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和團

咸豐末年，清朝官府和地主豪紳殘酷壓榨盤剝農民，肆意征斂。農民在交納漕糧時，還要再交納所謂的“浮漕正耗”，作為京城各官倉和漕運中的損失補償。這無疑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更有甚者，各地貪官污吏趁機盤剝，農民交漕糧兩石四五斗，只頂一石。苛刻的賦稅，使本來就饑寒交迫的農民雪上加霜，更難以維持生計。淄川知縣多仁，更是貪婪無比，他在全縣實行“超合成升”稅賦制。所謂“超合成升”，就是把漕糧的“撮”、“合”零數都湊成“合”、“升”，“見撮成合，撮合不分”。此外，還設有名目繁多的錢糧賦稅。

咸豐十年（1860年）秋，淄川縣衙貼出告示徵收漕糧，民眾憤憤不平，聚起鬧漕。劉德培便挺身而出，為民眾擬呈文，張貼各村，提出“減糧”和“納糧不納錢”的要求，並準備帶領民眾到縣衙與知縣多仁講理，因事泄，劉德培被捕入獄，遭嚴刑拷打。劉德培寧死不屈，據理抗爭，被判極刑，待來年秋後問斬。民眾不服，聯名上書縣衙要求保釋劉德培。多仁怕事態擴大，不好收拾，便派解差將劉德培解往濟南府。途中，解差被劉德培的好友亓風林（博山縣福山北麓亓家坳人）重金收買，行至歷城縣東南40里的韓倉時，劉德培便“趁機逃脫”。后隱藏於博山縣亓家坳亓風林家中，秘密進行串聯，招賢納士，積聚力量，準備組織起來再次抗漕。

咸豐十一年（1861年）九月九日，是博山縣城東90裡外的福山觀音寺廟會。福山建有石寨（今為博山區池上鎮所轄），劉德培便在廟會上向人們宣傳反清抗漕的政治主張，號召農民聯合起來抗漕，農民群起呼應。時逢鄉吏提棍在廟會上征漕，更加激起了眾怒，在劉德培的帶領下，眾人一擁而上，當場將鄉吏打死，接著劉德培又帶領民眾到山下打開韓庄、池阜、楊家莊（今均為博山區池上鎮）等村幾家大戶的糧倉救濟貧苦農民，這便是劉德培領導的“九九”福山抗漕運動。

“九九”福山抗糧運動前，捻軍在淄川、博山鄰縣活動頻繁，封建統治者十分恐懼。淄川縣知縣多仁便急令四鄉成立團練，以借民團力量抵禦捻軍。淄川縣東關紙坊村，清朝秀才劉德培也趁機成立了“信和團”，自任團長。不久，“信和團”便發展成一支數百人的隊伍，隨即從亓家坳遷到福山的山寨里安下大營。“信和團”反清抗漕的政治主張，得到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很快發展到1000多人。劉德培為了擴大義軍的力量，使義軍成為英勇善戰的隊伍，便四處求賢，禮賢下士，曾三請吳政父子。

吳政，福山腳下楊家莊人，為人耿直，自幼習武，熟知用兵之道。吳有4個兒子，個個虎背熊腰，在吳政的教導下，都學有一身本領，一人出陣，數人不敢進前。吳政在李家莊鎮上（今博山區池上鎮）開了一處酒店，買賣十分興隆，借酒店結交英雄豪傑，對官府橫徵暴斂亦十分不滿。劉德培登門拜訪吳政，請吳氏父子“出山”共同反清抗漕。吳之四子聽信流言，認為劉德培的義軍是一夥流寇，不肖與其為伍。劉苦口婆心再三勸說，申明大義，反覆講明“信和團是農民兄弟自己的組織，是反清抗糧，反對貪官污吏，保家安民的組織，如有賊寇來邑騷擾，信和團定會全力抵擋，將其趕出邑境”。吳政父子不以為然。吳之四子冷笑說：“你們擋賊？怕是當賊吧！”劉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起義軍的大義，吳政性情暴躁，聽得不耐煩，按捺不住，就給了劉德培兩記耳光。劉德培不僅沒有動怒，反而笑哈哈地說道：“吳先生不必生氣，有話好說，何必如此！”說完彎腰從地上揀起被打掉的氈帽拱手施禮而去。

劉走後，吳政自知失禮，後悔莫及，坐卧不安，怕劉回去后報復自己，便關閉店門，躲到了4裡外的東台村女兒家暫住。1個月後吳在回家的路上被劉德培的巡邏隊發現，架上了福山。吳的四個兒子聞訊后，各帶兵器氣沖沖地闖上山去，但見劉德培將其父待為上賓設宴款待，便轉怒為喜。吳政父子回家后，劉又備厚禮再次登門拜訪。吳政父子對劉德培禮賢下士之舉十分感動，敬慕之心油然而生。吳政便讓4個兒子棄商從戎，參加了義軍，成了劉德培軍中的骨幹力量。

劉德培的義軍日益壯大，相繼任命司冠平為“軍師”，翟雷、紀魁、楊訓等人為“大將”。凡有來投者，均量才錄用，厲兵秣馬，準備再次舉兵抗糧。

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月，劉德培親率大軍直逼淄川城，拉開了第二次抗糧運動的戰幕，將縣衙差糧官斬首。知縣多仁驚恐萬狀，急令兵丁將淄川城四門緊閉。後幾經官紳從中調停，多仁不得不取消了浮收漕糧的規定。義軍威逼多仁按照民意在城隍廟大門外左側立碑作志，並由民眾推選代表替官積漕。劉德培取得第二次抗糧勝利後方撤軍回山。

同治元年（1862年）初，劉德培會同蒲人芷、孫作雲等打著防禦捻軍的旗號擴大義軍，組成了以劉德培、蒲人芷、司冠平、孫作雲、王廷揚、王在朝為骨幹的信和團，劉德培為總制。信和團規定：鄉村富戶，隨意捐財物，貧苦農民願參加義軍者，供給衣食；不願參加義軍者，可列冊為候補。在信和團人員，也可審理民間訴訟。

同治元年（1862年）春，劉德培率200餘名信和團成員移至淄川城西關。適逢發生一民眾向永和當鋪索賠事件。縣令不敢幹涉，信和團出面調解，迫使當鋪老闆賠銀800兩，因此信和團威信大增。時值博山民團與幅軍發生衝突，信和團表示願率眾堵御幅軍，趁機擴軍，信和團很快發展到數千人。

劉德培治軍有方，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他嚴令將士對人民群眾實行“不拿、不打、不奸”的約法三章。對土豪劣紳，則毫不手軟。一次，博山縣知縣樊文達派4名兵丁到李家鎮（今博山區池上鎮）一帶催糧，兵丁打罵民眾，在福山山下被劉德培義軍抓獲。劉德培讓軍士傳令：“殺三留一，放一人回去給狗官報信，就說福山一帶百姓不給清朝納糧。”兵丁聞聽此言后，嚇得魂不附體，連滾帶爬逃回了博山縣城。這樣的軍紀除農民參加外，歷城的姬奎、青州楊訓、博山翟芳葵等有影響人物也前來入局。

為了打擊地方封建武裝對起義軍的騷擾和破壞，擴大義軍根據地，同治元年（1862年）閏八月，劉德培發動了攻打太河（原博山縣轄，今歸淄川區）惡霸地主、團總陳知本之戰，這就是淄博地區歷史上頗具影響的“太河之戰”。

太河與淄川縣城、博山縣城呈三角之勢，是博山縣東部山區的一個大鎮。咸豐末年，博山縣知縣樊文達組織團練，太河庄官宦世家的陳知本也成立起了團局，自任團長，招募兵丁150多人，一面上書青州府和博山縣衙請兵圍剿劉德培的義軍，一面加緊修築圍牆，催租催糧，高利盤剝農民，囤積糧草，以備攻打義軍之用。

陳知本是咸豐貢生，為人陰險毒辣，勾結官府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鄉民敢怒而不敢言，對其恨之入骨。陳兩次串通官府半路攔截義軍的糧草。劉德培為剷除起義軍前進道路上的障礙，率軍一舉攻下了太河庄，活捉了陳知本。四鄰八鄉群情激憤，紛紛擁入太河庄，要求劉德培為民除害。劉德培應民眾之請，在太河召開了公審陳知本大會，鄉民紛紛上台揭發陳知本欺壓百姓，勾結官府、橫徵暴斂，為非作歹的罪行。“打死陳知本”的怒吼聲響徹山坳。為了懲治凶頑，除霸安良、平息民憤，公審大會后，義軍處決了獨霸一方無惡不作的地主惡霸、鄉團團總陳知本，將其財產全部沒收，一部分分給了受苦受難的鄉民，另一部分運往淄川縣城慰勞義軍將士。太河一戰，義軍軍威大振，鄉民紛紛要求參加義軍。

同治元年（1862年），轉戰於蘇魯豫皖等地的捻軍北上，南方的捻軍攻佔了上海，在沂蒙山區活動的幅軍等義軍積極響應，起義戰火越燒越旺，清政府陣腳大亂。劉德培趁機用淄川民團總局的槍械裝備了信和團，壯大了自己的力量。

同年六月，劉德培率領信和團部分成員進駐淄川城，設指揮部於般陽書院。七月十三日，信和團進佔淄川城，控制了知縣多仁的縣團總局，派兵嚴守四門，引起地主官僚反對。縣令麟盛引咎辭職，新任縣令李鳳韶招募民勇，密謀聯絡鄉紳共同鎮壓信和團。為應付突變，信和團調集數百名農民起義軍入城，追查反動官僚紳士的罪惡活動。後來將告劉德培“謀反”的陳氏父子和縣丞李風韶、訊官李鴻圖斬首示眾，眾將領推劉德培為“督招府大元帥”，后改稱為“大漢德主”。改同治“年號”為“干支”。提出了“滅清平滿，重興漢室”的行動綱領。義軍官兵一律剪辮子，以示與清政府勢不兩立。劉德培舉旗反清，意志堅定，據史料載，劉被推為大漢德主后，曾在署衙寫下兩幅楹聯。

一曰：只手扶乾坤片壤暫安齊魯於斯民伐暴除殘再見堯天日月，寸心涵宇宙匹馬直踏幽燕惟多士附龍攀鳳重興漢室江山。

二曰：興漢復劉全憑八千子弟，滅清平滿直衝百二關河。

劉德培佔據淄川后，軍心大振，士氣高昂，清廷驚慌失措，遂令青州兵馬圍剿。九月，山東巡撫譚廷襄見清兵圍剿劉德培失利，便令青州滿營官兵步騎4千餘人，將淄川城團團圍住。劉德培臨危不懼，率軍抵抗，義軍士氣旺盛，作戰勇猛。清軍屢戰屢敗，城不能破。

劉德培為把博山、淄川連成一線，以壯大義軍勢力，十月組織精兵進軍博山城，一舉攻入城內，燒了博山城東門，聲勢浩大。清廷十分驚慌，急令濟南知府吳載勛、青州知府高鎮聯合圍攻劉德培。博山知縣樊文達，西河地主翟在田也聚集了幾千人馬配合清軍參戰，仍不見效，清廷便調集青州、登州及滿州兵、蒙古兵共三萬餘人聯合攻打，妄圖把義軍一舉殲滅。義軍奮起抗擊，把清軍打得落花流水。濟南知府吳載勛、道台陳顯彝等因圍剿劉德培的義軍不利被革職，山東巡撫譚廷襄因據城失守被撤職，游擊謝炳部被義軍擊潰，都司被擊斃，青州知府高鎮也差點被義軍所擒。

清政府在圍剿劉德培義軍的行動中，雖連續更換主帥，但仍無濟於事。而劉德培的影響卻越來越大。同治二年（1863年）春，清廷派親王僧格林沁統帥大軍攻打淄川城。僧格林泌在城外高築炮台，挖壕掘塹，親自督戰炮轟城內，一連兩個月對劉德培亦無可奈何，多次攻城，均遭失敗，城中軍民風趣地譏諷僧格林沁：“僧小子，瞎胡鬧，隔著城牆放花炮，打不著人嚇一跳！”

僧格林沁為儘快剿滅劉德培的義軍，請求各路2萬多兵馬增援，一起向城內開炮，城內房屋成片倒塌，人、畜死傷不計其數。僧格林沁一面加緊攻城，一面施計動搖義軍軍心，密派姦細潛入城內，與城內豪紳孫樹堂密謀偷開城北門引清兵入城，被義軍及時察覺。義軍立即把孫樹堂一家斬首，清除了隱患，穩定了軍心。

六月下旬，城內軍民糧草殆盡，傳染病蔓延，義軍難以繼續守城，劉德培與眾將領商議，為保存義軍力量，決定棄城突圍。六月二十二日，劉德培率義軍從淄川東門殺出一條血路衝出城外，邊戰邊撤，向東南山區轉移。清軍在後緊追不捨。義軍人馬只剩200多人。義軍退至寥塢大白山下時，被清軍再次圍困，劉德培和義軍將士雖人困馬乏，仍鬥志不減。劉德培見勢危急，指揮義軍與清軍展開了肉搏戰，擲石舞劍，血刃清兵。劉德培為不被清兵所俘，拔劍自刎。義軍12位將領及劉德培的子、侄，有的戰死，有的被俘后慘遭殺害。義軍將士人人鐵骨錚錚。大將翟雷之母被殺時高呼：“寧生強子叫人怕，不生儒子被人欺。”含笑就義。

劉德培領導的淄川、博山的農民抗糧運動自咸豐十年（1860年）至同治二年（1863年），歷經3年之久，雖遭慘敗，但在人民群眾中卻留下了深遠的影響。20世紀初，淄川、博山、八陡一帶在民間曾流傳著一種劉德培領導農民抗糧起義的版畫；還有一出《翟在田搬兵》的地方戲，諷刺清王朝官兵的腐敗無能；還有歌頌劉德培抗糧起義的民謠《十二個月》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