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振黃

1899年2月4日 出生於浙江省諸暨縣。

1920年 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1925年 畢業於東南大學生物系。

1925年 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

1926年 在美國霍普金斯（Hopkins）海濱生物研究所從事甲殼類生活史研究，獲碩士學位。

1928～1936年 任北京清華大學生物系講師、教授。

1928～1941年 任靜生生物調查所動物部技師。

1938～1947年 任北平中國大學生物系講師、名譽教授。

1941～1943年 任北平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

1943～1945年 任北平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研究員。

1945～1946年 任北京市政府社會局技正，兼任代科長。

1946～1947年 任北平地質調查所技正。

1947～1950年 任中央水產實驗所技正，兼所長。

1950～1952年 任輔仁大學生物系教授。

1950～1952年 任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動物標本工作委員會研究員。

1953～1964年 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動物研究所研究員。1962年任副所長。

1964年7月5日 逝世於北京。

壽振黃，字理初，1899年2月4日生於浙江省諸暨縣。祖籍河南省，祖輩遷居浙江省，在諸暨定居。祖父壽德元在清末戰亂中顛沛流離，家破人亡。戰亂后做小生意維持生活。父親壽萼庭兩眼高度近視，臀部及左腿跌傷而骨折，勉強可以走路，在村裡教私塾。辛亥革命后改教小學，不久便去世。靠他母親東挪西借，勉強維持生活。他雖自幼家貧窮，卻有個可以就讀的環境。壽振黃3～4歲時便開始識字，6歲進村裡敬業學堂讀私塾，8歲進村辦的私立敬業小學讀書。當時所謂的小學，實際也是變相的私塾，教師全是科舉未中的文人，教材仍是《古文觀止》、《四書》和《五經》。除了《易經》外，其他經書全讀完。在啟蒙教育中，打下了良好的中文根底。1910～1913年他先後就讀於諸暨縣下北鄉覺民小學和樂安小學。1913年秋14歲時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學。離家時他母親在他棉衣里縫了向別人籌借的10塊銀元做路費，但他一路上或步行，或搭便船，捨不得坐火車，回家后把這10塊銀元原樣帶回。他在艱苦條件下為多讀一點書，爭取考進正規的好學校，自幼勤奮學習，力爭上遊。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慘痛情景及對當時中國經濟和政治的影響，他歷歷在目。壽振黃在農村長大，對中國當時農村的貧困和落後的情景了解深刻，立志要學農以改變中國農村的落後面貌。在杭州讀中學時，他便看了不少有關農業的書。1917年中學畢業后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農。在校期間他曾到上海穆藕初等人辦的農場學習。臨近畢業的那一年，由於他學習成績優秀，受聘在植棉講習所兼任助教。

1920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后，在鎮江第六中學擔任生物學教員。他逐漸認識到農業的基礎是生物學，如果中國的生物學發展不起來，中國的農業便無從改進。任何學科要由基礎開始學，才能學好，於是他便決定改學生物學，1921年考入東南大學生物系。由於經濟困難，他在東南大學附屬中學兼任生物學教員，勤工儉學，讀完大學。

1925年東南大學畢業后，到上海澄衷中學任生物學教員，併兼任吳淞中國公學教員。在教學中他仍感自己學識之不足，於是1925 年夏季自費去美國留學。靠勤工儉學和省吃儉用省下來的一點錢，以及他母親籌借和做小生意的叔叔資助湊的一些錢，才勉強夠去美國的路費。在美國初期，他靠半工半讀維持生活。在每一處學習時間的長短，取決於能否在當地找到工作，維持生活。1925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1926年1月轉到美國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大學研究院，在魚類學家D.S.喬頓（Jordan）博士的指導下從事魚類分類學研究。1927年與魚類學家B.W.埃弗曼（Evermann）合作共同研究中國華東魚類的分類，並發表了一個魚類新種——產自中國浙江溫州的秉氏鼬鯊（Hemigaleus pingi Evermann & Shou，1927），這是中國動物學家首次發表的有關中國魚類分類的論文。喬頓博士是斯坦福大學第一任校長，美國魚類學家多出自他的門下。當時喬頓博士已年邁，但仍到實驗室從事研究工作。在導師的指導與熏陶下，壽振黃受益匪淺，他終生貫徹這種治學精神。

1926年8月他又到霍普金斯（Hopkins）海濱生物研究所從事甲殼類生活史研究，當年寫出論文，獲碩士學位。

1926年得到清華大學的獎學金資助。憑他當時的業務基礎和勤奮精神，他是有條件繼續讀博士學位的。但是，他在專業已入門的基礎上，立志要把脊椎動物學的全部理論與研究技術學到手，移植回中國，創建中國的脊椎動物學，他決定不再讀學位，又回到加利福尼亞大學從事鳥類學和獸類學研究。1927年他在美國發表有關中國福建省鳥類的論文，是中國科學家發表的第一篇有關中國鳥類學的論文。1927年6～10月他先後到美國費城、芝加哥、紐約和華盛頓等地的大學和博物館參觀，學習博物館陳列和標本製作技術。

1928年初回國，應聘到清華大學生物系任講師，從事脊椎動物學教學工作，後晉職教授。直至1936年1月，長達8年之久。

為了能開展脊椎動物學的研究工作，他除了在清華大學任教外，1928年10月又到由秉志和胡先驌等領導的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擔任動物部技師。直到1941年日美太平洋戰爭開始的前夕，他在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了13年，這是他早期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在此期間，1936年1月～9月曾作為訪問學者去歐洲訪問，使他的學識又有所補充與更新。

由於物價日益高漲，為了能夠維持5口之家的生活，1938年9月開始，他在北平中國大學生物系教書，直至1947年8月，共9年。最初是兼任講師，1941年靜生生物調查所關閉后，1942年開始擔任名譽教授。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他又在北平的北京大學生物系任講師。1943年秋至1945年8月他又在北京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任研究員，從事脊椎動物研究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曾任北京市政府社會局技正，兼任代科長。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任北京地質調查所技正，從事古脊椎動物研究。

1947年9月遷居到上海。在中央水產實驗所任技正，兼任所長；並曾先後兼任復旦大學生物系和吳淞水產專科學校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隨中央水產實驗所由上海遷到青島。1950年9月應聘到北京輔仁大學生物系任教授。1950年10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后改稱動物標本工作委員會），應聘擔任委員。1952年輔仁大學併入北京師範大學，他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工作委員會任研究員。1953年1月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工作委員會改建為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后又擴大成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任研究員和獸類研究組組長。1962年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與昆蟲研究所合併，壽振黃任研究員、動物生態研究室主任、副所長，一直到1964年7月5日逝世。

壽振黃為中國脊椎動物研究工作的開拓奮鬥終生。他一生中許多寶貴的工作精神是值得後人學習的。

1926年壽振黃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院D.S.喬頓博士的指導下從事魚類學研究，1927年即與人合作發表中國魚類的第一篇論文。同年他又利用美國收藏的標本，發表由中國人寫出的有關中國福建鳥類的第一篇鳥類論文。回國后，1928年他在靜生生物調查所繼續魚類學研究，1929年在第四屆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提出華南經濟魚類的報告，這是中國魚類學家第一次在國際學術會議上提出有關中國魚類的論文報告。對華東和華北魚類的分類、形態、生態及相對生長等，他均進行過開創性的研究，為創建中國魚類學的工作作出了貢獻。此外，他對兩棲類和爬行動物也曾做過一些研究。

魚類學家張春霖在法國留學回國后，靜生生物調查所的負責人之一，壽振黃的老師秉志為進一步拓寬當時脊椎動物學在中國的研究領域，建議由張春霖研究魚類學，壽振黃改搞鳥類學研究。他顧全大局，服從工作的需要，欣然從命。他開始在河北省採集鳥類標本。1936年發表了專著《河北省鳥類志》（上、下兩冊）。該書在緒論中分析了河北省的地理條件、植被和氣候方面的特點及其對鳥類的關係，探討了河北省鳥類區系形成的自然條件及歷史。在各論中對每種鳥類均列舉了鑒別特徵，按性別和年齡分別測量了鳥類的量度，進行統計，作為分類的依據；在生態方面，對棲息地、地理分佈、繁殖、遷徙、活動規律、鳥巢和鳥卵等，均有記述。凡前人記載，均加以考證，去偽存真，在應用時有所取捨。此書是中國動物學家所寫的第一部鳥類志。在國內外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不僅在當時足以與國際上的同類鳥類學的研究相媲美，即使與50年後的鳥類學專著相比，也毫不遜色。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條件下，能進入河北省的深山老林搜集到如此齊全的標本和資料，確實難能可貴。還應該說明，這是一項在當時沒有對比標本和對比資料的條件下進行的分類學工作，確實不容易。在他逝世后，從他辦公室里發現兩個麻袋，是當年他寫《河北省鳥類志》時收集的資料。當時中國沒有複印技術，許多資料是他買回國外的原始文獻剪貼的。由於圖書與雜誌均是雙面印刷，因此每期至少要買兩本，才能剪貼齊全。由此可見當年他為寫這本專著下過多大功夫。他一生髮表了鳥類學論文及專著共40篇（或部）。除上述1927年在美國發表的第一篇鳥類論文外，在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期間，在1940年以前發表鳥類學的論文及專著共35篇（或部），占他發表全部鳥類學論文總數的90%，對鳥類的分類、形態、生態、鳥巢及化石等方面均進行過深入的探討。這說明他對中國鳥類學的創建與發展曾作出貢獻，不愧是中國鳥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中國的獸類學研究幾乎是空白點，僅有秉志（1924年、1925年和1929年）、石聲漢（1928年）、何錫瑞（1934年及1934年）、傅桐生（1935年）和壽振黃（1935年及1938 年）等發表過一些零星的文章，而且在抗日戰爭中，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均告停頓。

1953年1月壽振黃任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室獸類研究組組長時，僅有中國科學院動物標本整理委員會留下的少量殘缺不全的標本和為數不多的幾個工作人員，力量極為有限，可以說他是在獸類學（哺乳動物學）研究工作幾乎全無基礎的情況下，開始了中國獸類學研究。

1954年初，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向當時政務院政務會議彙報的《關於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和今後工作任務》的報告中曾指出：“……舊中國的科學基礎薄弱，發展不平衡……某些科學部門中的一些重要環節，或者力量很弱或者全無基礎。例如……動物學方面沒有研究哺乳動物的專家……為了在現有基礎上適當地組織科學研究的力量，使之能最有效地在國家建設中發揮作用……這是目前科學院工作中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問題。”

壽振黃早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和在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期間，主要從事魚類和鳥類研究，雖曾做過一些獸類學研究，但為時都很短，並沒開展過系統的研究，僅能說是稍有一些專業基礎。當時壽振黃年紀已有56歲，但是為了顧全大局，服從工作需要，他響應郭沫若院長的號召，願在有生之年把中國脊椎動物學研究中幾乎是空白點的獸類學這門學科填補起來。他領導當時的中青年人員，參加在中國東北三省及內蒙古東部幾個盟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獸類調查，共採集標本10000多號。經研究后，於1958年出版了專著《東北獸類調查報告》。全書共報道獸類77種，分屬於6目，20科，54屬。總論中介紹了研究簡史、自然環境、地理分佈、經濟意義及其合理利用。在各論中記載每種獸類主要的同物異名，扼要地描述了形態，列出體重和外部量度，對某些種類的分類問題做了討論，對生活習性及經濟意義做了敘述。這是中國第一部獸類地方志和獸類專著。

他研究了中國毛皮獸的地理分佈，並編寫出科普書《毛皮獸圖說》，這在當時對推動中國毛皮獸的經濟利用起到指導作用。

在獸類生態學方面，1954～1956年他指導夏武平與中國科學院林業土壤研究所合作，從事小興安嶺紅松直播防鼠害的研究。通過動物生態學研究，掌握主要害鼠數量變動的規律，提出在清理乾淨的採伐跡地上，使鼠類難於隱蔽的條件下，儘早播種已經摧芽能很快出苗的種子，使其在全年害鼠數量高峰出現前出苗，出苗率一般可達到86%。當害鼠數量增多時，便進行毒殺，效果相當理想。1957～1958 年他又支持夏武平和羅澤珣進行大興安嶺流行性出血熱宿主動物調查。在當時病原體還沒有分離出的情況下，通過動物生態學研究，結合流行病學分析，發現黑線姬鼠雖是野鼠，但在大興安嶺卻大量家棲，並且有明顯的戶內外遷徙現象。天氣轉暖后，黑線姬鼠到戶外繁殖；天氣轉冷后則大量進入人的住房家棲。此後1個月便出現流行性出血熱發病率的高峰（這與臨床及流行病學調查此病的1個月潛伏期一致），此病病死率很高。另外，在流行性出血熱流行出現了“小爆發”的地區，局部地區發病的人數與黑線姬鼠的密度呈正比。由此證明黑線姬鼠與此病的傳播有關。據此建議秋季在居民區戶外滅鼠，切斷此病的流行環節，1960年以後便控制住此病在大興安嶺地區流行。1983年在原疫區複查，發現自從採取此建議防治后，未見此病再度流行。這兩項工作均屬中國獸類生態學的開創性研究。

由他參加編寫，后又由他擔任主編的《中國經濟動物志》獸類卷在1962年出版。全書共61萬多字，介紹獸類162種，分屬於13目，41科。每種均扼要地描述形態，介紹生態、分佈和經濟意義，並附有分類檢索表。此書對開拓中國獸類學研究起到了進一步的推動作用。

他在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從事獸類學研究期間，共發表專著4部，論文25篇，約佔他所發表全部論文及專著總數的1/3。直到他在1964年逝世，短短10年左右就把中國獸類分類學和生態學創建起來，這種開拓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壽振黃十分重視培養人才。20世紀50年代以後從事獸類學研究工作的人員，直接或間接多出自他的門下。當年曾隨他在東北參加獸類調查的研究技術人員，現在多數已成為研究員和高級工程師。

他經常關心、指導下面人員的工作。他每天按時上班，先到各辦公室了解每個工作人員的工作進展情況。他知識淵博，遇到問題大多數可以當場解決。如動物研究所1957年蓋辦公大樓時，有人看不懂建築圖紙，請教他時，他十分內行，用一把尺子測量后就能夠修訂標本室設計不合理之處。他對繪圖技術也下過功夫，與齊白石等均是好友，繪圖員畫的動物插圖請教他時，他均能提出恰如其分的評價。當場不能解決的問題，他第二天便帶來參考書和同事們商討。遇到難解決的問題，便廣泛徵求周圍人的意見商討解決辦法。如大形獸類皮張的熟制與保存，他在美國時用的方法是用優質的汽油浸泡後放上大量鋸末吸凈溶解在汽油中皮張上的油脂。這種方法在當年中國缺少設備條件下是不適用的。當時中國石油產量不高，用大量優質汽油浸泡皮張，由於揮發快，要隨時添加，不僅經費不允許，國家也難保證供應；另外，設備條件及防火條件均達不到標準，很難保證不發生火災，因此行不通。經大家商議，決定請熟制裘皮的工人協助解決，他接受這個建議。在他這种放手與關心相結合，隨時指導與督促推動下，工作進展迅速。

他特別重視通過工作來培養人才。凡在壽振黃指導下工作的人員，初來時必需參加野外調查和採集工作。他要求所採到的每隻標本全要做成假剝製的研究標本。剝製獸類標本，從稱體重和測量各項外形量度，剝下外皮、除凈殘肉和油脂、塗防腐劑、填充、縫切口、固定等全過程，最快要15分鐘。再剖檢胃內食物碎屑和繁殖器官的情況，又需5分鐘。每隻標本處理的全過程最快要20分鐘。一分鐘也不休息，每小時只能剝製3個小型獸類標本。每日若採到幾十隻標本，工作人員全部動手，也需4～5個小時。剝製標本技術是一門手藝，初做時不僅慢，而且製做出的標本外形不佳。工作一段時間后，久而久之，操作熟練了，標本也逐漸合乎要求。這時再仔細回憶這個全過程，才深刻領會到壽振黃在實踐中培養幹部方法的重要性。從事獸類學研究的人不會採集和製作標本怎麼行？僅憑書中的記聞之學，而不親自動手操作是學不會標本剝製技術的。另外，不大量做標本，不在實踐中找出自己的差距，向內行人不斷請教，精益求精，剝製技術也很難提高。初參加這項工作的人在深山老林里終日彎著腰搞剝製工作累得腰酸腿痛，難免有怨言，但一旦認清此項工作對進行獸類研究工作的重要意義時，才進一步認識到壽振黃對工作人員的培養是要求每個人要能文能武，基本功要紮實。他自己年青時在美國就是在實踐過程中學會能文能武的全套本領，因此回國后不論是魚類、兩棲類、爬行類、鳥類或獸類，想開展什麼領域的研究，均能開展起來，並且作出成績。

通過他一生從事脊椎動物學研究的全部經歷，就使他的弟子們不言而喻地認識到練好基本功的重要性。20世紀30年代他從事《河北省鳥類志》工作時的助手、已故的彭鴻綬生前曾說過：“跟著壽振黃先生工作，他對你工作的要求你認為非常嚴格，甚至有時覺得十分苛刻，但是一旦你嚴格按照他的指導去工作后，眼見自己確實工作能力有明顯的提高。”這說明壽振黃在實踐工作中培養幹部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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