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錫琛

章錫琛（1889年—1969年），別名雪村，浙江省紹興馬山鎮人；近代出版家；出身小商人家庭，幼時入塾讀書，求學於東湖通藝學堂。1909年從紹興山會初級師範學堂畢業后，任小學及師範學堂教員。

1912年1月至1925年12月，任上海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編輯、《婦女雜誌》主編、國文部編輯，並編輯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現代婦女》和上海《民國日報》副刊、《婦女周刊》。1925年冬，在鄭振鐸、胡愈之、吳覺農等支持下創辦《新女性》雜誌社，任主編，積極聲援五卅運動。1926年8月，創辦開明書店。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與胡愈之等聯名登報向國民黨提出抗議。1928年冬，組織專為開明書店承印書籍的美成印刷所，任副所長。同年開明書店改為股份有限公司，先後被推為協理、經理、常務董事。上海淪陷后，不為日偽利誘所動。

抗戰勝利后，應范壽康之邀，去台灣幫助接收日本在台灣總管印教科書的印刷廠，並在台灣籌設開明書店分店。不久，離台回滬。

在商務印書館及開明書店工作30餘年，先後編輯並主持出版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葉聖陶、巴金、夏丏尊等現代文學巨匠的作品在內的大批著作及翻譯作品。還冒著生命危險，公開出版瞿秋白的遺著《海上述林》，受到周恩來、魯迅等人的稱頌。

1949年12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專員、處長，擬定新中國第一個著作權暫行法，后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6年，調任中華書局副總編輯。參加《資治通鑒》的校註標點工作。

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含冤去世，1988年恢複名譽。

著譯有《文學概論》（日譯本）、《文史通義選注》、《馬氏文通校注》、《助字辨略校注》等。

章錫琛（1889年～1969年），字雪村，又字君實，浙江紹興人。

在創辦開明書店之前，章錫琛曾在商務印書館做了近15年的編輯。起先是協助杜亞泉編輯《東方雜誌》。新文化運動蓬勃興起之後，商務追趕潮流，革新雜誌，更換主編，章錫琛被推薦主編《婦女雜誌》，時為1919年。接手主編后的章錫琛在周建人的協助下，對《婦女雜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策劃出版婦女問題專號，發動讀者參加討論，雜誌面目煥然一新，發行數量從原來的二三千份增加到一萬多份。《婦女雜誌》的不俗成績，自然擴大了主編本人在社會上的影響。

1922年，章錫琛被《時事新報》邀請編輯《現代婦女》旬刊、為《民國日報》編輯《婦女周報》副刊，都可看成這種影響的折射。

1925年，《婦女雜誌》刊出“新性道德號”后遭人攻擊，商務當局插手審查雜誌清樣，章錫琛被迫提交辭呈，改任一般編輯。

鄭振鐸、胡愈之、周建人等一幫朋友慫恿他另創《新女性》雜誌，一方面固然是出於激憤，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鑒於章主編《婦女雜誌》已有的影響力，認為有現實可行的號召基礎。

從《新女性》雜誌而來的開明書店，當初圖書的出版路數，多圍繞著婦女問題做選題。這是章錫琛個人知識背景和影響力的自然延伸。然而，當婦女問題作為社會熱點逐漸退出時代前台，身在其中的章錫琛一定感受明顯而又深刻。

1929年12月開明書店將《新女性》主動停刊，廢刊詞說得十分清楚：“廢刊的原因很是單純，就是時代已經不需要了。”代之而起的則是1930年1月創刊的《中學生》。這種出版線路的及時調整，是章錫琛對出版與時代關係正確理解的結果，也是他務實心態的反映。

既以出版謀生計，務實也許只能是必然的選擇。章錫琛從不忌諱說自己是商人，謀划合理的出版利潤，是章錫琛經營開明時一以貫之的追求目標。與章共過事同時又有相當交誼的曹聚仁，在談起開明書店的成功時，特別提起章的精明，可謂知人之論。章錫琛的精明，表現在多個方面——既有對出版大局的把握，如：轉變方向出版中學生讀物，步隨大書局出版教科書，緊追古籍熱潮出版《二十五史》等，這些開明書店史上的大動作，都是基於對當時出版現實和時代潮流走向的正確判斷，因而獲得了很好的經濟回報；又有對出版細節的追求，如：力求編校質量的無差錯；重視裝幀設計的視覺美；改進標點符號的排版法等，這些看似細小卻很重要的出版環節，給人開明出版物質量過硬而又耳目一新的感覺。還有對出版成本的核算，如：精幹出版隊伍使最少的人發揮最大的效率；壓縮非生產性開支把資金用於生產和擴大再生產；不廣開外地分店而多選擇書業同業代銷等，這些精打細算的管理措施，穩固雄厚了開明的經濟基礎，使之一步步邁進了大書局的行列。

商人做得精明的章錫琛，卻有許多文人學士的朋友。這一方面固然是他自身文人學者的家底，同氣相求的結果；更為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他在朋友們的眼中，不是那種純粹勢利之交的市儈商人。后一點，尤令章錫琛感到自豪，每每願意向人說起。當文人學士們選擇把書稿交給開明出版時，事實上就開始了彼此間的文稿買賣關係。一來一往中，作者們發現，章錫琛和他的開明書店，是一個值得信賴、作者利益有保障的生意夥伴。所謂作者的利益，通常很簡單，一是善待書稿，二是合理付酬。印得好看，少有誤植，不妄加修改思想觀點，多善意糾正錯字舛句，這都是善待書稿的具體表現，也是對作者勞動成果的尊重。開明書店在這方面一直做得到位，業界口碑流傳，世人素來公認。在對作者的稿酬方面，開明書店向來不拖欠，不隱瞞，按時寄送，如實結算，甚至有時還善意提醒作者注意利益維護。開明早期工作人員汪曼之曾這樣回憶：“先生本性仁慈，樂於克己助人，如有作家得知稿子已付印，為等急用寧肯出賣版權一次性取款時，先生總勸他：賣掉可惜，這部書估計銷路好的，便宜了我店裡，你要多少錢，我借你……”著眼於他利的基礎上自利，贏得人緣與名聲的同時，也牢固了做大做強的發展根基。這樣的精明，長遠而大氣。

作為開明書店的創辦人，章錫琛被朋友們戲呼為“老闆”。從膽識上說，這個老闆堪稱能擔當，有氣魄。舉兩個例子。當初，林語堂打算編寫英文教科書，開出每月300元預支版稅的高額條件，託人四處物色出版者。先聯繫的是北新書局，北新認為風險過大，不獲售，再聯繫開明，章錫琛一口答應了下來。要知道，當時開明的資金一共才四五千元，營業額也不大，書編成后是否銷得出去，還是一個未知數。但章錫琛覺得林語堂英文底子厚，水平高，值得嘗試。這個決斷，事實證明十分英明。據說，林語堂編寫的這套《開明英文讀本》，獲得的個人版稅收入即達到30萬元之巨。可以想見其銷量之大，開明獲利之多。另一個例子是大部頭工具書《辭通》的出版。該書300萬字，作者朱起鳳以30年心血寫成，書稿的價值，得到了胡適、錢玄同等眾多學術名流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包括中華書局、文明書局、群學社等多家書局的一致認同，然而，由於書稿篇幅極大，內容專門，偏字較多，排印困難等各種原因，書局往往認為銷路有限，唯恐虧本。書稿在多家書局數進數出達10餘年，不能出版，而到1930年，書稿輾轉到開明書店時，章錫琛痛快地答應了下來，並付給作者6000元的稿費。當時，6000元不是一個小數目。章曾對宋雲彬說：“朱丹九（起鳳）先生竭盡畢生精力，寫成這樣一部大著作，不但應該給他出版，也應該多送點稿費，讓先生晚年過得舒服些。”這是真正理解著作者甘苦的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令人欣慰的是，這部書稿經過開明書店編輯宋雲彬三年的精心整理，到1934年正式出版時，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預約1萬部，兩個月內售罄，於是又加印數萬冊，仍然供不應求。章老闆的這兩次大膽舉動，被傳為開明出版史上的佳話。

儘管章錫琛是開明書店事實上的創辦人，對於別人喊他老闆，他也不峻拒，但在開明27年的歷史中，他做第一把手經理的時間並不長。1928年開明改組股份有限公司后，章錫琛推薦杜海生出任經理，自己則擔任總務處長，專任出版事務工作，直到1934年杜海生以年老體弱辭職，章錫琛才被董事會推選為經理。

1937年抗戰爆發后，開明書店即內遷，章錫琛因故留守在上海，大後方的開明書店由范洗人長期主持，複員上海后，章錫琛向董事會竭力推薦范洗人為總經理，自己則居常務董事的位置。無論是在文章中還是在其他正式場合，章錫琛總是強調，他當初並不是有意要開辦書店，而是由朋友們促成的；開明作為一種事業，它的成功，是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結果。

一心做事業而又有一副平常心的人，自然就不會在乎職務之高低。他所關注的，是如何為開明引攬更多的人才，讓他們各盡其能。開明書店的成功，原因有多種，高度的凝聚力和團結的領導班子，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章錫琛功成不居的氣度，應該起到了重要的表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