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公振

1890年11月出生在東台城裡的一個世代書香之家。

1904年就讀於東台高等小學堂。

1912年在《東台日報》擔任編輯工作。

1913年南下上海，在有正書局當學徒，后被提升為出版部主任。

1914年，被調到《時報》編輯部工作，初任校對、助理編輯，后升任編輯直至總編。

1920年首創了《圖畫時報》。

1921年上海新聞記者聯合會成立，任會長。

1925年起，先後在上海國民大學、南方大學、大夏大學、復旦大學等學校講授新聞學。

1927年，出版《中國報學史》。

1927年1月29日，以記者身份乘法國郵輪“答爾塔良”號自費赴法國、瑞士、德國、義大利、英國、美國、日本等考察新聞業。

1927年8月，受國際專家聯盟的（國聯）邀請，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新聞專家會議，在會上做了題為《新聞電費率與新聞檢查法》的發言。

1928年底，出任《申報》總管理處設計部副主任。

1930年創辦了《申報星期畫刊》，並親任主編。

1932年“一、二八”凇滬戰爭爆發后，參加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運動，與巴金、丁玲等129人聯合簽名發表了《中國著作者為日本進攻上海屠殺民眾的宣言》。

1932年初，以記者身份參加國聯調查團到上海和東北調查日本侵略真相。三進瀋陽城，親臨九一八發生地北大營，調查第一手材料，曾遭日偽警憲的逮捕。后經營救，得以獲釋。

1933年3月，隨中國駐蘇聯大使顏惠慶去莫斯科訪問。在蘇三年，對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烏克蘭、高加索、烏拉爾一帶進行了考察。期間所寫的文章後由鄒韜奮集成一冊出版，輯為《從東北到庶聯》。

1935年，鄒韜奮電邀戈公振回國，準備重新籌辦《生活日報》。

1935年10月15日抵達上海。不久，因身體不適住院，初診為盲腸炎，於10月22日下午2時病情惡化，不幸去世，享年45歲。戈公振的胞妹戈紹恰女士說他“死後手指甲皆發青，開刀醫生被一批批愛國學生責問得無言以對”。戈公振的侄兒戈寶權也認為：“他的死因，在他逝世時一直到今天，始終是個謎。”后葬於江灣第一公墓，墓碑上“東台戈公振之墓”由狄楚青題寫，黃炎培撰寫碑文。

《中國報學史》

192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中國第一部新聞史專著。《大公報》曾發表評論說：“此書搜討之勤，網羅之富，實為近代著作中之所罕見者。”

《新聞學撮要》 （譯作，梁啟超作序）

《新聞學》 （1940年出版，1947年2月再版，普及型讀物)

《東北到庶聯》 1935年12月生活書店出版）

救國與啟民

“救國與啟民”是戈公振新聞編輯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倡導辦報的根本宗旨。戈公振指出：“如果辦報而無一定宗旨與特色，則人云亦云，是非不辨，不但難使閱者起信仰之心，亦且失卻報紙之功效與意義。”他在對民國勃興時期的報紙進行總結時就這樣說道：“當時之執筆者，念國家之阽危，懍然有棟折榱崩之懼，其憂傷之情，自然流露於字裡行間。故其感人也最深，而發生影響也亦最速。其可得而稱者，一為報紙以捐款而創辦，非以謀利為目的；一為報紙有鮮明之主張，能聚精會神以赴之。斯二者，乃報紙之正軌，而近日所不多覯者也。”在他看來，報紙能夠發生重大影響的根本原因在於報紙編輯能夠以振興國家和推動社會發展為己任，而不以謀利為目的，這才是“報紙之正軌”。又說：“軍事擾攘，歲無寧日，吾人慾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強有力之輿論不可。報紙既為代表民意之機關，應摒除己見，公開討論，俾導民眾之動作，入於同一軌道。”

要實現“救國”的目標，“啟民”是前提。具有現代意識的高素質的國民才能夠使國家和社會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發展，而報紙則能夠塑造這樣的國民。戈公振認為報紙編輯一定要充分重視受眾的接受心理，以啟迪和教化受眾為目的。他在對民國成立以後的報紙進行總結時就這樣評價道：“即就報界自身而言，亦知經濟獨立之重要，而積極改良營業方法；知注意社會心理，而積極改善編輯方法。”從編輯思想的角度看，戈公振通過此段述評鮮明地表達了一個觀點，即報紙的編輯必須考慮讀者的社會心理。只有積極準確地搜集、分析和判斷讀者的社會心理，才能夠確定合適的報紙編輯方針。同時，也只有研究不同受眾的不同心理，才能選擇編輯不同的內容，從而為特定受眾所接受，而這就是戈公振先生所強調的報紙特色。他借西人之語對當時報紙的同質化現象進行了批評，“試觀各報新聞，十之七八類同，編製亦無大異，閱過一報，則他報即一無可閱”，並進而提出“每一報要有他的特色，免得各報新聞千篇一律，看了甲報不必再看乙報，我以為一地報紙也要分道揚鑣，各尋出路”。

需要注意的是戈公振強調研究讀者的社會心理，但並不主張毫無原則地迎合讀者的獵奇心態，因為他的編輯思想的核心是“救國”與“啟民”。因此，他重視研究讀者接受心理是要利用報紙提高他們的素質，而不是迎合、刺激他們的低級趣味。所以，他對於當時報紙為庸俗消息所充斥的現象進行了批判，指出“今日之報紙，唯搜求不近人情之新奇事物，以博無知讀者之一笑，其幼稚誠不堪言矣”。

大編輯觀念

在編輯思想上，戈公振提倡一種“大編輯觀念”，認為報紙編輯不僅要考慮到新聞的編排，而且還要考慮到新聞、評論、廣告的編排達成和諧一致，同時還應該在新聞、評論和廣告的編輯中體現出整個報紙的編輯方針。將三者統一起來進行考慮的目的，在於引起讀者對於報紙的濃厚興趣。對此，戈公振借美國名記者韋廉之的話說：“„新聞、評論及廣告各欄，務求能引起閱者最濃厚之興味‟。願我國報業其注意之”。戈公振先生正是立足於這樣的編輯思想，對新聞、評論、圖畫、廣告等的編輯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戈公振看來，報紙的根本要素在於新聞。他提出：“故報紙之原質，真可謂為新聞。”又說“報紙以報告新聞為原則”。因此，他對於新聞的編輯尤為重視。為掌握當時報界新聞編輯的現狀，戈公振分別選擇了京、津、滬、粵、漢5個地區的報紙，在進行新聞篇幅和內容的比較分析后得出結論，“我國報紙所載之新聞，苘以充篇幅而已。敘一事也，常首尾不具，前後矛盾，同一事也，而一日散見二三處，無系統，無組織，浮詞滿紙，不得要領。”在他看來，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有兩點：一是“訪員不研究記事之法，以抄錄為範圍”，二是編輯不負責，“後者由於編輯不為讀者著想，以省事實為要訣”。對此，他感嘆道：“報紙材料少，固不足以饜讀者之望；有材料而不善編輯，直如衣錦夜行，在報館尤為極大之損失。”

交流媒介

視報紙為人類思想交通的媒介，是戈公振對報刊的本質屬性及其社會功能所作的重要論斷，也是他的傳播思想的核心內容。在《中國報學史》的序言中有一段廣為稱引的論述：

“蓋報紙者，人類思想交通之媒介也。夫社會有機體之組織，報紙之於社會，猶人類維持生命之血，血行停滯，則立陷於死狀；思想不交通，則公共意見無由見，而社會不能存在。有報紙，則個分子之意見與消息，可以互換而融化，而後能公同動作，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報紙與人生，其關係之密切如此。”

報紙作為思想交通的媒介，具體到中國新聞事業，在戈公振那裡就體現為官報、外報與民報的三角關係。拆開來講，中國新聞事業史的主要矛盾是由兩種不同的交通問題所構成的，從國際關係來說是中西交通的問題，從國內關係來說是上下交通的問題。用傳播學術語來講，一個屬於橫向的傳播，一個屬於縱向傳播。《中國報學史》將中國報刊的發展階段分為官報獨佔時期、外報創始時期、民報勃興時期和報業經營時期四個階段，或許承襲了汪英賓等人的觀點。但我們認為，戈公振不同於、也就是他超越於前人之處在於，他有著傳播的眼光，能夠從傳播角度重新審視中國報刊史的分期問題，因而在借鑒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和突破。這突出地體現在他對官報、民報與外報的傳播關係所作的分析論述上。

在理想狀態下，不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還是一國之內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交流，都應當是一種平等的對話關係。然而戈公振卻注意到，由於特定的歷史傳統和實際的國際國內形勢，各種主要傳播關係都在中國扭曲變形：官報為專制勢力掌控，不能起到信息公開的作用；外報依仗著租界和治外法權的庇護，實為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工具；民報在合法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旋起旋滅。一句話：中國的對外傳播和對內傳播均處於畸形的不均衡狀態。

消除隔閡

在戈公振看來，信息傳播是報紙的基本職能，對官報來說就是布上請於下，對民報而言就是達下情於上，對外報來講就是通外情於內。官報雖由官方主辦，但既然能夠傳播政事信息，也就可以起到“上情下知”的作用，成為廣大民眾了解政局的重要渠道，從而打破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促成執政階級與普通民眾的溝通和交流。但在中國社會中，官報的讀者是少數官員而非廣大民眾，它不是提供公眾所需的重大事件的信息而是遇事緘默，不是達成政府與民眾的聯繫而是進一步加深隔閡。戈公振對此深感痛心疾首：

“我國之有官報，在世界上為最早，何以獨不發達？其故蓋西人之官報乃與民閱，而我國乃與官閱。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為儒家執政之秘訣；階級上之隔閡，不期然而養成。故官報從政治上言之，固可收行政統一之效，但從文化上言之，可謂毫無影響，其最佳結果，亦不過視若掌故……進一步言之，官報之唯一目的，為遏止人民干預國政，遂造成人民間一種不知不識順帝之則之心理，於是中國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於黑暗狀態矣。”

戈公振所說的“階級隔閡”，也就是傳播隔閡。他發現，原本作為交流手段的封建官報非但不能消弭社會壁壘，反而築起了一道堅實的隔離牆，淪為傳播障礙。

中國近代新聞事業，開始於西方傳教士在華辦報，並且在整個中國近代史上外報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中國報學史》將“外報時期”作為一個獨立階段來處理。在評價外報的作用時，戈公振首先強調了它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意義。他認為，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直以世界中心自居，視其他國家、民族為不開化的蠻夷，絕少進行積極的對外交流，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報刊將各種學問輸入進來，同時他們也將中國典籍向外介紹，對於幫助國人認識世界形勢、打破守舊觀念，起到了直接推動作用。戈公振寫到：“至是，中西文化融合之機大啟，開千古未有之新局。追溯溯源，為雙方灌輸之先導者，誰歟？則外人所發行之書報是也。 ”但從對外交往的角度，戈公振也注意到外人在華辦報，絕不是以中國人的利益為宗旨，實際上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急先鋒和代言人：“若就近日外報言之，幾一致為其國家利益出力，鼓吹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關於外交問題，往往推波助瀾，危害於我國甚大。 ”戈公振希望中國報刊與世界各大報紙攜手合作，“以正確中國之事實，傳播全國與世界”。以此推動國家統一和政府建設，讓各國更好地了解中國，消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隔閡。

公眾輿論

隨著近代新聞事業的形成，官報的社會地位和作用逐漸為民報所取代。戈公振主張民主政治的基礎是公眾輿論，輿論的來源是一般國民的公共意志，報紙的作用就在於反映國民的公共意志，促進公眾輿論的形成。因此他將言論自由視為當時報紙所面臨的最為迫切的問題，並對洪憲以後軍人柄政、禍亂相尋，報館屢遭查封、報紙屢遭查扣的現狀表示極為不滿。戈公振認為言論自由乃國家命運之榮枯所系，“擁護言論自由，實亦國民之天職也”。報紙既可以代表輿論，也可以“製造輿論”，后一主張亦曾盛極一時。在這方面，戈公振較為清醒務實，他強調報紙首先要“代表輿論”，做時代的記錄者，做民眾的留聲機，忠實地傳達國民的喜怒哀樂，從而發現社會的公共意志，使之成為國民與政府之間的精神溝通紐帶。戈公振認為“代表輿論”是報紙發揮指導輿論的作用之前提和基礎，否則，一味醉心於“製造輿論”結果只能適得其反，令報紙的輿論功能喪失殆盡，不能展現其生命力。

新聞教育必要性

對於開展新聞學的必要性，戈公振提出了自己的新聞教育思想。1925年在《新聞學撮要》中，戈公振認為記者的職業，並不是特別天生的。當然理論知識要實地去補充，但是大學教育能補充實地知識，也不可不注意，所以記者的大學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戈公振還從記者的社會責任這一角度論述了大學新聞教育的必要性。他說：“倘使我們把報紙只作為一個商業團體利益的代表，或是一個宗教團體利益的代表，那麼記者只要有最小限度的知識和最高程度的先入之見就夠了，大學教育是不必要的。若是我們認為報紙是於群眾有貢獻，那麼在大學教育內養成有綜括的知識而無偏見的記者，方可以盡這種責任。”

國民媒介素養教育

新聞教育應成為國民教育。戈公振提出國民媒介素養教育這一觀點，不僅在當時的中國，乃至全世界範圍都是超前的。在《中國報學史》中，戈公振提出，新聞學應該成為每個人都需要學習的，因為報紙是一個國家的重要文化現象，每個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都應該懂得報紙的性質、作用以及讀報方法。“報紙與人生，其關係之密切如此，故報紙之知識，乃國民所應具。”1929年，戈公振在“夫報紙為普及教育之利器”觀點照耀下，發出了“新聞學是無條件的一切國民必修科”的倡議，號召將新聞學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中，變專業教育為普及教育，化精英教育為大眾教育，從而使廣大國民對於報紙有理解和正當的態度。

新聞教育本土模式

戈公振也非常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戈公振歸納當時世界上的新聞教育模式為：美國式、德國式和英國式。在對西方新聞教育批判的基礎上，戈公振提出了中國新聞教育的本土模式，即“理論加實踐”。長期活躍在報界第一線的戈公振懂得，新聞是一個實踐性非常強的行業，學問與經驗，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新聞專業的學生，已經經過高等教育的熏陶，但必須要經過實踐的錘鍊，才能最終成為可用的新聞人才。

新聞道德和記者素質

重視新聞道德和記者素質的培養。戈公振強調記者的責任，他認為：“記者之職責至重，而社會之希望於記者亦甚高。抑尤有進者，報業職業也；一論、一評、一紀事，須對讀者負責任，非有素養者，曷足以語此。”他認為能夠在報館工作，在報紙上撰寫文章的人，不僅要掌握采編技巧，更要擁有良好的個人素養和道德修養。“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報業人才，則報館不如學校，學問與經驗，兩不宜偏廢也。”他強調傳統知識分子的道德品性，主張記者接受大學的教育。

父親：戈銘烈

哥哥：戈紹甲

妹妹：戈紹怡

堂弟：戈紹龍(曾留學日本)

兒子：戈寶樹（核物理學家、美籍華人）

侄子：戈寶權（翻譯家）

首先是他一生勤奮好學的精神…他終生獻身於新聞事業的堅定信念…他的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的作風。他一生中為人光明磊落，從不沽名釣譽，獵取名譽地位；他平等待人和藹可親，並以助人為樂，特別是提攜同行和後進……凡同他生前共過事和有交往的人，都深知他的這些高尚品質。（戈寶權、人民網評價）

戈公振是一位在新聞事業各個方面，都有過突出貢獻的、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他是一位傑出的編輯，優秀的記者，同時又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新聞學者和新聞教育家，他利用業餘時間從事新聞學理論和歷史的研究，所著《新問學撮要》、《新聞學》、《中國報學史》等書，是中國最早的一批新聞學著作，為新聞學這門新興學科在中國的發展，作了大量的開拓性的工作。其中，以對中國新聞史的研究最為精深。他那部《中國報學史》代表了舊中國報刊史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自一九二七年初版后，曾多次重印，並被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在國內外都有重大影響，是公認的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至今還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者所推崇，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像戈公振這樣的在新聞戰線的各個領域都作出過傑出貢獻的全才，在中國新聞史上罕見。（人民網評價）

“戈君軀殼，雖不幸物化，戈君之道德文章，終可彪炳於寰宇也。”（南京新聞學會、人民網評價）

“戈公振是高峰，我只是個小丘陵。他是奠基人，我只是做了一點後續的工作。一個學科需要有歷史的傳承，我只是歷史長河中起傳承作用的一個小鏈條。”

戈公振刻苦自學的精神在上海新聞界有口皆碑。l920年前後，他利用晚上的時間到青年宮補習英語，因為他的年齡已30歲，比老師還大，同學們嘲笑他是“八十歲學吹鼓手——不自量”。但他毫不氣餒，終於順利完成了英語學業。後來他到歐美日本各國考察訪問時，又自學法語、德語和日語，甚至在40多歲訪問蘇聯期間還學習俄語。幾種外語都達到了能閱讀和會話的程度。他曾說：“房於是一塊磚頭、一塊磚頭造成的，學問是一本書、一本書讀成的。”

1932年初，國際聯盟派李頓調查團到上海和東北調查日本侵略真相。戈公振以記者的身份，作為由顧維鈞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這次調查的全過程。他參加在上海調查日機轟炸上海情況后又隨團去東北調查日本侵略情況。他知道去日本佔領下的東北有危險，在途經北京時在堂弟戈紹龍處留下一封遺書後，毅然前往東北。代表團一到瀋陽，就受到日偽軍的恫嚇，威脅說：“所有中國方面的隨員，均不準踏入‘滿洲國’一步，否則予以拘捕，處以極刑。”但戈公振不顧個人危險，先後三次悄然進入瀋陽城，甚至冒死到“九·一八”事變發生地點北大營調查日軍侵華真相。在他第三次夜進瀋陽城內採訪時，被日偽軍警發現后遭拘捕，經交涉后才得以釋放。他回到上悔后，特地為鄒韜奮主編的《生恬周刊》撰寫了《到東北調查后》一文，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熱情讚揚東北義勇軍的抗日愛國行動，深得國人的好評。

《讀韜奮（悼戈公振先生）》

哀哉韜奮作，壯哉戈先生。

死猶斷續說，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

戈公振故居位於東台市城內蘭香巷9號，是一座典型的清代民居，磚木結構，3進12間，“壽”字圖案花牆，六面 壁板，格扇門窗，佔地面積247平方米，其中建築面積190平方米。由周巍峙題匾的“戈公振紀念館”即設立在故居內。故居內，由吳志超雕塑的戈公振漢白玉半身像在館廳正中，陳列有《戈公振生平業績展覽》，。展出了戈公振學習、寫作、出國考察以及參加各種國際會議的歷史照片120餘張，還有戈公振與孫中山、蔡元培、黃炎培、胡適、鄭振鐸等人的往來書信和他辦報時留下的遺物，以及戈公振撰寫《中國報學史》的手稿等。

戈公振故居已列為江蘇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鹽城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常年對外開放。

為紀念戈公振先生，江蘇省新聞學會設立了“戈公振新聞獎”，為江蘇省新聞界最高獎。

電視劇《戈公振》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戈公振的卓著貢獻與愛國情操，第十四屆“飛天獎”獲短篇電視劇二等獎、優秀美術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