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超

天啟四年出生於一書香之家。其父蔣鳴玉，系明崇禎十年（1637）進士，官至山東按察使司僉事。史傳蔣超之母分娩前夕，其祖母夢見峨眉山僧入寶，倏忽無蹤，遂認定此子乃和尚轉世。《池北偶談·卷八》也稱蔣超“生數歲曾夢身是老僧……又數夢古佛已入室，與之談禪。”蔣超幼時聰穎過人，性格沉靜。及長，苦習經文、好學不倦、埋首書城、潛心經卷，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盡年。他對佛學尤感興趣，沉迷禪理，厭酒肉而喜素食，淡泊名利，樂善好施。順治二年（1645）中舉人。順治四年（1647）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正七品）。順治領先年（1651）浙江擔任鄉試主考官。

順治十五年（1658），其父蔣鳴玉逝世，返鄉為父守喪。其時鄭成功率軍大舉進攻南京，擁兵十七萬人，欲收復中原。次年攻下瓜州（江都縣），編者軍南渡直搗鎮江再帶金陵。金壇袁大受與蔣超聯手加強防禦，縣城戒備森嚴。適逢鄉人、湖廣道監察御史馮班要求入城避難，二人不許，待抗清義軍失敗后，馮班即飛書狀告清廷，清廷將袁、蔣等五十餘名文人士子判處死刑。蔣超買通官府，得以倖免。此即是清初名噪一時的“投誠海寇”案。康熙六年（1667），吏部晉陞蔣超為翰林院修撰，委任順天提督學政。他到職后，刻苦勵志，為復興國學不遺餘力，親自講學、獎掖后禮部，要求“禁止天下有司刑責諸生”，為禮部所重視，發文各行省奉行。順天學政秩滿后，他便開始了漫遊名山勝水的生涯，每思前生因緣，常懷出世之想，四十三歲即託病由翰苑告退，蒙恩給假歸江南。返鄉途中，行至秦郵（今江蘇高郵），故園在望，他忽生念轉道南馳。其子涕泗挽請，堅不聽勸，遂買舟由南京溯江而上，於康熙十一年（1672）春在峨眉山伏虎寺披剃為僧，法名“智通”。

康熙十年（1671）春末，主持監修清代第一部《四川總志》的四川總督蔡毓榮得知鼎鼎大名的蔣太史隱居在峨眉山，遂遣人再三邀請他出山參加修志工作。蔣超辭不獲免，不得已前往成都，住在金沙寺，參與纂修《四川總志》。這部總志於康熙十二年（1673）在成翥木版刻印，共三十六卷，現藏重慶市圖書館。該書記載頗為翔實，學術價值較高。康熙十二年正月，蔣超書寫臨終之前的偈語：“由來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墜孽塵。妄想鑊鍋來避熱，卻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里人。只有君親無答報，生生常自祝能仁。”蔣超隱居峨眉山時，曾寄書與其好友王士禎，云：“身是峨眉老僧，故萬里歸骨於此。”蔣超去世時，王氏正在成都主持鄉試，驚聞噩耗，專程到蘿峰庵蔣氏墓前憑弔，揮淚書五律一首以挽之。詩云：

西清三十載，久病一遷官。忽憶峨眉好，真忘蜀道難。

法雲徠清浩蕩，春雪氣高寒。萬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

蔣超擅長詩文，酷愛墨寶，嗜好書法。經蔣超親手抄錄的詩文多達數百卷但留下來的不多。清朝的阮葵生在《茶餘客話》書中寫道：“國初沈繹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綏山詩稿》是蔣超的詩集，其中的詩大部分寫於出家以後，綏山乃峨眉山舊名。清初著名詩人施閏章在《綏庵詩稿》序中說：“虎臣天才爽敏，刻意好古，匠心獨遠，環瑰深拔，不肯一語近人。”清初詩壇領袖吳偉業對蔣超的詩亦極為推崇。清中葉四川著名才子李調元在《懷蔣太史虎臣》一詩中吟道：“彈指三生悟夙因，木天（指翰林院）我亦過來人。能從大海翻身出，只有蘇州蔣虎臣。”蔣超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清初最著名的樸學大師孫奇逢在嵩洛遇蔣超，互相研討理學，對蔣氏的卓越見解十分佩服，慨嘆：“不可失此人！”清中葉的沈德潛、彭端淑、潘飛虎、王蔭槐、張維屏等學界名流，亦對蔣超十分嘆服！

金陵舊院

錦繡歌殘翠黛塵，樓台塌盡曲池湮。

荒園一種瓢兒菜，獨佔秦淮舊日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