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八大家

實際上，八大家成為泛指天津地方富戶豪門的一種通稱。八大家的興衰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近代天津的社會面貌，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一定的影響。

天津八大家的形成，與明末清初天津的海運、糧業、鹽務的發展具有直接關係。早在元、明兩代，天津就成為漕糧北運的樞紐，並由此形成為華北、東北的糧食集散地。到了清代，海運和糧食販運業都有所發展，天津的經濟地位也日顯重要。明萬曆年間，在鹽務上實行“綱法”，將宋代以來的商人憑鹽引銷鹽的制度，改為鹽商壟斷的引岸專賣制度，並准許世襲經營。清初，又將長蘆鹽運使署從滄州移來天津，從而天津又成為長蘆鹽綱(蘆綱公所)的基地。因此，在天津，海運、糧食及鹽務，就成為富商巨賈聚斂財富的主要手段。

從清初特別是所謂康乾盛世以來，以鹽務起家的富戶，在社會上的聲勢日益顯赫。如鹽商張霖，發家后在北京和天津都建造了豪華的宅邸和園林。鹽商安麓村以積聚的大量財富，收買了許多珍貴的書畫，成為大收藏家，並著有《墨緣匯觀》。鹽商查日乾，在天津城西北建造了著名園林水西庄，乾隆皇帝南巡過津時，曾數次到水西庄飲宴，由此可見鹽商在當時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

乾隆、嘉慶年間，在天津已經知名的大家族，還有承辦鹽務的“東門裡權家”、“南斜街高家”、“只家衚衕董家”，從事海運業的“海下高家”、“東門外韓家”，糧商兼大地主的“楊柳青鎮石家”，等等。富戶豪門在社會上竭力擴大自己的影響，於是便逐漸形成“十大家”、“八大家”的說法，並在群眾中傳播開來。

相傳從咸豐初年(1851年)開始，流傳著一個有關八大家的口訣：韓、高、石、劉、穆，黃、楊、益照臨。口訣的流行，說明他們這些家族在當時已成為社會上公認的八大家了。在各大家族姓氏之前，群眾習慣地冠以堂名字型大小或居住地點，也就是：天成號韓家、益德裕高家、楊柳青石家、土城劉家、正興德穆家、振德黃家、長源楊家、益照臨張家。八大家之中，其發家主要依賴於鹽務的有四家(高、黃、楊、張)，糧業的三家(石、劉、穆)，海運業的一家(韓)；其中身兼大地主的二家(石、劉)，其他家族在發家后亦有廣置田產成為大地主者(如穆、楊、張等)。這些家族在財產膨脹之後，又根據自身的財勢，廣泛投資於其他方面，比較集中的行業是典當、糧食、銀錢號、綢布、雜貨等。如天成號韓家，除養海船數十艘外，還販運糧食，開設當鋪，長源楊家除包四個縣的鹽引外，把勢力集中於典當業，在天津及外埠開設了二三十座當鋪；穆家經營糧行發家后，主要以開設正興德茶莊而著稱，雖也接辦過鹽引，但在鹽務上沒有多大的發展。

八大家中聲勢最為煊赫的是益照臨張家。創業人張錦文，早年曾在天津大鹽商查家任管事，時查家已趨衰落，張為之排憂解難，出力不小，后查家資助其接辦鹽引，因而致富，成為天津的大紳商。

口訣中所列的八個家族，在咸豐、同治年間財勢顯榮，處於鼎盛時期，其後有的便開始敗落(如益德裕高家)。同時，新的豪富又不斷形成，特別是李善人家，及“益德王家”，承包鹽引發家，異軍突起，聲勢不在八大家之下。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進入八大家之列，但相沿下來的八大家稱謂卻仍維持未變。其中明確地去掉哪些家，遞補哪些家，說法各異。關於補進的家族，社會比較公認的有：李善人家、益德王家、鄉祠卞家、高台階華家。這樣，前後期的八大家就有所不同了。

民國以後，社會上又流行有“新八大家”之說，如“元隆孫家”、“敦慶隆紀家”、“同益興范家”、“瑞興益金家”等等。有的按行業區分，如“錢業八大家”、“棉布業八大家”、“電料業八大家”，等等。有的甚至把買辦人物也包括了進去。這樣，“八大家”的含義就不那麼明確了。同時，現代工商業發展迅速，競爭激烈，而被稱為“大家”的，其財力又遠不如原來八大家雄厚，故新八大家之說難以取得社會的一致公認，後來就不為人們所道及了。

最早在清朝咸豐年間，天津流傳著這樣的有關“八大家”的歌訣：“韓、高、石、劉、穆，長源、振德、益照臨。”

這就是：天成號韓家，益德裕高家，楊柳青石家，土城劉家，正興德穆家，長源楊家，振德黃家，益照臨張家（即海張五）。

這八家的發家，靠鹽務的有高、楊、黃、張四家，靠糧業的有石、劉、穆三家，靠海船業的有韓家。這說明當時的天津已成為長蘆鹽業的基地，漕糧轉運的樞紐，海上運輸的口岸。由於鹽行的專利，糧行的壟斷，海船的獨佔，再加上官商勾結，這就有可能出現“八大家”新暴發戶。

天津估衣街上的老八大家，就剩下穆家的正興德茶葉庄，其餘的七家，都已經退出歷史舞台。

說起這天津衛民族資本家的巨富，那就得數社會公認的“八大家”：韓、高、石、劉、穆、黃、楊、益照臨。這是從咸豐初年(1851年)開始，天津城裡流傳的一個民謠。具體指的是：

“天成號韓家”（海運業）

“益德裕高家”（鹽務）

“楊柳青石家”（明代時起便以漕運糧食為業）

“土城劉家” （糧食業）

“正興德穆家”（茶葉業、糧食業起家）

“振德黃家” （鹽務）

“長源楊家” （鹽務）

“益照臨張家”（鹽務、錢莊）

到了同治、光緒以後，老“八大家”中有的已經敗落，為新崛起的豪富所替代，社會上又出現了新的順口溜。“財勢大，數卞家，東韓西穆也數他。振德黃，益德王，益照臨家長源楊。高台階，華家門，冰窯衚衕李善人。”

這裡一共提出了卞、韓、穆、黃、王、張、楊、華、李九家。新增的四家，卞家是靠進口紗布起家，王家是以開錢莊起家，李家雖是鹽商，但後來主要也是開錢莊、商號和在開灤、啟新等大企業投資並廣置房地產，擴大了家業。華家除靠鹽務和書法家華世奎出名外，也還經營了油坊、茶葉庄。這都說明天津這時已成為通商口岸兼工商業城市，商業、金融業有了急劇發展。

到二、三十年代，天津的紗布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這些綢布紗商號賺了大錢，都又投資開辦了許多家錢莊、工廠和其他商號，在天津又出現了新的豪富，形成了“新八大家”。他們是金、潘、孫、胡、卞、范、喬、紀八家。即瑞興益棉紗庄的金桂山、潘耀庭，元隆綢布店孫烺軒、胡樹屏，隆順棉紗庄的卞潤吾，同益興棉紗庄的范竹齊、敦慶隆綢布店的紀慰瞻、喬澤頌。

基本概述

天津八大家"並不只是豪門巨賈，也不只以財力論英雄，華世奎便是因為名望位列"八大家"

華家祖籍江蘇無錫，系當地名門望族，明末由江蘇北遷，清康熙三年（1663年）定居天津舊城鼓樓東。因 門前的青石台階九級直伸大街，故稱"高台階華家"，也由此可見其不僅有財，而且勢力非同一般。

清咸豐年間，華家接辦了河北定興、新城兩縣的鹽務引岸，很快致富。后陸續開設了油坊、茶葉店等商號。與其他"八大家"不同的是，華家身兼官僚和鹽商。

華世奎曾任八旗官學教習、內閣中書行走、萬壽慶典撰文、文源閣軍機章京領班、三品章京會議政務處幫提調、政編查館行走、政治官報局局長等要職。但華世奎在天津出名，更在於他寫得一手好字。

華世奎自幼習書法，其父華承彥科場不利，而對其子便寄予厚望。華世奎從四歲起便每日讀書習字，練字時其父要求非常嚴格，偶見華世奎稍有懈怠，就拿煙袋鍋往腦袋上敲。為了給華世奎校正執筆，其父還獨出心裁地在他筆桿上放一個銅錢，寫字時只要筆桿稍微傾斜，銅錢就會從筆桿頂頭掉落下來。據說，華世奎後來可在筆桿上放10個銅錢，仍能運筆自如。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華世奎因"字"絕而仕途通達，而清朝滅亡之後，華世奎也因字而日進斗金。

一匾兩題

華世奎題寫"天津勸業場"時，已是民國17年（1928年），那時華家早已不住東門裡，自打宣統遜位，華世奎就在租界買下一幢構築別緻的小洋樓。

據華家後人華澤咸回憶：求字當日，華世奎正在給弟子董鳳桐和自己講授孫過庭的《書譜》，這時僕人徐升走上樓說：德商買辦高星橋派人求寫"勸業場"牌匾，並求見老爺一面，不知老爺見與不見。華世奎聽了，略作沉吟，淡淡地說："請！"時至今日，這聲淡淡的請，依然特別刺耳，因為按照當時慣例，凡有登門求字者，皆與賬房負責人談妥價錢即可，華世奎從不接見求寫匾額的客人。但因高星橋在天津勢力非同一般，華世奎卻也不得不破了這條規矩。

功夫不大，高星橋派來的"使者"走進書房，來者簡明扼要說明"勸業場"牌匾的尺寸大小后，遂叫人端來300塊現洋，非常客氣地說："區區潤筆，不成敬意，饋贈先生一茶耳。"華世奎淡然一笑，頷首將此事應允下來。

不料事隔幾日，華世奎剛把"勸業場"牌匾寫好，那位"使者"便不期而至，他又送來200塊現洋，面帶難色地說："因為一時疏忽，幾乎貽誤大事，煩勞華先生為'勸業場'再題'天津'二字。"華世奎聽罷，心裡很不痛快，於是吩咐僕人徐升，當即鋪紙研墨，揮筆題寫"天津"。

如今，"天津勸業場"牌匾原件存放在該商場頂樓，已作為國家文物供人們欣賞。

比當民國總統強

華世奎任內閣中書行走時，與翰林徐世昌同拜戶部尚書祁世長之門。祁世長晚年得一幼子，生前十分喜愛，曾拜託華世奎、徐世昌日後照料。

1930年，祁世長"幼子"貧困潦倒，特由家鄉來津門求助。華世奎感念師恩，贈其200塊現洋，又親自去徐世昌家代其求助。可徐世昌對於華世奎說："你今年賣字日進斗金，我也賣字，但賺錢不多。這樣吧，我照你給他的錢數，減贈一半吧。"事後，華世奎又贈其100塊現洋，並以此對後人諭諷徐世昌："你們可要好好地練字呀，字練好了，比當一任民國總統還強呀！" 另外，華世奎還有一事值得一說。"偽滿洲國"初立之時，溥儀想通過羅振玉跟華世奎的關係，拉華世奎下水。羅振玉曾為溥儀四處延攬人才，他曾因與華世奎私交甚厚，三番五次到華家，勸說華世奎輔佐溥儀，最後華世奎礙著老友情面，才對羅振玉說："鄙臣患有足疾，行走不便，就不去了罷。"可私下裡告訴家人："現在的皇上是滿洲國的皇上，已不是大清國的皇上了，他穿西服，勾結日本，背叛祖宗，我作為大清舊臣，絕不能背叛先朝，與其同流合污！"

華世奎始終對清廷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不肯剪髮易服，無論家裡外頭，總是穿長袍馬褂，布襪子，兩道臉的緞子鞋，腦後拖一條小辮。雖然華世奎一生終於清室，抱殘守缺，但是從人品、氣節方面，絕不像袁世凱、徐世昌那樣胸懷野心，見風使舵，既做清朝舊臣，又當民國總統。更不像鄭孝胥、羅振玉之流，為復辟大清基業唆使溥儀認賊作父，投靠日本。因此縱觀其宦海沉浮的一生，其人品和鮮明的民族意識還是值得稱頌的。

耳聾歸鄉

華世奎年老患重聽（即耳聾）。有一次皇帝召見。華世奎跪拜之處距皇帝甚遠，皇帝的問話如何應對發了愁。因此華世奎在聽到轉天皇上的召見后，便賄賂買通了太監。太監站在華世奎附近，皇上問話，都是由太監小聲轉告，他再回奏。召見退下來，內衣都濕透了。在封建王朝，回奏出了差錯，不知會惹下什麼大禍。如果太監轉告錯了，或自己聽錯了，那可不得了。伴君如伴虎！華世奎越想越后怕，不如及早辭官回鄉吧。於是華世奎就歸故里了。

長源楊家

楊家祖籍陝西長安府，明代遷居浙江杭州，任世襲指揮。以後北來天津經商，最初經營銀樓等，後來經營鹽業，運銷河北省武安、涉縣、邯鄲及磁縣等地官鹽專賣，以開設"楊成源"鹽店致富，是當時天津"八大家"之一。楊春農（俊元）曾捐資興辦天津私立第一小學為校董，天津縣劉某為其掛匾"急公興學"。楊少農（寶恆）曾任天津蘆綱公所綱總，在當時社會頗有聲望。

楊家的大宅是其當時社會身份地位最好的體現。據史料文獻學者李剛介紹，楊家原住天津城西，后買了天后宮北街北端一處宅院為"楊成源"津店及住宅。該地原是太虛觀舊址，被一個姓周的人購得，並於清嘉慶年間改建住宅，而後轉賣給楊家。經擴建修繕，共有房屋約209間，佔地面積約643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4100平方米，大多按清式營造布局風格。天津解放后，年久失修，后外姓進入私搭亂蓋，已經面目全非。1995年修建天津內環線，擴寬老鐵橋大街，房屋部分拆除改為馬路。

楊家宅院分前後院兩部分。前後院標高約差1.5米。前院高，後院低。從前院到後院須下台階十餘級。前院建築共分北、中及南三組，正廳為較高磚木結構。穿堂門通中院，南北廂房各3間，最後是宗祠院，正房是宗祠樓，上下各3間，樓下供奉佛像及歷代排位，樓上存放歷代祖宗的影像。南北廳房各3間，北房為佛堂，南房為書房。自宗祠樓後身下台階十餘級即為後院部分。南半部為石砌假山，有兩座涼亭和花池等。北半部沿老鐵橋大街修建住房，假山對面是朝南一明兩暗的過堂屋。

楊家房屋構造多為青磚牆瓦頂，四梁八柱。多採用木花欞支牆窗和花格木門。山牆駁風頭有絢麗磚雕。室內多是木隔牆月木花欞平窗，做工精巧，磚雕木雕具有天津民間工藝獨具一格的特色。

楊家在宮北共居住七代。楊春農為第三代，楊少農為第四代，經過八國聯軍、袁世凱壬子兵變、軍閥混戰及鹽務經營虧損，家道漸衰。第六代大部分在國內外接受高中等教育，參加社會工作，擔任醫師、公務員、銀行職員、律師及教師等。第七代"學"字輩，兄弟姐妹百餘人，多已離開宮北老宅。其中事業有成者如：原天津市自來水公司高級統計師楊學仁，原天津市第一醫院營養部主任、政協委員楊學儒，原天津市化工設計院高級工程師、南開區人民代表楊學義，原天津大學建築系教授楊學智，北京航空航天部空氣動力研究室主任楊學項，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楊學謹，《動態分析與測試技術》主編楊學濤，天津市出版局副局長楊學彰，天津新華書店經理楊學端，中建六局局長楊學熙及天津市中醫學院內科主任、教授楊學爽等。

王家

益德號王家捐助建南開

王家原籍山西，創業人王益齋精於生意，代為鹽商們收購葦席、麻袋，從中獲利，還被人稱做“麻袋王”。後來，在城西永豐屯一帶放印子錢(高利貸)，並開設了益德號錢鋪。他善於經營，逐漸躋身“八大家”之列。

王益齋的兒子王奎章很願意讓子弟們讀書，以改變門風。看到嚴修（嚴范蓀）開設家館、聘請張伯苓教子女讀書，把私塾辦得有聲有色，一向重視子女教育的王奎章立刻抓住時機，禮聘張伯苓來自己的家館教書，嚴、王兩家的關係也日益密切。

1903年，嚴范孫被袁世凱提拔為直隸學校司督辦，成為直隸地區管轄教育的高級官員。次年六月，嚴范孫和張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實地考察。嚴、張二人還結識了多位日本教育家，共同探討有關學校建設及教科書編纂等問題。嚴范孫與張伯苓回到天津之後，便雷厲風行地開始了籌備建立新式學校的工作。

1904年八月，嚴修、張伯苓從日本考察教育歸來，他們強烈意識到教育振興是日本富強的主要原因，要救中國，就必須從教育著手，要辦新式教育，就必須建立包括小學、中學、大學等在內的一整套教育體系。此時，嚴館、王館的規模已經無法容納更多的學生，教學設備和教學方法也不完備，於是嚴修有了創立中學的想法，但是他還需要更多像張伯苓這樣的志同道合者。這時候他想到了一個人，這便是益德號王家的第三代傳人王益孫。

王益孫不僅在商界，在其他各界也結交廣泛，祖上傳下的家業在他手上日漸興盛。深受父親王奎章的影響，王益孫對子女的教育從不放鬆。比起父親來，他對新鮮事務的接受能力更強，希望子女和家人能得到更加系統正規的新式教育。接下父親創辦的家館后，王益孫除繼續聘請張伯苓教授家館外，又聘請一位英國人教英文、一位德國女士教德文，還聘請了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教師來教他本人，和他夫人及姨太太們學習。同時他還從國外購買了大量的先進科學儀器，訂閱了大量的外文書刊雜誌。

王益孫對嚴修辦學的努力早已認同，所以當嚴修與王益孫會面，說明將嚴王兩館合併，創辦中學的想法時，二人一拍即合。嚴修十分誠懇地告訴王益孫，創辦中學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資金不足、設備不全。王益孫深深理解嚴修的不易，當即表示一定盡全力支持。這一年的秋天，嚴館與王館合併，定名為私立中學堂。

私立中學堂的校址選擇在嚴家的私宅偏院，改建費及學校用具由嚴修捐助，王益孫不僅為學校捐助了理化儀器、書桌、書櫥等，還把國外訂閱的外文書刊、雜誌一起捐助出來。嚴修與王益孫商議后決定，兩家每月各出銀100兩作為學校的常年經費。但是隨著學校規模的擴大，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到處都捉襟見肘。此時已改名為私立敬業中學堂的學校又面臨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為了讓這株幼苗堅強地生長下去，嚴修和王益孫商定每月兩家各增加出銀100兩，後來為了給師生聯合組織的軍樂會購置樂器，兩家又各捐銀500兩。

1904年底，按照嚴范孫的意見，張伯苓將學校更名為“私立敬業中學堂”，取“肅敬受業”之意。一年後，按照政府的規定，學校名稱必須表明它的資金來源和性質，遂又更名為“私立第一中學堂”。

1906年，學校在天津城西南的“南開窪”建立新校址，嚴修又開始為籌募經費四處奔波，王益孫這回更是鼎力相助，出銀10000兩，在他的帶動下，天津鹽商紛紛慷慨解囊。通過天津各界的共同努力，學校共籌得經費26000餘兩白銀，教室、辦公室、宿舍、禮堂等很快建成。

1911年，直隸提學使傅增湘飭令把天津客籍學堂和長蘆中學堂併入私立第一中學堂。因此，原本撥給這兩所學堂的經費也一併撥了過來。由於接受了公款，所以私立第一中學堂改名為公立南開中學堂，一是表明資金來源，二是表明學校所在地。所謂南開，包含著它位於天津城西南的一塊窪地的意思。

張伯苓創辦南開大學時，王奎章遊說鹽商富戶捐地捐物捐款，還一次捐出白銀十萬兩。

天津衛，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華。

財勢大，數卞家，東韓西穆也數他。

振德黃，益德王，益照臨家長源楊。

高台階，華家門，冰窖衚衕李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