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漢驥
中國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家
馮漢驥（1899—1977)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家。字伯良，湖北宜昌人，漢族。生於1899年。1919年入武昌文華大學文科兼圖書館科，1923年畢業後任廈門大學圖書館襄理、主任。1931年赴美留學，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後轉入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系，1936年獲人類學哲學博士。
1899年，長江岸邊一個貧苦的家庭呱呱墜地生下一個男孩，當中學教員的父親望子成龍心切，便取名為馮漢驥，並賜字伯良，希望他長大像千里馬一樣，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材。
馮漢驥沒有辜負家人的厚望，從小就顯露出了讀書的天賦。5歲在家鄉私塾中發矇，10歲便考入了美國教會辦的宜昌美華書院學習，后入安慶聖保羅高等中學，並以第一名的成績免費進入武昌文華大學。
先生在大學時攻讀文科，兼修圖書館科。1923年畢業后，被老師介紹到廈門大學任圖書館襄理，后升任主任。適逢魯迅先生在廈大任教，兩人過從甚密。先生在圖書館為魯迅先生安置了一間寢室，魯迅先生遂在此考訂中國典籍，引起先生對文物考古之興趣。先生暇時又常協助生物學教授秉志採集標本，協助研究，以後先生之學習人類學，即發端於此。
1931年夏，先生赴美深造，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人類學系。1933年，先生轉入賓夕法尼亞大學人類學系。1936年夏，獲人類學哲學博士學位。在此期間，先生運用於中國古代典籍的研究，解釋某些民族學和民俗學的現象，立論新穎，推理精確，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注意。尤其是《中國親屬制》一文，探索中國古代親屬制名稱之由來，旁及交表婚、姊妹同婚及收繼婚三種婚姻制度在歷史上之反映，使若干千古集訟的問題得到科學而合理的解釋，在當時學術界有較大的影響，從而也奠定了先生在中國考古學中的地位。
從此，巴山蜀水間遍布了一位跋涉者的足跡——1938年暑假，先生隻身往峨江上游地區考察羌族現狀，歷時三月，風餐雨宿，披荊斬棘，備歷艱辛。此行除在民族學上獲大量資料外，又在汶川縣雁門鄉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其後發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學地報道了此類墓葬，開創了川西高原考古發掘研究之先聲。
1942－1943年，他主持了前蜀王建墓之發掘，像這種規模較大的地下基室的發掘，不但在西南是首次，就是全國範圍以內，也是沒有先例的。
1944年，他在四川大學校園內成功取出一件雕版印刷品，成為至今國內保存的最早的中國印刷品標本。
1962年，他完成了《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的編寫，該書於196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可視為先生二十年辛勤勞動之總結。
此書的出版，不但是考古學上的重要成績，也是對我國工藝美術史、建築史和音樂史作出的貢獻，同時也是我國現當代考古學上的一座豐碑。
解放后，先生和著名的考古學家徐中舒先生患難與共，風雨同舟，數年之間，使四川考古事業得到迅速發展。其最著者，如在成渝鐵路修建期間發現的“資陽人”頭骨化石，是當時長江流域第一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遺跡；在寶成鐵路修建過程中發現的船棺葬，為研究古代巴蜀的歷史，提供了新的依據；在羊子山發掘的土台遺址和大量墓葬，其時代從春秋延續到明清，等於是翻開了一部四川墓葬編年史。
先生還振聾發聵地大膽預言：我國早期新石器的文化可能要到長江流域去尋找，而不一定局限在黃河流域。為此先生進行了一定的準備工作，希望以此作為自己一生中最後一項主要的科研項目，但自1964年以後，由於政治運動的不斷開展，先生的工作受到很大的影響。1973年，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終於發現了一種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原始文化，證明了先生預見的科學性。
先生把畢生的心血獻給了長江，生前還制定了大量的考古計劃——探索長江流域遠古文化之源流，編寫出羊子山發掘報告，並系統地研究西南民族歷史。
惜壯志未酬，而哲人已逝。1975年11月，先生身體已很衰弱，但仍為從湖南、貴州等地來四川參觀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作了有關夜郎研究的學術報告，會後即感不支，進入醫院。以後時病時起，延至1977年3月7日逝世。
先生一生均遵守祖母“要做一個正直的人”的訓示。
1914年，先生入宜昌美華書院學習，這是一所美國辦的教會學校。因美籍校長侮辱一位中國教師，先生激於義憤，鼓動同學反抗，結果被罰停學半年。
1919年先生以第一名成績從安慶聖保羅高等中學畢業，按規定免費進入教會辦的武昌文華大學，但入學以後，教會要求先生信教、讀神學，遭到先生拒絕。於是教會取消先生享受免費的權利，要先生償還全部學費。先生在畢業以後，省吃儉用，在兩年內悉數奉還。
20世紀40年代初先生負責主持王建墓的開掘，當墓室開啟以後，外界謠傳其中有大量金銀財寶，引起土匪的覬覦，竟至武裝搶劫，將先生捆綁拷打半天之久。雖歷如此艱險，但先生保護文物之決心，並不動搖，發掘工作未受影響。
國民黨統治的黑暗年代，先生潔身自好，不入反動黨團，不與政界中人來往，“雖有相熟之人，當其一入政界，就等於斷絕來往了老體弱”。對於某些外國人打著學術的幌子在我國邊疆活動，亦存戒心；當有人約他參加當時為外國人主持而成員又較複雜的某邊疆學會時，先生“以為中國邊疆不應外人研究”，拒不加入。解放前夕，又拒絕了國外友人約其去美國工作的建議。
在“文革”中，先生雖然受到了衝擊，但不論在何種艱危的情況下，均以氣節自勵，不作脫離實際的檢討，不寫虛假誤人的材料。
凡此種種，都顯示了一個正直學者的品格。
年光已如飛鳥般地飄逝了，留下來的只是一個個空巢，掛在那裡任後人去指認、評說。而巢里每年都有“鳳凰”棲飛，國內之民族、考古工作者，很多出自馮漢驥先生門下，流風餘韻，綿綿不絕。先生的孫子馮六一目前正在四川考古所，從事著先生未竟的事業。長江兩岸仍活躍著一大批考古工作者，他們正沿著先生的足跡，為舉世矚目的長江三峽工程進行文物古迹的發掘與保護。先生九泉有知，自當欣慰。
故鄉人也沒有全然忘記先生，馮士美告訴我們，前年縣裡修縣誌，還特地讓他提供了一份父親的材料。而在西南四川，人們更是無法忘記他。四川聯大在1999年舉行了盛大的馮漢驥先生誕辰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馮士美還告訴我們，父親解放后多次表示“想回老家看看”。但為了考古事業，他只爭朝夕，經常“忙到深夜”，只好抱憾終身。
揖別夷陵，已是暮色四合。街頭的梧桐落葉在腳底下“吱吱”作響，霓虹閃爍的樂坊斷斷續續飄來流行曲——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了天空飛翔的小鳥為了山間清流小溪流浪遠方……為什麼流浪為了我夢中的橄欖樹……在長江岸邊“流浪”了近大半生的先生，如能聽到這妙曼婉轉的歌聲，當是如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