峙峪遺址

峙峪遺址(第一批省保)

時代：舊石器

地址徠：朔城區峙峪村附近

峙峪村位於大同盆地西南朔州黑駝山東麓，桑乾河上游的支流峙峪河繞村而過，西、北、南三面由群山環抱，東面是廣闊的桑乾河平原。遺址就在峙峪河與小泉溝匯流處的一個孤立的島狀沙丘中。

遺址面積南北長100米，東西寬15米。1963年調查發現並進行局部發掘。發現的遺物有：人類枕骨一塊，石製品15000多件，燒石和燒骨等多塊，裝飾品1件、各類動物牙齒5000餘枚。該遺址以細小石製品為主要特徵。時代屬晚更新世，經C14測定，距今為28945±1370年和28135±1330年。

峙峪遺址文化遺物包括石製品、骨器和裝飾品。出土石器有：尖狀器、雕刻器、刮削器、石鏃等兩萬餘件。製造石器的原料有脈石英岩、硅質灰岩、燧石、火成岩等。石器主要是小型的，大型石器極少，砍砸工具罕見。此外，發現了細緻打擊成的骨尖狀器，其它一些打制痕迹清楚的骨片，也可作為某種工具使用。還有1件可以反映磨製鑽孔技術的扁圓形石墨裝飾品。

與灰燼、石器、燒骨共存的動物化石，有的往往密集成層，大多為單個的動物牙齒，總數達5000餘顆，還有大量被人工擊碎的獸骨片。哺乳動物化石中最多的是野馬，至少代表120個個體，野驢88個個體，顯然這兩種草原動物是當時人們獵取的主要對象。

峙峪遺址是華北地區發現的一處重要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對研究舊石器晚期文化及細石器文化的起源，將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據C14同位素年代測定，峙峪遺址的絕對年代距今約2.8萬年。峙峪 遺 址的出土文物非常豐富，石製品約15萬件，還出現了比較進步的間接打制產品，如扇形石核和小石葉。有一件石墨做成的穿孔裝飾品，光滑的一面和邊緣都經過磨製，磨擦痕迹很清楚，它表明遠在2.8萬年前，鑽孔和磨製技術已在中國出現。同時，這些石器標誌著典型細石器雛形和複合工具的誕生。通過對峙峪遺址出土動物化石研究表明，發現在面積不大的發掘範圍內有眾多的馬類獵獲品，實為舊石器遺址之罕見，因此峙峪人又被譽為“獵馬人”。峙峪人以弓箭和棍棒捕獲這些草原動物，從事以狩獵為主的生產活動，創造了中國舊石器時代最為出色的的獵馬人文化。

山西舊石器晚期后一階段文化，是中國最具代表的幾個細石器文化之一。它是由近20個地點構成的遺址群，散佈於中條山主峰歷山東麓的山間盆地邊緣。因沁水縣下川附近發現最為豐富，被命名為“下川文化”。據C14年代測定，距今約23000～16000年。山西境內的舊石器晚期文化遺址除下川遺址外，還有1964年在呂梁山西麓的黃河東岸地區發現的“薛關遺址”(在蒲縣薛關村昕水河右岸)、1980年發現的“柿子灘遺址”(在吉縣清水河畔)，以及偏關縣及與其接壤的內蒙古准格爾和清水河一帶的數十處地點。它們距今時代大致相同，約13550±150年，文化面貌也基本一致，石器的加工技術和形制風格與下川文化也都有或多或少相近之處。但是，它們出土的典型工具是各式各樣的尖狀器和刮削器，這說明當時的人類已掌握了修整獸皮、縫製獸皮禦寒的技能。最有價值的是，在柿子灘遺址發現了兩幅山西迄今發現最早的岩畫，均以赭紅色赤鐵礦粉末塗繪而成，一幅為裸體女性圖，一幅似狩獵格鬥圖或舞蹈圖。這一發現，說明當時的人類已有了用圖畫形式反映生活的要求，有了豐富的精神文明生活。

峙峪遺址位於朔州城西北15公里的黑駝山腳下，是一處舊石器時代的人類遺址，中國科學院1963年發現。現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裡除發現大批細小石器和大量動物化石外，還發掘出數百件有刻劃痕迹的獸片和一件人類初期的武器——石旋。

1963年中國科學院的科學工作者在朔城區峙峪村北的黑駝山腳下，發現了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這處遺址距今約兩萬八千年，1965年被確定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峙峪遺址是20世紀60年代我國發現的一處較大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這處遺址以出土大批精巧的細小石器和伴隨大量的哺乳動物遺骨而著稱。在兩萬多件人工砸擊過的碎骨片中，有數百件留有清晰的數目不等的直道。

專家們根據獸骨片的刻劃痕迹推測：在文字發明以前，這很可能是人類最早使用的計數符號。在峙峪遺址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文化層中的兩個灰燼層。下面的灰燼層中出土了一件有較為複雜圖像的骨片，骨片刻劃痕迹十分清楚，易於辨認，顯然是峙峪人有意識的骨雕。峙峪遺址出土了一件石墨磨成的鑽孔裝飾品，這說明峙峪人相當進步，已能使用技術很高的石制工具。另外，在這裡亦發現一件石鏃，這是人類前所未有的武器，證明當時人類已發明了弓箭。全部出土遺物告訴人們：當峙峪人在這裡生活之時，山上森林茂密，丘陵灌木鬱閉，平川草肥景勝，河裡魚游水漣。當時生活在峙峪一帶的動物有羚羊、野馬、野豬、鹿、鴕鳥等。峙峪人獵食最多的是野馬，所以峙峪人也稱“獵馬人”。

在峙峪遺址還發現一塊人類枕骨化石，通過對枕骨化石特徵的分析而推斷：峙峪人早於山頂洞人，但晚於山西丁村人，距今至少有十萬年的歷史。這表明，他們十幾萬年前已經開始勞動。生活和繁衍在朔州這塊遼闊的土地上。峙峪文化屬華北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是周口店第一地點、許家窯遺址、峙峪遺址這一代表華北舊石器文化發展進程的極其重要的組成環節，是華北新石器時代細石器文化產生的基礎。峙峪遺址的發現，為中國考古事業提供了寶貴的科學資料，為研究亞洲、美洲舊石器時代的起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線索。這說明在“許家窯人”后，人類在桑乾河流域日益發展和昌盛，標誌著中國史前社會的繁榮和進步。

1963年發現於朔縣的峙峪村，距今約2.8萬多年。發現有人類枕骨化石一塊，野馬、野驢、水牛、羚羊、披毛犀、虎、狼等脊椎動物化石5000多件，骨器和細小石器3萬餘件。其中石箭鏃的出土，說明峙峪人已經發明了弓箭，這是人類改進工具增強征服自然能力的重要標誌。峙峪人是許家窯人的後代，他們在體質形態上，已經和現代人相似，社會組織上，已經進入了母系氏族公社初期。

通過對動物化石的綜合鑒定得知：在峙峪動物群中有蹄類所佔的比例最大，種類上佔70%，數量佔95%以上，構成這一動物群的主要部分，其中典型的草原動物有蒙古野馬、野驢、普氏羚羊、鵝喉羚等。

在我國，蒙古野馬最早的化石記錄見於丁村遺址。據現代動物地理資料，蒙古野馬是一種喜冷的草原動物，分佈在阿爾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準噶爾盆地及瑪納斯河流域，沿烏倫古河向東分佈到北塔山附近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科布多盆地，較我國更新世晚期的分佈區的已知南界（襄汾丁村）在緯度上北移了9?左右，年平均氣溫相差約10℃。

根據動物群的性質分析，峙峪遺址的地質時代應屬於更新世晚期。峙峪人當時的生活環境是草原與灌木草原地帶，氣候比現在冷一些，且較為乾燥，冬夏的溫差相當大。在這種環境下，“峙峪人”維持生計的主要手段只能是狩獵，峙峪遺址中發現大量的動物骨骼便是有力的證據。

對峙峪遺址動物化石的研究表明，馬類動物佔到了食草類動物的90%以上，初步統計至少有120匹野馬，88頭野驢。如此眾多的馬類動物化石發現於面積不大的發掘範圍內實屬罕見，顯然這些野馬、野驢並非自然死亡。考古學者們斷定，“峙峪人”的認識能力和狩獵水準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他們在長期的狩獵活動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已懂得根據獸類生存情況，較集中地捕獵一、兩種動物。賈蘭坡先生在發掘報告結語中稱峙峪一帶的原始人類為“獵馬人”，後來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史稿》中也沿用了這一說法。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在峙峪遺址中，發現了我國迄今所知時代最早的一件石鏃。可以推斷，“獵馬人”已發明了弓箭，這是前所未有的武器，等於把手延長了幾十米，在當時來說是最有威力的狩獵工具。弓箭使狩獵的範圍擴大，提高了捕獵的效率，從而促進了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峙峪石鏃以燧石為原料，用非常薄的長石片製成，前鋒銳利；一側邊緣經過很精細的加工，另一側保持石片原有的鋒利刃緣，只在靠近尖端的部分稍加修理，以使尖端更為周正；與尖端相對的底端左右兩側均經加工而變窄，狀似短短的鏃鋌。如此典型、精緻的石鏃，在我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存中尚屬首見。

我國古代傳說羿為顓頊的後裔，以善射著稱。又有“羿射九日”的神話，讚美羿的偉績。於是後人就把弓箭的發明也歸功於羿。比如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的《勢備篇》載：“羿作弓弩”。其實弓箭真正的發明時代，比傳說中羿的年代更為久遠。

從石鏃的加工精細程度看，人類最初使用弓箭的時代，還要比這早一些，至少在距今3萬年以前。原始弓箭是用竹木製造的，極易腐朽，很難完整保存至今，所以在考古發掘中往往只能見到鏃，而見不到弓。

就弓箭的基本結構來說，雖然只有弓、弦、箭三部分，但是其中包含的技術知識卻相當豐富，不僅涉及多種材料的選定、多種方式的加工和多元聯結的技術，而且還有一定的彈力形成和箭體飛行等方面的知識。因此，弓箭的製造技術是原始社會人類經驗和技能的結晶，是原始軍事技術的最高成就。弓箭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正如恩格斯所說：“弓、弦、箭已經是很複雜的工具，發明這些工具需要有長期積累的經驗和比較發達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時熟悉其它許多發明……弓箭對於蒙昧時代，正如鐵劍對於野蠻時代和火器對於文明時代一樣，乃是決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峙峪遺址出土的“斧形小石刀”，應是我國現知時代最早的一件打制石刀。該石刀用半透明的水晶製成，有寬約三厘米的弧形刃口，兩平肩之間有短柄狀呈凸形的突出。整個器型規整而小巧，精緻而美觀，以前在我國舊石器時代遺址中還未曾發現過這一類型的石器。考古學者推測，小石刀應為切割獵物之用。它在使用時很可能裝有木柄或骨柄，與該遺址所出的石箭頭同是我國早期複合工具的代表。

在峙峪遺址中還發現了我國稱得上鋸的最早遺物。這類“石鋸”由刮削器發展而來，是把薄石片的一側邊緣修理成鋸齒狀刃口，敲擊出來的刃緣比較均勻，刃口薄而鋒利，當鋸使用是很可能的。這類“石鋸”既可以鋸截，又兼作刮削之用，因此，考古學家在峙峪遺址的發掘報告中，稱之為“單邊刃刮削器”。歷史文獻和民間傳說一直公認鋸的發明者是春秋時期的著名工匠魯班，並將他發明鋸的過程講述得繪聲繪色。其實這是由於鋸的產生太久遠了，史前時期又沒有文字記載，所以後世的人們便將鋸的發明歸功於所能追溯的最早的能工巧匠身上，正如把找不到發明者的車船、房屋之類均推原到人文始祖黃帝一樣。

在出土的文化遺物中有一件用石墨磨製的鑽孔裝飾品，這可能算是人類最早的藝術品。還發現一件骨制尖狀器和許多有刻劃條痕的骨片。“如果確屬人工刻劃的符號，那就使我們聯想到傳說文字發明以前‘結繩記事’、‘契木為文’，都不會是無稽之談，而是人們實際生活需要的產物。”（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一冊）裴文中先生高興地說：“峙峪骨片表明中國舊石器藝術已初露端倪！”（《考古尋蹤》，山西人民出版社）

賈蘭坡先生認為：只有把峙峪遺址放在華北舊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系列中來觀察，才可以充分理解它的意義。華北舊石器時代文化的發展至少有兩個系統，其中之一是“匼河——丁村系”或稱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狀器傳統”，其基本特徵是利用寬大石片製造各類型的大砍砸器；另一個系統就是“周口店第一地點（北京人遺址）—峙峪系”（簡稱“第一地點—峙峪系”），或稱為“船頭狀刮削器—雕刻器傳統”，其基本特徵是利用不規則小石片製作多種類型的細小石器。“第一地點—峙峪系”在華北分佈很廣，這個豐富多彩的文化系統是華北新石器時代的細石器文化的先驅。峙峪遺址的意義恰恰就在於它是北京人文化與細石器文化的聯繫環節之一，並為亞洲、美洲細石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按照賈蘭坡先生的說法，中國以及東亞、北亞和北美的細石器，總的來說屬於同一傳統。雖然可以把這一傳統的細石器的起源，追溯到北京人時期，但和“中石器時代”及其以後的細石器文化最接近的卻是峙峪文化。在峙峪文化的組合中不僅見到有在細石器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石鏃、拇指蓋狀刮削器等，還有扇形石核。峙峪的扇形石核，雖說沒有“中石器時代”及其以後的細石器文化中的典型，但已初具規模。在峙峪文化遺址中還見到代表細石器文化特徵的長石葉，這是我國所見到的最早的用間接法剝落的石葉。

“第一地點—峙峪系”石器傳統是新石器時代華北地區狩獵型經濟類型的文化產生的基礎，是這一經濟類型的人們對生產工具特殊要求的反映。在細小石器傳統中，與狩獵有關的工具佔主體，其經濟生活當以狩獵為主，輔以採集。

從細石器文化在中國的地理分佈，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生活的大致輪廓。我國北部、西北部和東北古代的一些氏族，是以細石器為共同特徵的。他們絕大多分佈在沙漠草原或高山地帶，最初過著以狩獵為主，以採集為輔的經濟生活，從狩獵活動中逐漸學會了馴養畜群，產生了畜牧業；為了長期飼養畜群，需要儲備飼料，於是又從採集發展出原始農業。在新石器時代特別是稍後的階段里，我國北部地區廣泛出現了細石器和石鋤、石斧等農具的混合文化，是亦獵（包括馴養家畜）亦農的標誌。

2019年10月7日，郛堤城遺址入選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