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黎與何克陵園

艾黎與何克陵園是為紀念為山丹建設做出卓越貢獻的外國友人艾黎和何克先生的，坐落在山丹縣城南山丹河北岸，南關小學西南角，南湖公園北側，佔地面積2625.78平方米，是山丹縣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艾黎與何克陵園原為何克陵園，始建於1945年7月，1979年重建。艾黎生前視山丹為第二故鄉，艾黎逝世后，中共山丹縣委、山丹縣人民縣政府為紀念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於1986年開始擴建了陵園，陵園為仿西式建築。園內原有何克先生紀念碑亭一座，擴建時豎起了艾黎與何克的兩座高大的墓碑，並有黨和國家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題詞的“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永垂不朽”紀念碑一座、甘肅省政府矗立的介紹“艾黎與何克”生平的大理石碑一座。園內蒼松翠柏，鬱鬱蔥蔥，莊嚴肅穆。

艾黎與何克陵園仿西式建築。正前面為大理石貼面的照壁，面外嵌有楚圖南書寫的“艾黎與何克陵園”園名，陵園最初是甘肅省人民政府為紀念培黎工藝學校的創辦者喬治·何克而建，根據艾黎的遺願，1988年4月，艾黎骨灰安放園內，更名為艾黎與何克陵園。艾黎與何克陵園已成為甘肅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享譽國內外的人文景點。

艾黎與何克陵園是省政府公布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並被命名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紐西蘭人。1927年4月21日來到中國，

此後長期居住中國。他與中國人民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奮鬥了整整60年。

20世紀30年代，路易·艾黎積極參加了在上海的國際性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並向國外撰寫了大量宣傳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文章。抗日戰爭時期，他積極參加併發起組織了工業合作社運動(簡稱工合)，成為失業工人和難民生產自救、支援抗戰而興起的一支獨特的經濟力量。在那硝煙瀰漫、戰火紛飛的艱苦歲月，它為供應戰時軍需民用、特別是援助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游擊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40年代，他在甘肅省山丹縣創辦了以手腦並用、創造分析、理論聯繫實際為辦學宗旨的培黎工藝學校，吸收勞動人民子弟，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能吃苦、講實幹的技術人才。他同當地人民一起生活了9年，1953年到北京。

新中國成立后，路易·艾黎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與各國人民友好事業。他熱愛新中國，宣傳新中國，為發展中國人民同紐西蘭及各國人民間的友誼、增進各國人民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中國人民、紐西蘭人民和廣大國際友人的尊敬和愛戴，曾受到我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宋慶齡、鄧穎超等的親切會見。

1982年路易·艾黎85歲壽辰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1985年，甘肅省政府授予他“榮譽公民”稱號。1987年12月逝世時，鄧小平為他題詞：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永垂不朽。

喬治·何克是英國人，1937年，年僅23歲的他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他來到中國，親眼目睹被日本人佔領的上海以及戰亂中的悲慘景象，“我不能丟下這些人們”，何克決定在中國實地了解中國人民所面臨的問題。於是他一面擔任美國合眾國際社自由撰稿的工作，一面開始學習中文。他來到中國的漢口，當時史沐特萊知道，路易·艾黎正為“工合”事業奔波，需要人手，便推薦了何克。艾黎感覺“他那樣年輕、幼稚，不知他能否在中國一片混亂中安下身來，不過在他那歡快的舉止後面，卻也可以感覺到一種堅韌和剛毅”。幾個月後，何克從北京路過宋家莊患了傷寒，他得到凱瑟琳·霍爾護士的照料，霍爾是紐西蘭教會派來的護士，她當時經常將急缺的藥品冒險送到白求恩手裡。

何克病癒后在八路軍待了一段時間，然後南下到寶雞“工合”辦事處，被任命為視察員並將所見所聞向國外進行報道。中國工業合作會（“工合”）是由埃德加·斯諾和路易·艾黎發起的，得到了宋慶齡的支持，促使國民黨繼續抗戰仍是“工合”的主要任務之一。安排難民，生產軍需和民用品，籌集資金轉送延安，“工合”有效地支援了中國抗日戰爭。喬治·何克以十二萬分的熱情開始了“工合”的工作。他給母親寫信說“現在是我為中國工作的時候了”！

而此時此刻，何克也已經領悟到他和艾黎肩負著同樣的重擔，進行著共同的戰鬥。何克到了寶雞后，艾黎確信有了一個得力的助手，何克先後擔任“工合”的秘書兼視察員。“哪裡有‘工合’，哪裡就有何克的足跡，他走遍了鄉村、縣城”。到1941年“工合”已發展到3000多個，成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5年7月22日喬治·何克由於在建設校園中不幸患破傷風去世，享年30歲。他臨終前要艾黎拿筆和紙來，寫下了“把我的一切獻給培黎學校”一行字。孩子們把書寫有他們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喬治·何克的這“大家子人”圍著墳墓唱起了校歌，行三鞠躬禮與他告別。

何克去世后安葬于山丹，艾黎親手為他立了墓碑，刻著他所喜歡的英國從軍詩人朱利安·格倫費爾寫的一首詩：

彩色絢麗的生命啊光輝而又溫暖/為了它人們一直奮發向前/他已逝去從此不再奮戰/在戰鬥中逝者的生命卻更加光輝燦爛

艾黎和同學們把何克埋在了南門外的一小塊空地旁，希望何克每天能聽到他們的歡聲笑語。他們把這一天定為了一個節日，每到祭日，學生們便帶著好吃的飯菜坐在何克的墓前給他唱歌。這樣的紀念日活動一直到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

1897年12月2日，在紐西蘭南島的最大城市基督城的斯普林菲爾德小鎮，路易·艾黎出生了，姑媽給他取名為“瑞威（Rewi）”。這個名字來自一位因奮力抵抗英國殖民者而英勇犧牲的紐西蘭土著英雄瑞維·曼尼亞波托。多年之後，當他以“路易·艾黎”這個名字為中國人所熟知的時候，不屈不撓、永不言棄的性格，成了他的人格標誌。

1916年，19歲的艾黎如願以償走進了軍營。在那個年代，對年輕人來說，戰死疆場，讓自己的名字刻在陣亡將士名錄上，是一種值得驕傲的英雄行為。

路易·艾黎被編入紐西蘭遠征軍，經過一段時間訓練后，被派往英國，不久又轉往法國。1918年8月，路易·艾黎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表現出色榮獲了原威爾士親王勳章。

在戰場上，路易·艾黎第一次和中國人有了近距離的接觸。當時，他和由山東農民組成的勞工軍團一起，參加了在比利時伊普爾阻擊德軍的戰役。這些高大勇猛的勞工軍團士兵，改變了他過去認為中國人都是瘦弱矮小的印象。在一次換防輪休期，他甚至和兩個中國軍人一起走進酒吧喝了一杯。

路易·艾黎曾經把這場戰爭看作是一場偉大的事業。但是戰爭之後不久，他就醒悟了：真正的事業不應該是破壞，而是建設。此後，他用一生的行動實踐了他從戰爭中得到的信念。

1927年，艾黎經常能從當地報紙上讀到關於中國的消息。當時，北伐軍正在節節北上，引起了帝國主義勢力的恐慌。

“無論今後幹什麼，先要到中國去看一看。”他下了決心，把經營了六年的牧場留給了合伙人，先乘船到了澳大利亞打工兩個月，當船費攢夠后，他便邁出了中國之行的第一步。

他辦了為期6個月的簽證。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去，他卻在那個遙遠的國度生活了整整60年。

1927年4月21日，路易·艾黎在上海十六鋪碼頭下了船，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他驚訝地發現，這個中國最大的港口，居然沒有海關，也沒有邊防檢查，外國人可以隨意在這個國家通行。更讓他驚訝的是，當他經過一個碼頭工人身旁時，那人忽然站起來，朝他臉上吐了口唾沫。他沒有發作，只在心裡想，“這可是件怪事，這個國家可真特別。”他擦掉唾沫，快步離開了碼頭。

進入市區，他的驚訝變成了震驚。他發現，這個城市一些馬路兩側的電桿上，赫然掛著盛著人頭的籠子！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艾黎還不知道，就在他到達上海的前幾天，這裡剛剛發生了“4·12”大屠殺，數千名共產黨人和工人遭到逮捕和槍殺，整個上海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圍中。

經人介紹，艾黎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處找到了一份工作，當上了虹口救火會的一名小隊長。同事們很快發現，這個新來的紐西蘭消防官與眾不同，他不吸煙，吃飯時只喝白水，也不喜歡跳舞，但卻願意花時間學習被他們稱為“猴子的語言”的中文。尤其使他們不理解的是，他熱衷於到開設在陋巷裡的工廠和車間去檢查消防安全，而這項工作是沒有人願意主動去做的。

因為工作出色，10個月後，艾黎被任命為消防處隊長級的督察。1932年，他又被任命為上海租界公部局工業科首席工廠視察員。他從早到晚輾轉在各個工廠里，在這段經歷中，艾黎感到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看到在當時的繅絲業體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折磨。“許多孩子不過八、九歲，每天要在煮繭的大槽前站12小時，如果童工把一根絲理錯了，工頭就用開水燙他的小胳膊作為懲罰，不少童工因遭工頭痛打而哭叫。”

由於艾黎的奔走努力，上海公共租界內的繅絲廠開始減輕了工人的勞動強度。他和剛到中國的美國醫生馬海德一起，搜集電池廠童工的尿液，進行“鉻中毒”的研究；他還進行了紗廠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的調查，對那些嚴重剝削工人並釀成事故的工廠主盡量施加壓力。

然而他明白，僅憑一己之力，是阻止不了資本家對工人的殘酷剝削的。他從英國朋友亨利·巴林博士借給他的一本《資本論》中尋找答案，還書的時候，他告訴巴林：“我已經得出了結論，舊的制度必須推翻，我將永遠儘力幫助把它推翻。”

1929年，艾黎決定利用自己的假期，參加中國華洋義賑會在綏遠地區的賑災工作。就在去綏遠的火車上，艾黎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他們延續半個世紀的友誼，以一次十分奇特的會面開始了。

當時，兩個人乘坐同一列火車，是這列賑災列車上僅有的兩個外國人。不同的是，斯諾在一節官用專車上，而艾黎則和難民們一道在貨車車廂里席地而坐。在一次停車時，斯諾驚訝不已地見到了正在站台上散步的艾黎。斯諾回憶道：“艾黎被太陽曬紅的面孔，滿臉風塵，上面的頭髮亂蓬蓬地豎起，當他用著那龐大的兩腿，按照他的特殊姿態立著，他看來好像植根於地上似的。他的大頭，好像一座石頭的大山雕刻出來的側面，引起我的注意。”

斯諾寫道：“整個夏天，艾黎都在斑疹傷寒患者中間工作，發放救濟糧，修築灌渠，護理病弱兒童。他為什麼這樣做？我不理解這支只有一個光桿司令的救世軍。”

從綏遠回來不久，一批災區的孤兒被紅十字會送到上海，艾黎收養了其中一名14歲男孩，他給這個孩子起了個英文名字叫阿蘭。

1932年末，路易·艾黎經一位美國朋友的介紹，結識了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通過史沫特萊，艾黎又結識了宋慶齡、魯迅、馮雪峰、陳翰笙、黃華等一批中國進步人士。艾黎經常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讀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討論世界和中國、特別是上海的形勢。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了。不久，艾黎辭去上海的工作奔赴武漢。他的新頭銜是“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技術總顧問、代理總幹事。從1938年到1941年是工合運動蓬勃發展的最好時期，經過艾黎和同仁們的奔波努力，全國各地的工合組織從1938年僅有69個，發展到1942年的1590個，月產值達2400多萬元。工合的產品供應軍需民用，不但成為反封鎖的有效手段，還對堵截日貨的傾銷，打擊日軍“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策略起了重要作用。抗戰期間，工合國際委員會募集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捐款達到500萬美元。

1939年2月，艾黎搭乘印度援華醫療隊的車來到延安，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主席。那是一次突然的會面，他回憶說，“當時我正同朱德坐在那裡，還有許多部隊的司令員，毛澤東忽然走了進來，我用上海話夾著南方話和他交談，他善於傾聽別人講話，總是啟發你多講。”艾黎向毛澤東介紹了工合成立以來的發展狀況，毛澤東表示贊同他們的事業，並鼓勵艾黎堅持下去。他們的談話持續了很長時間。

1940年，路易·艾黎在陝西省有一個叫雙石鋪（今陝西鳳縣）的地方創辦了一所工業合作社的培訓學校，他將學校命名為“培黎工藝學校”。

培黎學校是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難的工農子弟開設的，因為大多數學生家裡太窮，交不起學費。後來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干擾，艾黎又將學校遷到了更加貧窮、但國民黨統治相對薄弱的甘肅山丹，並站穩了腳跟。

1949年下半年，西北的解放已指日可待。此時，當地軍閥馬步芳的軍隊擬定了要殺害60多名學生骨幹和包括艾黎在內的若干名教師的名單，1000多名士兵駐紮在學校周圍，計劃在撤離之前炸毀學校。

危急之下，艾黎一邊盡量安排學校的正常學習和生產，一邊暗中組織學生轉移重要的物資，疏散較小的學生，以躲避可能的不測。就在馬步芳軍隊拉來兩卡車炸藥，準備進行破壞的時候，解放軍已切斷往西去的路，從青海經扁都口開過來。山丹解放了。

艾黎立即組織全校師生把拆掉的汽車連夜重新裝好，從礦井中取出埋藏的汽油，派出14輛卡車和運輸組的全體同學去支援解放玉門和大馬營。同時，解放軍的傷員也被送到學校醫院進行治療。學校還將縫製好的500套皮大衣送給解放軍。時任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彭德懷邀請艾黎到酒泉相見，對艾黎創辦培黎學校的業績和對解放軍西進的全力支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51年新年剛過，路易·艾黎離開甘肅山丹，到北京參加解放后工合組織的第一次全國會議。在這座新中國的首都，艾黎感受到了一種新的精神和活力。

不久，山丹培黎學校由政府接管，外籍教師陸續離開了。已經55歲的艾黎也再次面臨著抉擇。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依然認為，我能夠儘力為新中國工作，只要有此需要，我就將留在中國。”

他開始在日記中回憶往事，記下自己對新中國的新見識。第二年，這些日記由上海《密勒氏評論報》首次出版。這就是他在中國出版的第一本書《有辦法》。這本英文著作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先後在紐西蘭再版三次。艾黎受到鼓舞，很快，他又寫了《人民有力量》、《山丹》和《中國的故事》等著作。

1953年秋天，艾黎從山丹搬到北京永久居住，專職從事維護世界和平運動的工作。

1972年，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國和西方世界的關係開始鬆動，紐西蘭也在這一年的12月23日與中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係。當時的西方世界對中國所知甚少。大使們到任后一片茫然。但紐西蘭的外交官驚奇地發現，他們並不需要從零開始，因為他們發現了一個“寶貝”，那就是路易·艾黎。“他對中國了解那麼多，又廣受尊重。我們得到了他最熱情的指點和幫助。澳大利亞的大使簡直嫉妒我們了。”一位紐西蘭駐華大使這樣回憶說。

“文革”中，艾黎沒能置身事外。1968年8月31日，宋慶齡聞訊他的處境后，寫來了一份證明信，信中寫道：“我從1932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作出了貢獻，幫助我們保衛國家。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是他在內地創辦了工合合作社，幫助我們培養年輕的一代。為了這項工作，他甚至犧牲好的職業。當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時候，當中外特務追捕共產黨員的時候，是他把自己的家當作共產黨人的避難所，當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的時候，是他在甘肅等內地不怕任何艱苦的生活條件，為中國人民工作著。解放以後，他寫了很多的書、詩與文章。當世界和平委員會派他去外國時，他為我們講演和辯論。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我極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的信徒。”

1977年12月2日，是艾黎80歲生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在人民大會堂為艾黎舉行宴會，慶祝他來華工作50周年。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路易·艾黎的壽辰表示祝賀，他給艾黎的“新任務”是：“至少再活24年，使自己能夠親眼見到畢生為之努力的願望的實現，並成為經歷三個世紀的中國人民最真誠的朋友。”

從1958年起，路易·艾黎在北京台基廠大街一號的一幢小樓里居住了29年。他的生活簡樸無華，每天的飲食既簡單又單調，他不吸煙也不喝酒，馬海德大夫的夫人蘇菲為他織的毛衣，直穿得邊破線斷，他也不肯買件新的。

曾擔任艾黎秘書的李建平說：“他基本沒什麼積蓄。每月工資800元，扣除生活費之後，剩下的錢不是為山丹培黎圖書館買書，就是資助學校的建設。他去世時，銀行里的存款只有3400多塊錢。”

艾黎終生未婚。但是他的晚年生活卻充滿天倫之樂。每到周末，在北京的幾個養子都會帶著孩子到艾黎這裡歡聚。

從1985年起，艾黎的健康每況愈下。他摔倒了幾次，坐上了輪椅。1987年國慶節，艾黎讓秘書推著自己來到天安門廣場，照了一張相。他也許知道這是最後一次過國慶節了。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因患腦血栓併發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在遺囑中，艾黎寫道：“務請不要大張其事，這不過是又一名戰士在行進中過去了。”

艾黎的骨灰一半撒在山丹培黎學校原來的農場四壩灘，一半安放在山丹的墓地里。

艾黎在詩里這樣寫道：中國給了我生活的目的/給了我一項願意為之奮鬥的事業/這事業一年比一年更加豐富/它使我得以置身於/前進中的億萬人民的行列/這一切多麼意味深遠/誰還能想到什麼報酬/會比我得到的這一切更加美好？

喬治·艾溫·何克1915年出生在英國一個中產階級家庭，1937年畢業於牛津大學，同年隨姑母遊歷美國、日本後來到中國。時值抗日戰爭爆發，他應邀以合眾國際社撰稿人身份對中國進行實地採訪。他目睹了日寇在上海、南京、武漢的暴行，撰寫了大量文章，深刻揭露日本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沉重災難，並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

大敵當前，國民黨政府頑固地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何克表示出無比的憤慨，刺刀見紅地質問“為什麼前線的軍隊不打日本人卻和日本人勾勾搭搭？”淋漓盡致地揭露了國民黨政府的罪惡嘴臉。

1939年，喬治·何克接受了路易·艾黎的要求，參加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簡稱“工合”)的工作”。

“工合”由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紐西蘭路易·艾黎發起，得到宋慶齡的支持，在大後方和邊區，組織工業生產合作社，以安排在戰爭和水災中失去家園的難民，並生產抗日軍需和民用品。此後，喬治·何克以工合視察員和外事秘書身份，足跡遍及中國的大後方和邊區，促成了許多工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立，成為“工合之父”路易·艾黎的得力助手。“工合”運動有效地支援了抗日戰爭，喬治為此很興奮。他給母親寫信說：“現在是我為中國工作的時候了”。

在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工合”自1938年8月創辦后的三年多時間裡，已在全國大後方及延安等地發展到3000多個，成為支援抗戰的一支重要力量。

通過1938年夏季對延安和八路軍敵後游擊區的採訪，特別是經過與朱德總司令和聶榮臻司令員的深入交談，使喬治·何克對中國問題有了深入、真正的了解，從此對抗日和中國的前途產生了信心。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帶頭使中國走向民主和抗戰，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他在結束邊區之行后，向國外發表題為《我看到一個新中國》的小冊子，其標題開宗明義，向全世界預告了一個以人民作主的新中國，必將取代獨裁專、腐敗無能的舊政權。

因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對幹部的需要，喬治·何克於1942年春，全力投入了培黎教育工作。

為了把學校辦得更好，何克和艾黎在自己挖的窯洞里，反覆探討教學方法和教育方針，幾經斟酌，終於確定了"創造分析，手腦並用"的辦學方針。

為了樹立學生們的遠大志向，極大地啟發他們的勞動、學習積極性，何克還寫出了師生喜愛的《校歌》。歌曰：我們生活/我們學習/我們生活學習在培黎/紡織車輛/鋼鐵機器/工業技術都具備/求知生產不相離/毋自暴/毋自棄/親愛團結，齊心合力/發揮合作精神/為新中國奠定工業建設的石基。

收養遺孤

在此期間，何克以國際主義的情懷，收養了被國民黨追殺的寶雞地下黨員聶長林的四個孩子，當父作母，關懷無微，一直到他訣別人世。

1944年，在國民黨當局的刁難下，培黎學校在陝西雙石鋪辦不下去了，艾黎和何克多次考察，決定遷校甘肅山丹。

1944年隆冬，何克率領運輸隊和30名學生，開始了遷校的"小長征"。遷校隊伍，頂風雪，迎嚴寒，途經天水、秦安、蘭州，翻越4800多米的高山，長途跋涉1100多公里，歷盡千辛萬苦，終於1945年3月輾轉山丹。

何克身先士卒，帶領學生們投入整修新校舍的工作。拾磚鋪地，嚴封門窗；安裝機器，發電照明；籌備師生口糧，組織師生開課，安置從各地投奔來的貧寒子弟上學，還要應付當地官場、衙門的干涉、破壞……學校工作繁多，千頭萬緒，都被喬治·何克安排得井井有條，妥妥噹噹。

那時候，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艾黎對何克分析：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就要全力以赴地向共產黨進攻，企圖在美國的支持下，佔領北方所有的城市。培校早已被稱為"紅黨"了，還會遇到新的麻煩，組織開展護校鬥爭。

何克說，我知道，在這些地區，打敗日本后，接下來的偉大鬥爭，將是階級鬥爭……我們必須站在貧苦農民的一邊，我們營壘里都是窮人，我們必須為革命工作，並準備犧牲。我們的態度是明確的，就是繼續鬥爭。就是使山丹工合在經濟上自給自足，堅持下去，就地迎接解放軍的到來。

何克還用中文寫了一首歌："我們在山丹獲得新生，我們要堅持在這裡，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何克這個異國青年，把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已完全看作是自己的事業了。他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抱有必勝的信心，決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獻出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他的這種高尚的國際主義精神，鼓舞了全校師生的鬥志。

正當何克為辦好山丹培黎工藝學校艱苦奮鬥，為新中國培養人才的時候，在一次打籃球時，他的腳趾不幸被碎玻璃片扎破，因當時缺醫少葯，致使病情惡化，被感染為破傷風。1945年7月22日，何克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時年剛剛三十歲。

《路易·艾黎》系列紀錄片

首播頻道：CCTV-9紀錄

首播時間：2011-05-09

欄目介紹：1897年，對遠在萬里之外的南太平洋島國紐西蘭來說也是平常的一年，來自歐洲的白人殖民者在這個豐饒的島嶼上定居已經超過200年，就在這個平常年份的12月2日，在紐西蘭南島上一個意為“春天的土地”斯普林菲爾德的小鎮上，一個男孩降生。在離斯普林菲爾德火車站不遠的地方有一座路易·艾黎紀念公園，紀念這位小鎮里走出的偉大人物。113年前，當他在這個小鎮出生的時候，沒有人能夠預見到這個新生男孩此後90年漫長的一生將有60年在萬里之外的中國度過，人們稱他是“中國的紐西蘭人”，“紐西蘭的中國人”。

《黃石的孩子》是由中國、澳大利亞、德國聯合拍攝的一部抗戰期間的影片。導演：羅傑·斯波蒂伍德

主演：喬納森·萊斯·梅耶斯，周潤發，拉達·米契爾，楊紫瓊

上映時間：2008年04月03日（中國）

它的背景是1930年末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電影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講述了一個英國人喬治·何克，帶領60個孤兒踏上不平凡的征程。

劇情簡介：英國記者喬治·何克（喬納森·萊斯·梅耶斯 飾）潛入了南京，打算把日軍在當地的暴行公諸於世。可是他被日軍發現了，在即將被斬頭之際，一名中國游擊隊員陳漢生（周潤發 飾）救起了。何克還認識了戰地外籍醫生麗（拉達·米契爾 飾）。何克輾轉到了黃石，與60多名孤兒一起居住。孩子們保飽受戰爭折磨，對外國人他們都有抵觸心理，甚至不尊重。可是隨著時間的過去，何克的熱心與善良還是感動了孩子們，短短几個月他們的生活與周遭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也幸得有好心人王夫人（楊紫瓊 飾）的幫助。

生活日漸上了安穩的軌道，戰爭的步伐也逐漸逼近。何克與漢生還有麗決定帶著孩子們到山丹，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路途之艱辛，同伴的離世也無法阻擋他們的腳步。可是一場疾病，還是打擊了何克、麗與孩子們的生活……

路易·艾黎的碑文全文摘抄如下：

路易·艾黎於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日生於紐西蘭南島斯普林菲爾德鎮，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歲。

艾黎青年時期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回國經營牧場。一九二七年來到中國，目睹當時社會戰亂，民不聊生，決心投入勞苦大眾要求變革的鬥爭，三十年代他加入上海第一個國際性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不顧個人安危，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地下鬥爭，是黨可信賴的朋友。抗日戰爭伊始，他和斯諾夫婦等中外友人發起“工合”運動，克服重重困難，組織各種工業合作社，有力地支援了抗戰。四十年代他同喬治何克一道，創辦山丹培黎工藝學校，努力探索發展適合中國國情的半工半讀，手腦並用的新型教育，為中國培養技術人才，解放后，他遍訪全國，勤奮寫作，向全世界介紹新中國的變化和成就，積極致力爭取被壓迫人民解放，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對促進中國和紐西蘭以及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誼，起了獨特的作用，在國際上享有崇高的聲望。

艾黎曾被授予北京市榮譽市民和甘肅省榮譽公民稱號，一九八五年獲得紐西蘭政府頒發的女王社會服務勳章。

艾黎在華六十年始終同中國人民同命運，共呼吸，與中國的革命先輩建立了真摯友誼。他終身未婚，卻收養和撫養了若干戰時孤兒，他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無保留地獻給了中國人民的事業。作為作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各個階段，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受到了中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他那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無私無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腳踏實地嚴肅認真的工作作風，謙虛謹慎，樸素無華的優良作風，將永遠是後人學習的楷模。

喬治·何克的碑文全文摘抄如下：

喬治·愛溫·何克，一九一五年生於英國的哈本登。幼時曾在瑞士上學，一九三七年畢業於牛津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其後，離開英作環球旅行，於一九三八年初抵上海，決定留華，考察中國社會。他以美國合眾社自由撰稿記者身份，經美國有人史沫特萊介紹，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安排下，去延安晉察冀邊區採訪，會見了朱德和聶榮臻同志，深受中國革命精神鼓舞。著有《我看到了新中國》一書，熱情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

何克於一九三八年夏在武漢結識了“工合”創辦人路易艾黎。一九三九年去陝西寶雞，志願參加西北“工合”辦事處工作。一九四一年，艾黎推薦他任陝西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他治校有方，以身作則，艱苦奮鬥，被全校師生和當地百姓視如親人。他還以國際主義的情懷，收養了中共地下黨員遺在寶雞的四個幼子。一九四五年在主持甘肅培黎工藝學校工作期間，因患破傷風不幸逝世，時年僅三十歲。

何克同情和支持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為培黎學校和“工合”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寶貴的貢獻。在抗戰八年的艱苦歲月中，始終同中國人民患難與共，表現出了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

2012年9月12日，上千名中外嘉賓在山丹培黎學校隆重聚會，

紀念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社會活動家、培黎學校創始人路易·艾黎誕辰115周年。

紐西蘭駐華大使伍開文，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山丹培黎學校名譽校長鬍慧娥，省政協原副主席、山丹培黎學校名譽校長邵克文等出席紀念大會。

“聽聞艾黎的故事很多年了，今天是第一次真正到訪這裡，很興奮。”12日，紐西蘭駐華大使伍開文參加甘肅山丹舉行的紀念中國老朋友路易·艾黎的活動，他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回憶，很榮幸年輕時和先生有過接觸，“他是一個很坦率且真誠的人”，艾黎開啟了中新兩國民眾交往的先河，現今仍是兩國關係持久發展的紐帶。

畢業於該校的百餘名白髮蒼蒼的老校友從全國各地奔赴於此，含淚與校友深情高歌《山丹培黎學校校歌》。同時，新中友好協會代表團的朋友也前來拜訪艾黎工作的地方。

鳳縣投資7000萬元修建何克紀念館，將此打造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抗日戰爭教育基地、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教育基地。位於雙石鋪鎮雙石鋪村何克和艾黎曾經生活過的故居舊址。該縣將對其進行保護性修復，並對故居周邊進行鋪裝硬化、保護性綠化，建設紀念碑、雕塑群，並用小品、雕塑等形式展示何克和艾黎當年生活工作的場景，面向社會徵集“工合”運動時期在鳳縣生產的產品、遺物在展覽館展出，真實再現當年工合運動的崢嶸歲月。2015年10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舉行的歡迎晚宴上的祝酒辭中，提到了二戰期間中英兩國人民相互支持、休戚與共的兩個動人故事。其中之一是英國人喬治·何克積極投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故事，習主席還動情地說：“中英兩國人民在戰火中結下的情誼永不褪色，成為兩國關係的寶貴財富。”

習主席說的這個何克就是喬治·何克（1915-1945），英國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他1938年來到中國，曾先後擔任“工合”西北辦事處英文秘書、陝西省鳳縣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