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悶

此詩可分三段。起四句敘事，為第一段，寫天寶亂后，長安二次陷落，唐代宗奔陝避難事，概括力很強，語含議論，為全詩總綱，寫出詩人之所以“悶”而難釋的根源，評論中肯，流露岀滿腔思治的迫切心情。“出襄野”“過湖城”兩句用《莊子·徐無鬼》和《晉書·明帝紀》典故，語含諷意，在於指出這次代宗離開首都並不是有什麼出於自己主動的正經事，而是由於兵臨城下，不得不逃走。杜甫此處用典十分巧妙，兩句用的都是反襯手法。“失道”字既切七聖迷途，又暗刺唐代宗的失道寡助。晉明帝微服出行，是為了偵察敵情，與唐代宗倉促出逃不同。唐代宗奔陝，有似於晉明帝之微服出行；但晉明帝尚有準備，有目的，唐代宗則只為逃難，事出倉促。此將兩者對比，暗含諷意。

中間四句夾敘夾議，為第二段，以形象的語言寫出滿目瘡痍的社會現實，用幽默的語氣推想天子的心理，拿諷刺的語調提醒群公盡職盡責。“豺狼塞路”“烽火照夜”二句承上“四海十年”，寫世亂已甚，民不聊生，為下文張本。“天子亦應”“群公固合”二語是冷句，婉而多諷，針對朝廷，雖然感情懇至，切合詩人的身份；但詩人能將致亂之由推給天子唐代宗和當朝大臣，懇切地告誡他們要以天下生靈為重，吸取歷史教訓，認真考慮國家的太平問題，則是很有識見而有魄力的。

最後一段四句，抒情意味更濃。詩人針對時局，提出自己的主張，正言致“昇平”之道。杜甫認為減輕剝削、避免誅求、使民生息與誅鋤奸小、任用賢臣、扶持正氣是致太平的兩件大事。所以，他在這便為民不聊生、君仍護惡而擔心，迫切希望朝廷能改弦易轍，革新振興起來。但是，現實並不如人所的那樣。誅求本應當到改轍的時候了，卻偏不改，當時官府誅求的符使仍不絕於途，小民仍不堪其命。嬖孽本不應當全生，皇帝寬容，卻能全生，被一放了之。國事既然這樣出人意料之外，詩人不免要發出難見世事太平（“不見風塵清”）的慨嘆了。這裡說“錯料事”，說明杜甫對唐代宗原先是抱有希望的。他相信唐代宗會然省悟，能夠改弦易撤的；而想不到唐代宗竟執迷不悟，毫無革新政治的魄力，就不免使詩人更加失望了。“錯料事”是反話，不言朝廷處事乖謬，反言自己料事有錯，正所以深責之也。

總之，這首抒情詩，敘事實，發議論，抒感慨，無不準確中肯，情深意切，充分表達了詩人的愛國之心和憂民之懷，而且在藝術上，語意含蓄，屬對工切，亦有獨到之處。

此詩當作於唐代宗廣德二年（764）春。當時杜甫復自梓州來閬州，擬由嘉陵江入長江出三峽，朝中關於長安被吐蕃騷擾的消息不斷傳來，便非常憤悶，未免感到前途茫茫，舉棋不定，一時想起前不久長安陷落復收的情形，目睹國家殘破衰敗的現象，既氣憤又感慨，悶不可解，便寫下這首七言排律《釋悶》。仇兆鰲《杜詩詳註》引《杜臆》云：“此為代宗不誅程元振而作。吐蕃入寇，逼乘輿，毒生民，禍皆起於程元振。所望一時君臣，翻然悔悟。當柳伉疏入，但削官放歸，此詩所以有嬖孽全生之嘆也。”

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男，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唐代著名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出生於河南鞏縣，原籍湖北襄陽。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杜甫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大曆五年（770年）冬，病逝，享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