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靜如

王靜如在語言文字領域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對西夏語言文字的研究方面。《西夏研究》（第1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2年，單刊甲種之8）、《西夏研究》（第2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年，單刊甲種之11）、《西夏研究》（第3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3年，單刊甲種之13）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這3部書對西夏語作了多方面的探索與論述，對西夏語音中的尾鼻音和濁輔音、鼻冠音等作出了科學論斷；系統研究並詳細論述了西夏文的佛經雕版；逐字對譯了4部西夏文佛經，並列有漢、藏兩種文字對照；反駁了美國學者的學說，評述了蘇聯學者的觀點。這3部書曾於1936年獲得法國院士會授予的東方學“茹蓮（S.Julien）獎金”，他也被推薦為法國巴黎語言學會會員。他是中國個人獲得此獎金的第一個人。該書極富學術價值，深得國內外學者的一致稱讚，是從事西夏研究的必備參考書。此外，在《西夏研究》出版之前他就撰寫了《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史語所集刊，1930年第2本第2分）一文。後來又有《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經與銅牌》（《文物》1972年第11期）、《保定出土的西夏文石幢》（合作，《考古學報》1977年第1期）兩篇論文。這是利用新發現的西夏文物對西夏語文的研究，使西夏語文的研究更上了一層樓。他還對我國古代和現代的少數民族如契丹、女真、回紇、蒙古、土家、達斡爾等民族的語言文字進行研究並發表了一些論著。《遼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國字哀冊初釋》（《史語所集刊》1933年第3本第4分）、《契丹國字再釋》（《史語所集刊》1935年第5本第4分）為契丹文研究的創始之作。《興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誌銘解》（《考古》1973年第5期）則使契丹文的研究在新材料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成為用契丹小字譯漢語的一把鑰匙。《突厥文回紇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譯釋》（《輔仁學志》1938年第7卷第1、2期合刊）一文，開始了用突厥文研究回紇歷史的先聲。《女真文晏台進士題名碑文初釋》（《史學集刊》1937年第3期）則開創了用滿洲文解釋女真文的先聲。《論吐火羅及吐火羅語》（《中德學志》1943年第5卷第1、2期合刊）等文論證了“吐火羅語”實際上就是“焉耆語”和“龜茲語”，並已成為定論。在古漢語音韻方面，《論開合口》（《燕京學報》1941年第29期）、《論古漢語之齶介音》（《燕京學報》1948年第35期）是他在這方面的兩篇重要的代表作。其中肯定了高本漢在中國音韻學研究方面的成績，但對某些觀點表示懷疑並提出了自己的新見。以豐富充足的論據和堅實的理論基礎糾正了高本漢理論中的謬誤之處，促進了音韻學研究的發展。

另有譯著《中國古音（切韻）之系統及其演變》（[瑞典]高本漢著，《史語所集刊》1937年第2本第2分）。目前，《西夏研究》（第4輯）（合作，其中主要討論了西夏文的音系和文法）已寫完，《西夏研究》（第5輯）正在準備過程中。《西夏文字典》（60多萬字）的編纂工作已經過多年，現已接近尾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