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東進

羅東進（1939.2.12～ ）男，漢族，衡陽市衡東縣榮桓鎮人，開國元勛羅榮桓元帥與八一學校創始人、首任校長林月琴之子，1939年2月12日生。中國人民解放軍最早從事自動化指揮系統研究的專家。哈軍工第八期學員，品學兼優，為哈軍工幹部子弟中表現最好的，各方面堪稱表率。

全國第十屆政協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副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北京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會長、中國老區建設促進會顧問。

195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

1959至1965年，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專業學習。

1965年畢業后，任第七機械工業部（職責：洲際導彈、航天導彈工業）第25研究所技術員。

1974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司令部科研處參謀。

1976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科技部參謀。

1979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第二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1983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技術裝備部政治部主任。

1987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某基地副政治委員。

1990年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後勤部政治委員。

1997年11月至2002年11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副政治委員。

1998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1999年7月晉陞為中將軍銜。

為了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他發起了“情系長征——開國元勛子女重走長征路”活動，這支平均年齡超過60歲的隊伍，歷時1個多月，行程8000餘公里。

羅東進，生在1939年八路軍一一五師東進山東前夕。雖然父親羅榮桓擔任115師政委，但羅東進並沒因為父親的身份而享受到什麼特殊待遇，他與老鄉家的孩子有著共同的體形——頭和肚子大、胳膊和腿細，4歲多的孩子還不長頭髮，不會走路，典型的營養不良。在部隊行進和轉移期間，羅東進作為部隊特殊的一員，是坐著籮筐走過來的。挑夫一頭挑著他，一頭挑著山東肥城著名的大桃，孩子餓了，從籮筐那一頭就可以取桃吃。

那時，羅東進第一次見到了白面煎餅，但他不敢吃。孩子吃過的最好的東西是紅色的高粱面煎餅，還有就是穀子和稗子合在一起做出的煎餅，快5歲的孩子還不認得白面那雪白的顏色。羅東進見到了多年未見的父親，他怯怯地躲在別人身後，不敢上前認爸爸。他認生，也怕那個鬍子長長的人——羅榮桓發誓不消滅日本鬼子不刮鬍子，硬硬的鬍子扎得兒子生疼。

羅東進童年的殘存記憶，一大部分是與父親的身體有關的：羅榮桓的腎臟那時就出了問題，新四軍陳毅軍長派來了奧地利籍泌尿科專家羅生特為他診治，診斷結果是羅榮桓的腎臟可能長了東西。

那是攻打重鎮臨沂的時候。只有打下臨沂，山東抗日根據地才能連成一片，但醫生堅決不同意羅榮桓上前線。山東抗日根據地當時是一元化領導，羅榮桓身兼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一一五師政委兼代師長，以及中共山東分局書記，身上的擔子無法推卸。心疼丈夫的羅榮桓夫人林月琴沒法阻止他往前線沖，只能暗示警衛員和馬夫躲起來，羅榮桓生氣了，羅東進第一次見到了父母吵架。

羅東進生平第一次進城，看到了電燈。警衛員把孩子舉起來，對著發光的燈泡，讓只見過油燈的羅東進“使勁吹，吹滅它！”

滿頭白髮的羅東進，是重走長征路的開國元勛子女中個子最矮的一個，但卻是整個隊伍的召集者。無論是瘦長的秦鐵（博古之子），還是粗壯的粟戎生（粟裕之子），甚而沿路迎接隊伍的地方女官員，都會喊他一聲“東進大哥”。

重走長征途中，在貴陽，在成都，67歲的羅東進在白天的舟車勞頓和連續不斷的活動之後，兩次在深夜面對本報記者，一邊吃藥，一邊講述長征、講述父母，直到他的女婿衝進房間，用不容商量的口吻終止提問。

20世紀50年代，有關部門在北京東郊民巷蓋了四幢房子，分給了鄧小平一幢。鄧小平說：“我不去住，讓羅帥去住！”羅榮桓不肯去，鄧小平就限期讓他搬了進去。鄧、羅兩人情深誼厚、相知甚深。鄧小平曾說過：“我們是無話不談。 ”

鄧、羅之間的友情，是在長征中結下的。長征中，從過草地，到最後抵達吳起鎮，兩人一直在一起，一個人一匹馬，經常是並肩而行。那時候天天就是行軍，羅榮桓不愛說話，而鄧小平話多，經常是有說有笑。鄧小平和同志們在一起就經常一塊兒“吹牛”，吹牛吹什麼呢？就是說什麼好吃。羅榮桓是湖南人，鄧小平是四川人，都愛吃辣椒，一說辣椒就來了興緻。又說回鍋肉好吃，一個說四川的回鍋肉好，一個說湖南的回鍋肉好。反正沒有吃的，就只有“精神會餐”了。長征是艱難的，犧牲流血、困苦飢餓，但大家都很樂觀。

“在十大元帥中，我父親是革命資歷最淺的一個。年輕時候的父親並沒有想到革命，他一心想做的是土木工程師。那時父親剛從農村走出來，看到國外都是高樓大廈，上海也是如此，他就認為搞建築也許能為國家找條出路。”

1924年，羅榮桓考上了私立青島大學，學土木工程。第二年，羅榮桓參加了青島的反日學生運動，被推舉為學生自治會負責人，上了當地政府的黑名單。地下黨為保護他們，安排他們南下。羅榮桓本來有機會上黃埔軍校，但還是錯過了。

“我父親當時沒認識到軍事鬥爭的重要性，他又是近視眼，自認為不是當兵的料，還是想學土木，因此並沒有想報考黃埔軍校，而是介紹我六叔羅湘去了軍校。他自己則繼續報考中山大學，但是因為要考德語又沒考取，只得又回了湖南老家。”

1927年，羅榮桓通過補考進入了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學的還是土木。入學3個月，羅榮桓被派到湖北通城擔任農運基層幹部，不久就組織通城農民秋收暴動，組建了農民自衛軍，羅榮桓擔任黨代表。這位書生沒想到自己終究還是參了軍，也沒想到會在軍隊里干一輩子。

當時湖北很多地方都搞了秋收暴動，但大多失敗了，羅榮桓領導的這一支走了出來，和武漢警衛團的一個連隊合在一起，羅榮桓把隊伍帶到了修水，參加了毛澤東領導的湘贛秋收起義，這使他成為和毛澤東結識最早的元帥。

“在通城暴動的時候，我父親很天真，根本不懂什麼武裝鬥爭，那時打土豪分銀元作為部隊經費，需要一個管賬的，大家看到我父親是個大學生，就推舉他兼管財務，保管一隻裝了二三百塊大洋和賬本的箱子。有兩個人老是過來主動要求幫他提箱子，一開始他不給，後來實在累了，就交給他們提，結果敵人打過來，大家就跑，跑到一個地方一集合，發現那兩個人和錢箱都不見了。他十分懊悔，這才認識到革命隊伍里的並不都是革命者。他說，‘我們都是秀才造反，脫不了書獃子氣’。”

28年之後，羅榮桓成了元帥。這個書生氣十足的學生，日後卻在以農民為主、思想混亂的軍隊里站穩了腳跟，遊刃有餘地從事政治工作。

1927年9月“三灣改編”，毛澤東為了加強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提出“支部建在連隊上”，羅榮桓成為第一批七個連黨代表之一。7個月後，“朱毛會師”，紅四軍成立，羅榮桓成為31團三營黨代表，他在率領三營遠征湘南的過程中表現出色，受到毛澤東的讚揚。

“那是1928年8月，毛澤東親率三營下山去湘南接應朱德，一天夜晚突然遇到敵人襲擊，部隊被衝散，天亮後集合隊伍時，發現只丟了一個擔架兵。9月下旬，隊伍返回井岡山，發現那個擔架兵已經先回來了。當時隊伍中開小差的相當多，甚至一場戰鬥後會少一半人，而三營遠征湘南，行程數百里，打了十幾仗，卻沒有一個開小差的，創造了鞏固部隊的新紀錄。”

1930年8月，羅榮桓成為紅一軍團紅四軍政委，和軍長林彪一起領導紅四軍。多年之後，大將黃克誠回憶說：“開始時一軍團三個軍。……戰鬥力最強的是紅四軍，戰功最大的是紅四軍。”

從這時起，羅榮桓成了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毛澤東被調離軍隊之後，羅榮桓也被調離一軍團，到江西軍區當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調到總政治部當巡視員和動員部長。“在父親去世之後，毛主席談論到父親，曾經說，‘我倒霉時，他也跟著我倒霉’。”

“父親很少談及自己在長征中的經歷，他講得比較多的還是長征中的艱苦。他說，一方面軍過的草地，到現在人還過不去。那時後續部隊根本不需要嚮導，時不時會發現前面倒下的人，過雪山的時候只要一坐下就再也別想站起來，長征中犧牲了多少人啊！我父親剛開始還有個騾子幫他馱東西，有時還可以騎一騎，後來太困難了，騾子也就沒了，他這樣的高級幹部也只能拄個棍兒自己走。”

長征進草地以後，病號越來越多而牲口越來越少。一些病號還得靠同志們背和抬。羅榮桓便親自背過病號。

這位病號姓楊，同志們輪流背著他，羅榮桓也參加了這一行列。在草地背人行走，十分艱苦。一腳踩下去，嘰咕嘰咕往上直翻黑水，泥水常常沒過腿肚。每向前走一步，都要費九牛二虎之力。走了一段后，小楊怕拖累大家，躺在地上不肯再讓大家背了。他苦苦哀求說：“我實在不行了。你們快走吧，不要管我了。等革命勝利后，請給我家帶個口信，就說我從地主家逃出來后當了紅軍，跟著毛主席北上抗日時，死在草地上了……”

大家的眼睛濕潤了。羅榮桓對其他人使了一個眼色，說：“這麼著吧，大家都快走。我腰腿疼得厲害，我留下給小楊做伴。”

“那怎麼行。”小楊一下子急了。他吃力地坐起身來，用埋怨地口氣說：“你是領導，要帶領……大家走，怎麼能……跟我留在這裡呢﹖”

“領導還要有群眾啊！要是大家都不走了，領導不成光桿了嗎？”羅榮桓彎下腰，慢聲慢氣地對他說。

這時，營長陳海涵已經蹲下身子。他拍拍自己的肩膀說：“小楊，你要不走羅主任也不走了。來，我背你走一段。”小楊只好又趴到陳海涵的身上……

“母親林月琴的故事說出來都可以寫小說了。我外祖父很早就參加了黨，我母親在他的影響下入了黨，15歲時就被選為家鄉蘇維埃婦女兒童大隊長，18歲任鄂豫皖邊區兒童局局長。紅四方面軍離開蘇區向西轉移時不讓她跟著。她當時想不跟著紅軍還能幹什麼，於是就找了幾個和她差不多年紀的小姐妹，硬跟著紅軍走。一路上，紅軍宿營她們也宿營，紅軍做飯她們就幫廚，就這麼一直跟到川陝根據地。由於部隊迅速壯大，幹部緊缺，後來，部隊後勤處長說這些孩子從大別山一直跟著我們翻山越嶺走到現在，乾脆把她們收回來算了，於是就組成了一個婦女工兵營，我母親擔任營長。”

3年後，22歲的工兵營長林月琴再次得罪了張國燾。

“有一次張國燾衛隊的人違反紀律晚上竟然闖到女兵營宿營地，我母親很生氣，就組織大家把衛隊士兵繳了械。張國燾聽聞此事很生氣，於是就把我母親營長的職務給撤了，調她到糧食局運輸連當連長。”

但是林月琴還是跟著紅四方面軍一路走了下來。她一生跟隨部隊南下北上，到過東北戰場，但她告訴羅東進，最艱苦的還是長征過草地的時候。

俄界會議后，一、三軍團繼續北上，到達了哈達鋪。

這是岷縣南面一個有幾百戶人家的集鎮。國民黨魯大昌部隊從這裡潰逃到岷縣，留下了幾百擔大米和白面。這個集鎮還有不少賣吃食的商販。紅軍已經幾個月見不到油鹽和大米、白面了。從雪山、草地來到這裡，真是另一個天地。羅榮桓的心情和大家一樣。他一到哈達鋪見到他認識的指揮員便囑咐道：“同志們來到這裡，很不容易。倖存下來的都是寶貝。革命就要靠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傷病員都要抬走，一個也不能丟了！”

為了恢復指戰員極度衰弱的體力，供給部門給每人發了一塊光洋，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的好”的口號。這個地方的東西異常便宜，五塊錢可以買一頭肥豬，兩塊錢可以買一隻肥羊。雞才兩角錢一隻。各伙食單位統一採購了食品，當天下午就紛紛殺豬宰羊，準備會餐。美中不足的是有些炊事員不會做麵食，把挺好的白面熬成了一鍋漿糊，可大家吃得仍然津津有味。

抗戰時期，羅榮桓再次和老搭檔林彪走到了一起，擔任八路軍115師政治部主任，而他真正獨當一面，則是1939年帶領115師師部東進山東，建立山東根據地。

羅東進正降生在父親率軍東進的時候。那天晚上羅榮桓匆匆從部隊趕回林月琴所在的山西長治常村，在孩子降生之後，進屋看了一眼已經包裹好的嬰兒，給孩子起名“東進”，隨後匆匆離去。100天後，羅東進被挑夫挑到了山東。

“我父親雖然是政工幹部出身，沒有專門學過軍事，甚至連槍也拿不好，但實際上他很懂軍事，比如說他在山東根據地就獨創了‘翻邊戰術’，成為山東的典型戰法。”

那是在“留田突圍”時，日軍把整個115師的師部和山東分局的部隊總共5000人圍在了留田，有人主張向北突圍，有人主張向東，而羅榮桓提出向南，大家都吃了一驚，因為南面正是日軍的老巢。

“我父親解釋說，敵人傾巢而出圍剿我們，肯定在我們可能突圍的方向派守重兵，此時敵人的老巢兵力最薄弱。最後部隊一槍沒打就突出了重圍。當時還有個德國記者希伯為此寫了篇報道，叫《無聲的戰鬥》。突圍出去后，父親寫了篇文章《敵進我進》，部下陳沂跟他說，政委你寫錯了，毛主席說的是‘敵進我退’。我父親說，咱們現在的根據地南北一顆子彈就能打穿，東西就一條線，敵進我退，往哪兒退啊？這時就要敵進我進，敵人打過來，我們就翻過去打它老巢。”

長期跟隨毛澤東的羅榮桓，了解運動戰的思想，而且能夠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運用。這位元帥用他的實踐經驗證明了“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而這種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態度，使得他1960年再次出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時和林彪產生了矛盾，他反對林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思想的頂峰，要帶著問題學，立竿見影”的提法，兩人鬧得很不愉快。

在家裡，羅榮桓告誡羅東進不能照抄照搬。

“當時我們做完作業，都要找段毛主席語錄抄上，我父親為此專門寫信給我，說‘人的思想改造是長期過程，不是抄一段就行了，要學立場觀點方法’。”

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在北京去世。消息傳到毛澤東那裡，這天晚上，他在中南海頤年堂聽取聶榮臻彙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會前提議大家起立為羅榮桓默哀。默哀畢，毛澤東說：“羅榮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這個同志有一個優點，很有原則性，對敵人狠，對同志有意見，背後少說，當面多說，不背地議論人，一生始終如一。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則性強，對黨忠誠，對黨的團結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父親很不願意表現自己。毛主席也很器重他，但他去世后，我們居然找不到一張他和毛主席單獨照的相，全都是合影或會議照片。”

羅榮桓為人和善，雖然他不太愛說話、開玩笑，但幹部甚至家屬都願意找他談話。羅榮桓又是個原則性很強的人，毛澤東後來評價說：“羅榮桓最守紀律，連高崗都說，羅榮桓是黨內的聖人，不敢去找羅榮桓亂說。”

父輩對我們最大的影響，是不能成為“八旗子弟”

長征途中，羅榮桓還組織大家學習毛澤東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在學習時，有位同志提問：妓女屬於什麼階級？大家七嘴八舌地爭論起來，有的說，屬於被壓迫階級；有的又不同意，認為她們能勞動，為什麼干那種事。羅榮桓並不急於發表意見，他笑眯眯地聽著雙方爭論。大家把觀點擺出來后，都請他表態。他這才不慌不忙地說：“依我看，應該屬於被壓迫階級。她們出賣肉體那是生活所迫。有些女孩子是從小就賣出去的。而做父母的但凡生活上能勉強維持，誰又忍心賣兒賣女，把孩子往火坑裡推呢？”

這種同志之間的討論和爭論很多是在行軍路上進行的。幹事們一邊走一邊簇擁著羅榮桓問這問那，有說有笑，漫長的道路不知不覺從腳底下溜過去了，而長征的終點越來越近。

“我從小在部隊長大，一心想當兵。後來我去了哈軍工，父親十分高興。我母親懷我的時候覺得戰爭年代不該要孩子，又是騎馬又是跑步，還故意從馬上掉下來，想把我打掉，後來在別人的勸說下才生下了我。從出生到1945年抗戰勝利，我一直斷斷續續寄養在老鄉家，我是吃百家飯長大的。父輩對我們最大的影響和教育就是，千萬不能成為‘八旗子弟’。”

有時候羅東進也想用父親教育自己的辦法來教育後輩，“但是難度挺大”。羅東進認為其中的原因是當時自己感興趣的東西比較少，所以比較願意聽父親的話，而現在的年輕人感興趣的東西太多了。但是羅東進還是希望後輩們能夠對過去有更多的了解，所以這次他還是把女婿帶出來了。

“說是讓女婿來照顧我，其實，他照顧我還不如我照顧他呢。但我希望年輕一輩親自走一趟長征能更多地認識這段歷史。年輕人認識這些歷史要比我們困難，但是這些是我們民族的精華。”

羅榮桓元帥（1902-1963）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奠基人，黨、國家和軍隊卓越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一團特務連黨代表、紅四軍第十一師三十一團營黨代表、紅四軍第二縱隊黨代表、紅四軍前敵委員會委員、紅四軍軍委書記兼政治委員、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中央軍委總後方政治部主任、八路軍115師政治委員、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15師政治委員兼代師長、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建立了中共最強大的抗日根據地——山東抗日根據地，正規軍人數占共產黨軍隊的三分之一。

1945年6月，被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後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第二政治委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政治委員、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第四野戰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二書記，華中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中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首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任總政治部主任兼任總幹部部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一、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第二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書記，中國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第一任院長等職。

林月琴，開國大校軍銜，北京十一學校、中國八一學校創始人和首任校長。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七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第四屆全國婦聯執行委員，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總政治部幹部部顧問（副兵團級），紅軍長征女幹部，2003年11月22日6時3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1929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1月，隨紅四方面軍主力參加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率領婦女工兵營擔負籌備糧草，運送彈藥等繁重、艱苦的人力運輸保障任務。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任鄂豫皖邊區特委兒童局局長、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隊宣傳員、紅四方面軍後勤供給部婦女工廠廠長、紅四方面軍婦女工兵營營長、中央軍委糧食局婦女運輸連連長、中央衛生所護理班班長、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機要處黨支部書記、八路軍第一一五師司令部直屬隊分總支書記、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政治部組織部幹部科副科長、山東軍區司令部機要科政治協理員、東北野戰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東北民主聯軍和東北野戰軍幹部子弟學校第一任校長兼黨總支書記、總政治部主任辦公室副主任。

潘仲文，河南人，與羅東進育有一子一女，都事業有成。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總政治部幹部，大校軍銜。由於政治條件好，表現優秀，保送上了哈軍工60級。由於羅東進上學期間曾經因病休學，復學後到了60級，使他們成為同班同學。畢業前夕他與羅東進明確了戀愛關係。

羅玉英：羅榮桓與原配顏月娥所生女兒，1926年出生於衡陽市衡東縣。1949年與陳卓結婚（1950年進入華北軍政大學學習，後任北京民族文化宮黨委副書記）1950年元月來到北京與父親團聚。不久進速成中學預備班學習。1954年被分配到北京南郊農場做人事工作。后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農科院工作，直到60歲退休。

大妹妹羅北捷，羅榮桓與林月琴所生女兒，1949年10月生於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附屬醫院心內科主任、解放軍心血管病專業組委員、中國超聲學會北京分會委員、中華老年心腦血管疾病雜誌編委，1969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70年入學，1971年入黨。1972年第一軍醫大學醫療系畢業，分配到北京304醫院當醫生。1973-1974年北京協和醫院內科進修；1974年與賴克游（賴傳珠上將之子）結婚，1980-1982年先後在加拿大UBC大學聖保羅醫院，MeGill大學皇家維多利亞醫院訪問學者；1980年回國后，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第一附屬醫院（304醫院）新成立的心內科主任，副主任醫師。組建解放軍304醫院超聲心動圖室主持臨床超聲心動圖工作8年；1989年阜外醫院進修；1990年組建心導管及電生理檢查室，從事介入診斷治療工作。率領全科開展以介入診斷治療為中心的新技術，新業務20餘項，完成總例數1500餘例，處於全軍先進地位。曾獲軍內科技進步三等獎四次、盛志勇基金獎一次、先進黨支部書記2次，榮立三等功一次。

二妹妹羅寧，羅榮桓與林月琴所生女兒，1951年生於北京。1968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69年入黨，先後在粵北山區野戰醫院當炊事員、護理員、農村醫療隊員。她幹得十分出色，年年“五好”，十八歲便入了黨。羅寧極富組織才能，不久被調到院政治處任青年幹事。正當她一心在“仕途”奮鬥時，被部隊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到北京大學學習。1985年赴美國華盛頓國際學院進修工商管理、國際貿易專業。她以驚人的毅力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困難，取得了優異的學習成績。為她提供獎學金的香港實業家何東爵士，收到了華盛頓國際學院的一封信，信中稱：感謝您為我院送來這樣優秀的中國學子！90年代後下海經商。現任北京凱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丈夫吳黎明，現為海軍研究院副軍文職調研員（海軍後勤部副政委吳西少將之子）。

2011年6月8日上午，隨著開國元帥羅榮桓之子、中國人民解放軍原二炮副政委羅東進將軍的一聲“出發”號令，由江西煤炭集團中鼎國際工程有限責任公司組織的“重走秋收起義革命道路”戶外徒步活動正式啟動。該公司100多名黨、團員和入黨積極分子組成的隊伍從湖南瀏陽文家市的“秋收起義會師紀念館”出發，將沿著當年工農革命軍走過的道路，歷時3天，行程130餘公里，以徒步方式磨練意志，接受紅色傳統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