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

何琳儀在《聽簋小箋》中考證商代青銅器聽簋的銘文“就邐”可讀作“就列”，而何氏指出此處商代金文 就邐與周代金文 即位（即立）為宗廟儀禮中性質相同的專用術語。

“即立”在周代青銅器銘文中是一個常見的辭彙。如元年師兌簋銘文中有“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各康廟，即立。”又如諫簋銘文中有“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師錄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根據劉雨《近出殷周金文綜述》等資料輯錄的西周青銅器金文出現“即立”的情況，可明顯看出西周金文“即立”有一定的格式。最典型的是四十二年逑鼎的銘文，相關部分為:“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宮。旦，王各大室，即立”。本句可分為若干部分，第一部分是時間，本句中為“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有紀年有紀月有月相有紀日。第二部分是“王”在某宮廟，本句為“王在周康穆宮”。第三部分是王“格”大室而即立，“格”字有的學者釋讀為“各”字，《爾雅》“格，至也”。本器金文第三部分為“旦王各大室即立”。用現代漢語說這個“即立”的格式的話，就是某年月日，周王在某宮廟，清晨周王來到大室，即立。在“即立”之後，金文就會記錄在場的王臣以及周王的冊命或賞賜等。前述二十餘篇出現“即立”的金文，都嚴格地遵守這個格式。值得注意的是，這二十餘個“即位”格式句的第一部分時間的紀年，有“元年”有“十又一年”有“卅年(三十年)”有“卌又二年（四十二年）”等，可見當時的“即立”並不一定在紀年元年。

總結上一段，西周金文的“即立”，是周王就其位的意思，這是在周王行使天子權力的儀式性行為，並未有後世的初登君主之位的意思。

《春秋》記載

關於諸侯的“即位”，楊伯峻指出，先秦古籍中的“即位”一詞，原來皆寫作“即立”。據錢大昕考證，《春秋》和《春秋左氏傳》的通行本“即立”都改作“即位”是魏晉經學家所為。

《春秋》這部編年史記載了從魯隱公到魯哀公十二位魯侯在位時代的大事。《春秋》在這十二位魯侯中的七位的元年記載了“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一次記載魯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而在魯隱公、魯庄公、魯閔公以及魯僖公四公的元年，《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即位”。而在前述這八次“公即位”之外，《春秋》再沒有“即位”一詞的出現。對《春秋》的書“公即位”現象自古以來有很多討論。根據上述特點，杜預認為《春秋》的“公即位”是記錄新君的即位之儀式，孔穎達等人贊成此說。杜預和孔穎達以此觀點解釋四公缺書即位的原因。《左傳》解釋魯隱公缺書即位是“攝也”，杜預認為其“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魯庄公缺書即位，《左傳》解釋為“文姜出故也”，杜預認為魯庄公因此不行即位之禮。魯閔公缺書即位，《左傳》解釋為“亂故也”，杜預分析為“國亂不得成禮”。魯僖公缺書即位，《左傳》解釋“公出故也”，杜預認為“即位之禮有闕”。

有必要討論《春秋》書“即位”的含義，初步分析可得出以下特徵。第一，《春秋》的八次“公即位”記載，時間七次在“元年春王正月”，也就是魯國新君紀年的第一年春天一月。例外是《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上一年去世的魯昭公）之喪至自干侯。戊辰，公（魯定公）即位。”魯定公的六月即位是一次特殊情況。可以看出“公即位”與新君紀年有一種密切的關係，即新君紀年的開始與“公即位”在時間上是同時的。第二，《春秋》缺書“公即位”的四位魯侯，《春秋》的紀年以其紀年。例如魯隱公的即位缺書，但《春秋經》在其在位時期仍以“隱公某年”的方式紀年。第三，《春秋》記載的新君“即位”時間不是確立新君或新君實際開始執政的時間。舊君薨逝，新君確定，並在當年實際執政。但要到翌年也就是以新君紀年的第一年正月“即位”。第四，《春秋》書魯侯的“即位”，不受舊君是否安葬的限制。例如魯僖公於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逝世。半個多月過後新年正月，魯文公“即位”，當年紀年為文公元年。文公元年四月，魯僖公葬禮。

《春秋左氏傳》記載

《春秋左氏傳》的編纂成書較晚，而《春秋》所據的魯史原文年代較早，因此即位在《左傳》中的用法不是指新君在新年的改元即位，而新君在舊君去世后被確立新君身份的程序稱為“即位”。例如《春秋·隱公四年》記載“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當年衛國公子州吁弒衛桓公，自立為君，衛人殺州吁。在此次動亂后，衛國人立公子晉為君。同樣的事件左傳記載為“冬十有二月宣公（公子晉）即位”。此“即位”的意思就是新君執政，而非即位改元之禮。孔穎達顯然認為《左傳》此處即位仍可以即位改元之禮來解釋，孔穎達說“賊討乃立，自繼前君，故不待逾年（即位）也。”這個解釋是錯誤的，衛宣公繼承衛桓公，然而衛桓公是當年被弒，當年是衛桓公十六年，衛宣公依禮不能在當年行即位改元之禮。類似的例子很多，如《左傳·文公十四年》記載“夏五月，（齊）昭公卒，（其太子）舍即位。”又如《春秋·庄公六年》記載“夏，六月，衛侯朔入於衛。”出奔數年的衛惠公再入衛國執政。同年《左傳》記載“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衛惠公於魯桓公十六年出奔后，被確立的衛侯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泄、右公子職，乃即位。”此處的“即位”只能理解為重新行國君之政治，與即位改元之禮無關。《左傳》這類“某即位”的用法可與“某立”的意思等同，如前所述“位”的古字就寫作“立”。如《左傳·桓公十二年》 ：“秋九月丁亥，（鄭）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又如《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左傳》這類的“某即位”或“某立”可以說是“不可一日無君”意義上的新君確立，與《春秋》所記載的即位改元之禮不同。

又見《春秋·定公元年》記載：“夏，六月，癸亥，公（去年去世的魯昭公）之喪至自干侯。戊辰，公（魯定公）即位。”此例是《春秋》記載魯國新君即位在時間上的一個特例，《春秋經》記載的其他七次魯君即位時間都在舊君去世的下一年的正月。關於這次特例，杜預和孔穎達引《禮記·王制》指出此處記載的“公即位”與舊君喪禮中的“殯”有關。《禮記·王制》載：“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杜預和孔穎達因此認為定公於殯迄而即位。楊伯峻更指出殯迄即位是西周以來的古禮，《尚書·顧命》記載的周成王死到周康王即位，除去死日當天，正是七日。而從昭公之喪至魯到魯定公的“即位”有六日，除去喪至的當日，正有五日。魯昭公已經於去年去世，但於新年改元之時，魯昭公之喪尚不在國都，即位改元之禮無法完備。因此新年正月改元之時《春秋》不書即位。而魯昭公之喪至，國君身份繼承程序的禮節得以齊備，因此《春秋》記載了這次殯迄即位。

《春秋》記載的魯君即位只魯定公一次不是在正月，而《左傳》對“即位”這個詞的用法，在時間上和改元已經無關，應該都是指類似上例魯定公那樣的五日殯迄即位。《春秋》與《左傳》在“即位”這詞的不同用法最明顯的例子是在《春秋·隱公四年》的記載“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而《左傳》對相同事件的記載為“冬，十二月，（衛）宣公（即公子晉）即位。”《春秋》書“立晉”，表示新君確立的人選是公子晉，不是記載一個繼承程序。而《左傳》的記載直接書“宣公即位”，“即位”在此是複述經文的記載，看不出有繼續特定程序的意思。又見《左傳·庄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子般即位，次於黨氏。”

《左傳》這些記載都沒明確的記日，不能確定為記錄殯迄而即位的儀式。如果認定這些即位記載就是確立新君人選的意思，那是可以說得通的。《左傳·文公十四年》：“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左傳》解釋在七月齊國公子商人（即齊懿公）弒君自立之後，九月齊人終於定其國君之位。齊國來告舊君去世新君即位的使節九月到達魯國，因此《春秋》書“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可見確立新君人選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性程序，齊懿公在被國人確立為君之後，其國君權力才能正常行使，因此通告諸侯的使節才能出發。

註明：古代封建帝王的“即位”和“登基”並非同義，新皇帝可以在上一代皇帝駕崩的那一刻起便已即位，而登基卻是帝王獨特的展示自己“君臨天下”，“皇帝獨尊”的隆重典禮。即位不一定要登基，但要登基的皇帝必須是即位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