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

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是國內惟一一所從事中國醫學史和中醫藥文獻研究與教育的國家級研究機構，專業隊的規模、研究水平與成果在全國醫藥衛生界名列前茅。1996年，該所在研課題8項，經費只有50萬元。到2005年共申請到經費1400萬元。已完成的國家級課題均獲得部局級和院級科技成果獎。主持完成的“中醫藥基本名詞術語規範化研究”、“國內失傳中醫善本古籍的搶救回歸與發掘研究”、《中醫文獻辭典》、《中國醫學通史》、《中醫文獻學》等項目在國內具有廣泛的影響；由馬繼興研究員主持的“《神農本草經》的整理研究”和李經緯研究員主持的《中醫大辭典》項目均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三等獎。

中醫古籍數字化研究室是2002年12月經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中醫科學院）批准成立了國內唯一的中醫古籍數字化研究室。該研究室以信息基礎建設以及數字中醫藥為目標；以文獻整理研究和數字化技術為基礎；以社會需求為導向；以資源建設為中心；逐步建立一個信息資源深層次研發、可大規模應用的中醫知識資源庫，以廣泛服務於中醫藥教學、臨床、科研與產業研發。中醫古籍數字化研究室不僅建立了一套面向數字化的古籍整理規範，還建立了古籍數字化技術標準，適用於古籍的數字化加工，為大規模的古籍數字化工程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尤其在古籍數字化進程中，創造性地提出“基於知識元、知識體表示體系”的古籍數字化理論與技術，解決了古籍和數字化的結合瓶頸問題，該技術於2005年獲中國中醫科學院科技進步3等獎。研究室的目標任務是留存於世的近萬種古籍，對於古籍的書體結構和知識內容構成有深入研究，2004年利用“傳統知識保護研究”課題，創新性地提出8大知識分類，即為傳統知識保護什麼提供了依據，又為古籍知識庫的敘詞表建設奠定了基礎，該課題獲2006年度司法部法學教材與法學科研成果獎3等獎。古籍整理與數字化研究室於2005年承擔了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專項---傳統醫藥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領導下，數字化研究室利用傳統知識保護研究成果，於2006年6月成功申報了7項國家級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名錄涵蓋了中醫理論和實踐知識，尤其是創新性地提出並成功申報了“中醫對生命與疾病認知方法”項目，囊括了中醫的基本理論，充分顯示了數字化研究室人員的科學研究和創新能力。研究室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研究中醫古籍的數字化知識表達理論與技術、宏觀規劃中醫古籍數字化工程的建設方向、組織制定數據加工的有關規範和技術標準、組織協調全國性的數字化資源建設、申請國家專項資金並籌集其他項目經費；逐步建成以古文獻數字化研究室為中心，以全國協作單位為合作夥伴的開放型重點研究室。

機構從1951年始創，即設於中央衛生研究院的中國醫藥研究所醫史研究室。1955年中國中醫研究院成立，該研究室併入而成為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研究室。研究室在中國醫史學家李濤、陳邦賢教授的主持下，在編寫高等醫學院校醫史教材、舉辦醫史師資訓練班，培養醫史專門人才，進行名醫遺跡調查和開展醫史科研、交流學術經驗等方面做了許多創業性的工作，為中國醫學史之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1982年，鑒於該研究室所做的成績及醫史研究發展的需要，該室升格建為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由李徑緯先生任所長。組建了四個研究室，即通史研究室，少數民族醫史與東西方比較史研究室、基礎文獻研究室與臨床文獻研究室。同時成立了中國醫史博物館等。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與《中華醫史雜誌》也掛靠該所，在衛生部等有關部門的重視下，先後舉辦了兩屆全國醫史科研教學骨幹進修班。從1978年開始至今，全國所有高等中醫藥院校及30多所西醫高等院校建立了醫史教研室(組)。同時，有八個省市中醫藥研究院建立了醫史(文獻)研究所(室)。北京醫科大學在充實了我國最早的醫史教研室同時，還創建了第一所醫史研究中心。全國相繼有20多位醫學史正、副研究員及正、副教授，培養醫學史碩士、博士研究生近百名。近年來還接受國外博士研究生進修和招收培養國外博士研究生，使醫史科研力量和專業隊伍素質得到提高。我國的醫史專業人員和兼職醫史科研人員從五十年代的50餘位，增加到九十年代約500位，形成了具有相當力量的醫史專業隊伍。

除專門的醫史研究所(室)外，北京醫科大學、上海醫科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等的醫史教研室，在完成醫史教學的同時，在世界醫學史、東西方比較醫史，中國醫學史，醫史理論研究以及人才培養等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豐富的館藏，珍貴的文物，使人充分領略了中醫藥發展的歷史變遷和厚重的文化底蘊。輕輕移動滑鼠，點擊《黃帝內經》，其內容以及歷代點校評註便一覽無餘地展現在眼前。這一切是在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里看到的。收集整理失散在海內外的古醫籍，用現代化的技術手段進行科學研究，使之成為中醫藥教學、臨床、科研與開發的知識源泉，從而推動中醫藥的發展，加快中醫藥走向世界。中醫藥有識之士的這個夙願，目前正在一步步變為現實。

醫史文獻中蘊藏的大量防病治病經驗，亟待研究開發；從不斷認識生命與自然的關係、疾病與健康的關係而言，古代文獻是賦予人們智慧的源泉。

據粗略統計，從秦漢至清末，累積存世的中醫藥古籍文獻有8000餘種。《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記載，全國113個圖書館所藏中醫藥圖書共有12124種，其中古籍7700餘種。這裡不包括地市級以下的圖書館藏和流失海外及民間的中醫藥圖書。由於產生的時間跨度大，存在空間廣，歷代文獻皆散在各地。學者們為求一書，往往奔波數地，加之館際間的交流困難，使得許多圖書束之高閣，不易借閱瀏覽。另外，以書籍為載體的傳播方式，已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古今語言上的障礙以及古文獻中門類多、內容各有側重，又涉及大量史事、人物、典章制度等內容，使人們望書興嘆。不同學科的學者想從事中醫藥的研究與開發，更是不得要領。

中醫學運用天人合一、整體觀念和辨證論證思想認識人的生命現象，對現代醫學分析思維模式中出現的困惑開闢了嶄新的思路。這種思想的前瞻性，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其理論內涵與未來發展潛力將被展現出來。而存世的大量古代中醫藥醫史文獻，記錄了中醫學數千年來積累的豐富理論知識和臨床經驗，一直維繫和促進中醫藥學的不斷發展。

當今社會，由於疾病譜的變化、健康觀念的改變以及老齡化的問題的出現，人們開始注意從中醫學中尋找解決方法。當學者把目光轉向博大精深的文獻時，感到難以實現對大量信息的完整把握。在中醫藥學的科研、教育、臨床中，一些有價值的東西均取材於中醫藥古代文獻。如一類新葯青蒿素的製作技術就是從近代葛洪《肘後方》一書中發現的。但由於文獻的博大精深，其中很多信息尚未被認識和發現，尤其是其中蘊藏的大量防病治病經驗，亟待研究開發。因此，對於不斷認識生命與自然的關係、疾病與健康的關係而言，中醫藥古代文獻是賦予人們智慧的源泉。

建國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重視下，我國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中醫藥古籍，培養了一批專門人才，建立了一批專門機構，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如整理出版的500餘種古籍中，包括《神農本草經輯注》、《黃帝內經素問校注》、《針灸甲乙經校注》等；編撰的大型中醫藥工具書中，有《中華本草》、《中國醫籍通考》、《中醫大辭典》等；編撰的數十種專科類書籍中，有《中風專輯》、《婦科專輯》等；研製的電子圖書中，有《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但這些畢竟局限在個人、單品種以及局部方面，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發展對中醫藥學繼承創新的需要。

運用現代化的計算機與信息技術改變文獻存儲與傳播方式，使中醫藥古代文獻所蘊藏的巨大能量得到充分發揮，成為中醫藥學繼承發展的動力與源泉。

2000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啟動了中醫藥古代文獻數字化關鍵問題研究項目。一年來，該所研究人員提出了構建中醫藥古代文獻智能計算機信息系統的前沿目標，即對大量文本信息進行存儲、檢索、考證、推理、自然語言查詢以及知識挖掘，為中醫藥臨床、教育、科技工作者和中藥產業提供深入研究和開發的良好環境。如建立中醫藥古代數字圖書館，建立中醫藥文獻知識庫，實現知識庫的智能化檢索和知識挖掘，建立掃描影像資料庫等。

醫史文獻是民族財富，保護財富是全社會的責任。

在中國醫史博物館里，看到豐富的館藏，珍貴的文物時，一種時代變遷、科學進步的感嘆之情油然而生。從新石器的骨針、陶籃到商周的青銅針具，從唐宋的針灸銅人到明清的採藥圖，以及歷代部分善本書籍、御制稿本、木雕、拓片、名醫畫像和墨跡書稿等。除此之外，還包括民族醫的各種珍藏，如藏族的醫書木版、傣族的竹制拔火罐、蒙古族的藥包葯匙等。館藏的3000多件醫藥衛生文物為醫史研究提供了實物資料，成為醫學生感性認識的課堂，成為向世界介紹中國悠久歷史文明史和傳統醫學發展的窗口。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醫籍大量流失國外。該所科研人員利用出國考察的機會，收集帶回了一批珍稀古醫籍的複製品、縮微膠片、電腦軟盤。1996年，我國開始了日本現存中國散逸古醫籍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也將“日本現存中國散逸古醫籍的整理與研究”列入1997～1998 年重點課題。2000～2002年，國家科技部設立專項資金，支持該所“國內失傳中醫善本古籍的搶救回歸與發掘研究”。迄今為止，已從日本以及德、英等國家回歸中醫古籍300多種，其中有宋元時期刻本。

據悉，由國家科技部撥款修繕的中國醫史博物館新館已於今年9月開館，不禁感到欣喜。由此認為，保護醫史文獻不光是醫史文獻工作者的事，而應是全社會的事。如果有全社會的理解與支持，相信大量沉寂的醫史文獻將發揮其巨大的能量，更好地為人們的健康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