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可望

早期經歷

公元1630年（明崇禎三年），隨從張獻忠起義，因驍勇善戰，受封為平東將軍，與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皆為張獻忠義子，張獻忠賜姓為張可望。

公元1646年（順治三年），清軍大舉入川，張獻忠戰死於川西鳳鳴山，余部由孫可望和李定國率領，進軍雲貴地區，作為抗清根據地，一路攻克遵義、貴陽，進據雲南。

公元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與李定國等人一起稱王，成為國主，年號興朝。

公元1651年（永曆四年、順治八年）四月，派大將馮雙禮等人率領步騎兵數萬人、戰象十餘只，大舉進軍，由貴州入湖南。四月十五日，馮雙禮佔領沅州，活捉清將鄭一統、知州柴宮桂。接著乘勝攻辰州（府治在沅陵），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掛剿撫湖南將軍印續順公沈永忠領兵二萬，竭力支撐，雙方在一段時間裡呈僵持狀態。

公元1652年（永曆五年、順治九年）四月，李定國率部由貴州進入湖南，會合馮雙禮進攻靖州，清軍大敗，幾乎全軍覆沒，張國柱率殘部於二十二日踉蹌奔回。明軍趁勝攻克靖州、武岡州。沈永忠求援無望，被迫帶著麾下自寶慶北遁，六月二日退至省會長沙，仍然立腳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戰，移師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棄長沙，一直逃到岳州。清朝在湖南設置的許多道、府、州、縣官也隨軍狼狽北竄。除岳州、常德尚在清軍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鎮孤零零地據守辰州負隅頑抗。大西軍聯明抗清后，初試鋒芒就旗開得勝，收復了湖南大部分州縣。

孫可望與李定國在聯明抗清問題上的分歧是其內訌的主要原因。張獻忠犧牲后，大西軍余部退守雲貴，這時清朝已經建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這要求大西軍必須適應形勢變化，廣泛聯合抗清力量，反對清朝統治。

公元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二月，大西軍余部領導人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在貴陽附近的定番開會，討論今後的戰略方針和作戰部署。孫可望在會上主張把部隊開往廣西，繼續與明軍周旋，一旦失利，就轉入南海。李定國堅決反對，他主張西進雲南，建立根據地，聯明抗清。見人心歸向李定國，隨即同意進兵雲南，聯明抗清，但對李定國產生了疑慮。

公元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才派人赴廣西與永曆朝廷談判。孫可望不願聯明，在幕僚的建議下，欲仿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法，來壓服李定國、劉文秀等人，二人嫌恨卻越來越大。

公元1652年（永曆五年、順治九年），李定國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敗自焚，一時聲威大震，捷報傳到貴陽后，孫可望大為不快，表面上奏請封李定國為西寧王，背地裡卻令李定國副手馮雙禮對其暗中監視，另派一支人馬尾隨其後，妄圖藉機除掉李定國。

公元1653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孫可望率軍到沅州，立即派人召李定國到沅州議事，準備藉機殺害李定國。

公元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李定國在新會與清軍作戰，隊伍受到瘟疫傳染，清軍又大舉增援，李定國派人向孫可望求援。孫可望不發一兵一卒，坐視李定國兵敗。當李定國敗退回南寧府時，孫可望下令凡李定國部隊經過之地，都要將糧草燒毀，以絕其歸路，同時派出四萬多人阻攔李定國向貴州靠攏。南明朝廷及官員的推波助瀾也是孫李內訌的重要原因。

公元1647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春，明雲南副使楊長知被迫歸順孫可望，受到孫可望的格外信任。楊長知看出孫可望在佔領雲南后，日益驕縱自大，想繼承張獻忠秦王封號，又怕李定國等人不服。孫可望受封為秦王后，儼然以皇帝自居，甚至規定一切衙署的稱謂前都要加“秦“字，對永曆帝也極盡侮辱之能事。永曆帝實在難以忍受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詔讓與孫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國前來護駕，最終發生了“十八先生之獄”。

公元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三月初六日，清定遠大將軍屯齊帶領滿漢主力由永州北上寶慶，十五日駐於岔路口，距明軍白文選、馮雙禮、馬進忠營地周家鋪三十里。次日，清軍進至周家鋪，由於明軍營于山頂，地勢險要，又遇上天雨，雙方列陣相峙。這天晚上孫可望率親軍由寶慶府來增援。

公元1656年（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十七日，明軍下山向清軍發起全面進攻，清軍分路迎擊，雙方展開激戰。結果孫可望所統明軍戰敗，傷亡頗眾，被清軍繳獲馬七百餘匹，象一頭，清軍趁勝佔領寶慶府。

公元1657年（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八月，駐紮在貴陽的孫可望親自率十萬大軍向駐於雲南的大西軍二號人物李定國發動進攻。雙方軍隊尚未接觸，前軍大亂，紛紛後退。經詢問，前鋒將領白文選不願內戰，已棄軍投奔李定國。之後壓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長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復仇。

公元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二月在長沙舉行了冊封典禮，旋即召他進京見駕。五月初二，到達北京。清廷命和碩簡親王濟度、和碩安親王岳樂帶領大批高官顯爵出城迎接，場面相當隆重。降清出賣西南軍情虛實，使李定國和西南抗清武裝最後失利。清廷封他為義王。

公元1658年（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七月，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孫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勝。他忙向清廷打報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驛傳把他那個當小兵的窮弟弟一家運來北京與自己團聚。殊不料，這麼一個微妙的請求，引來清廷御史一陣猛轟。看到劾奏后趕忙上疏謝罪。

公元1659年（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閏三月，有人揭發孫可望放債取利等事。順治皇帝雖然明知這種事情在滿洲八旗中本是習以為常的現象，卻不願放過這個機會進一步貶損孫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內閣學士馬邇吉來到孫可望的住宅宣讀諭旨，先訓斥一番，然後宣布寬假其罪。

公元1660年（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六月，被迫上疏請求辭去義王封爵和冊印。11月20日，去世。官方的說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頗有疑義

公元1666年（康熙七年）朝廷下令將義王孫征淳的年俸由五千兩減為三千兩。十一年，孫征淳病死，其弟孫征灝請求襲封。經議政王、大臣會議，降封為慕義公。孫征灝死後，其子孫宏相再降襲一等輕車都尉。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清廷終於決定：“孫可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從此，孫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後的痕迹。

公元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孫可望迎永明王朱由榔(即永曆帝)入貴州安隆所，改安隆所為安龍府。此為永明入安龍之始。公元1651年（永曆四年、順治八年）三月初六，南明將領孫可望殺害了明桂王朝廷的18個大臣，史稱“十八先生之獄”。“十八先生之獄”這一事件還得從公元1652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冬說起。孫可望派人把永曆皇帝朱由榔接到他自己的勢力範圍——貴州安隆所，改名安龍府，作為南明的行在，以達到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目的。孫可望在貴陽設立了內閣六部，建立太廟和社稷，制訂朝儀。他名義上是建立南明永曆王朝的秩序，實質上是為將來的篡位做準備。公元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初，永曆皇帝懾於孫可望的威逼，在大學士吳貞毓等人的支持下，秘密寫信給出征在外的李定國，請求回來護駕。這個消息被宦官馬吉祥報告給孫可望，他在盛怒之下，嚴刑拷掠諸臣，並脅迫永曆帝下詔處死吳貞毓等18位大臣。孫可望在用刑時十分殘忍，充分表現了他作為流寇的本性。十八先生墓區里有“忠泉”一方。據傳，當時天色突變，風雨交作，天榜山麓忽有泉水湧出，百姓說是天公流淚，因此，將此泉名為“忠泉”。在學者們看來，歷史是公平的。把持南明政權的大軍閥孫可望最終還是投降了滿清，而十八先生最終千古流芳，為人們所銘記。十八先生之獄是南明桂王政府內部激烈的秦晉黨爭白熱化的結果，究其根本是明朝腐敗官僚體制的產物。南明沿襲了北京朝廷的腐朽氣息和文官集團無休無止的黨爭，加速了風雨飄搖的永曆朝廷的覆滅。

“興朝通寶”是孫可望入滇以後，於公元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稱東平王時的鑄幣。“興朝通寶”是農民起義軍的鑄幣。鑄行量大，鑄行時間長，開創了一派自己的風格——“滇派”，其影響十分深遠。“滇派”錢幣與眾不同，錢文多出自匠人之手，因此字體古拙樸素；內郭、外郭都較其他錢幣為寬，錢好打磨不甚精整；用材單一，多為銅幣；鑄工較粗糙，但錢體分量十足。這種風格對後世吳三桂的“利用”、“昭武”及其孫吳世璠的“洪化”諸錢都有較為明顯的影響。而直到清朝咸豐、同治朝，滇貴兩省所鑄大錢亦隱約可見其蹤影。史書記載《南明史·第二十七章·第五節》顧誠著《粵滇紀略》卷二《孫可望陷重慶》九峰居士《欽定國史貳臣表傳·貳臣傳乙，卷七十九》人物評價出賣南明永曆朝的孫可望之作用不亞於鄭芝龍。孫可望兵敗交水（今沾益）后，於是徹底拋棄大西軍的抗清事業，十月，僅率二十幾員將領及數百名兵卒赴長沙降清。他盡吐永曆朝虛實，“以雪望深仇”，並奏請發兵進取西南，願“偕諸將進討”，以“效奉國初心”。由於孫可望的叛賣，永曆朝的底細全部暴露，而最終被清朝消滅。

公元1660年（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十一月孫可望突然死去。對於死因，清朝官修史書《清史列傳》及徐鼒《小腆紀年附考》說他是病死。但自清初以來有些野史就對此表示了懷疑，如戴笠的《行在陽秋》和吳偉業的《鹿樵紀聞》說他隨從出獵時，被人用箭射死。林時對《荷牐叢談》更是說孫可望被賜毒酒而死的。孫可望究竟是怎樣死的，已難以確定，但孫可望非正常死亡的消息在當時流傳很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