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華

1929年，他在北平江文中學畢業后考入交通大學唐山土木工程學院（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1932年赴德國柏林科技大學攻讀水利工程。他不僅自然科學課程學習成績優秀，而且熟讀中國的古典詩詞，中外的文學名著，不少篇章都能背誦如流。有人回憶說：“他的聰明，對事物的了解和分析能力是我稀見的。”

劉文華鍾情的是水利工程，他憧憬著在德國學成歸國后，能為治理祖國的江河獻身。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步步進逼，使中華之子劉文華再也不能埋首課本，他懷著一腔熱血在國外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他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救亡聯合會和反帝大同盟，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由於他的積極工作，很快就成上述兩個組織的中堅分子和核心領導。他參與主編了《中國出路》、《抗日救亡》兩個油印刊物，劉文華不辭辛苦，又編又寫，又刻又印，為在旅歐僑胞中宣傳抗日救亡做了許多工作。在實際鬥爭中，他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挽救民族危亡，1936 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愛國青年成長為共產主義者。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機的時候，劉文華決定回國，投筆從戎，和全國人民一起，用自己的血肉築成捍衛祖國的新的長城。1938年1月，他隨同楊虎城將軍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生他養他的祖國。在西安，經過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輾轉來到晉東南抗日前線，成了一名光榮的八路軍戰士。不久被分配到太行山上的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擔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的秘書。朱德見到劉文華感到很親切，因為 20 年前他也曾留學德國。後來，劉文華又被調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的秘書。這兩位總司令對海外歸來的劉文華都很器重、賞識，劉文華也從兩位總司令那裡學習到怎樣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和八路軍戰士。

從繁華的大城市柏林來到偏僻的烽火太行的山村，這是很大的變化，劉文華很快就適應了。他和八路軍戰士一樣穿著被太陽曬得非黃非灰的軍衣。有人說他的這套軍裝連國民黨徠軍隊伙夫的服裝都不如。但他毫不在意，穿著它代表八路軍出入於國民黨軍隊的司令部。他和八路軍的戰士融為一體，在工作之餘，他幫助炊事員、飼養員學習文化。他嚴格按照一個共產黨員和八路軍戰士的標準要求自己，他努力學習，黨需要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

他雖然已投筆從戎了，但他沒有忘記水利工程，他仍然懷著滿腔熱情，期待著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後能治理祖國的江河，為人民謀利益。他回國后，個人只保留了兩件學生時代的紀念品——鋼尺與計算尺。有人問他：“你六七年前的東西都丟光了，現在做的事和工程師毫無關係，將來你還是改行吧！”但他搖搖頭，回答說：“我將來要做一個共產黨員工程師，現在我已在鍛煉自己黨的意識和提高自己馬列主義的認識，這不能說和工程師無關。”

在太行山上，劉文華愛上了同在八路軍總司部秘書處工作的龔澎（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她是燕京大學畢業生，抗戰後投奔延安，後來也到了太行山——抗日最前線。在彭德懷的促成下，兩人在1940年1月在太行山區的一個小山村裡結婚。他們沒有舉行任何結婚儀式，沒有喜宴，沒有結婚的新裝，只是在村前的一棵小楊樹上，用對愛情的忠貞刻上兩個人的名字和結婚的日期。他們期盼誠摯的愛情能像小楊樹一樣生長，天長日久。

但新婚未及一日，龔澎接到了調往重慶中共南方局任職的通知。當時朱總司令徵求過他們的意見，說中央組織部可能不知道他們結婚的事，如果龔澎仍然願意留在八路軍總部工作，朱總司令可以和周恩來同志商量，不調或晚調龔澎到重慶也行。但他們為了工作的需要，謝絕了組織的照顧。1940年8月30日，劉文華送別龔澎，看著親人的身影逐漸消失在太行山道兩旁的密林深入。他們雙方約定，劉文華每 10 天寫一封信給龔澎，鴻雁傳書，寄託思念。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他們這次生離竟成了永別。龔澎走後，劉文華調任太行軍區第二軍分區政委，與司令員秦基偉（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國防部長，上將）共事。劉文華縱馬太行，英勇作戰。一次行軍路上，斑疹傷寒初愈就隨軍出征作戰的劉文華因突發盲腸炎，迅速轉為腹膜炎，由於在戰爭環境，又在偏僻的敵後農村，缺醫少葯，得不到及時有效的醫治，約在一九四二年六七月間，劉文華身殉太行。在劇烈的疼痛而引起的痛苦的抽搐中，劉文華用他顫抖的手寫下了催人淚下的遺書：

“我現受著有生以來沒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我是普通的人，寧願自殺，他對共產主義者。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覺，就是在與民族敵人苦鬥面前，我一定會苦鬥到最後一息。就是死，我也不願違背共產主義者。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澤東同志，相信坐鎮華北抗日的彭德懷同志，相信黨的土地政策，‘三三’制政策，相信新民主主義，相信共產主義。我愛我的同志，我亦有時怪他們，那是為了幫助他們。但是我恨仇敵人。我人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測，讓他嫁人。只要她不脫離革命，她就永遠對得起我的。”

在重慶的周恩來得知劉文華病逝的消息，得知龔澎新婚離別的情況后，就沒有馬上告訴正在病中，又遭父喪的龔澎。此前，周恩來一直向華北方面提議調劉文華來重慶工作。終因前方工作離不開，路途遙遠，無法南來。數日之後，龔澎病癒出院一再催問下，才告訴她劉文華逝世的消息。“當龔澎得知這一不幸消息，十分悲痛。她在那間陰暗的小屋裡，用被子蒙住全身，獨自傷心。我們誰也難以使她悲痛的心安靜些。過了一天，鄧穎超大姐安慰她，勸勉她。恩來同志也找她詳談，才使她的心情慢慢平復。不久她寫了一篇充滿感情的文章，紀念她的戰友，登載在《新華日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