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經濟學

奧·舒茨南達科州阿靈頓郡移庭，農。舒茨，農業校習，南達科州院攻讀農業專業，威斯康星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畢業后舒爾茨進入衣阿華州立大學任教，開始了他的“窮人經濟學”研究之路，四十年代後轉至芝加哥大學任教，成為“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舒爾茨1960年被推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72年退休，1998年逝世。由於“在經濟發展研究領域中所做出的貢獻，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所做的首創性研究”，舒爾茨在1979年與另一名英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共同分享了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舒爾茨同時還是一名活躍的社會活動家，曾在美國政府農業部、商務部、聯合國糧農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兼職，對美國的經濟政策和若干世界性機構都發生了積極的影響。

紀始，舒茨系列農業危研究論。六，舒茨農業濟題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結合起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問題，從而對發展經濟學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懂窮濟，懂濟

舒爾茨認為，懂得窮人的經濟學，就懂得了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原理，這也是有所根據的。正如舒爾茨曾經指出的，這個世界上，城裡人發現很難理解農村人的行為，富人發現難以理解窮人的行為，於是就認為窮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邏輯在生活。經濟學家也認為，農民或窮人的行為選擇及他們選擇時所面臨的約束條件似乎也難以用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去解釋，認為農民沒有經濟頭腦，不能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從而輕視了對農業經濟學與窮人經濟學的研究。舒爾茨強調，其實農民與窮人的生活邏輯與城市人和富人並沒有太大區別。比如，“窮人關心改善他們的命運和他們孩子的命運並不亞於富人”，“農民的分散耕作比經濟學家想象的有效率，農民也會在成本與收益之間進行仔細的比較”。因此，不要在經濟學研究中歧視農民與窮人，而要認識到絕大多數經濟學原理及標準同樣適用於農民與農業部門。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懂得了農業經濟學，也就是懂得了絕大多數重要的經濟學原理。

而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時代又的確處於“窮人”的位置。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也是“窮人的經濟學”，也因此而成為無產階級的理論指導。因此，溫家寶總理引用舒爾茨的話，說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這也告訴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價值觀，始終將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的著力點與落腳點，放在絕大多數廣大勞動人民利益一邊，放在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

舒爾茨最重要的貢獻是對農業與經濟增長、以及農業發展與人力資本投資之間關係的研究，從而在農業經濟學領域做出了開拓性貢獻。在舒爾茨看來，農業經濟學就是窮人的經濟學。因為世界上大多數貧困人口都集中在農業部分。擇其關於農業經濟學的要點，可以概括為三點：

20世紀50年代，相當部分的經濟學家普遍重工輕農，把經濟發展等同於工業發展，將農業部門視為“落後部門”，認為農業對經濟增長不僅沒有益處，反而拖了工業的後腿，農業的作用只是為工業的擴張提供豐富的勞動力。舒爾茨反對輕視農業的觀點，他指出農業並不是消極無為的，農業也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對國家經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舒爾茨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實行的經濟政策及效果進行比較研究后指出，凡是推行重工輕農政策的國家大都困難重重，而給予農業足夠重視的國家至少是衣食無憂。

與舒爾茨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和官員認為，農村落後的根源在於農民沒有經濟頭腦，缺乏管理知識，不能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如果由專家幫助他們重新配置資源，採用先進的管理技術，農村就會走上富裕之路。舒爾茨認為這是對農業的歧視，農民並不愚昧，他們已經實現了資源的最優配置。農村之所以仍然落後，是因為有些發展中國家將工業化作為發展的重點，對農業重視程度不夠，農村收益率太低，刺激不了人們的積極性。要改變農村落後狀況，必須改變對農業的歧視，給予農業發展足夠的重視，引入新的生產要素，進行技術創新，提高投資收益率，農業自然就發展起來了。

早在20世紀50年代，舒爾茨就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強調人力資源在農業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因此他被人們尊稱為“人力資本概念之父”。舒爾茨在研究美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問題時，發現人的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是現代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為土地的面積總是一定的，土地因素在農業發展中的作用正逐步下降，人力資本起到的作用卻越來越重要。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遠高於其他投資，根據舒爾茨的研究，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經濟增長中，物質資源投資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資本投資增加3.5倍，收益卻增加了17.5倍。從1919年到1957年 38年中美國的生產總值增長額，49%是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舒爾茨是第一個系統分析教育投資如何影響農業生產率以及經濟發展的學者。他認為學校教育在人力資本投資中至關重要，通過發展學校教育，提高農民的知識水平，可以大大降低推廣農業技術的成本，提升農業生產率，也更利於把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化的農業。

舒爾茨關於“窮人的經濟學”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欠發達國家某些現實情況，也揭示了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發展的某些規律，因此，對於發展中國家處理好工業化過程中工業與農業統籌發展及城鄉統籌發展關係，具有借鑒意義。

《改造傳統農業》

《不穩定經濟中的農業》

《農業經濟組織》

《向人力資本投資》

《經濟增長與農業》

《人力資本投資》等。

盧周來寫作的是一種大多數人讀得懂的經濟學散文。與那些越來越臭名遠揚的御用經濟學家不同，盧周來作為當下中國非主流經濟學家中的中堅人物，他關注的重心更多的是對社會公正的承擔，他用良知和責任感來指揮手中的筆……

對捐款維修故鄉小學校舍的抵拒和質疑、 “殺掉山羊，保衛北京”是一句轉嫁沙塵暴肇首於牧民的可笑口號……盧周來提供給我們的是一個新的視角：它審視出眾多社會現象中的不合理因素。

後記：收入這本小書中的文字，是我自前年以來寫作的部分經濟學札記。其中絕大多數都已經公開發表過，有不少文字除被一些學術媒體轉載外，還被轉載於《讀者》、《報刊文摘》等多種大眾媒體。為此，我感到很欣慰，因為據此我對我的這些小文字於讀者的親和力建立了一種信心。也正是這種信心，促使我一直將寫這種小文字作為一種正業，不敢稍有懈怠。但我的文字也自然招致了許多非議。有的人說，其實寫這種東西對於一個經濟學家來說恰恰是不務正業，尤其是搞國防經濟學的專門家，更是有些過分了；還有人說，不僅寫這些東面是不務正業，而且這些東西本身也不全是經濟學的；即使是經濟學的，因為其中包括了太多的價值判斷，也有違經濟學家的職業本性。對於這種批評，說我完全沒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但我總有另外兩方面的考慮：一者，經濟學在中國如此年輕，通過寫這些小文字，可以幫助這門十分年輕的學科走向普通民眾，也憑此可以打破國人中對於經濟學及經濟學家在中國與其地位及貢獻不相稱的一種迷信；二者，的確，包括著名的新制度學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思都說過：“經濟學家不應該告訴人們孰好孰壞，不能夠告訴人們他們應該做什麼，經濟學家只能揭示各種不同變數的成本與收益，以便使民主社會中的公民能夠作出更好的選擇。”因此理論上講，我是不適宜在經濟分析中糅進個人的價值判斷。但我又想，在中國社會各階層力量很不均衡，以致即使是通過民主程序也無法充分反映這個社會中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的情況下，我不能只做一個純粹的經濟專門家，而要利用我僅有的一點話語空間，為社會中的底層百姓說說話。也因為我基於以上思考後表現出的倔強，我很清楚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圭臬的精英經濟學家們對我的態度。也因此，在以精英經濟學家們為主組成的主流經濟學家這個大家庭中，我是一個“攪夢者”。也許我如果稍微圓滑一些，出生與背景再雄厚一些，不定也能像某些同樣被指稱為“新左派”經濟學家那樣左右逢源，但可惜這又有違我的本性。於是，也就認了自己的邊緣位置。這也是我為什麼將幾年前一篇讀後感《何處是歸程》作為本書結束篇的原因。但我不是沒有同道者。這些同道者，除了認可我文字的讀者以外，也還有許多經濟學界和思想界人士及媒體編輯。在寫作這些文字過程中，崔之元、王紹光、溫鐵軍、左大培、楊帆、韓德強、王小東、房寧、韓少功、韓毓海、程曉農、何清漣等等都給予過或多或少的支持，儘管他們也不是完全同意我文字中表達出的傾向；《經濟學茶座》的詹小洪，《中國經濟時報》編輯部趙明、陳大均、張劍荊、徐冰等，《中國改革報》的袁喜清，《深圳特區報》的畢敏，《博覽群書》雜誌社常大林、李炎，《粵海風》雜誌社的徐南鐵，以及《科學時報·讀書》的王卉、傅婷等，《湘聲報》的向繼東，還有約請我為“經濟茶座”專欄作家的《中國產經新聞報》的徐瑗與《惠州房地產》的何華，我要十分感謝他們對我的這些原本就無甚高論的文字的看重，我的文字大多見於他們編輯的版面。我更要感謝《書屋》原主編周實先生，哪怕是在自己因為維繫一份知識界雜誌而十分艱難困苦的時候，他還是始終不忘記表現出對我這個其實至今也未謀過面的作者的厚愛與支持。沒有他的督促及力薦，我是無法完成這本集子的。最後，還要向為此書的出版與編輯付出極大心血的上海文藝出版社的趙南榮先生表達謝意。盧周來

作為一個琢磨文學的人，當一個經濟學的合格讀者尚且不易，為一本經濟學論文集作序當然更是十分不合適。抱愧地說，我缺乏相應的知識準備來評價這本書里所有的觀點和思路，還有背景和影響。

好在這些文章並不都是為專業讀者而寫的，好在經濟學本身關乎大眾的世俗生存，是一門社會性和實踐性很強的知識，一般來說常常透出日常生活的體溫和脈跳。一個普通讀者即使不熟悉某些術語，仍可大體感受到字裡行間的親切或者疏冷、堅實或者虛浮、準確或者紊亂，甚至可能鼻子一嗅，就判斷出這些說道能否與自己的經驗接軌。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有些理論越來越多文字的空轉和語言的迷宮，是必要的高深玄奧還是無根的病相？有英國公式而沒有中國農民佝僂的背影，有美國概念而沒有中國工人汗漬的氣味，有某種學術規範所要求的大堆圖表、引征、註釋以及索引，卻永遠沒有中國商廈集市裡的驚訝、迷惑以及一聲嘆息。這種從書本到書本再到書本的中國經濟操典，豈能不讓人生疑？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為前輩諸多求知者所尊崇，在現代卻繼之不易。一個現代學者可能是這樣生存的：從小學一直讀到博士后，除了假日旅遊觀光，幾乎大半輩子都封閉在語詞和書卷里，然後有了高薪、轎車、網球、出國簽證以及所謂高尚社區的寓所，也許還有三角戀或者脂肪肝一類煩心事。他們研究軍事卻可能從未經歷戰火，研究政治卻可能從未斬獲政績，研究經濟卻可能從未在車間、農田、工地、貨棧、股市、海關那裡摸爬滾打，甚至從未獨立地賺過一分錢。英國一位著名學者D.莫里斯說過：將軍一旦可以遠在後方，一旦不再直面鮮血和屍體，是否會使戰爭變得更加輕率和殘酷？這一懸問其實點破了現代知識的嚴重危機：不僅僅是理論正在遠離實踐，而且理論者正在更多地受制於階級地位局限。就后一點而言，前人也比今人要幸運一些，他們即便是“朱門酒肉臭”的驕子，至少一出門還可能目睹“路有凍死骨”的慘狀，貧富交雜的日常圖景還可能震擊情感，還可能讓他們萌發出追求人道與公正的衝動。這正是幾個世紀以來知識界不乏理想主義叛逆的背景。然而對於很多現代精英來說，一旦有了博士銜一類中、上流社會的入場券，貧困和創傷就可能永遠退出了視野，波音飛機、賓士汽車、寬頻手機等等便捷手段，使全世界的“朱門”只與“朱門”跨越式相接，已經刪除了各種艱難的過程和刺眼的景觀。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的現代生活已經固化出技術性封閉，已有預設的模式。舒適而潔凈地滑入這一模式之後，如果還想了解一下社會，除了健身洗浴以後躺入真皮沙發看一看主流傳媒，還能幹些什麼呢？而那些主流傳媒非常清楚它們的購買者，就其商業化的大體情況而言，除了聚焦於中、上流社會生活和恐怖災難一類奇聞，還有多少空間留給破產農民或失業工人？那些勞什子既不是廣告對象又豈能成為新聞賣點？

知識是生活的產物。豐富多樣的中國當代生活正在孕育著中國以及全人類的大知識和大學問。作為一個具有獨特而深厚文化傳統的國家，一個資源、人口、地理、歷史等國情條件迥異於歐美各國的國家，中國這個龐然大物捲入了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進程，正在盛產著各種新的經驗和新的想象，使無論歐美左派或右派的思想遺產，都無法準確描述這樣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現實。這是一個正常的空白，也是知識界千載難逢的機會：人類新的思想增長點之一，人類新的學術紀錄標高之一，就可能出現在這裡而不是在別處，就可能出現在中國、印度、非洲等這些沉默之地，而不是某些案頭的精裝譯本里。可惜不是所有學者都敏感了這一點，可惜現代知識體制和現代生活方式常常阻礙某些人看到這一點。對於這些人來說，邁開兩腿、出身臭汗以走出某種個人生活模式是很困難的，起出書卷局限和階級局限是很困難的。他們的真理永遠在別人的嘴上，在流行和強勢的話語那裡。他們寧願鸚鵡學舌，一萬遍重複“買跌不買漲”的所謂一般需求定律，而無法像本書作者那樣，在一個服裝廠那裡發現靠漲價反而促銷的另一種真實；他們寧願邯鄲學步，一萬次重複所謂"邊際效用遞減"的一般滿足公式，而無法像本書作者那樣，在一個富有的收藏家和一個飢餓的打工者之間，發現了價值的曲變和理論的斷裂，發現了經濟學後面深深隱藏著的利益制約和文化制約，因此一個生活領域裡的真知一旦進入另一個生活領域裡就完全失效（見本書內文）。他們昨天可能更熟悉報紙上的莫斯科，今天可能更熟悉電視里的紐約曼哈頓，而對自己身邊的窮鄉僻壤和窮街陋巷總是盲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滔滔高論除了折騰一些空轉和迷宮之外，還能說出些什麼？

盧周來先生來自鄉村而進入都市，在這本文集里奔波於社會的各個區域和各個階層，出入於古今中外的各種學理和各種感受，知行相濟，道術相成，展現了一位中國年輕學者知識創新的勃勃生力和閃閃銳鋒。我再說一遍，我幾乎無法具體評價他的成果，而只是信賴他的治學態度和求實精神。我相信，作為現代知識危機的突圍者之一，周來與他的眾多同道者一起，正在做一件大事，一件繼往開來於人間正道的大事。因此，他的理論求索無論長短得失都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