心雜念，更不可簡單地划人革命行動的範疇。因為它必然產生出一系列非理性的激進舉動，其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大革命對文明的反動和對科學的敵視。
馬拉以尖酸刻薄的大革命式語言，從攻擊皇家科學院開始，進而攻擊學者，最終達到對科學本身的攻擊和謾罵。他認定所有的發明都是由未進過科學院的人搞成的，將所有為大革命作出貢獻的著名學者都咒罵為“騙子”，“笨蛋”、“剽竊者”、“沒有靈魂的獃子”；著名的科學家都是“木偶”、是簡單的“計算器”，化學家拉瓦錫是“沒有任何自己的觀點的騙子”。他聲稱可以列舉出巴黎科學院的先生們上百種不忠實的行為。例如，一筆用於彈道研究的12 000法郎的巨款被他們私分，被他們大吃大喝、上歌劇院、逛妓院揮霍一空。馬拉雖然在1793年遇刺，但他的示範效應在隨後的革命中達到了高潮，不僅科學院被關閉，科學家們被迫害致死，以理性自居的革命家最終還喊出了“共和國不需要學者!”的非理性口號。
1773年，《奴隸制的鎖鏈》
1773年，《論人》
1777年，《刑事立法計劃》
1789年2月，馬拉發表《獻給祖國》
1789年9月12日，《人民之友》報創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