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彥直

呂彥直，字仲宜，又字古愚，安徽滁縣（今滁州市南譙區烏衣鎮黃圩村）人。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出生於天津。幼年喜愛繪畫，8歲喪父，翌年隨其姊僑居巴黎，開始接觸西方文化。數年後回國，進北京五城學堂求學。曾受教於著名文學家、翻譯家林琴南，學習祖國燦爛文化和西方科學知識，這對他立志發揚民族文化，融匯東西方藝術，不無影響。

1911年考入清華學堂（今清華大學前身）留美預備部讀書。

1913年畢業以庚款公費派赴美國留學，入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先攻讀電氣專業，后改學建築，接受西方學院派教育，5年後畢業。畢業前後，曾作為美國著名建築師亨利·墨菲（HenryK·Murphy）的助手，參加金陵女子大學（今南京師範大學）和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校舍的規劃、設計，同時描繪整理了北京故宮大量建築圖案。

1921年回國途中曾轉道歐洲，考察西洋建築。回國后寓居上海，先在過養默、黃錫霖開設的東南建築公司供職，從事建築設計，以設計花園洋房為主，較有名的為上海香港路4號的銀行公會大樓。后與人合資經營真裕建築公司，不久在上海開設彥記建築事務所，是中國早期由中國建築師開辦的事務所之一。

1924年與首批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庄俊、范文照、張光忻、巫振英等人發起成立中國建築界第一個學術團體，旨在發展壯大建築師隊伍，開展學術研究。經數年籌備。

1927年冬始成立“中國建築師公會”。

1931年改名中國建築師學會。

1925年5月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處向海內外建築師和美術家懸獎徵求陵墓建築設計圖案；9月以簡樸、莊重的鐘形圖案（指陵園總體），在40多種設計方案評選中，一逾群雄，榮獲首獎。不久受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委員會之聘，擔任陵墓建築師，監理陵墓工程。

1927年5月由他主持設計的廣州中山紀念堂和紀念碑，在28份中外建築師應徵設計方案中，再奪魁首，從此蜚聲海內外。在中山陵主體工程施工中，他不顧個人安危，跋涉於滬寧之間，並長期住宿山上，督促施工。為確保工程質量，選料、監工一絲不苟。終因積勞成疾。

1929年3月18日患腸癰在上海不治逝世，年僅36歲，終生未婚；同年6月11日南京國民政府向中國發布第472號褒揚令，全文為：“總理葬事籌備處建築師呂彥直，學事優良，勇於任事，此次籌建總理陵墓，計畫圖樣，昕夕勤勞，適屆工程甫竣之時，遽爾病逝，眷念勞勩，惋惜殊深，應予褒揚，並給營葬費二千元，以示優遇。

在短短4年中呂彥直除承擔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與紀念碑的設計，主持陵墓工程施工，參與孫中山座像、卧像、棺槨底座和華表、牌坊的設計外，共9次出席了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委員會會議，討論議決分部工程項目、造價、招標、修改圖樣、施工進度等問題。他還接受國民政府聘請，擔任總理陵園計劃專門委員，參與陵園區規劃及廖仲愷、范鴻仙墓葬地點的選擇。在他得知身患不治之症后，仍強忍病痛，在醫院繪製“規劃首都都市兩區（中央政府區、京市區）圖案”和“國民政府（包括五院）建築設計鳥瞰圖”留下一生中的最後遺作。彌留之際，他諄諄教誡同事，繼承他建設祖國之遺志。赤子之心，感人肺腑。

在京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決定按其遺願歸葬南京紫金山，成立由張靜江、汪精衛、林森、戴季陶等12人組成的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委員會，設葬事籌備處於上海。段祺瑞臨時政府的非常國會亦通過了為孫中山舉行國葬的議案。1925年5月13日，葬事籌備委員會通過《徵求陵墓圖案條例》，決定向海內外懸獎徵求陵墓設計圖案，並採用密封卷方式評選。5月15日在《申報》登載啟事。規定截止日期為8月底（后延期至9月15日）。當時年僅32歲，名不見經傳的呂彥直，在上海報名應徵后，潛心研究了中國古代皇陵和歐洲帝王陵墓，根據《徵求陵墓圖案條例》的設計要求，參照紫金山地形，經過兩個多月夜以繼日地工作，精心繪製出“設計范界略呈一大鐘形”的平面圖及建築物立面圖、剖面圖、透視圖等9張設計圖和1張祭堂側視油畫，撰寫了約1000字的《陵墓建築圖案設計說明》，對布局、用料、色彩提出了初步設想；9月19日葬事籌備委員會聘請凌鴻勛（南洋大學校長）、朴士（德國著名建築師）、王一亭（著名畫家）、李金髮（著名雕刻家）等4位評判顧問分別對僅標暗號，不署姓名的中外建築師、美術家應徵圖案，寫出書面評判意見。凌鴻勛、朴士、王一亭3人均評選標有“自由鍾”（也叫“警世鐘”）形暗號圖案（呂彥直設計）為第一名，標“”形暗號圖案（范文照設計）為第二名。而李金髮則評選范文照為第一名，呂彥直為第二名。最後評出首獎呂彥直（獎金2500元）、二獎范文照（獎金1500元）、三獎楊錫宗（獎金1000元），名譽獎7人，除中國建築師趙深名列第二外，其餘為美國建築師1人，俄國建築師5人。同時決定1月22日起，將全部應徵圖案在上海四川路36號大洲建築公司三樓公開展出5天，進一步徵求意見；22日《申報》公布中獎名單及展覽消息，同一天呂彥直建築師在《申報》登載啟事，聲明“從前與他人合營事務，除用本人名義註明者外，其餘概不負責”。陵墓設計圖案展覽，一時轟動了上海灘，每日參觀者在1000人以上，中西各報紛紛對獲獎圖案發表評論或採訪。評判顧問凌鴻勛在接受《申報》記者採訪時談到：“此次陵墓設計，鞏固宏壯當為首要，而建築費用既經確定為30萬元，則不能過於華麗，應徵者每於此層忽略，而徒為宏鉅之建築，殊可惜也。”展覽結束后，葬事籌備委員進行複議，一致認為呂彥直設計方案“簡樸堅雅，且完全根據中國古代建築精神”，決定採用此方案建造陵墓，同時聘請呂彥直為陵墓建築師。

陵墓建築師

受聘擔任中山陵墓建築師，主持繪製建築詳圖、選用建築材料、監工及工程驗收等事務。（報酬為工程造價的5%）。他擔當此重任后，立即著手編製初步概算（總數約50萬兩），限於經費，經葬事籌備委員會討論決定，工程分兩部進行；11月1日起在《申報》公開招標，徵求第一部工程（包括墓室、祭堂、平台、石階、圍牆及石坡）的承包人。規定必須建造過造價30萬兩以上工程的營造廠方能投標，同時必須繳納1000兩銀作保證金；11月3日葬事籌備委員會代表張靜江與呂彥直訂立建築師合同。1月15日中山陵工程開始炸山填土，3月12日舉行奠基禮，呂彥直委託助手黃檀甫出席典禮儀式。

1929年2月墓室、祭堂基本完成，呂彥直在上海卧床不起，病中仍念念不忘中山陵工程。20日他寫信給姚新記，要求全部工程必須在3月9日前完成，以便在原定3月12日奉安大典（后推遲至6月1日）前驗收交工。不料就在工程即將全部竣工準備迎接他來工地驗收之時，他卻悄悄地離開了人世。人們無不為這位才華橫溢的優秀建築師，未能看到自己嘔心瀝血設計、監造的中山陵建成就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4月3日葬事籌備委員會第66次會議，通過了“繼承呂建築師工作案”、“承認此項工程用彥記事務所名義，由彥記建築師李錦沛繼任陵墓建築師”；5月李錦沛、黃檀甫代表彥記事務所進行工程驗收；6月1日按期舉行孫中山遺體歸葬中山陵的奉安大典。

孫中山逝世后，即已籌備在廣州建造中山紀念堂，國民黨第二次中國代表大會代表曾在觀音山下（今越秀山，即原總統府後的中山公園）舉行過中山紀念堂奠基禮，后因戰事影響加之經費無從著落，一再拖延。直到1927年初，始正式成立“廣州中山紀念堂籌建委員會”，由當時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李濟深主持，陳銘樞、馮祝萬、李福林等人為委員。計劃建築費白銀100萬兩，決定由廣東省政府每月籌10萬兩，歸國庫支撥。當時，除各機關職員捐薪外，各校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售賣遺像、徽章，進行募捐活動；4月紀念堂籌建委員會登報向中外建築師懸獎徵求中山紀念堂和中山紀念碑的設計圖案。當時已受聘擔任南京中山陵墓建築師的呂彥直報名應徵后，連夜繪成中山紀念堂建築圖案；5月中旬評選揭曉，呂彥直榮登榜首。籌委會決定採用呂彥直設計的圖案，由呂彥直主持建築詳圖設計，參加設計的有結構工程師李鏗（清華學堂畢業，1916年赴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馮寶齡（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土木學士，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土木碩士）和建築師李錦沛、裘燮鈞、葛宏夫等；11月中山紀念堂招標，呂彥直委託黃檀甫代表他去函邀請姚新記營造廠投標，由於姚新記承建中山陵虧損甚多（工程結束共虧銀14萬兩）決定停止營造生涯，而婉言謝絕。招標結果，上海陶馥記營造廠以造價928085兩規元銀中標承建。

1928年4月全部設計圖紙繪製成功；4月23日動工興建。

翌年1月紀念碑設計詳圖完成；1月15日紀念堂正式舉行奠基禮。

1931年10月10日才基本建成，共歷時3年半，總計建築費用為1268110兩。而大門樓和室內燈光、冷氣設備以及四周道路、綠化工程，直到1933年5月才由香港宏益建築公司和廣州吳翹記營造廠先後完成。

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構思巧妙、風格獨特，“完全融匯中國古代與西方建築精神，特創新格，別具匠心，莊嚴儉樸，實為慘淡經營之作，墓地全局造成一警鐘形，寓意深遠”建成后，得到海內外專家、學者的盛讚。人們認為，這一設計的特點，概括起來有4條。一是結構完整，聚散巧妙。設計中結合鐘山的形勢，把孤立的，尺度不大的牌坊、陵門、碑亭、祭堂、墓室貫串於一條中軸線上，用大片的綠地和寬廣的石階，聯成一個大尺度的整體，顯得莊嚴雄偉。二是中西一體，珠聯璧合。墓壙置於祭堂之後，合乎中國傳統觀念，祭堂採用中國宮殿式建築為基調，吸收西洋建築之長處，墓室則完全採用西洋建築做法，兩者結合可謂天衣無縫，同時運用牌坊、陵門、碑亭等中國古代陵墓的傳統形制，再飾以華表，石獅、銅鼎等部件，使整個建築群既富有中華民族特色，而又別具一格。

三是氣勢磅礴，視角見奇。陵墓建築在山坡上，用392級石階相連，石階中綴以8個平台，坡度逐漸加大，視角不斷變換（由博愛坊望祭堂，仰角為9°，至碑亭望祭堂，仰角為19°），瞻仰者緣石階拾級而上，莊嚴肅穆之感，景仰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到達大平台，再回首俯視，不見石階，僅見平台連成一片，如同平地，令人嘖噴稱奇。四是簡樸莊重，寓意深遠。建築古雅純正，結構樸實堅固，色彩莊重，整個建築布局呈一大鐘形，“尤有‘木鐸警世’之想”（凌鴻勛語）“適成一大鐘形，尤為有趣之結構”（李金髮語）“形勢及氣魄極似中山先生之氣概及精神”（王一亭語）。

半個多世紀以來，人們傳頌著這一鐘形布局寓意“暮鼓晨鐘”、“警鐘長鳴”和體現陵墓主人“必須喚起民眾”之精神等等。這就像許多傳世之作的藝術效果超越原作者的意境一樣，已為呂彥直始料所不及。在陵墓圖案展覽會上，就有參觀者詢問過當時在場的呂彥直，請他談談設計的想法，呂很直率地回答說，他的設計主要考慮靈柩放於地穴之中，便於後人瞻仰；祭堂寬敞，符合中國傳統習慣；不追求華麗，以節省費用等。至於呈“自由鍾”形，不過是根據地形作出來的一種偶合罷了。建成后的中山陵與原設計相比，有一些改動，如，原設計鐫刻墓誌銘的石碑立於祭堂內，后改為大理石座像，另加築碑亭立譚延闓書寫的“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的紀念碑。採納夏光宇建議增加一條480米長的墓道，並將牌坊移至墓道南端。此外祭堂大門也略有改動，還有祭堂原設計採用銅瓦，后因價格昂貴且易招盜竊，經張靜江提議，改用藍色琉璃瓦等。在西方文化逐漸滲透，民族形式的建築有被取代、湮沒危險的當時，中山陵這一由中國建築師第一次規劃設計的大型建築組群獲得成功，對於運用民族形式進行新建築設計產生了積極影響。以中山陵為起點，當時的首都南京和國內許多城市，都出現了一批中西合璧形式的建築，形成中國近代建築的獨特風格。對於中山陵，中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教授的評價是：“中山陵雖西式成分較重，然實為近代國人設計以古代式樣應用於新建築之嚆矢，適足於象徵我民族復興之始也”。

呂彥直主持設計的廣州中山紀念堂，為一宮殿式建築。頂蓋藍色琉璃瓦，地面至屋頂高41米，長、寬各71米，面積為8700平方米，樓上下共5000個座位，其中樓上座位2200個。全部採用懸臂式鋼屋架，由跨度約30米的4個三角形桁架成45°相交，構成八角形攢尖屋頂，堂內不見一柱，是當時國內跨度最大的會堂建築。中山紀念碑（或稱中山紀念塔）高37米，共12層，從塔底大門進入大廳，沿螺旋梯拾級而上，可達塔頂，站立塔頂憑窗遠眺，珠江橫亘，氣象萬千。塔與紀念堂之間，以300餘級石階相連，氣勢非凡，海內外人士曾譽為嶺南最著名之建築。1934年呂彥直在康奈爾大學時的同學，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胡適看了這一建筑後說：“中山紀念塔是亡友呂彥直先生設計的，圖案簡單而雄渾，為彥直生平最成功的建築，遠勝中山陵圖案，……看了黃花崗，再看呂彥直設計的中山紀念塔，可以知道這20年中國新建築學之大進步了。”儘管中山紀念堂因受時代的局限，在通風、採光、傳聲等方面尚有許多不足之處，但仍不愧為中國近代建築的傑出作品。

自近代以來，西方多元的建築文化洶湧而來，中華民族的傳統建築風格受到強烈的衝擊，可以說近代是中國建築風格的轉型時期，通過對西方建築風格的克隆，變異，與融合的過程，把傳統的木構架體系與西方的混凝土結構相融合，將儒家思想影響的院落布局與西方的獨立別墅融合，經過一個世紀的融合中國現代建築逐漸有了自己的風格。

在居民建築上，居住區的建設不僅僅停留在生存、生理需求的生物層次，而是邁向心理和精神上的愉悅的高尚層次，是對美和情的追求。

在文化建築方面，以甘肅大劇院為例，其結合了水的流動，體現了西部彩陶文化、敦煌文化內涵，特別具有地域色彩、民族色彩，更為推動西部地區文化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家族遷徙

呂彥直的祖籍為山東，但從他曾祖父起已遷居滁州。呂彥直，字仲宜，別號古愚，清光緒二十年（1894）出生於天津。那麼，呂彥直是何時到南京的呢？嚴復的日記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光緒戊申年九月廿七日（1908年10月21日）呂姑太來。……九月廿八日（10月22日）到德源里，見呂姑太，勸其南去，勿在京、津之間。九月廿九日（10月23日）下午到德源里，送呂一百元”。

日記中的呂姑太就是呂彥直的大姑媽，終身未嫁，一直和呂增祥生活在一起。呂增祥去世后呂家經濟拮据，度日艱難，從生計考慮前來徵詢謀划。嚴復勸她“南去，勿在京、津之間”，因為其時正處在辛亥革命前三年，清王朝風雨飄搖之際，京、津之間不安寧。再加上呂增祥已去世多年，家屬旅居外地多有不便，因而勸其南下到家鄉滁州去，也可省些開銷。呂家接受了嚴復的建議，準備回鄉。所以，嚴復於第二日又到呂家，並送去一百大洋，應該是送行的路費。因此，呂彥直也就有可能在1908年底或1909年初南歸，時年十四、五歲。但呂彥直隨他的姑媽及家人並未回滁州，而是到了南京，進入匯文書院讀書。這是因為烏衣鎮的教育不發達，截止解放初期，烏衣鎮的孩子都是在南京讀中學。匯文書院原是教會辦的學院，後來改為金陵大學和金大附中（今金陵中學）。南京金陵中學原副校長汪慶雲先生寄來曾在匯文書院讀書的校友洪潤庠、王子定的回憶文章——《清末民初之畢業生及學校生活》，其“學生生活一斑”一章中記載“文學會最盛時代，系由民初應尚德初由美國應聘來校之時。應先生將大學以下同學分為Alpha與Beta二組，前者取名木鐸會，後者為醒石會。二會之中，以木鐸會人才鼎盛，如陳宗熙及傅寶誠諸先輩、國父陵園建築設計人呂彥直先生、德國教育博士羅良鑄、奚倫、洪潤庠諸先生（其時皆為在校學生）多人均屬之。”

籍貫認定

1911年，呂彥直考入清華學堂（今清華大學）留美預備部。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台灣清華大學校長辦公處印行的《清華同學錄》第38頁最後兩行記載：“呂彥直建築（Cornell）古語安徽滁縣已故”。這份《清華同學錄》印行的時候，呂彥直已去世八年，所錄內容應該是別人根據他的入學登記填寫的。他所填的籍貫是“安徽滁縣”而不是滁州，是因為民國元年已改滁州為滁縣。可見，時年十七歲的呂彥直也認為他的籍貫應是滁州。

呂彥直哥哥呂彥深及家人對籍貫的認定

呂彥直之父呂增祥字秋樵，一字君止，號太薇，別稱臨城、開州。約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前後去世（他的好友吳汝倫回憶為1901年，呂媞媞回憶為1903年），50多歲。先後娶了兩房妻室，原配生二女，繼室生四子一女。四子：呂彥深、呂彥直、呂彥紅、呂季剛。四兄弟中呂彥直沒有成家，呂彥紅、呂季剛沒有後代。呂彥深生一子呂道機，二女呂嫻嫻、呂媞媞。呂嫻嫻有一女薛曉育，定居香港，現隨夫李自煒先生（上海世博集團有限公司世博項目部顧問）暫居上海。

呂彥深生於光緒十七年（1891），南京金陵大學修業生，民國二年（1913）四月到外交部工作。民國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調署駐秘魯使館主事。民國三年奉調駐巴拿馬總領事館主事，六月七日到任。

呂彥深的外孫女薛曉育於2009年5月27日—28日，來滁州尋根問祖。薛曉育夫婦來滁時帶來了2009年5月27日在南京中山陵舉行首發式的巨著《中山紀念建築》。書中83頁有薛曉育提供的呂彥深人事檔案手稿的照片，上面寫著：“駐巴拿馬總領事館主事呂彥深，現年二十四歲，安徽省滁縣人。三代曾祖如松、祖鳳翔、父增祥”。呂彥深的手稿是呂彥直滁州籍貫的一個最有力的證據。

呂彥直的家至少在他曾祖時即已從山東遷居滁州，他的父親在滁州中舉，南京是他中學讀書的地方，南京和上海是他從美國歸來后工作的地方。呂彥直在清華讀書時填寫的籍貫是滁州，他的哥哥及其後代也認為自己的籍貫是滁州，所以，呂彥直的籍貫應該是滁州。