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迪安·豪威爾斯
美國作家
威廉·迪安·豪威爾斯,男,1837年3月1日生於馬丁斯維爾(現在為馬丁渡口),是一名作家。
威廉·迪安·豪威爾斯父親是威廉姆·庫伯豪威爾斯,母親是瑪麗·迪恩豪威爾斯。他是家中八個孩子中的老二。他的父親是一位報社編輯和印刷工,他們經常在俄亥俄搬家。1840年的時候,他們家搬到了漢密爾頓。在那裡,其父監管著一家輝格黨報紙,信奉瑞典堡主義。他們在那裡待了最長的九年。儘管過得很清苦,但豪威爾斯父母都對他的文學愛好給予了很多鼓勵。他很小就開始幫助父親排版印刷,也就是印刷工學徒。在1852年,他的父親沒告訴他,安排在《俄亥俄州日報》發表了他的一首詩。1856年,他被選為眾議院的職員。
他沒接受過多少正規教育,但他閱讀廣泛,他曾酷愛許多文學大家的作品並深受其影響,像奧利弗·哥德史密斯、華盛頓·歐文、塞萬提斯、海涅、丁尼生,後期主要受簡·奧斯汀、喬治·艾略特、屠格涅夫、哈代等人影響。1858年,開始在《俄亥俄州日報》工作,給報紙撰寫詩歌、短篇故事,還翻譯一些法語、西班牙語、德語作品。他曾熱渴的學習德語和其它幾種語言,還對海涅的作品產生了極大興趣。1860年,他到波士頓遊歷,見到了詹姆斯·托馬斯·菲爾德、詹姆斯·拉塞爾、老奧利弗·溫德爾·福爾摩斯、納撒尼爾·霍桑、亨利·大衛·梭羅以及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他們都成了要好的朋友。在1860年的時候,他已經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三首詩,他和J·J·皮埃特合著了《兩位朋友的詩》(Poems of Two Friends)(1860年)。因幫助林肯競選總統寫過一篇成功的傳記,1861年被任命為美國駐威尼斯領事,任期4年。他在那裡學會了領會和品味歐洲,並將之與美國對比。
1865年,豪威爾斯回到美國,定居在馬薩諸塞州劍橋,他為多家雜誌都寫過文章,其中有當時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大西洋月刊》和《哈潑氏》雜誌。在1866年,詹姆斯·菲爾德讓他在
豪威爾斯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家
威廉·迪恩·豪威爾斯的墓碑
(翻譯)
豪威爾斯在擔任《大西洋月刊》和《哈珀》雜誌的編輯時,曾竭力反對當時盛行的浪漫主義小說。他認為小說的首要目的是教誨,而不是娛樂;文學作品應該採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在《批評與小說》(Criticism and Fiction)(1891年)中,豪威爾斯把現實主義定義為“誠實地處理素材,半點不多,半點不少”。
他寫了近40部長篇小說。80年代創作的《一個現代的例證》(1882)寫一對年輕夫婦草率結婚,結果釀成悲劇。《塞拉斯·拉帕姆的發跡》(1885)是他的代表作,寫一個剝削礦工發財致富的暴發戶,在破產後依然堅守自己人格的故事。批評家認為其中充滿了“敏銳的觀察”和“善意的批評”。80年代後期,資本主義社會動蕩不安,豪威爾斯認為“競爭的資本主義”已不能令人滿意,“應代之以社會主義”。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寫了長篇小說《新財富的危害》(1890),描寫一家雜誌的“社會主義者”與華爾街老闆在對待工運問題上的“觀點上的分歧”。《來自奧爾特魯里亞的旅客》(1894)豪威爾斯批判了美國社會裡的價值觀和經濟現狀,倡導空想的社會主義,《穿過針眼》(1907)則鼓吹通過“公民投票”而產生的基督教社會主義。
他眾多的小說還包括:《他們的蜜月之旅》(Their Wedding Journey)(1872年)、《阿魯斯圖克的夫人》(The Lady of the Aroostook)(1879年)、《慈悲的品德》(The Quality of Mercy)(1892年)、《The Leatherwood God》(1916年);他的散文包括:《威尼斯歲月》(Venetian Life)(1866年)、《我的文學激情》(My Literary Passions)(1895年)、《文學與生活》 (Literature and Life)(1902年);他還寫過短篇小說和滑稽喜劇;《我在小木屋裡的歲月》(My Years in a Log Cabin)(1893年)和《我的青春》(Years of My Youth)(1916年)是自傳體。
其次,他所想要表現的主體是自然而不是矯揉造作的人。他認為現實主義絕非簡單的攝影式再現生活,它包含著對“動機”和心理矛盾的描繪和分析。
現實主義是要表現普通人的一般情感,目的在於訴說美國的精神。
此外,關於文學批評,豪威爾斯主要文學批評家不應隨意地主觀地去評價作品,而應該中立地去做準確精鍊的描述,闡釋和分類。
豪威爾斯在提倡現實主義文學方面有過貢獻,後期的作品也接觸到一些社會問題,但在“美國例外論”的思想影響下,他的主要傾向是維護資產階級秩序。在藝術描寫方面,他採用誤會套誤會的手法,人為地製造矛盾衝突。他的作品描寫細膩,對話機智,文字流暢。
站在歷史的角度,豪威爾斯缺乏能讓他變得偉大和不朽的品質。他的作品缺乏深度,他致力於創作許多不朽的現實主義角色和故事,但是難以成功。他的作品很少能夠達到他所追求實現的心理深度。如果有不幸跟罪惡,那麼就只能表現得很不明顯,如果想寫出激情,卻只能被自身能力給限制住。在語言的精鍊特質上,他不如亨利·詹姆斯,在粗狂和成熟的幽默上,他又不敵馬克·吐溫。此外,到了20世紀現實主義中豪威爾斯的“微笑”現實主義分支也徹底被盛行的自然主義所取代,他的文學風尚也已經徹底過時了。但時間和歷史是公正的,豪威爾斯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還是沒有被遺忘的。他至少是美國文學上一位舉足輕重的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