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在1955年3月21日－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1955年3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
為了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1954年4月召開了東北地區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和華東局擴大會議，周恩來到會作了《關於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和高崗、饒漱石的問題》的報告。5月和6月，分別召開了山東分局擴大會議和上海市委擴大會議，8月召開了山東省黨代表會議。這些會議都進一步揭發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陰謀活動，對少數跟高崗、饒漱石犯錯誤的人進行了批評、教育。8月1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向全體黨員和青年團員傳達高饒問題的指示》，廣大黨員和青年團員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對高、饒反黨陰謀活動極為憤慨，提高了增強黨的團結和統一重要性的認識。9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載入了憲法；選舉了國家領導人。一屆人大的召開，結束了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歷史，憲法的制定也結束了以《共同綱領》代替憲法的過渡狀態。
在上述形勢下，為了進一步討論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進一步總結黨同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鬥爭的經驗，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於1955年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代表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62人，全國黨的各級組織所選出的代表257人。毛澤東主席出席並主持了會議。
會上，毛澤東致了開幕詞；陳雲作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鄧小平作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會議對兩個報告，除分組討論外，全體會議討論8天，會上有100多人發了言。代表們一致同意陳雲、鄧小平作的兩個報告，一致認為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是一個偉大的、切實可行的計劃。發言的同志進一步揭發高、饒反黨反人民的罪行，一致主張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指出反對高、饒反黨聯盟鬥爭的勝利是黨的歷史性勝利。3月31日，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一致通過了《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會議選出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5人，候補委員6人，董必武為書記，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英、劉錫武為副書記。最後，毛澤東主席作了結論。
會議的兩個報告、三個決議、毛澤東的講話和其他中央領導的發言，內容極為豐富，主要集中四個問題：
一、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問題。陳雲在報告中指出，中央提出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是實現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一個重大步驟。草案規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因前面已有，此處省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和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樣兩個方面。會議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不僅需要大量的資金，而且需要不斷增長的技術力量。為了培養我國的技術力量，就必須發展高等教育、中等技術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毛澤東在會議結論中說：“我希望，所有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以及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都要奮發努力，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經濟建設。對於經濟建設，我們要真正學懂。”會議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號召：全黨同志必須在中央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群眾，兢兢業業，克服困難，努力增產，厲行節約，為完成和超額完成這個計劃而奮鬥。會議建議中央委員會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對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做必要的修改後，提交第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和通過。
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問題。會議認為，中央政治局在七屆四中全會以後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所採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確的。高崗進行反黨陰謀活動由來已久。早在東北局工作時，他就搞獨立王國，進行反黨活動，1953年調中央工作后，其反黨活動更加猖獗，他自認為應當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或副主席，並擔任國務院總理。饒漱石在華東局工作期間，就犯有錯誤，在城市和農村中竭力採取向資本家、地主、富農投降的右傾政策，並竭力保護反革命分子1953年調中央擔任組織部長以後，他認為高崗奪取中央權力的活動將要成功，因此同高崗結成反黨聯盟，成為高崗反黨陰謀活動的主要同盟者。會議通過的這個問題的決議指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特點就是他們始終沒有在任何黨的組織或任何黨的會議上或公眾中公開提出過任何反對黨中央的綱領，他們惟一的綱領就是以陰謀手段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會議指出，七屆四中全會後，全黨的團結統一是進一步鞏固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已經被粉碎。這是黨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鬥爭中和黨的整個發展歷史上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之一。會議決定開除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們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會議總結了同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鬥爭的經驗，強調各級黨組織必須貫徹集體領導的原則，堅決同破壞集體領導原則和個人獨裁傾向和分散主義傾向作鬥爭；必須發揚黨內民主和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決同壓制黨內民主、壓制批評的現象作鬥爭；必須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大大小小的個人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以及個人崇拜習氣作鬥爭。毛澤東指出，“在原則問題上，在同志之間，對於違反黨的原則的言論、行動，應當經常保持一個距離”。“應當堅持原則”。對犯錯誤的人“我們一律歡迎他們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幫”。
三、關於成立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問題。會議認為，自從1949年11月中央決定成立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來，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對違紀案件的處理，對於消除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加強黨的紀律，純潔和鞏固黨的組織，保證黨的路線、政策的正確執行，起了積極的作用。現在我國正在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針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教訓，目前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權，已不能適應新時期加強黨的紀律的任務，“因此，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決定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藉以加強黨的紀律，加強反對黨員中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的鬥爭，特別是防止像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這一類嚴重危害黨的利益的事件重複發生。”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規定，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任務是：經常檢查和處理黨員違反黨章、黨紀和國家法律、法令的行為，除應依法由人民法院審理或政府監察機關懲處外，其應受黨紀處分者由黨的監察委員會負責處理。黨的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有權檢查和處理一切黨員違反黨章、黨紀和國家法律、法令的案件。會議強調，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的一切工作人員都必須忠實地履行自己的職責，樹立嚴肅負責、實事求是的作風，以身作則地嚴格遵守黨章、黨紀和國家的法律、法令，堅定地對壞人壞事進行鬥爭，正確地檢查和處理案件。
四、對這次會議的評價。毛澤東在作會議的結論中說：“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是從延安整風以來的又一次整風會議，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我們相互了解更多了，思想更統一了，使得我們有了共同的認識。”周恩來在會議的發言中指出：“如果說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同以前的一個時期全黨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風，奠定了我們黨的統一思想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民主革命的勝利。那末，這一次會議就會使我們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五年三月)
開幕詞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各位代表同志們：
我們這次全國代表會議有三個議事日程：第一，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和關於這個計劃的報告；第二，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第三，關於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根據列寧關於過渡時期的學說，總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經驗，在我國國民經濟恢復階段將要結束的時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就是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期間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同時對於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以求達到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黨的總路線以及黨為著實現這個總路線而採取的各項重要的政策和辦法，已經在事實上被證明是正確的。依靠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努力，我們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但是我們在工作中也有缺點和錯誤。我們的許多辦法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規定得很恰當，這應當在實行中根據新的經驗加以補充和修正。
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實現黨的總路線的一個重大的步驟。這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應該根據實際經驗，認真地討論這個計劃草案，使它的內容能夠比較妥當，而成為切實可行的計劃。
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裡面，情況是複雜的，國民經濟原來又很落後，要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可能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要建成為一個強大的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就需要有幾十年的艱苦努力，比如說，要有五十年的時間，即本世紀的整個下半世紀。我們的任務要求我們必須很好地處理我國人民內部的關係一一特別是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很好地處理我國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同時，必須很好地繼續發展同偉大的先進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親密合作，也要發展同資本主義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們經常說，不要因為我們的工作有成績就驕傲自滿起來，應該保持謙虛態度，向先進國家學習，向群眾學習，在同志間也要互相學習，以求少犯錯誤。在這次黨代表會議上，我感覺仍然需要重複地將這些話說一遍。鑒於高崗、饒漱石的反黨事件，驕傲自滿情緒在我們黨內確實是存在著，在有些同志的身上這種情緒還是嚴重的，不克服這種情緒，就會妨礙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偉大任務的完成。
同志們都知道，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是我國現階段激烈階級鬥爭的一種尖銳的表現。這個反黨聯盟的罪惡目的，是要分裂我們的黨，用陰謀方法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為反革命的復辟開闢道路。全黨在中央委員會團結一致的領導下，已經把這個反黨聯盟徹底地粉碎了，我們的黨因此更加團結起來和鞏固起來了。這是我們在為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中的一個重大的勝利。
對於我們的黨說來，高崗、饒漱石事件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全黨應該引為鑒戒，務必使黨內不要重複出現這樣的事件。高崗、饒漱石在黨內玩弄陰謀，進行秘密活動，在同志背後進行挑撥離間，但在公開場合則把他們的活動偽裝起來。他們的這種活動完全是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歷史上常常採取的那一類醜惡的活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說過:“共產黨人認為隱秘自己的觀點與意圖是可恥的事。”我們是共產黨人，更不待說是黨的高級幹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於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對不可以學高崗、饒漱石那樣玩弄陰謀手段。
為著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一個目的，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在這個時候按照黨章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代替過去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藉以在新的激烈的階級鬥爭時期加強黨的紀律，加強對各種違法亂紀現象的鬥爭，特別是防止像高、饒反黨聯盟這一類嚴重危害黨的利益的事件重複發生。
鑒於種種歷史教訓，鑒於個人的智慧必須和集體的智慧相結合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和使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偏向。必須懂得，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這樣兩個方面，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互相結合的。而個人負責，則和違反集體領導原則的個人獨裁，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目前的國際條件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有利的。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是強大的，內部是團結的；而帝國主義陣營則是虛弱的，在它們那裡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機。雖然是這樣，但是我們應該了解：帝國主義勢力還是在包圍著我們，我們必須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今後帝國主義如果發動戰爭，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進行突然的襲擊。因此，我們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當著突然事變發生的時候，才不至於措手不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國內反革命殘餘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計劃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來，藉以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安全。如果我們在上述兩方面都做了適當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敵人給我們的重大危害，否則我們可能要犯錯誤。
同志們！我們現在是處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六萬萬人口的東方國家舉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在這個國家裡改變歷史方向和國家面貌，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內使國家基本上工業化，並且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決不會不遇到困難的，如同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所曾經遇到過的許多困難那樣，也許還會要遇到比過去更大的困難。但是，同志們，我們共產黨人是以不怕困難著名的。我們在戰術上必須重視一切困難。對於每一個具體的困難，我們都要採取認真對待的態度，創造必要的條件，講究對付的方法，一個一個地、一批一批地將它們克服下去。根據我們幾十年的經驗，我們遇到的每一個困難，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種種困難，遇到共產黨人，它們就只好退卻，真是“高山也要低頭，河水也要讓路”。這裡就得出一條經驗，它叫我們可以藐視困難。這說的是在戰略方面，是在總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難，我們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謂困難，無非是社會的敵人和自然界給予我們的。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國內反革命分子以及他們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等等，都不過是垂死的力量，而我們則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對於他們，我們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只要想一想我們自己的歷史，就會懂得這個道理。我們在一九二一年剛剛建黨的時候，只有幾十個人，那樣渺小，後來發展起來，居然把國內的強大敵人給打倒了。自然界這個敵人也是有辦法制服它的。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會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質來說，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而一切舊勢力，不管它們的數量如何龐大，總是要被消滅的。因此，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難，把它們放在“不在話下”的位置。這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是有科學根據的。只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
根據毛澤東審定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結論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同志們：
大家發言已經完了。我就下面的幾個問題講幾句話：關於這次會議的評價，五年計劃，高饒問題，目前形勢，八次大會。
一 關於這次代表會議的評價
絕大多數同志認為，這次會議開得很好，是從延安整風以來的又一次整風會議，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使得我們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統一了，使得我們有了共同的認識。本來我們是有共同認識的，但是在若干問題上，我們中間還是有不同意見的，經過這一次會議，統一了我們的認識。在這個基礎上，在這個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許多政策的共同認識的基礎上，就可以使我們黨更好地團結起來了。正如恩來同志所說，如果說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同它以前一個時期全黨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風，奠定了我們黨的統一思想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取得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民主革命的勝利，那末，這一次會議就會使我們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這次會議證明，我們黨的水平是大為提高了，不但比十年前的七次大會時期大進了一步，而且比一九四九年的二中全會、一九五○年的三中全會時期大進了一步。這個情況是好的，這次會議表明我們是進步了的。
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要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全黨同志鑽得有深有淺，在座的同志也是這樣。像醫生一樣，有的能夠開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針能夠打靜脈，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醫生連皮下都不敢動手，就在那個皮上面。雖然有些同志沒有鑽進去，但大多數同志是在鑽，看樣子有許多人是鑽進去了，就是有一點內行的味道了。在這一次會議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這是極大的好事。因為現在我們面臨的是新問題：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新的國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適合這種新的情況鑽進去，成為內行，這是我們的任務。所以必須對那些鑽不進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進行教育，使他們都成為內行。
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將促使我們黨大進一步。
我們要在黨內外五百萬知識分子和各級幹部中，宣傳並使他們獲得辯證唯物論，反對唯心論，我們將會組成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而這是我們極為需要的，這又是一件大好事。
我們要作出計劃，組成這麼一支強大的理論隊伍，有幾百萬人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即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我們現在有許多做理論工作的幹部，但還沒有組成理論隊伍，尤其是還沒有強大的理論隊伍。而沒有這支隊伍，對我們全黨的事業，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改造、現代化國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此，我勸同志們要學哲學。有相當多的人，對哲學沒有興趣，他們沒有學哲學的習慣。可以先看小冊子、短篇文章，從那裡引起興趣，然後再看七八萬字的，然後再看那個幾十萬字一本的書。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階級鬥爭學說，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
二 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
同志們認為，在討論五年計劃的時候，大多數同志的發言很好，大家是滿意的。其中有一部分發言特別好，他們講透了問題，有點專家的味道了。但是，中央各部門的發言中間，有一部分內容較差，分析和批判不夠；地方同志發言中間，也有一部分是較差的，分析和批判是不夠的。另有一種情況，就是在有些同志發言中間，對嚴重的浪費問題以及別的錯誤，只是揭露了現狀，沒有說明如何處理。對於這些發言，有些同志不滿意。我以為這些不滿意是有理由的。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地委書記以及中央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都要奮發努力，在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的基礎上，使自己成為精通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專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經濟建設。對於經濟建設，我們要真正學懂。
這次會上，地方要求中央解決的許多問題，凡是中央已經有了規定的，應當積極解決。其他的問題，由秘書處會同提議的同志，研究解決辦法，報告中央處理。
中央各部門要求地方協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門在各地方辦的事業，要請地方黨委給以監督和幫助，特別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黨委有責任幫助中央在地方所辦的事業去完成任務。所以，不僅地方對中央有要求，中央對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門和地方黨委齊心協力，分工合作，第一個五年計劃才能夠完滿地實現。
三 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
第一點，有人問：究竟有沒有這個聯盟？或者不是聯盟，而是兩個獨立國，兩個單幹戶？有的同志說，沒有看到文件，他們是聯盟總得有一個協定，協定要有文字。文字協定那的確是沒有，找不到。我們說，高崗、饒漱石是有一個聯盟的。這是從一些什麼地方看出來的呢？一、是從財經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的共同活動看出來的。二、是從組織會議期間饒漱石同張秀山配合進行反黨活動看出來的。三、是從饒漱石的話里看出來的。饒漱石說，“今後中央組織部要以郭峰為核心”。組織部是饒漱石為部長，高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團結得很密切嘛！四、是從高崗、饒漱石到處散布安子文私擬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名單這件事看出來的。在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處分的。高崗、饒漱石等人把這個名單散布給所有參加組織會議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處這麼散布，居心何在？五、是從高崗兩次向我表示保護饒漱石，饒漱石則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這件事看出來的。高崗說饒漱石現在不得了了，要我來解圍。我說，你為什麼代表饒漱石說話？我在北京，饒漱石也在北京，他為什麼要你代表，不直接來找我呢？在西藏還可以打電報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腳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崗的前一天，高崗還表示要保護饒漱石。饒漱石直到最後還要保護高崗，他要給高崗申冤。在揭露高崗的中央會議上，我說，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從上面這許多事看來，他們是有一個反黨聯盟的，不是兩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和單幹戶。
至於說，因為沒有明文協定，有的同志就發生疑問，說恐怕不是聯盟吧。這是把陰謀分子組成的反黨聯盟同一般公開的正式的政治聯盟和經濟聯盟等同起來了，看作一樣的事情了。他們是搞陰謀嘛！搞陰謀，還要訂個文字協定嗎？如果說，沒有文字協定就不是聯盟，那末高崗、饒漱石兩個反黨集團內部怎麼辦呢？高崗跟張秀山、張明遠、趙德尊、馬洪、郭峰之間，也沒有訂條約嘛！我們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文字協定嘛！那末連他們這個反黨集團也否定了！還有饒漱石跟向明、揚帆之間，也沒有看見他們的條約嘛！所以，說沒有明文協定就不能認為是聯盟，這種意見是不對的。
第二點，受高、饒影響的同志和沒有受他們影響的同志，各自應當採取什麼態度？受影響的，有淺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們掃了一翅膀；少數幾位同志是比較深的，同他們談了許多問題，在下面有所活動，替他們傳播。這兩者是有區別的。但是，所有這些人，不管有淺有深，大多數同志在這個會議上都已經表示了態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場的歡迎。有的表示得還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歡迎，但是有缺點。有的表示得不夠充分，今天作了補充。有的全文講得還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當。不管怎麼樣，這幾種人總之已經有所表示了，我們應當一律表示歡迎，總算有所表示嘛！還有個別同志要求發言，沒有來得及，他們可以用書面向中央寫一個報告。還沒有講的人，問題不嚴重，就是被掃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沒有講。至於已經發了言的人，是不是也還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現在我們決定，不論是關於五年計劃還是關於高饒反黨聯盟問題，所有的發言、報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內，把那些沒有講完全的，或講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為在這一次會議上沒有講妥，我們就抓住他的小辮子，將來使他下不去。你還可以修改，以你最後修改的稿子為準。
對這些同志，我們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就是希望他們改正錯誤，對他們不但要看，而且要幫。就是講，不但要看他們改不改，而且要幫他們改。人是要有幫助的。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個籬笆要打三個樁，一個好漢要有三個幫。單幹是不好的，總是要有人幫，在這樣的問題上尤其要有人幫。看是要看的，看他們改不改，但單是看是消極的，還要幫助他們。對受了影響的人，不管有深有淺，我們一律歡迎他們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幫。這就是對待犯錯誤同志的積極態度。
沒有受影響的同志，不要驕傲，謹防害病。這一點極為重要。前面講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當，有些是陷進去比較深，因為犯了錯誤，他們可能有所警覺，以後不再犯這類錯誤。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種了一次牛痘，起預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險，還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三年五年再種一次牛痘，就是開我們這種會。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驕傲，謹防犯錯誤。高崗、饒漱石為什麼對這些人沒有惹呢？有幾種情形：第一種是他們認為是他們的敵人的人，當然不去傳播；第二種是他們看不起的人，認為無足輕重，現在不必去傳播，將來“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著過來的；第三種是他們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較強，他們一看就不對頭，雖然這些同志並不被認為是他們的敵人，也不是無足輕重，但是他們不敢去惹；第四種，就是時間來不及。這個瘟疫散播也要時間，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難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們不是惹了一點騷嗎，而我可乾淨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們影響的。
我認為，以上就是受高、饒影響的和沒有受影響的兩部分同志應當注意的地方。
第三點，在原則性的問題上，在同志之間，對於違反黨的原則的言論、行動，應當經常注意保持一個距離。他們那些話，他們那些行動，不符合黨的原則，我們又看不慣，在這一部分問題、這一部分情況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對其他的問題，符合黨的原則的，比如五年計劃，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決議、報告，以及各種正確的政策，正確的黨內法規，這樣一些言論、行動，當然要積極支持，打成一片。對不符合黨的原則的，就應當保持一個距離，就是說，要劃清界限，立即擋回去。不能因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學，同鄉等而廢去這個距離。在這次高饒反黨事件中，以及在過去黨內的路線鬥爭中，都有過許多這樣的經驗：只要你以為關係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講，不保持一個距離，不擋回去，不劃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們那個“鬼”就要纏住你。所以，應當表示態度，應當堅持原則。
第四點，有些同志說，“知道高、饒一些壞事情，但是沒有看出他們的陰謀”。我說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聽到高崗、饒漱石講了許多不符合黨的原則的話，甚至高崗、饒漱石還同他們商量過一些反黨活動問題，那就應當看出來。一種是普通知道他們一些壞事情，而沒有看出陰謀，這是難怪的，那是很難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發現他們的反黨陰謀。經過財經會議、組織會議，以及財經會議以前的種種問題，看到他們不正常。財經會議期間，發現了他們的不正常活動，每一次都給他們頂了回去。所以，以後他們就完全轉入秘密了。對這個陰謀、陰謀家、陰謀集團，我們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發現的。對於高崗、饒漱石，長期沒有看出他們是壞人。這種事情過去也有過。井岡山時期有幾個叛變分子，我們就從來沒有想到他們會叛變。恐怕你們各位都有這種經驗。
我們應當從這裡得出一條經驗，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們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現象同它的本質之間是有矛盾的。人們必須通過對現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質，因此需要有科學。不然，用直覺一看就看出本質來，還要科學幹什麼？還要研究幹什麼？所以要研究，就是因為現象同本質之間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現象有區別，因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條經驗，就是儘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第五點，驕傲情緒的危險。不要逞英雄。事業是多數人做的，少數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應當承認少數人的作用，就是領導者、幹部的作用，但是，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幹部與群眾的正確關係是，沒有幹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廣大群眾做的，幹部起一種領導作用，不要誇大幹部的這種作用。沒有你就不得了嗎？歷史證明，各種事實證明，沒有你也行。比如沒有高崗、饒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還不是也行嗎！沒有托洛茨基，沒有張國燾，沒有陳獨秀，還不是也行嗎！這些都是壞人。至於好人呢，沒有你也可以。沒有你，地球就不轉了嗎?地球還是照樣地轉，事業還是照樣地進行，也許還要進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沒有了，我們中國有了共產黨，總比孔夫子高明一點吧，可見沒有孔夫子事情還做得好一些嘛!
有兩種人：一種是老資格，在座的不少，資格很老；一種是新生力量，這是年輕的人。這兩種人中間哪一種人更有希望呢？恩來同志今天也講了這個問題，當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為自己是老革命，就驕傲起來，這是很不應當的。比較起來，如果說允許驕傲的話，倒是青年人值得驕傲一下。四五十歲以上的人，年紀越大，經驗越多，就應當更謙虛。讓青年人看到我們確實是有經驗的:“這些前輩，確是有點經驗，不要看輕他們，你看他們那麼謙虛。”四五十歲的人了，因為得了許多經驗，反倒驕傲起來，那豈不是不像樣子？青年人就要發議論:“你們那些經驗就等於沒有，還不是跟小孩子一樣。”小孩子有點驕傲情緒，那是比較合理的。上了年紀的人，有了這麼多經驗，還驕傲，把尾巴翹得那樣高，可以不必。俗語說:“夾緊尾巴做人。”人本來是沒有尾巴的，為什麼要夾緊尾巴呢？好比那個狗，有翹尾巴的時候，有夾尾巴的時候。大概是打了幾棍子的時候它就夾緊尾巴，大概是有了幾批成績的時候它的尾巴就翹起來了。我希望，我們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翹尾巴，而要夾緊尾巴，戒驕戒躁，永遠保持謙虛進取的精神。
第六點，戒“左”戒右。有人說，“‘左’比右好”，許多同志都這麼說。其實，也有許多人在心裡說，“右比‘左’好”，但不講出來，只有誠實的人才講出來。有這麼兩種意見。什麼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鬥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斗，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後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後面，缺乏鬥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我們黨內不但有喜歡“左”的，也有不少喜歡右的，或者中間偏右，都是不好的。我們要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也反對右。
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問題，我就講這麼幾點意見。
四 關於目前形勢
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黨內形勢，這三種形勢怎樣呢？是光明面佔優勢，還是黑暗面佔優勢呢？應當肯定，不論國際、國內、黨內形勢，都是光明面佔優勢，黑暗面佔劣勢。在我們這個會場上也是如此。不要因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評，以為就黑暗了。這些同志是著重講了他們的缺點錯誤，沒有講他們的長處，哪一年參加革命，哪裡又打了勝仗，哪裡有工作成績，這些話都沒有講。專看他們這一篇檢討，那末就黑暗了。其實，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這是次要的一面。這跟高崗、饒漱石和張、張、趙、馬、郭五虎將不同，他們不能適用這個估計：光明面佔優勢。高崗有什麼光明面佔優勢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無光。至於我們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這個東西可以洗乾淨，用肥皂多洗幾回。
為什麼要提出準備對付突然事變，準備對付反革命復辟，準備對付高饒事件的重複發生呢？這是說，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無非是這些壞得不得了的事：帝國主義者發動新的世界大戰，蔣介石又來坐北京，高饒反黨聯盟一類的事件重新發生，而且不只一個，而是十個，一百個。儘管有那麼多，我們都先準備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個，也只有五雙，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都估計到了。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麼可怕。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個“法寶”是不能破的呀？那樣多的“法寶”都破了。我們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沒有攻不破的“法寶”。
五 為勝利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而鬥爭
中央決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有三個議事日程:(一)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二)修改黨章；(三)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明年七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選舉及文件的準備工作。要求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內，各方面的工作，經濟、文教、軍事、黨務、政治思想、群眾團體、統一戰線、少數民族工作，都要大進一步。
我順便講一講少數民族工作的問題。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不要以為只是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也很大地幫助了漢族。有些同志總是在那裡吹，我們可幫助了你們，就沒有看到沒有少數民族是不行的。我國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麼人住的？是漢族住的，還是什麼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數民族居住的。那裡物產豐富，有很多寶貝。現在，我們幫助少數民族很少，有些地方還沒有幫助，而少數民族倒是幫助了漢族。有些少數民族，需要我們先去幫助他們，然後他們才能幫助我們。少數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幫助了漢族，他們加入了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幫助了漢族。少數民族和漢族團結在一起了，全國人民都高興。所以，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國防上，都對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有很大的幫助。那種以為只有漢族幫助了少數民族，少數民族沒有幫助漢族，以及那種幫助了一點少數民族，就自以為了不起的觀點，是錯誤的。
我們講在這一年中各方面的工作要大進一步，就是要把已經揭露出來的缺點、錯誤加以改正。不要在這次會上許了願，到明年召開“八大”時還照樣有那麼多缺點、錯誤，原封未動。所以要為召開“八大”而鬥爭者，就是要把缺點、錯誤改正，比如鋪張浪費、大屋頂這樣一些東西，認真地負責地改一下。不要在這裡許了願，一回去大家就把兩腳一伸睡起覺來了。
有人建議一年或者兩年開一次這樣的會議，使同志之間互相監督，我認為可以考慮。誰監督我們這些人呢？互相監督是好辦法，可以促進黨和國家的事業迅速進步。是迅速進步，不是慢慢地進步。黨的代表大會，十年沒有開了。當然頭五年不應當開，因為兵荒馬亂，又開了“七大”，后五年可以開而沒有開。沒有開也有好處：高饒問題搞清楚再開，不然他們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時，我們的五年計劃也上了軌道，過渡時期總路線也提出來了，又經過這次代表會議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統一了，為召開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準備了條件。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不要每個人去檢討一篇，但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還是要作公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實行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條是不行的。
批評要尖銳。這次有些批評，我覺得不那麼尖銳，總是怕得罪人的樣子。你不那樣尖銳，不切實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個部門，要指出來。你沒有搞好，我是不滿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無非是怕喪失選舉票，還怕工作上不好相處。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飯？沒有那回事。其實，你講出來了，把問題尖銳地擺在桌面上，倒是好相處了。不要把稜角磨掉。牛為什麼要長兩隻角呢？牛之所以長兩隻角，是因為要鬥爭，一為防禦，二為進攻。我常跟同志講，你頭上長“角”沒有？你們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長了“角”的，有些同志長了“角”但不那樣尖銳，還有些同志根本沒有長“角”。我看，還是長兩隻“角”好，因為這是合乎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有一條，叫做批評和自我批評。
所以，定期召開會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一種同志間互相監督，促使黨和國家事業迅速進步的好辦法。建議各省、市委同志們考慮，你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你們不是學中央嗎？我看這一點是可以學的。
最後，我請同志們注意，也請全黨同志注意:
為在一九五六年勝利地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而鬥爭!
為勝利地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而鬥爭!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一九五三年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和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及其前後，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的高崗，和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相互勾結，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揭露和批判了他們的反黨陰謀活動。一九五五年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將他們開除出黨。
這句話的新譯文是：“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頁）
張秀山（一九一一——一九九六），陝西神木人。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兼紀委書記、監委會主任。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曾任國家農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
郭峰，一九一五年生，吉林德惠人。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組織部部長。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曾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
安子文，當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指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張明遠（一九○六——一九九八），河北玉田人，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曾任國務院機械工業委員會副主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等職。趙德尊，一九一三年生，遼寧遼中人，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秘書長，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曾任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馬洪，一九二○年生，山西定襄人，一九五四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秘書長，一九七八年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總幹事等職。
向明（一九○九——一九六九），山東臨朐人，曾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副書記、山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四年因所謂向明反黨宗派集團問題受打擊，一九六三年甄別平反。揚帆（一九一二——一九九九），江蘇常熟人，曾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一九五五年因所謂潘漢年揚帆案被捕，一九六五年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一九八三年徹底平反。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二六年十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一九二七年一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撤銷他的執行委員職務，同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驅逐出蘇聯。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殺。
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人。一九二一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曾在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中擔任過領導職務。長征途中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另立中央。到達陝北後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乘祭黃帝陵之機逃離陝甘寧邊區，經西安到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隨即被開除出黨。
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五四運動后，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在黨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犯了嚴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一九四二年病故於四川江津。
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